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doc

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 试论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袁三标摘要当今世界,伴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全球性扩张与飙兴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态势,挤迫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化”和“弱势化”。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包容性原则,转换思维视角,提炼核心价值理念,优化教化整合功能,提升国际话语能力,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合法性;包容性;发展;对话;文化中图分类号 G1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0633 (2010) 0211005一、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遭遇的复杂情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化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大举入境,流行文化风靡世界,大众文化方兴未艾,封建文化沉渣泛起,宗教文化扩展迅速,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经受着形态各异的异质文化的大规模“洗礼”。这种“洗礼”,既存在着自发影响的问题,又面临着自觉渗透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市场的迅速开放,各种理论、思潮、价值、观念相互交融与激荡,社会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坐标,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获得极大提升。一切传统的信仰体系、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被重新审视,一旦民众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与自己的经验事实不符,可能就会或明或暗地疏远甚至排斥这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渗透着西方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元素的文化软实力资源对我国强行的“市场准入”,以单一的视角强调西方文化的一元性,企图挤迫中国民族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滑向“边缘化”与“弱势化”。在全面遭遇多元文化、社会思潮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时,处于跌宕巨变中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一系列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和情势。 一方面,以确立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为我国文化发展和创新注入了难得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催生了以“休闲”为主要内容、以市场逻辑为主要运作方式的大众影视、消费广告、流行音乐、行为艺术、时代潮流等商业性流行文化的兴起。这种流行文化的兴起,既瓦解了文化的神圣性,促使文化实现与它的民族性相剥离,同时,又使文化的发展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像商品一样成为了世界通用的流动性符号。伴随着商业性流行文化的飙兴,隐藏在文化表象之下的思维模式、消费观念、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因素必然与主流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标准等因素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蕴含着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差异,于无形中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故能更直接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导致民众日常行为规范的冲突与差异,还会诱使现代民众滑向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旋涡,从而弱化和消解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社会整合功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6年2月19日就中国的春节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的话: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为普遍的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2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天生就有着渗透和改造“他者”的原始冲动,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战略性目标之一。因此,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安全威胁还在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大举入境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消解和民族文化“身份”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门户迅速打开,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实现文化与市场相结合,向我国源源不断地输出强大的文化产业及文化商品,对我国民众形成了一种全天候、全方位的影响态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今天全世界的传媒产品流通,是一个不平衡的潮流。在全世界跨国流通的每100本书籍中,就有85本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小时的音像制品中,就有74小时的制品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在跨国流通的每100套电脑软件中,就有85套是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的。”3这种文化资源的单向性流动所带来的威胁不仅仅在于冲击了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获取巨额的经济实利,更在于向我国输出了并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物化于产品内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信仰体系等软实力因素。 “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图像和声音的普遍泛滥有助于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差异和个性的弱化、态度和行为的趋同以及集体认知和传统文化的消解”4。在今天,西方强势文化借助于好莱坞电影、卫星电视、时代潮流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性扩张与飙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已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开始加剧。 “文化已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5。 面对多元文化语境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遭遇的复杂情势,仅仅依赖传统的过分强调理想性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威并不足以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正确的对策是构建具有内向性和和说服力的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所谓理性权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性的方式达到让民众自觉认同并信仰其价值体系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以更强大的精神动力持久保持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意志力,能够以更完备、更长远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够发挥出比政治权威更有效地说服力和同化力。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回应多元文化冲突与较量的关键在于适时调整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 二、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原则把握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国际意识形态较量问题,面对国际多元文化的激荡与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应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合法性原则在现代社会,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越来越从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护转向依赖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以获得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6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谁就不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基本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接受的。”7然而,在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与交融的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正统性”和“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社会民众的理性选择,自觉认同和行为支持。特别是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只要民众相信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唤起对它的“合法性”信仰与“合法性”情感,从而认同和支持统治者所维护的政治统治、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民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8反之,如果政治权力主体回避合法性,一味采取愚民政策、诡秘辩解、转移矛盾、强制服从等消极政治手段,不仅会危及既定的政治统治、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还会导致民众的思想困惑和社会的分崩离析。3 因此,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关键在于坚持合法性原则,即利用真理的力量说服和感召尽可能多的社会民众相信其理论体系和信仰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诉求,并能不断增进其利益。只有获得了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与合理性支持,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有效巩固和支撑整个国家基本制度和社会体制,才能真正成为执政党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第二,包容性原则传统的意识形态相处模式遵奉的是“非此即彼”,“非善即恶”二元论思维。一些人热衷于搞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对抗,错误地认为只要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独尊”与“独霸”地位,就能有效维护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结果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狭隘和封闭。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之间不仅有冲突与较量,还有合作与共赢的利害关系,只有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交往中相互学习,相互比较,相互借鉴,才更能激发出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为此,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建构还必须坚持包容性原则,即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拘泥不化,应当在坚守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能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从新的视角自觉地进行自我调整,同时,还能兼容并蓄,具有宽容精神,善于分析和借鉴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推向前进,使之在当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体系之间,能够对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作出更令人满意、更让人信服的解释,从而具有更宽广的适用范围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坚持包容性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把各种落后的、不健康的、唯心的因素都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来,而是要正确处理和解决一元和多元的矛盾,以“一”寓于“多”、以“一”容纳“多”、以“一”整合“多”,从生活实际出发,向“多”汲取养分,不断发展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必要的弹性和张力,以增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竞争力、整合力和感召力。 中国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构建只有秉持合法性与包容性原则,真正融入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内在需要,也才能真正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核心灵魂。 三、多元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视角转换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冲击与挑战可能会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来得更加彰显和激烈的复杂情势下,仅仅一味地依赖传统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用回避甚至对抗的做法来保障和巩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为此,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坚持与时俱进,以社会现实变迁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生长点,不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第一,从发展视角提炼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理念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巩固,更需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不断发展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恩格斯多次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发展就是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政治大局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 在文化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思想价值变迁中,我们必须从发展视角提炼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理念,不断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才能有效应对文化多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一方面,必须致力于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全面梳理和当代诠释,最大限度地挖掘受历史条件限制尚未充分展开的各种潜力资源,寻找最能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理念的符号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行新的糅合与处理,构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体系,寻求现代民众的心理认同与支持,以此来强化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和理性权威。另一方面,必须更新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走出话语“迷恋”和话语“崇拜”的怪圈,克服其外向性与强制性的话语表达方式,由立足于改造与对抗的革命意识形态转向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内核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并寻求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实际的最佳结合点,为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的指导地位提供理论依据。这样,既能成功地延续传统意识形态的权威影响力,又能使之表征新的时代精神。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