母亲与女儿的隐喻——张爱玲的阴性书写.doc

母亲与女儿的隐喻张爱玲的阴性书写Metaphors about Mother and Daughterthe Feminist Image in Eileen Changs Novels摘 要：母亲黄素琼在张爱玲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毋庸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的分析，运用客体关系、自体心理学和女性关怀伦理学等相关理论，重新梳理张爱玲与母亲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造成张爱玲个性心理和创作上的独特性。关键词：张爱玲；母女关系；共生；分离；竞争Abstract: Eileen Changs mother Huang Suqiong plays an undoubtedly role in Eileen Changs whole life. This paper tries to re-organiz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Eileen Chang and her mother by analyzing her first novel Legend. Combined with the relative theories such as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Eileen Changs individuality as well as her unique elements in her works.Key words: Eileen Chang ； Rel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Coexistence Dividend； Competitions引言 “传奇”是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关键词之一。除了因为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集名曰传奇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绚烂之极而后归于平淡的一生，给读者留下了太多的想象。人们津津乐道于她的特立独行、大隐于世，又折服于她的才华横溢、锦心绣口。还有人对她显赫的家世恋恋不忘，更着迷于她两次出人意料的婚姻。总之，她是谜一样的女子，但是却可以轻易地领读者进入她的世界。要解决所有的疑惑，深入探讨她和母亲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母女关系是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诚如当代美国畅销书作家南希·弗莱迪所言：“当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女孩（即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母女俩的命运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虽然男孩和女孩最初爱上的都是母亲，但相同的性别仍是母女之间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认同和相互依靠，也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限制。”1“任何改变生活和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都离不开重新审视我们心目中的母亲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2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除了她运用地道的女性主义视角，揭开了女性神圣的面纱，终结了女性神话之外，她的个案本身就极具有文化价值。熟知她生平的人都知道，张爱玲的整个人生轨迹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真正对她的生命产生影响的人和事，脉络清晰，并不庞杂。家庭生活，或者说是家庭关系，在她的成长历程中占据极大的分量。尤其是和母亲黄素琼之间的关系，从她出生到黄素琼去世的1957年，一直充满了微妙的纠葛。在被称为张爱玲最鼎盛时期的40年代，她曾经回忆她与母亲的生活，称“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3，而在逝世前撰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的时候，母亲的照片和文字占据的分量最大，她借母亲之口，感慨“湖南人最勇敢”。4又说：“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5其深厚之情溢于言表。确实如此，黄素琼在张爱玲四岁时就出洋留学去了，其后虽然只是几次来来回回，但多少都决定了张爱玲的命运。谈张爱玲的一生，谈她的作品，都绕不开谈她与母亲黄素琼相互认同又相互限制的纠葛关系。 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专门撰文阐述观点的论文不在少数。例如王亚平在论童年母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中认为，“这位母亲在女儿童年成长中渴求母爱的每一时刻中都是事实缺席的张爱玲没有感受过母爱的温暖与慈祥,以至于她固执地将对母亲的看法扩大为对所有母亲的看法”。6李皙在张爱玲创作中的孤女情结中也认为：“张爱玲的孤女情结，首先来自于她的孤零身世。”7“她由于缺乏与母亲共同生活的经验，所以排斥这类话题的深入其实是由于她缺乏谈资。另一方面，当她客观地讨论这个事实时，母亲屡次离家出走，从而造成了她形同被遗弃的现实，她充满了委屈和愤恨。