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政治纲领的比较研究.doc

目录引言2一、对待旧政权态度和夺取政权途径问题之比较2（一）孙中山的主张2（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4（三）比较分析5二、关于新政体的“国体”问题比较5（一）孙中山的思想5（二）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7（三）比较分析8三、关于新政权的“政体”问题之比较9（一）孙中山的理论，9（二）共产党的新构想10（三）比较分析11四、结语11摘要：三民主义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指南，新民主主义则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二者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两者的政治纲领进行比较，主要从夺取政权的途径、新政体的“国体”和“政体”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分析比较以探讨二者的异同点。关键词：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 政治纲领 夺取政权的途径 国体 政体引言列宁曾经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不掌握政权，就无法实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纲领和主张，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不论是公产党人还是孙中山，都把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建立自己理想的国家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来完成。与此相适应，也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都是以夺取政权和建立自己理想的国家为中心内容的。由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有着极不相同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在中国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对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由于民权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都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要打倒的对象都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因而它们具有许多共性。但双方的立场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奋斗目标各异，因而又具有各自特殊性。以下进行具体比较研究。一、对待旧政权态度和夺取政权途径问题之比较（一）孙中山的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帝制，把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建立共和制度的主要途径，是孙中山的基本主张。 当孙中山在19世纪下半叶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时，不摆头顶的清朝政府已经完全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维护现存的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采取思想钳制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推翻反动、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严峻的现实使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派举起“政治革命”的旗帜，决心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因此，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就成为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贫弱至极，其根本原因便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而且这种封建专制主义是造成国家纷乱和分裂的重要根源。“因为中国从来把国家当作私人的财产”，所以，难免会出现“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让，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居”的局面。“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75。，必须彻底推翻,建立共和制度。孙中山认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手段，经过“平民革命”来完成。最初，孙中山曾采取过上书当权者的方式，以求得政治的改良和社会的进步。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P8。他希望通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改革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等，使国家独立富强起来。他幻想李鸿章能支持自己的主张，但结果是李鸿章不接见他，根本不采纳他的意见。这件事教育了孙中山，打破了他走改良道路就中国的幻想。他指出，清政府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改革的，“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必须经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在阐述暴力革命的同时，还强调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金币结合、并行不悖的观点。他认为，革命可以分为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革命是推翻清朝政府，摆脱异民族压迫的革命，政治革命则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平民革命。他强调，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都是必须进行、不可偏废的，并且二者是并行的。孙中山认为，我们从事的革命不是那样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是要“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为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皆革命之责任。”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75。在通过平民革命建立的国家中，每个国民皆有平等的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由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制定宪法，人人共守。孙中山提出的通过“平民革命”来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与依靠少数人的“英雄革命”是不同的，它包含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内容，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孙中山所说的“依靠平民”，主要地不是指工农大众，而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会党、华侨等。这种思想影响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规模和水平。由上述可知，孙中山坚决地批判旧的政权，并十分重视暴力革命的作用，把它作为推翻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的根本途径。对这一思想，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阐述，而且在实践上加以实施。从一开始的几次反清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武装推翻清朝，再到反袁运动，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由于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中国的特点，利用武装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能够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也由于他没有能很好地坚持武装斗争，没有找到进行武装斗争所能真正依赖的基本力量，使他领导的革命终究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孙中山在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长时期没有把广大工农群众作为从事武装斗争所依靠的基本力量，特别是没有发动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只注意在会党、新军中发展力量，或者是利用这派军阀来反对那派军阀，结果军阀一反动，革命就失败，孙中山就只好避居他乡。这是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也是导致他领导的革命未能彻底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错误，孙中山直到晚年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才有所认识。（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在对旧政权的态度和夺取政权的途径上，中国共产党人与孙中山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坚决地批判旧的国家制度，通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在对旧政权的态度上，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就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来消灭反动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的。毛泽东指出，任何反动派都会徽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31。所以，对反动派不能抱有任何黄香，不能希望他们在某个早晨会自动下台，必须用人民的力量把他们赶下台去。要消灭反动派，夺取政权，必须采用人民的力量把他们赶下台去。要消灭反动派，夺取政权，必须采用无昂斗争的办法。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自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社会性质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为压迫和组织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的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武装，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找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使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34。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与孙中山的武装斗争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把广大农民作为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从而克服了孙中山侧重于军事斗争、忽视发动广大群众的缺点。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36。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急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组织起强大的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第二，为了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这条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人士作了艰辛的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广州起义，从1927年8月到1929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上百次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但它们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在总结实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避开敌人占领的大城市，深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局势战略的理论，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毛泽东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以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适当指挥抢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三）比较分析在把暴力革命作为打碎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根本途径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武装斗争，肯定他从事武装斗争的功绩，并且在大革命失败护自己也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武装斗争，这固然是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总结本身斗争经验，以及吸取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有关。