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西域佛教壁画服饰研究.doc

目 录中文摘要1ABSTRACT3文献综述5引言91.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形成演变的背景91.1唐代西域佛教的兴盛传播91.2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132.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概况152.1唐代西域壁画人物中面妆的种类152.2壁画人物中妇女面妆风俗的体现183.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的特征203.1时代性203.2多元性213.3地域性234.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价值的文化思考234.1宗教的价值234.2审美的价值244.3生活的价值25结论26注释：26参考文献29后记34中文摘要唐代是西域佛教发展的繁盛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佛教石窟的发展，佛教壁画艺术得到充分体现。本文选取唐代西域壁画为原始的资料蓝本，试图从宗教学、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唐代妇女面妆风俗问题,补充在理论方面对西域壁画的研究，探讨佛教思想和世俗生活的相互影响。主要从四个部分来分析妇女面妆风俗问题：第一部分从西域佛教的兴盛和社会发达的经济、开明开放的政策，阐述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形成演变的社会背景，在于古代高昌、古龟兹及古于阗等佛教重镇的繁荣，促进了佛教壁画艺术的发展，妇女的面妆风俗在壁画中得以充分展现。第二部分概述西域壁画中妇女的额妆、颜妆、眉妆和唇妆，对佛、菩萨等诸神的造像和女性诸神、女性佛教徒的面妆风俗进行对比分析。佛、菩萨等诸神的造像具有女性化色彩，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塑造佛、菩萨过程中，把世俗生活中的审美观念渗透其中，按世俗社会中女性面部化妆的审美标准，对佛、菩萨的面部进行装饰。佛教壁画中的供养人像，本来就是世俗生活中的人，其中具有贵族身份的供养人，体现出贵族阶层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凿窟造像的积功德意识。在分析妇女面妆风俗的基础上，进而探索佛教思想和世俗生活的联系。第三部分在概述妇女面妆风俗的基础上，总结出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具有的特征：时代性、多元性和地域性。妇女面妆风俗的时代性主要表现在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是唐代妇女面妆风俗的反映，以及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的世俗性特征。时代性特征体现为，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的面妆风俗与唐代中原地区妇女的面妆风俗一致，面部化妆崇尚唐代社会盛行的面部妆饰。同时具有世俗性的特点，壁画中妇女浓妆艳抹的面妆风俗是世俗社会女性面部艳丽妆饰的反映。妇女面妆风俗的多元性体现在印度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西域壁画中妇女的面妆风俗，如妇女眉间的小圆点是西域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的产物。文化的交融还有中原和西域文化的交融，妇女面部涂抹的胭脂是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贡献。西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地理位置，使妇女面妆风俗带有地域性特征。壁画中表现为妇女以黄物涂面的佛妆，进而演化为女孩子在面部妆饰黄色饰物的风俗，具有地域性特点的佛妆后来逐渐具备审美的特点。第四部分对西域妇女面妆风俗的价值进行文化思考。妇女面妆风俗作为色彩、形态的一种文化符号，本文探讨了其背后的价值功能意义，主要从宗教的、审美的、生活的价值方面进行思考。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的宗教价值，主要是从宗教的境界来谈，世俗中的妇女用塑造的面妆形象来妆饰自己，反映人们对佛教修行最高境界的追求，体现面妆风俗的宗教性意义。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的审美价值，主要是从色彩、形象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妇女的面妆风俗，体现女性面部妆饰的美学意义。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的生活价值，表现为妇女在当时整个生活中的地位和对美的追求，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丰富多彩的面部妆饰，则是妇女地位提高的外在表现。关键词：唐代 西域 壁画 妇女 面妆风俗AbstractBuddhism in The West Regions well flourish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with which came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Grottoes, and the full embodiment of Buddhist mural arts. Based on The Western Regions murals of Tang Dynasty and from both religious and aesthetic points of view, this paper studies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the Tang Dynasty, riches in theoretical aspects the stud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murals, discusses the mutual impact of Buddist thoughts and common life.This paper focuses mainly on four parts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Part one expatiat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during the