反过来说，她贬低母爱的潜台词，是她无限渴望而不能得，而以另一种强硬的态度去掩盖自己内心的复杂和虚弱母亲为何屡次地回来了又走了，终至与父亲离婚，内里详情，张爱玲一定敏感地感觉到了，并且在心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所以她更加不评价母亲，不批评母亲，只与母亲保持相当的距离”。8秦弓的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阴性书写一文也强调，“张爱玲领略过父亲的残忍，品味过母亲的冷漠，这种经历使她的敏感心灵遭受了深深的创伤，她对亲子之情充满了怀疑、忧惧甚至绝望的悲观，对人性阴毒、心理变态有着透彻骨髓的认识”。9总的来说，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张爱玲缺乏与母亲之间的正常互动；而这种缺乏，造成了她冷漠、孤僻、内倾的性格，使她无法感受到亲子之情的温馨美好，转而执着于表现亲子关系的脆弱与残酷。这样的结论，看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又不尽然。张爱玲与母亲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她又缺少何种互动？这种互动模式以何种形式影响着她个性心理的发展？我们并不能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并不是单纯的影响与被影响。正像生命的自然变化一样，母女关系也经历着动态的变化。大部分研究者显然忽略了张爱玲与母亲关系的这种纠葛，往往得出笼统而模糊的结论。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对张爱玲作品，尤其是传奇的分析，运用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以及女性关怀伦理学等相关理论，重新梳理张爱玲和母亲黄素琼的关系，以期对她的个性心理和作品有新的认识。一张爱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始终以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为人称道。她的作品，解构了新文学以来以冰心淑女型和丁玲叛女型为代表的两种女性神化模式。她对女性处境的清醒认识，使她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对女性传统意识中的盲从与自贱的深刻反省，还勇于揭开“母性”神圣纯洁的面纱，展现伪装下的人性真相。面对社会主流话语制造的母亲虚像，张爱玲在谈跳舞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她的观点:“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 而女人, 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 那是她自己明白本身是不足重的, 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 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 混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 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 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10她认为男性主流意识形态和情感的夸张, 掩盖了女性生存的真相, 使母爱不再真实, 而被戏剧化了。因而她塑造了一群和传统文学中母亲形象迥异的形象。她们个个现实、精明,成天盘算的不过是自己。不论是全力帮衬丈夫挑选金龟婿的姚太太（琉璃瓦） 、任由女儿自生自灭的白老太太（倾城之恋），还是为了避免暴露私房钱而不肯给女儿治病的郑夫人（花凋），“家教甚严”的蜜秋儿太太（沉香屑 第二炉香)和拉儿女为自己殉葬的曹七巧（金锁记），这些母亲形象, 已剥离了爱, 剥离了母性的本质, 呈现出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负面。这是张爱玲对同时代作家的超越之一。 这种超越，在传奇初版中表现得最为集中。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她创作并出版了传奇。这是她三年不谙中文写作的成果，也是第一次集中向过往生活回首后的阶段性总结。在传奇初版的十篇小说里，家庭关系仍然是主人公的生活重心之一，而且它们都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从传奇初版到传奇增订本，到张爱玲50年代的写作，再到她远赴美国后的写作，读者明显感受到了她写作风格的变化。概括说来，是从“绚烂归于平淡”，逐渐减少了青春的恣肆。题材表现上，她将视野扩展到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表达了她更广泛的关注。对于之前她执着的家庭关系，她表现了极大程度的释怀。所以，就母女关系的研究而言，传奇初版更接近于青春张爱玲内心真实的感受。这一年，她22岁，正值青春，甚至还没有完全走出青春期“过度自夸与自鄙”11的心理牢笼。她对母亲的观察和想象，我们在小说中完全可以找到蛛丝马迹。通过对传奇初版的分析，来探讨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显然更接近事实本身。在探讨这种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介定“母亲”的定义。“按照传统的理解，母亲的一般含义是生儿育女的人，例如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母被解释为牧也，从女，象杯子形，一曰象乳子也。牧，在古汉语中原本是放饲牲畜之意，如牧马、牧牛。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圈，牛有牧。牧也泛指牧人，古时把官吏治民比做牧人牧养牲畜。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因此， 母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引申开来便是生育、哺育和教育孩子的人，尤其是孩子的牧人。