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宋明理学研究综述.doc

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宋明理学研究综述来源：中国思想论坛网     自20世纪初中国哲学这一学科产生以来，宋明理学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这一研究历程及其成果做一综述。    一、1950年代以前开创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同时也是把宋明理学作为哲学来研究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后来宋明理学的研究初步确定了规模、问题，并为后来研究的深入做了先导。这些研究成果除了在通史类著作中体现外，还有关于宋明理学的断代哲学史专著以及专人专题研究著作。在通史类著作中论宋明理学，以“中国哲学史”名书者，有谢无量（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钟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冯友兰（北平，商务印书馆，1934年）诸著。另有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贾丰臻中国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私立中国大学讲义，1944年印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诸书。断代史类著作颇多，有徐敬修理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吕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蒋维乔、杨大膺宋明理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 ， 1936年）、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蒋伯潜诸子与理学（世界书局，1942年）和理学纂要（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等。专人专题类著作则有谢无量朱子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阳明学派（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等。    以上诸书对宋明理学研究的贡献可归纳如下：    （一）定名。对宋明时期儒学思想，早有“道学”、“理学”、“性理之学”等称谓。民国时期治中国哲学史诸家，用“道学”名者较少，主要是冯友兰，他以“道学”统称宋明儒学，而以“理学”专指程朱一派之学。其他人则多通用“理学”之名。徐敬修理学常识辩曰：“夫宋儒之所谓理学，其学之内容，实含伦理学及心理学二科”，“道学”二字仅足以包括伦理，“哲学”二字则仅足以包括心理，“故终不若理学二字所该之为广也”。蒋伯潜理学纂要在比较“理学”与“新儒学”、“性理学”、“道学”、“心学”诸名称后，认为“理学”之名最为的当、明确。自民国时期多用“理学”一词后，此称谓遂基本成为宋明儒学之定称。    （二）宋明理学勃兴之因缘：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说：“一般虽以汉唐为训诂之学，宋明为义理之学，其实，宋学决不是入宋以后突然产生的学问，却是由来久远，经过一步一步的准备方告成立的。而这一种发展，自内面看，固然为儒学本身当然的历程，但自外面看，由于老庄思想的影响与佛教教理的刺戟者也决非浅鲜。”这种观点为当时及后来论者所普遍认同。1、从儒学内部的演进来说，论者多以理学为对偏于繁琐机械的前朝训诂考证词章之学的反动而产生。蒋伯潜理学纂要还认为，前朝尚虚华的文艺达到最高潮后，风气势必转移，趋向于较笃实之学术的研究，这也是理学勃兴原因之一。2、佛教的影响。从影响的内容言，论者普遍认为，佛教导人从事于心性之源，而厌章句碎屑之陋，于宋儒讨论性命之学相契发；而佛教尤其禅宗主张观心的修持方法，与理学家的修养也有莫大关系。此外，蒋维乔、杨大膺宋明理学纲要认为佛家的方法论对理学之建立也有影响：“佛家还有最严密的唯识论，是关于认识问题的。对于宇宙万有以及心象用极精细的分析法。宋明诸儒，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学问，就创成前古未有的崭新理学。这可见佛家的方法，和理学有很大的关系。”3、道家（教）的因素。当时论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究道家对理学之影响：一方面道家以道为宇宙万有的本质，并以阴阳、五行说为框架建立其理论大厦，这与理学之宇宙论、本体论有莫大关系；另一方面，道家积极修养身心的思想，也与理学工夫论相关。其具体表现，是道家阴阳、五行说（太极图、先天图）经陈抟传于周敦颐、邵雍，而为理学之根据。    此外，贾丰臻中国理学史从个人因素角度立论，认为宋代学者有一种豪迈的气质，他们往往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这也是理学勃兴的原因之一。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分析宋明思想产生的必然性。蒋伯潜理学纂要也分析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宋初政局与社会较为安定，“故理学诸儒所发挥，修己者多，治人者少；切于做人者多，骛于出世者少。这也是理学勃兴的缘”。    （三）宋明理学之演进：冯友兰、范寿康、蒋伯潜等认为韩愈、李翱为宋代理学之前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韩、李之推尊孟子、大学、中庸，为道统说，论性情问题，可说开了宋学之先河。就宋世而言，谢无量、钟泰、徐敬修、贾丰臻、蒋伯潜等认为：宋兴八十年，孙明复、石徂莱、胡安定三先生，以师道自任，讲明正学，其说以躬行实践为主，重圣贤道义之大本，而一变词章训诂之风，遂开宋学之先导。范寿康则认为：北宋初年，经学倾向发生变化，学者不再拘拘于师承与训诂，都想以自己的主观来把捉圣人的精神。这种倾向又分二派。以范仲淹为中心的一派以易和中庸为学问根本，讲究所谓穷理尽性，为周敦颐及二程子的先导；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派，以春秋为中心，讲究所谓大义名分，门下有刘敞、刘颁、苏轼、苏辙、司马光等。朱熹将二派加以综合，遂集宋学之大成。    以上言宋明理学之先导。