forming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murals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flourish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uddhism; the well developed social economy and the enlightend and open policy.On the basis of part one, part two gives an overview on womens forhead makeup, color makeup, eyebrow makeup and labial makeup; compares the statues of God lik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with the facial makeup custom of Godess as well as female buddhists. The portraits in buddhist murals are essentially men in common life. Those portraits of noble status reflect the pious faith of the noble classes to Buddhism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to accumulate merits and virtues through building of buddhist grottoes and statues. With the analysis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this paper moves on to probe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t thoughts and common life.Part thre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Murals of Tang Dynasty: time, multiformity and regionality.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is well understood in that the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murals is a reflection of that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has a charicteristic of secularism. The multiformity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s seen in the blending of Indian as well as centr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where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endows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with the charicteristic of regionility.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cultural reflection is made on the value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eligion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living valu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value,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behind a cultural symbol of color and morphology. The religious value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custom in murals is mainly taken in the realm of religion: women in real life decorate themselves with imaginary dressing images, which reflects peoples persuit of the highest realm of buddhism and expresses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acial makeup custom. The aesthetic value is studied mainly in color and images. This value embodies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womens facial makeup by its customs. The living value is shown in womens pursuit of beauty and their social status in life. The rich and colorful facial makeup of women in the murals of Western Regions of Tang Dynasty is an external sign of improvement in womens social status.Key Words: Tang Dynasty；The Western Regions；murals；women；facial makeup custom文献综述面妆，作为中国妇女的日常生活习俗，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它的盛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更替、风尚的变迁。妇女面妆风俗作为色彩、形态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宗教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活价值等价值功能意义。西域佛教在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进入了广泛传播的时期，公元七世纪中期是西域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妇女的面妆风俗在西域佛教壁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唐代中原王朝的强盛和社会风尚的开放，促进了唐代西域妇女面妆风俗的发展。