在这种理解中，母亲的生育作用被摆在了第一位。”12而女性关怀伦理学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关怀伦理学领域，萨拉·拉迪克以母性思考独树一帜。“母亲”是拉迪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她认为“母亲是那些把孩子看成要求保护、教育和培育的人们，他们试图以关怀和尊重，而不是以漠不关心或暴力来对孩子的要求作出反应。”13“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中分析出三层含义：（1）母亲的概念是相对的，它依赖于孩子的概念，只有在把孩子看成是有价值的并需要保护的生物时，才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母亲存在。（2）定义中的他们指的并不仅仅是她们，而是包含了男性在内，因为母亲说到底是一个对孩子的生命负责的人，尽管历史上的许多母亲一直是妇女，但母亲的工作却潜在的是男女两性的工作。（3）这个定义也明确了母亲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对孩子的保护、教养和培育。”14依这样的定义比照传奇初订本，我们可以发现，十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涉及到了母女关系的话题。即使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主人公是姑侄关系，茉莉香片、年青的时候是以男性身份出场，我们依旧可以把它们视为母女关系的某种变形。抛开单纯地分析母亲或女儿的形象，我们将母女置于一种关系中考察，则会得到新的启示。我们发现，这样一些关键词，对于描述张爱玲作品中的母女关系是很合适的。（一）竞争传统的偏见认为，只有男人才可以有竞争的欲望，女人是不能有的。一提到竞争性强的女人，人们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可怕的泼妇形象。人们更不愿意承认母亲和女儿之间存在任何竞争。母亲们自己也相信她们的生气、担心和发火是因为她们真心地希望女儿幸福。强烈的竞争欲之所以让人感到后怕，是因为它和性欲以及独立的欲望密切相关。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解释为四到六岁男孩的恋母仇父情结，或四到六岁女孩的恋父仇母情结。而事实上，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为了赢得父亲的爱，更在于如何处理她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控制妒忌、掩盖愤怒和负罪感。因为女孩的恋父仇母情结远比男孩的恋母仇父情结要复杂得多。虽然在婴儿时期，男孩和女孩一样需要和母亲保持共生关系，但他们的竞争对象是父亲，即一个和他们没有共生关系的男人。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如何摆脱母亲，如何在和其他男人的竞争中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公开表现竞争欲在男孩的世界里被看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女孩则不同，她要经历把自己依恋的对象从女性转向男性的过程。这将使女孩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们渴望和男性接近，另一方面，又害怕得罪母亲。于是 ，她们选择掩盖或无视这种事实上存在的竞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都和俄狄浦斯情结有关，但都是从孩子的角度来描述这种心理冲突。张爱玲的深刻就在于她冷静地揭开了这层包裹在母女关系温情外表下的面纱，用她的观察来展现母女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竞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母亲对女儿的竞争。她通过性欲的绳索，来揭示这股内驱力之强大。于是，我们看到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和姑妈间赤裸裸的竞争，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蜜秋儿太太“家教甚严”背后所隐藏的渴望以及金锁记中不带血迹的“劈杀”。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原本是一个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但一次姑母家之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开始成天扮演着“替梁太太弄人”的角色。对于这个“弄”字，张爱玲有非常精准的描述。她通过梁家女仆睨儿之口揭开了姑妈的“良苦用心”：“她不能让你在外面单独交朋友；就连教堂里大家一齐唱唱歌也不行。那是这里的规矩。要见你的人，必得上门来拜访，人进了门，就好办了。”15这里的“好办了”无非是指梁太太“横截里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16葛薇龙心知肚明，以致在发现自己的改变后，曾一度有回家的打算。但是梁太太如何能放她走？她规劝道：“你打算回去，这个时候却不是回去的时候。我并不是阻拦你回家。依我意思，恨不得双手把你交还了你爸爸，好卸了我的责任，也少担一份心。可是你知道世上的嘴多么坏，指不定你还没到家，风里言，风里语，倒已经吹到你爸爸耳朵里去了。他那暴躁脾气，你是晓得的。你这一回去，正证实了外边的谣言。你这一向身体就不大好，哪里禁得住你爸爸零零碎碎逐日给你气受！”17仿佛她一心为侄女考虑似的。其中所掩藏的无非是自己的私欲。 与张爱玲自己的真实生活相反，她笔下的“女儿”大多是“温热的”。对于母亲的竞争，她们似乎抱定了“一世的牺牲”，选择默认或者妥协退让。这种人物性格的塑造，多少也隐曲的表达了张爱玲自己对母女间的竞争的考量。