而就宋明理学自身主要的演进系统而言，当时论者多以周敦颐为宋学开山，“宋儒之学，要渊源于濂溪”（钟泰中国哲学史语）；北宋以五子（周、邵、张、二程）为代表；由二程之异而启后来理学的两大派，南宋朱熹集五子之大成但偏于小程子，而陆九渊则承大程子之余绪开心学一派与朱子相抗衡；自此以后直到明末，儒学思想界之主流为朱学与陆学或者程朱学与陆王学势力相消长的状况（王守仁之学多认为乃集陆学之大成，故王学在此算做陆学之列）。    （四）流派划分。民国初年的学者，多依据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等以地域、师承为主要标准对理学进行的宗派划分，对各家学说分而论之。在此基础上，逐渐兴起其他分类方法。其主要者为依据理论的内在脉络进行学派划分。而这种划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宋明理学分程朱、陆王两派。程朱、陆王的分歧虽早有论之，至民国学者即将此区分上溯到二程，从而贯穿于宋明理学始终。冯友兰更首将程朱一派命名为“理学”，与陆王之“心学”并列，从而将理学分为理学、心学二派，这成为后来理学研究最惯用的划分方法。此外，谭丕模“从宋元明的社会存在的阶级之不同的利害的基础上”，将宋元明思想分为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六派：代表大地主阶层的哲学思想，为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王守仁；代表小地主阶层的政治思想，为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代表大小地主两阶层的调和派，为朱熹；代表统治民族尽统治作用的出世思想派，为丘处机、耶律楚材；代表农民之诋毁名教的一派，为李贽；代表市民阶级之致用派，为徐光启。这种分类方法在19501970年代间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    （五）人物研究。民国诸著，所论人物不一，所论范围也有广狭之分，然经诸家拣择，突出了几个重点研究对象，即：北宋五子、朱子、陆象山、王阳明，从而确立了后来理学研究中主要的研究领域。在这些研究中，既对诸子之学做了详尽解读，又有对诸子的比较研究。其尤应注意者是当时论者多将二程分论，并比较二者的异同。冯友兰认为：“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之二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二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869页）谢无量、范寿康、贾丰臻、蒋伯潜等亦持此论。朱陆异同或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异同也得到深入研讨。关于朱陆之异，历来多以“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为学方法的不同来分析，冯友兰则联系二程之异同来探究，他认为，“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有之。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发展。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二派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王阳明序象山文集曰：圣人之学，心学也。此心学之名，实可表示出象山一派之所以与朱子不同也”（同上，938、939页）；“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同上，939页）这个结论得到了后来很多论者的认同。    （六）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有了方法论的自觉。徐敬修理学常识就很明白的提倡“宜用科学方法研究”理学：“理学家之学说，虽各有派别，然考其渊源，多本于六经，惟见仁见知，各有不同，因是派分党别，划然分疆。故吾人切不可拘于一家之成说，当穷源竟委，考其学说之来源，与夫当时之影响及后日之结果，而后辨别之，比较之，加以批评，断其得失；或更分别种类，何者为形而上学，何者为认识论，何者为伦理学；用演绎法以求之，用归纳法以总括之，亦无不可；是在学者之善为体认而已。”（1928年五版，114页）此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西方哲学的方法。当时论者多用西方哲学方法，将理学诸家思想分门别类，加以逻辑的贯穿理解；在论述各家思想时，一般采用了宇宙论、伦理观（人性说）、政治说几分的模式（虽然理学中本有“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戴震语>的论证模式，但明确地做出这样的划分，还是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并将理学与西方哲学中的某个具体学说相比附以发明其内涵。冯友兰之将朱熹学说与西方新实在主义相比较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谭丕模则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划分、评判理学。嵇文甫也站在反封建倡自由的立场肯定左派王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而在借用西方哲学方法的同时，也有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自觉。钟泰中国哲学史即称：“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贾丰臻中国理学史更认为“中国以前只有理学，没有什么叫做哲学”，“如拿西洋的哲学史来比较，什么叫做宗教派，神秘学派，经验派，形而上学派，实在论派，直觉论派，功利论派，进化论派，无论怎样说法，天道和人道终究说成两橛，不能合拢一起，怎能和中国理学相提并论呢”？（1页）总的来说，民国时期之学者虽然较为广泛地借用了西方哲学的方法，但都注重立足于文本分析，来阐明哲学家本来的义理，像谭丕模、嵇文甫等用现代之标准来解读、评判理学者还是少数。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确定了后来长时间内宋明理学研究的规模，并开创了用西方哲学方法与传统考据、注疏等方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先例。