关于本选题相关的直接论述研究，近年在国内的刊物上散见一些专著和单篇论文，其对佛教与其它艺术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别研究了文学、雕塑、建筑、绘画、音乐、戏剧等受佛教的影响。本论文的选题就是选取佛教中的壁画，对佛教文化现象中的妇女面妆风俗进行具体的研究。对写作本论文提供帮助的资料有以下一些：与妇女面妆风俗有关的宗教、历史理论，以及形象化的资料。佛教史学方面：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金维诺的中国宗教美术史，这些研究佛教与门类艺术的著作采用通史叙述的视角，以时代发展为序，详细的阐述了中国佛教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料非常丰富。佛教艺术方面：王志敏、方珊的佛教与美学，霍旭初的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等涉及了佛教艺术现象，但它们是从佛教美学的理论高度来进行研究，并没有直接涉及妇女的面妆问题。许建英和何汉民编译的中亚佛教艺术，对古代龟兹和高昌石窟的佛教艺术，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指出佛教自隋唐以来，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论文集，透彻分析了敦煌的石窟艺术，涉及佛、菩萨和世俗供养人的内容较多，对妇女面妆风俗有一定的介绍。吴为山、王月清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艺术，指出唐代是中国佛教最辉煌的时代，西域佛教壁画题材丰富，佛教充分利用文学、音乐、壁画等各种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佛教的思想和内容。以上资料为本论文写作提供了基础的理论知识，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论文的写作。历史资料方面：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刘昫旧唐书；欧阳修新唐书；（唐）姚思廉梁书；（唐）房玄龄晋书；（唐）李延寿北史；（唐）杜佑通典等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为探寻妇女面妆风俗产生的背景，提供了理论依据。图象资料：直观的图示资料，主要是壁画图册，及具体的分析概述研究。这部分很重要，属于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吐鲁番地区文物的画册和克孜尔石窟壁画内容的画册。吐鲁番地区文物中心主编吐鲁番博物馆，画册中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仕女俑、泥头木身女俑面妆风俗；吐鲁番地区文物中心主编高昌壁画辑佚，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女供养人像面妆风俗；曹永军龟兹壁画临摹集，库木吐拉第11窟，菩萨局部的面妆风俗。克孜尔第8窟，天女的面妆风俗；周昉簪花侍女图中的侍女妆饰；许建英、何汉民编译的中亚佛教艺术中涉及的高昌壁画中菩萨面部装饰等。80年代由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成的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其中新疆壁画卷中丰富的绘画资料，全面详实地展现了唐代西域妇女面妆风俗，并有经典的解说文字以资参考。此外，沈从文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中国古代服饰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在对妇女服饰的描写中，记载了妇女面妆风俗的内容，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历史资料。郑军著的中国装饰艺术一书，指出西域壁画艺术在唐代进入鼎盛期，全面展示了唐代西域各个方面的风貌，为研究唐代西域妇女面妆风俗提供了依据。现有国内期刊上的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妇女面妆风俗问题的论文：毛秀月发表于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的古代女性面妆与眉式的文化蕴涵，从古今中外面饰的发展源流、妆饰形式等方面对面饰文化作了探讨，研究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妇女面妆风俗概况、特点，对本文写作具有参考价值。胡隽秋发表于新疆艺术2001年第1期的吐鲁番出土唐代<弈棋仕女图>的服饰艺术，对弈棋仕女妆饰艺术的详细介绍，涉及到面妆风俗的部分，只对个体进行了介绍，没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析面妆风俗产生的原因及特点。白巍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的唐代墓室壁画艺术风格初探，文章对唐代墓室壁画中妇女面妆中的花钿妆、眉妆、唇妆做了初步分析。张道森、吴伟强发表于美术研究2001年第2期的安阳唐代墓室壁画初探；梁松石发表于华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的汉代妇女眉妆粉饰谈，论述了秦汉时期女性面部妆饰的基本步骤和主要用品等。许星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6月的说古话今论面饰；卢秀文发表于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的敦煌壁画中的妇女红粉妆，指出唐代妇女红粉妆一直成为面妆的主流，唐代胭脂成为汉族妇女最受欢迎的面部化妆用品，不仅贵族妇女涂胭脂，社会上活动的妓女，以及劳动妇女也效仿涂胭脂。卢秀文发表于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的敦煌壁画中的古代妇女饰唇，选取敦煌壁画中不同的妇女面部饰唇，分析了妇女审美观在世俗和佛教影响下发生的改变。以及卢秀文发表于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的敦煌壁画中的古代妇女花钿妆，敦煌妇女花钿妆形式多样,反映了当时妇女追求美的时尚，把研究敦煌妇女花钿妆与敦煌艺术源流、技法、风格联系了起来。文章是对敦煌地区妇女的面部妆饰进行分析，可与西域妇女面妆风俗进行比较，同时对本论文写作具有借鉴价值。以上论文分析了唐代妇女面妆风俗的文化蕴涵，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范例。综观近年来国内对唐代西域妇女面妆壁画的研究，本论文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唐代西域壁画作为原始的资料蓝本，从宗教学、美学的角度出发，以西域佛教的遗存物（以壁画为主）来反映西域唐代妇女的面妆风俗，探索佛教思想与世俗生活的相互影响。