（二）务实张爱玲在谈女人中写道：“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18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之所以给人伟大的错觉，就在于戏剧性的夸张了母亲所具有的地母般的广大的慈悲和牺牲精神。社会对母性的赞颂迫使母亲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放弃对感情的自主权，按照社会的要求来规范自己对孩子的感情。她必须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就像早期基督教绘画中那些表情单一的圣母，她的眼睛只能传达一个信息：爱。她必须舍弃自我。即使她的孩子不漂亮不聪明，她也不能表现出任何失望。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机会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尝试。张爱玲对传统母亲形象的消解正是对这种牺牲精神的否认。花凋中的郑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她也关心女儿的婚事,但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她自己对情感的渴求：挑选女婿“是她死灰的生命中一星微红的炭火”19。于是,宴请女儿的男朋友就变成了她悲悲戚戚地倾心吐胆；郑夫人也为女儿的命运忧心、哭泣，但当需要拿钱为女儿治病时,她却唯恐暴露了私房钱,眼看着让女儿满怀着对爱和生的渴望与眷恋离开了人世。郑夫人声称的对女儿的爱,与情欲、金钱在她生命里的份量构成了巨大的反讽,所有的“温情”都在她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轰然坍塌。张爱玲在传奇中所塑造的母亲，没有一个满足她所谓“地母”的慈悲。她们个个都有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即使她们有某种意义上的退让或牺牲，那也一定是有回报的条件或者出于某种权宜之计的考量。这几乎还称不上是一种自私，至少它说明了人的某种“不彻底性”。到底生活太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对于母亲的想象，也不能忽视现实的种种考验。（三）代际报复子女作为父母婚姻生活的结晶、生命的延续，是爱和希望的代名词。张爱玲却将这种爱和希望打碎，揭示婚姻中，子女作为父母相互报复的筹码，被装上了爱护与孝顺的面具：一个不爱自己妻子的丈夫不但憎恶妻子而且会讨厌孩子，同理，一个不喜欢丈夫的妻子也不会疼爱孩子，无爱家庭的子女独吞着无爱的苦果。对一个中国家庭来说，血缘代际报复是最容易也是最直接的情感报复手段。于是，我们看到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四岁时没了母亲，因为母亲没有爱过父亲，父亲聂介臣便迁恨于孩子。聂传庆跟随父亲多年，生理上被父亲打聋了耳朵，精神上被制造成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20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虚伪而绝望、孤独又凶残地逼死两个儿媳，使儿子长白变成消极懦弱、奴性十足、猥琐不堪的零余者，使女儿长安从一个活泼善良、天真可爱的小姑娘一级一级走进无光的所在。曹七巧出身寒门，在中国社会铁一般的势利眼中，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上至老太太下至婢女蔑视她作践她的命运。她曾年青漂亮，为众人喜欢，但曹大年贪钱把她卖给姜家残疾的二少爷，她的情欲性欲无法满足。在家中她不是妻子，在族中她不是少奶，在人中她不是女人，几重压迫使她完全扭曲，成为疯狂的怨女。曹七巧开始了她的血缘报复，一个情感怨恨者发泄不平的方法首先是谩骂；她极尽刻毒地咒骂姜氏一家以及自家的兄嫂、侄子甚至儿女。接着是报复的实践，让儿子与女儿重蹈她悲惨一生的覆辙。（四）命运轮回张爱玲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是悲观的。她没有鲁迅“呐喊”式的勇气。这也是她反五四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她的思想里，除了带有虚无的成分，还有点宿命观。这大概是港战给她带来的思想上的转变。在我看苏青中，她回忆到港战的影响，感慨“注定”“被打翻”的命运，她说：“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21“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22她强调人物的感官印象。她对感官快感与感性事物有一种难言的喜好，她喜欢各种色彩，喜欢不同的气味，并且总是希望将自己的印象固定下来。这都是她虚无思想的外在表现。在传奇的多篇小说里，她都采用了回环的结构。除了造成反传奇的艺术效果之外，也曲折的表达了她对人生的看法。她用险恶的环境，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展示人的脆弱、幻想的脆弱。她承认、接受这个现实。在她看来，现实原本如此，而这个现实是难以抗拒的，人只有节节败退，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23茉莉香片的结尾这样写到“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他。他跑不了。”24这是一个预示着绝望的轮回结尾，一切苦厄都没有结束，聂传庆的所有生活程序还要在未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正是生活对他的毒化表现所在他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也无力摆脱它。正像父亲对他无可奈何一样，他也怀着厌恶、恐惧，无可奈何地不断在自己身上发现父亲的影子。