其试图对宋学辨明发展源流，察清条理系统，比较理论得失，其中许多成果，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仍富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二、1950年代到1970年代曲折期。    这一时期相比民国时期来讲，是宋明理学研究的凋零期，少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杨荣国著简明中国思想史（1951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0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几本通史类著作中，专人专题类著作则仅见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    这一时期的研究广泛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以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并把“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贯穿入理学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从政治、经济、制度、阶级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理学的历史特质，对民国时期忽视社会历史的研究的倾向是一种矫正。另一方面，在“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观照下，传统的流派划分被纳入唯物与唯心对立的框架来考察。为适应这一框架，在传统的理学与心学之划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气学的派别。为适应这种派别划分模式，对传统理学视野中的一些人物作了重新理解，如张载；同时一些以往未受到重视的人物思想也得到了发掘，如罗钦顺、王廷相等被视为气学的杰出代表而得到彰显。这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下丰富了宋明理学研究的内容。    这一时期在新的思想氛围中，将前期由谭丕模、嵇文甫、容肇祖等开创的用现代眼光评判理学的方法推到了极端。是唯物还是唯心，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进步还是落后，成为哲学史研究普遍使用的标准。标准不同，自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用一个外在且几于莫须有的标准去衡量本有着丰富内涵的理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在对王艮的评价上就大相径庭。侯著认为王艮的学说从万物一体的原则出发，承认人我平等，承认百姓日用是道，“利用古旧的语言来表达出人民性的思想”（975页），是具有“叛逆”性质的进步思想；而任著则认为，王艮在接受王守仁的良知说后，将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其所宣扬的百姓日用，正是明德、亲民、止至善这一套封建伦理的教条，其致力于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因而其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基于类似不同评价而展开的论争恰是这一时期最为普遍的“学术”焦点和热点问题。    利用新的方法发掘出理学的更多更深内容，以及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恰当的评价，这都是合理和必要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流于机械套用，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个对子和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历史观四大块的划分成为中国哲学包括宋明理学研究的普遍模式。而且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学术研究成为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导致这一时期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在众多的问题研究上非但没有在民国时期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扩展，反倒是退步了。故这一时期实为理学研究的曲折期，大陆的理学研究严重受挫，相反在偏于一隅的港台地区则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发展。三、1980年代以来深化、发展期。    文革的结束带来思想上的解放从而学术研究的复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史类著作出了不少，断代史研究和专人专题研究则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研究理学的专著至少在80部以上，所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新的学术研究环境中理学研究向深层次探讨的状况。    与前一时期相比，1980年代以来的理学研究有以下几个转变，体现了新时期理学研究的特点：    研究方法上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取得的一大突破，就是在指导方法上逐渐摆脱以教条化、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评价标准衡量理学得失的模式，到以多元的方法来探讨理学本身的问题，发明理学固有之意蕴。1985年初版的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宋明理学这个在历史上起了长久影响的理论形态，我以为应该首先确定它的整体特征、内在结构、发展程序、历史基础，这比用某些僵化的公式把它们宰割为块块条条，将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235页）并据此发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同上，225页）同一时期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使用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方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回到了民国时期的老路，融入传统的文献解读方法和西方哲学的方法。