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研究引言唐代西域佛教的兴盛导致佛教壁画的繁荣辉煌，其中绘画以佛经故事和供养人生活为主流。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的丰富多彩，展现了僧徒、工匠对佛经中佛与菩萨等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世俗生活中供养人形象的描绘，它们和大量史料一起显现了佛教思想和世俗生活。本文试图从宗教学、美学的角度出发，仅以西域佛教的遗存物，即石窟壁画、出土的墓室壁画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唐代西域妇女面妆风俗的形成和演变，来展现妇女面妆风俗所反映的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探索佛教生活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以及当地的世俗生活对佛教生活的影响。论文选取唐代西域壁画为原始的资料蓝本，分析面妆风俗产生的背景、概况，具有的特征，以及阐述由此引发的妇女面妆风俗价值的文化思考。1.唐代西域壁画中妇女面妆风俗形成演变的背景唐代西域佛教的兴盛带来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佛教壁画是至今为止保留反映西域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最完整的形象资料。佛教石窟与墓室壁画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展现了西域妇女的面妆风俗。西域佛教的广泛传播，唐代发达的经济、西域与大唐中央政府的经贸往来以及唐王朝开明开放的政策，是西域妇女面妆风俗形成演变的背景。在此背景基础上形成的妇女面妆风俗的种类繁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多元性、地域性特征。1.1唐代西域佛教的兴盛传播据考证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传入西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佛教在西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信仰，出现了佛教人物塑像、寺庙、石窟等佛教建筑艺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于阗、龟兹、高昌成为古代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心。随着佛教文化的发展成熟，唐代西域的佛教依然处于繁盛时期，与之相应带来唐代西域壁画的繁荣丰富，并显现出佛教成熟时期的中国化、地域化的特点，妇女多姿多彩的面妆风俗在壁画中得以充分体现。“西域”一词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1 “唐时，广义的西域指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乃至北非、东欧部分地区；狭义的西域则指东起玉门关，西到波斯(今伊朗)，北抵阿尔泰山，南至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即塔里木盆地缘边诸国，阿尔泰山以西及伊犁河流域西突厥诸部游牧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上述地区分别由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2本论文中的“西域”指唐代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的部分地区，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1.1.1古籍中西域佛教兴盛的记载目前在古西域，今新疆地区遗留有大量丰富的佛教壁画宝藏。其主要集中在古高昌国，今吐鲁番地区；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古于阗，即今和田地区。史书中亦有大量记载。本文仅选取与这两地佛教传播兴盛的史料予以佐证，充分显现在历史上佛教兴盛的史实。以下分南路和北路分别论述佛教的传播、兴盛、成熟的生动记载。关于西域佛教兴盛的事实，古籍中有着大量的记载。龟兹，是东晋佛学家鸠摩罗什的故乡，大小乘佛教都很发达，曾是当时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声威远播。龟兹地处古代东西方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的要冲，在经济文化的交流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侣近万人王宫壮丽，焕若神居”。 3出三藏记集记载：“寺甚多，修饰华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4，王宫犹如一座大佛寺，华丽且立佛像，充分说明龟兹地区佛教兴盛的景象及其规模。佛教约在公元前后传入龟兹，到3世纪中，就有不少龟兹僧人去汉地翻译佛经，说明龟兹佛教已具相当势力，有向外输出的能力。4世纪在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大力推崇下，龟兹佛教进入了一个大、小乘并举的繁荣阶段。鸠摩罗什生于龟兹，曾师从疏勒僧人佛陀耶舍，后来遇到了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改习大乘。5鸠摩罗什在龟兹“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6鸠摩罗什博学多才，精通佛典，多次击败与之辩论的对手，在西域名声鹊起，深受僧众敬仰，使大乘之风迅速推广。随着鸠摩罗什东去中原，龟兹大乘佛教也迅速衰落，小乘大师佛图舌弥继续宣扬其小乘说，小乘派的势力就日益强大起来。公元7世纪，唐初高僧玄奘路过龟兹时说：“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7唐朝在此置安西都护府后，汉地佛教又在龟兹盛行。有大量汉僧从中原来到龟兹，在这里建立寺庙，习修禅定。唐代僧人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记记录了盛唐时期龟兹国的佛教情况：“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汉僧行大乘法。”8慧超见到龟兹有两所汉僧住持的寺庙，一所为大方寺，另一所为龙兴寺。佛教寺庙建筑的规模已很宏大。古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还看作是一种可以实现祈愿的功德，是一种可以“光昭六亲”“道济先亡”的善举。