他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只有在言子夜差一点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中找点安慰，或者绝望地向外界的力量呼吁甚至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过去的生活交给他的。他成了一个废人，对丹朱的施暴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自戕的行为。小说以四个字作结：“他跑不了。”那就是说，他抹不掉自己的背景。丹朱的出现将不断向他提示这个背景的存在，而变态心理的折磨注定要延续下去，这就是他真正的宿命。金锁记的结尾也是如此“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25“三十年前的月亮”指小说开篇时的那段描写；“三十年前的人”当然指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故事”之所以还在延续，一方面曹七巧所制造的悲剧仍在影响着当年的受害者，长安成了七巧命运的再版。另一方面，小说也在暗示，与之相似的悲剧仍在广泛地上演。这就使小说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回环结构，由月亮始，由月亮终，而且月亮下的人生苦难长无止境。二传奇所显示的母女关系中的这些关键词乍看起来和张爱玲自身的经历是有隔膜的，似乎她是透过自己的眼睛来感受别人生活中的诸多不完满，她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而非自己内心真实的体验。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张爱玲虽然努力使自己置身事外，但在创作中内蕴的真情仍然使我们透视到张爱玲与母亲纠葛的关系。“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艺术有一番大胆的论述和阐释，提出了所谓性欲升华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为了解除因压抑所造成的痛苦，便通过梦幻或创作活动等方式，用一种更远大、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来代替原有的性目的，来释放被压抑的欲望。但是只有早期的压抑，就不可能出现受压抑冲动的升华，只有这种压抑消除之后，升华才可以实现。弗洛伊德认为现在所拥有的最高级的文艺，或许都源于力比多升华作用，因此文学家创作的内驱力是性的欲望的宣泄，是力比多冲动的结果。”26也就是说，作品实际上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投射，尤其是对早年经验，即童年经验的一种记忆。我们对张爱玲传奇作品中的母女关系的探讨，是否也是类似的投射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重新梳理张爱玲与母亲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传奇创作前张爱玲的整个成长轨迹。我们先运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来探讨生命最初阶段，张爱玲和母亲之间的互动。这个阶段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婴儿从父母的亲近和关爱中获得成长的力量。如果我们在婴儿时期得不到足够的亲近和关爱，我们在感情上就不能健康地成长。长大后，我们仍旧会像一个在感情上没有得到满足的婴儿那样渴望亲近、害怕失去别人的关爱。弗洛伊德、埃里克森、沙利文、温尼考特、马勒等人类行为的伟大探索者们虽然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在如何看待人生早期经验的重要性上，他们却非常一致。他们告诉我们：在我们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父母必须给予我们足够的爱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健全的自我，然后他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手让我们离开。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具备健全人格的人。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是现代精神分析中，最常用的临床治疗和精神分析理论。客体关系理论，通常集中于儿童与母亲的早期关系，集中于这种早期关系怎样塑造儿童的内部心理世界和以后的成人关系。而自体心理学家，则探讨早期关系怎样影响自体和自体结构。玛格丽特·S·马勒作为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师，为心理发育和客体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她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在与母亲的未分化的融合状态下开始的。婴儿的心理从这个共生性联合中逐渐浮现出来，以这个双重联合为出发点，去发展一个分离、分化的自体。出生后期的客体关系建立在早期母婴关系以及婴儿寻求与母亲分离后和母亲再结合的基础之上。根据她的理论，我们看到张爱玲和母亲之间的互动呈现这样的几部分：（一）不完美的共生“共生”是马勒从生物学借用来的术语，“比喻性地用于婴儿与母亲无区别地在一起的内心体验。即在原始认知与情绪水平上，婴儿有一种与母亲融合的体验以及与母亲统一的意象。”27首先是胎儿和母亲之间在“身体”上的共生关系：离开了母亲，胎儿就无法生存。与此同时，在母亲和胎儿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共生关系。对于母亲来说，没有这种关系也能生活，但是怀孕会使母亲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加充足。这就是说，胎儿不仅从母亲身上获得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也为母亲提供心理上的营养。