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在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孙中山“是我们的先生”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546。中国共产党人在肯定和戏曲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精华的同时，对孙中山的脱离群众，企图依靠调和四派军阀的矛盾来达到和平统一幻想的缺点进行了批评，共产党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孙中山对自己思想中不足方面的认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二、关于新政体的“国体”问题比较（一）孙中山的思想所谓“国体”，就是国家的阶级本质，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什么阶级处于统治地位，什么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在革命后所建政权的“国体”问题上，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主张革命后应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思想的提出，是他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结果。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即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一种国家政体。它的形成是以“议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人类历史开始从封建时代转向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国家中，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国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处于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因此，这种国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这种制度下面，工人阶级能够比较容易地阻止自己的队伍，经过斗争可以获得组织工会、建立正当的权利，又参加选举的可能，这就有机会影响国家大事。这种制度最早发生在英国，后来，美国、法国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走上革命征途后所追求的，正式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之中的中国人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得到许多中国人的支持。孙中山领导着革命者终于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孙中山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蓝图来改造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在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运用过了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九五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是无法获胜的。因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终究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一方面，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迫使孙中山重新检验民权主义，另一方面，新的革命形势也向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民权主义必须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发展了民权主义，使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改变了以往建立由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的思想。该论断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主张建立的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着重要的区别：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没有强调工农大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则较多地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问题。我认为，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时代的变化、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孙中山的帮助等因素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促使他不得不考虑工农大众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问题。第二，孙中山对工农大众的认识有了提高，死者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只有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成功。然而，在实际上孙中山并没有把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更没有深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他的不足。第三，这也是孙中山对自己多年革命活动进行总结的结果。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时起，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进行战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长期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动力，没有把人民大众作为自己从事革命活动所依靠的基本力量，而主要是依靠会党、海外华侨、资产阶级分子，甚至想依靠这派军阀来达到那派军阀。当然，海外华侨、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如果没有工农大众参加，很难取得胜利。正因为孙中山长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坚持革命几十年，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却始终未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晚年主张建立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既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以及军阀官僚控制的国家制度，也不同于欧美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带有人民性的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联合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政权，而资产阶级则处于领导地位。这种思想的提出表明，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单纯地倾慕西方，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而力图建立带有人民性的共和国。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历史的发展已经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破产的情况下，孙中山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子，提出建立新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国家，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符合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的。（二）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证券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75。中国新民主主义所要建立的政权，“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75。这种国家形式，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就中国革命的性质来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从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来看，它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使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第四，中国无产阶级分布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和纺织、造船、矿山、铁路、航运等大企业中。无产阶级队伍的集中，有利于阶级队伍的组织和团结、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形成强大的力量。由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本身的特殊优点所决定，它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共和国所依赖的基本力量。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再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37。农民不仅在革命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之后，仍然是我们必须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共和国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农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民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人力资源，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题，是中国军队的来源，还是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中农地位相似，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他们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41。以上三部分人，是新民主制国家所依靠的基本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由于本身的经济萎缩决定，具有软弱型和妥协性，他们缺乏远见和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因此，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也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专政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界的国民党反动派”，“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475。（三）比较分析由上文分析可知，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二者都主张有几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都反对政权为少数人所把持，主张由大多数人当家作主，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孙中山提出的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有重要的区别：第一，关于无产阶级在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双方存在着差异。