在信仰“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修福田”、“积功德”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石窟艺术。汉僧保留着内地佛教的习俗，奉守大乘法。不少汉僧还在佛教石窟中留下了题名，如库木土拉石窟题有戒明、慧超、智明等汉僧名。克孜尔石窟题有“贞元十年”等字样的题记。于阗的佛教流行情况。魏书·西域传中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9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已成为西域佛教信仰的重地。梁书·诸夷传中载，“于阗国尤敬佛法。”10旧唐书中记载，“于阗崇佛教” 11法显曾对公元五世纪初的于阗盛况进行概括，“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丰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12可见当年的盛况。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比较详细的记载了他在于阗考察的见闻史实，以及佛教发展的状况。于阗“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韵，风仪详整，异诸胡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是后，为于阗诸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时间经七八月，使还。”13于阗佛教全盛时期兴建的佛寺不仅限于王都，而是遍及于阗全境。史书中详细记述了高昌的佛教流行情况。高昌处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通达西域的关口，这里的佛教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佛教文化气息相通，成为西域佛教信仰的重镇。北史·西域传中记载着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14公元九世纪，回鹘迁至高昌，在当地原住居民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佛教，实际上在漠北时期，回鹘已经接触了佛教。公元442年北凉西迁高昌后，高昌回鹘王国建立，高昌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开凿了大量佛窟，修行礼佛之风大为盛行。佛教很快在回鹘人中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宗教，其信仰空前高涨。佛教界高僧辈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力。译经宣教，还编演剧目，以法娱众。官民竟相修建佛寺，资兴佛法。到麴氏高昌时期（67世纪中），佛教备受王室保护和推崇，更加繁盛。唐贞观二年（628年），玄奘途经高昌，麴文泰挽留并对玄奘说：“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此，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15玄奘出发之日，麴文泰携诸僧、大臣及百姓倾城出动为他送行。对玄奘的如此礼遇，既说明玄奘德高学厚，为一代佛学大师的典范，又反映了此时高昌佛教的崇高地位。处于中西交通要道的龟兹、于阗、高昌等古国，是唐代西域最重要的几个佛教中心。唐代西域佛教的兴盛促使佛教石窟的大量开凿，带来唐代佛教壁画的繁荣。1.1.2壁画中唐代西域佛教兴盛的记载保存至今的大量的西域石窟和石窟壁画，使西域佛教在古代，特别是在唐代的繁荣成为不争的事实。西域石窟壁画以及墓室壁画以形象的绘画手段，保留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佛教传播的风格，也显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造型中的审美风格。壁画中大量保留了妇女形象塑造的特点，为今天研究唐代妇女面妆风俗提供了丰富的形象的宝贵历史资料。唐代是佛教在中国繁荣发展成熟的阶段，西域作为大唐王朝的领域，也不例外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并且作为佛教中国化特征的大乘佛教的中国化派别的教义、风格，也随丝绸之路回传到西域，使西域佛教壁画充分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的印迹，佛教壁画中的妇女面妆，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壁画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壁画，即指“各种形式的壁面装饰，如石线刻、砖雕、模印砖、彩绘画像等”16依据这一界定，大体可以将古代壁画分为四种类型：一为生者所居而美教化助人伦的殿堂壁画；二为死者所居的墓室壁画；三为信奉佛道而建筑绘制的佛寺道观壁画；四为依山凿建的石窟壁画。狭义的壁画，指作为建筑艺术一部分存在的，制作于壁体表面的，与建筑结合为一体的，其风格与建筑风格及环境协调一致的绘画作品。本文主要选取狭义的石窟、墓室壁画作为史实例证，进一步从形象的层面证实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唐代佛教在西域的繁盛与成熟，对妇女面妆风俗的影响。1.1.2.1唐代西域石窟壁画的概观石窟本来自印度，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修行人的修行场所。石窟在佛教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是修行人即佛教徒修行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佛教徒积累功德的途径。石窟宗教功能由修行之处演变为人们敬仰佛、菩萨的供佛、礼佛功能，使在窟内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用来表现佛教教义成为必然。从而导致石窟淡化了苦修功能，强调其文化传播功用，石窟内的主体也就渐由修行僧转到了雕塑、造像、壁画及提供开凿经费的施主上了。供养人像是石窟艺术十分重要的内容。西域石窟开凿源于佛教，佛教的传入导致石窟艺术的诞生。唐代西域境内的石窟壁画繁多，现遗存的主要集中在古代高昌、北庭、龟兹等地的石窟。佛教石窟艺术的倡导者，出于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修福，或者是为了祈求佛的庇祐，在石窟中绘制了大量的壁画，用来宣传佛教教义，自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和风俗状况。在西域石窟壁画中有不少女性形象，其面部的装饰丰富多彩，形式各异，是研究唐代妇女面妆风俗的生动材料，同时对佛教人物的塑造，如塑绘的佛、菩萨、僧人虽多为男性，但工匠亦依据当时的审美风俗对这些人物的面部进行了装点，特别是其女性化的笔法，亦从另一面印证了当时的面妆风俗。