完美的共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婴儿可以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母亲也可以在和婴儿的亲密接触中获得某种近乎神秘的超越感。共生关系，是孩子初期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它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帮助他们摆脱孤立无援的恐惧，给他们带来成长的勇气。当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母亲的抚摸、母亲的微笑和母亲的眼睛。这使他意识到，抚摸、微笑和凝视都是爱的表示，而他自己就是被爱的对象。婴儿与外界的信任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这种基本的信任对于每个孩子，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但是，由于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基本的信任就变得格外重要。母亲是女儿的榜样，母亲在女儿眼里的形象将对女儿的成长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男孩在成长过程会效仿自己的父亲，他会离开家，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论成功还是不成功，他都不会把母亲看成自己的典范，尽管幼年时代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基本信任会有助于他获得成功。他不会把他和母亲的关系作为他和其他人关系的模板。但是女孩不同。许多事实证明，不健全的母女关系会使女儿长期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会妨碍她获得思想和感情的自由，妨碍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从中得到她所渴望的快乐。张爱玲与母亲很显然并没有建立完美的共生。虽然小爱玲的降生，给这个原本和谐美满的家庭增添了乐趣，但黄素琼并没有因此将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婴儿的照顾中。张爱玲的抚育工作交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佣人何干完成，黄素琼坚持西式育儿法，和婴儿隔房而居。其中的原由，除了她所近乎刻板的西化观念之外，是否还包括她内心的某种失落，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母亲在她和孩子的接触中获得的第一种感受是自爱。对她来说，孩子在本质上是她的自我的延伸。孩子在出生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出生后仍和她在身体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她身上的许多东西都传给了孩子。如果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满意，她就会很乐意地接受社会所推崇的那种爱孩子胜过爱自己的道德理想。可是，如果她对自己的孩子感到不满比如，孩子太胖，太瘦，或不够活泼，她对婴儿的反应就不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热烈。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早期的童年生活写到：母亲“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28这“不快乐”里，也许真的包含了作为母亲的某种抑郁。在上一部分，我们谈到关于“母亲”的定义。其中很明确的强调对婴儿或小生命的喜爱并不是女人的专利，也不一定都是出自本能。母亲的本能确实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本能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它既需要感情和动力，也需要技术和窍门。研究发现，年幼时没有享受到足够母亲的母亲们常常不懂得如何带孩子，她们对学习带孩子的技能也没有多大兴趣。我们知道黄素琼的成长也非常艰难，她和胞弟是作为遗腹子的命运降生的。虽然被大太太精心照顾，但是毕竟没有感受到生身母亲的关爱，如何成为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她缺少现实的体验，因此甚至没有学习的兴趣。在这点上，我们看到成年后的张爱玲表现了惊人的相似。在造人中，她称孩子是“仇恨的种子”，29甚至感叹：“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30其实这也间接的论证这种家族遗传给她带来的缺失。没有给张爱玲足够的爱抚从而建立她对世界的基本信任感是黄素琼的失职，更糟糕的是，作为母亲的代理人，何干与张爱玲也没有建立融洽的关系。张爱玲说：“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31这实在有些出人意料。对比鲁迅和长妈妈的感情，我们不禁对张爱玲的个性心理产生怪异的联想。但是，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母亲对孩子的关怀中，最要紧的是“质量”。作为母亲的代理人，能够起到真正替代母亲的作用，首先也在于关怀的真诚。如果婴儿觉得冷或饿而她却没有注意到，或者如果她心不在焉，眼睛看着孩子，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或者如果孩子在她脸上看不到真诚的笑容，那么，孩子就会受到打击。根据张爱玲的表述，何干的年龄已经很大了“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颈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32对于照顾婴儿，我们可以想象她并不显得得心应手。