孙中山在其后期活动中虽然也提出了“联共”、“扶助农工”等纲领和政策，也认识到“唤起民众”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始终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决定意义，不懂得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则坚持了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认为中国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就克服了孙中山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弱点，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放在中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历史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能够担负起中国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领导责任。第二，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同。孙中山在晚年虽然对工人、农民的伟大力量有所认识，因而提出了“唤起民众”和“扶助农工”的口号，但它终究未能认识到工农联盟在共和国中的基础作用，因而也就不能充分认识解决工人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决定意义。中国共产党则坚持认为，工农联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础，而且是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的基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第三，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不同。孙中山不懂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就很难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很难正确地确定革命的领导阶级、主要动力、同盟军等。这是使他不能充分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对共和国的决定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使他在理论上产生许多事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则始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科学地指明了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并根据这种分析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革命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敌人。第四，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在所建国家的前途问题上存在区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要建立的式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议会制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共和国，此外，再无别的目的。因此，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纲领中除了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的联合专政，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阐述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总之，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在“国体”问题上的主张既有一致性，又有区别。这种一致性的存在，使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能够结成统一战线；双方的差异，又使各自的纲领和政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三、关于新政权的“政体”问题之比较（一）孙中山的理论，所谓“政体”，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政体要与国体相适应，国体决定整体，整体表现国体并对国体有反作用。由于政体表现国体，并对国体有反作用，对整个国家政权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整体问题不论是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政体”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直接民权”、“权能区分”、“五权宪法”等一系列的纲领和理论，以此来弥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缺陷，从而达到建立一个“超乎欧美之上”的、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目的。无疑，他的这些主张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第一，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主张，强调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立法和行政管理工作，以便能够真正当家作主，这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他反映出孙中山力图在“政体”上同欧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他强调了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各级管理的贪赃枉法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强对各级管理的管理和监督。一方面，国家要使监督权独立，设立专门的机关来监督各级政府部门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有充分的权利，对各级管理进行监督制之罢免他们。他明确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并具体规定了人民行使权力的办法政府官吏包括总统和部长，都是人民的车夫、门卫和厨师，他们必须为人民做工。总统、总理和部长由人民选举，不称职者可以由人民罢免，这就保证了能按广大人民的意愿，以优秀人才组成政府，防止少数野心家实行专制独裁。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惩治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也是我们当前应该加以借鉴的。第三，孙中山在干部问题上主张“任人唯贤”。首先，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由专门家来组成；其次，为了选拔真正的专门家，他主张国家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再次，使用干部部分党内党外，量才而用。这些主张，对于建立高效率的各级政府，避免庸人误国和任人唯亲等弊端的发生，是很有意义的。孙中山不仅在理论上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而且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孙中山的这些主张也有着许多缺陷。第一，孙中山在研究整体的过程中，看到并承认了西方资产阶级“代议政体”的溃疡，提出了“直接民权”等主张，企图以此来弥补资本主义代议制度的不足，造成“驾乎万国之上”的政权形式。他提出的这些理论和设想，并未能完全突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框子。第二，从国家机关的组织原则上看，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分立”，实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分权原则，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权原则可以使几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相互牵制，但实际上它们的分权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作的一种分工而已。因为任何一种国家权力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权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所以，“五权分立”的原则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不可能造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第三，在选拔干部问题上，孙中山主张任人唯贤，干部必须经过考试才能被任用，这是对的。但这种制度在剥削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又限制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因为在剥削制度下，广大人民受剥削受压迫，没有接受较好教育的条件，因而也就无法通过考试去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工作。这种制度只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之后，才能发挥其有利于人民的作用。第四，否认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可能性，是人民失去了真正的政治权利，政府则落在少数特权人物手里。这些特权人物如做起坏事，反过来镇压人民群众，人民想罢免他们也不可能了。所以，只有把政权和治权合一、把权和能合一、交到人民手中，成立一个人民及其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大事的人民政府，才能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二）共产党的新构想在政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孙中山思想的弱点，发扬了其长处，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构成形式。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67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有权通过国家预算，有权组织人民政府作为自己的执行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并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构成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利；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物，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57。（三）比较分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致的政权构成形式，与孙中山在政体问题上提出的主张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了证券、成为国家的主人的基础上建立的，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同时，这种制度也是建立在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克服了孙中山对人民群众存在着偏见的弱点。第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方面，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产生的，即由全国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接受人民的委托与监督；另一方面，它又集中决定国家大事，制定法律，组织国家的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这样，就使行使国家政权的组织，如政府机关、警察、法庭、军队等，都掌握在人民之手，使政府能够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四、结语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都包含了有关国家政权的主要课题政权的性质及其构成形式。这两个纲领的提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他们的内容十分广泛而深刻，所以，笔者仅对其中的主要问题夺取政权的途径、新政体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索，遗漏之处仍望老师予以批评指正。参考文献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华夏出版社，1990年。4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于祖华、王国洪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