类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下注重发明理学本身问题的方法，是1980年代理学研究的主要特色。而随着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的传入，进入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其他西方哲学方法来研究理学。除了哲学式的研究外，还有用思想史、文献学、文化学等方法来对理学进行分析、阐释。由此，理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方法多元化的时期。    研究态度上的转变。在前期的研究中，理学中除气学一派得到表彰之外，理学和心学的价值基本上是被完全否定的。而即使是对气学的表彰，也是在将理学历史化的思维框架内进行的。而1980年代的研究著作，则开始淡化前期的浓厚批评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注重发明理学的本来意蕴，并在此基础上对理学做一些辨证肯定。这种肯定最初主要是对其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素和唯物论形态部分而言的，进而在此基础上，也有了对理学特有内容的肯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理学精神境界内容的突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受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研究的影响，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诸国家经济繁荣的启迪，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们则注意将理学从历史博物馆中拿出来，把它理解成一个活的传统，发明其可与现代接轨的理论内涵和对现代文明的积极价值。而到1990年代后期以后，基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正面理解理学以重塑传统文化精神则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与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的转变相应，研究角度也呈现出多样化。有注重考察理学的内在演变者，如徐远和洛学源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等；有作诸理学家思想比较者，如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有从理学范畴演变角度研究者，如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有探索理学与佛教、道教之关系者，如陈少峰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孔令宏朱熹哲学与道家道教（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陈远宁中国佛教与宋明理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有探索理学与文化背景之关系者，如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雁南主编心学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汪传发陆九渊王阳明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还有在经学背景下探讨理学者，这方面代表有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研究范围上的扩大和深度上的增加。这一时期对以前确定的理学代表人物，都有专题研究，其中尤以程朱、陆王为最著。研究程朱者，有潘富恩、徐余庆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等；研究陆王者，则有沈善洪、王凤贤王阳明哲学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霍方雷陆王心学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崔大华南宋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李之鉴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丁为祥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从这些著作的出版年代可以看出，1980年代理学研究的重点在朱子学，而1990年代以来的成果则主要体现于阳明学，这似乎也暗示着某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关于张载，亦有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专著问世。周敦颐、邵雍虽然研究专著不多，但始终是通史类、断代史类著作中的重点。    在这些代表人物之外，其他一些被以往研究忽略的人物和流派也逐渐被发掘出来，例如司马光、李觏、吕祖谦、文天祥、吴廷翰、薛瑄、陈献章、吕坤、刘宗周、王夫之、朱子后学、阳明后学等，都有研究专著问世。在普遍性之理学研究之外，还有对地方理学的研究，其中湖湘学派研究、徽学研究等是较有影响的，高令印、陈其芳著福建朱子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也是这方面的成果。    总之，1980年代以来理学研究呈现的是多层面化的特色，这个特点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还将会延续下去。而在对理论本身进行客观研究的同时，以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学为源头来进行文化和价值重建，以发挥儒学的现实关怀功能，可能会成为以后理学研究的一个突破点，而这也是众多儒学研究者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