她的身体、她的精力都不能满足小爱玲的渴望。作为母亲的代理人，她并不成功。这是张爱玲与母亲之间没有建立完美的共生关系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共生关系的缺失，显然，造成了张爱玲安全感的缺失，它的影响是终生的。这使得张爱玲在成年后继续渴望如胶似漆的共生关系，她小心翼翼，心怀疑虑，不敢对生活抱太大的期望；即使躺在爱人的怀抱里，她也会担心身边的这个人有朝一日离开她。所以我们在今生今世里也看到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象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厢里藏藏好。”33虽然看似俏皮话，其实也流露出她害怕失去的担忧。但越是如此，她依旧还是失去了。而这次婚姻对她的打击，成为了她整个人生的转折点之一。（二）不唐突的分离黄素琼的第一次出走是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为了逃避令她伤心的婚姻，她借口小姑子留洋需要监护，和张爱玲的姑姑一道远赴英国。这在当时简直是惊世之举，毕竟此时的黄素琼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两个孩子还都只是三、四岁的幼儿。这样的举动也多少藏着点代际报复的味道。为了逃避不和睦的婚姻，她牺牲了和孩子最初必须建立的融合。时至今日，不少研究者也依然认为，这样的出走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是造成她冷漠、孤僻、内倾性格的根源。但是张爱玲却在私语中这样表白：“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34张子静也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所以，黄素琼的出走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般给张爱玲的生活带来困难。她依旧在这个只剩下空壳的大家庭里，享受大小姐的待遇。所以我们称这次分离是“不唐突的分离”。从理论上来说，孩子和母亲的分离应该在三岁和三岁半的时候完成。这里的分离，更多的是强调儿童完成在内心与母亲的分离感，逐步脱离和母亲的共生状态。由于没有建立完美的共生，为了达到安全感的平衡，张爱玲显然在母亲没有出走的事实下已经完成了和母亲的分离，并且逐步建立自我的结构。性欲是打造女性独立意识的一种原始力量。四岁到六岁是性意识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小女孩开始喜欢在父亲面前撒娇。虽然这是一种孩子气的表现，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排练。这是她第一次在一个爱她的男人面前练习如何扮演女性的角色。父亲的微笑、亲吻、夸奖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而母亲操控式的爱常常会使这种排练受阻。黄素琼事实上的缺席，反而避免了对女儿这样的操控，虽然此时的张府已经住进了一个名唤老八的姨太太。但从老八试图极力抬举张爱玲以巩固自己位置的行动来看，张爱玲遭受到“母亲”的阻力要小得多。这对她顺利完成自我独立意识的建立无疑是有利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后来在对性的问题的探讨上，张爱玲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的同时，也显示了她难得的坦荡。这种坦荡，不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表现的那种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女性性意识的成熟。（三）琐屑难堪的相处8岁那年，黄素琼回国，与此同时，她带来了更为地道的西式生活方式，并努力培养女儿洋派淑女的风度，教她画图、钢琴和英文。张爱玲也学得不亦乐乎，完全陶醉在这种罗曼蒂克的氛围里，虽然这个时候她和母亲的竞争已经悄悄为这种美好的和谐蒙上了阴影，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张爱玲对母亲的那种向往和憧憬。不过不久后，黄素琼和丈夫离婚，她再次选择出走，这种罗曼蒂克的氛围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即便张爱玲说“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35但我们也明白，姑姑家里留下的只是罗曼蒂克的空气，因为父母离婚所造成的事实上的破裂，在之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影响着张爱玲个性心理的发展。等到张爱玲经历了和继母激烈的争执，父亲的禁闭，疾病的侵蚀，生与死的挣扎后，她终于下决心逃到母亲的家。全然没有奋不顾身，她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做的决定。因为母亲出于实际的考虑，嘱托她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36之后，她又提出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37在一切实际的考量后，张爱玲开始了真正与母亲相处而居的两年时光。但“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她对于自己“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38青春期的认同危机在她身上出现了。除了因为在贵族学校，她身处穷学生的处境使她非常难堪之外，母亲时时所表现的失望也使她不知所措。在与母亲的竞争中，她感到“琐屑的难堪”，于是她拼命得努力读书，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母亲的“牺牲”，并试图得到母亲的爱和赞同。但是这样的努力最后留给她的记忆只是母亲异常失望的态度：“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39显然，这不是母亲的原话，可能只是文学艺术上的加工，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张爱玲对这种相处中的难堪留下了太强烈的印象。确实如她自己所说，两年的淑女计划，使她的“思想失去均衡”40。所以等到她1942年回到上海，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的笔触才有了那样深刻的表达。之后，母亲来来回回，“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41，虽然少了和张爱玲共同生活的痕迹，但是从张爱玲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她们一直通过书信的方式相互联络。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渐渐能够真正体会身为母亲，尤其是作为一位新女性的幸与不幸了。在50年代的写作里，十八春中的顾曼桢就渐渐有了母性温情的色彩。到了对照记的写作，她记忆的只是母亲的勇敢和生不逢时的不幸。张爱玲说“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42”语气是惋惜的。关于她和母亲的纠葛已经渐渐模糊，留下的只是命运惺惺相惜的认同感。三通过对张爱玲成长期与母亲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确定这种亲子间的互动对张爱玲个性心理的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继而进一步影响着她的创作。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了张爱玲“水仙花”式的性格，即指她的自恋。根据弗洛伊德经典理论模型的描述，“自恋涉及本能性能量从客体撤回以及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这种自我投注，意味着一个人不能爱别人或与别人建立关系，这个人是全神贯注于自身的”。43所以，“具有自恋障碍的人是不能被分析的，因为他们不能把力比多投注到一种人际关系当中”。44而海因兹·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对这种经典内驱力模式无法解释的现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将自恋解释为：“在童年自体的心理结构的获得性缺陷以及随之而来的继发性防御与代偿性结构的建立。”45按照他的解释，自恋型人格障碍是由自体结构缺陷构成的。“决定自体显现的主要因素是儿童的天生潜力和儿童与双亲间的投情性关系。婴儿开始是没有自体的，但是有他的内部潜力和希望、还有双亲的投射。双亲对于儿童的反映需要和理想化需要作出反映”。46“如果童年创伤和剥夺，妨碍紧密结合的自恋性自体结合为一个健康的人格，那么夸大性自体和被理想化的客体将继续处于未改变的形式中，并努力满足它们的古老需要。”47“一个具有无反映的古老自体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镜子饥饿型人格。这样的人渴望有一个人去充当他们的自体客体，去确认和喂养饥饿的自体。古老的一词，所涉及的是正常情况下，在俄狄浦斯前期或词语前期出现的行为在成人持续寻在。这种镜子饥饿型的人被迫使着去炫耀他们自己以便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抵消自尊的内在缺乏。”一些自恋性人格，还可能是“回避接触型”人格，“这些人避免社会交往以便否认对别人的强烈需要”。48在张爱玲的个性心理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镜子饥饿”和“回避接触”型人格的具体体现。“回避接触”自不必说，从张爱玲中学时代的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到盛名之时的“拒人千里”，再到晚年时近乎隐居的生活，我们印象中的现实张爱玲始终是一个逃避人际交往、甚至有些畏惧人际交往的人 。在对照记中，她自己也有类似的感慨。她说：“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 age)，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49这与身为作家的张爱玲实在有太大的悬殊在她的作品中，人人都能说会道，行为典雅，尤其是她对人物内心的把握，常常是深入骨髓的透彻。这种矛盾，似乎可以用“镜子饥饿”型人格来解释。对她来说，创造作品中的人物，深入了解人物的内心的发展，是一种对别人的幻想性控制，其方式类似于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以此来弥补饥饿的自体。这种自恋障碍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童年期的欠缺所引起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张爱玲和母亲不完美的共生。这种不完美所带来的安全感缺失、渴望共生的另一面，是迫使张爱玲建立补偿自体结构缺陷的继发性结构，使她将注意力更多的投向了自我以及与自我密切相关联的周围世界。张爱玲又是一个极具有反省精神的人，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自我和周围世界，她积极了解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包括研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张爱玲对精神分析学说的领悟和运用可以称得上40年代中国精神分析文学的一座里程碑。在散文里，她多次提及弗洛伊德和荣格，证明她确实接触过相关的理论。同时，在创作中，她借助于精神分析学说，对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集体，以及个体精神进行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