高昌国的石窟壁画艺术主要体现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约开创于公元56世纪，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洞窟40余个，保存壁画面积约1200平方米。9 世纪以后高昌回鹘时期，为回鹘王的家族寺院。残存的壁画内容较丰富，有佛涅槃画、各种经变画，还有分别着回鹘族、蒙古族装束的供养人画像以及大面积的千佛画、图案装饰画等。柏孜克里克石窟9窟中的回鹘公主图（9世纪，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17，是唐代西域壁画中具有典型性的妇女面妆图，回鹘公主作为回鹘王室的女供养人，妆饰精致，眉形下弯，却月眉曲线纤巧细致、弯度流畅平和，配以细长的双眼，额上饰一圆点妆饰，口唇描画小巧圆润。画面极力渲染人物的贵族身份，足见佛教在当时的兴盛，得到王室的认同和倡导。高昌即今吐鲁番地区，如前所述，处于中原与西域交界的关口，其石窟艺术明显显现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唐代西域妇女的面妆风俗，在同时期中原妇女的面妆风俗中也有体现。如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面部晕染红色鲜亮，嘴唇描画的红润小巧。这种面妆风俗，在同时期的佛教人物造像中也可得到印证。如唐代时期的敦煌石窟第41窟，开元十四年的小身菩萨，唇饰风格同样小而圆润。以及唐时的敦煌石窟112窟南壁西侧供养菩萨，北壁西侧报恩经变局部、鹿母故事中的供养人，口唇描画厚圆，唇色涂染鲜艳，表现出了女性面部的丰满。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遗址正西700多米处的西大寺，为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家寺院。西大寺各殿堂内所供的塑像及相应的壁画，展现着丰富的宗教意义，真实地表现出回鹘佛教信仰状况。西大寺塑像类别与其他石窟相似，多为佛、菩萨、罗汉、天王、狮子等。西大寺S105殿内残存佛涅槃像与其西壁的争舍利图。在出行图与攻城图之间，绘有高昌回鹘王及他的王妃的供养像。供养人是“窟主”或“功德主”，他们与佛菩萨的不同在于其现实的身份，穿着当时的服饰，有明确的社会身份，能叫出姓名。回鹘王妃衣着华丽，面容端庄，凸显王室贵族生活的雍容华贵。回鹘王和王妃的面妆与高昌石窟中回鹘公主的面部妆饰相似，面妆在佛教的壁画中得到了充分显现。龟兹石窟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六处主要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壁画最多，是龟兹石窟的代表。大约开凿于东汉末年到唐代(大约在3世纪末一9世纪初)的克孜尔石窟，共有236个洞窟，壁画面积约有1万多平方米，多反映佛教内容，其中大多数是开凿于唐代的石窟。在龟兹石窟中发现不少回鹘供养人像。克孜尔47窟、60窟、227窟中回鹘供养人，面部妆饰都很简单，身着圆领长袍，是典型的回鹘装束。克孜尔石窟中对菩萨形象的塑造极具女性化的美感，眉毛描画如兰叶般下弯，嘴角和上唇往上翘，下颌丰满叠出。1.1.2.2唐代西域墓室壁画的概观墓室，又称寝宫、寿藏，在墓壁上作画是其装饰形式之一，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世俗观念和佛教来世的信仰。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说：“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则称以为孝，显明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慕效，至于废室卖业。”墓室壁画是这种习俗的产物，不仅流行于汉代，亦盛行于唐代。18唐代墓室壁画兴盛，艺术水平高超，这与唐代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局面和统治者认为绘画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的思想19，以及视墓为真宅，盛行厚葬之风的风俗等息息相关。唐代西域的墓室壁画，保存最多且较完整的体现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壁画直接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以表现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习俗为主，同时又反映了绘画创作的新风尚。就西域墓室壁画的艺术形象而言，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其中也有妇女的形象，画家总是尽力去描绘她们的美，其内容风格与石窟壁画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面妆，这一体现美的世俗审美形式，亦生动地反映在墓室壁画中。位于吐鲁番市东南约40公里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是唐代时期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占地10平方公里左右，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2公里。阿斯塔那是古突厥语“首府”的意思。墓葬按家族种姓分区埋葬，以天然砾石为界，区域分明，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古墓平面形状如“甲”字。墓室前方，是一条10多米的长的斜坡墓道，墓道尽头连着墓室，是死者，以葬汉人为主，同时葬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的唐代弈棋仕女图(图一)，弈棋仕女的面部妆饰是十分典型的唐代女性面妆。图中仕女脸部妆饰红妆，施阔扫眉，眉身宽且长，眉头紧靠，中间仅留一条窄缝。这与仕女丰腴的面庞较为协调。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唐永泰公主墓，墓室壁画中的侍女，眉尾向下，略呈倒八字形，称“倒晕眉”，与她丰腴的体型、面庞相得益彰。唐代是个富庶的社会，妇女一般均体形富态，脸面宽大，故以阔眉配之，短而尖的眉型，可以让人显得活泼俏皮，比较年轻。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在绘画时间的风格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从而相互借鉴。石窟开凿者和墓室的营造者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审美情趣，同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两种不同的壁画艺术共同展现了唐代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其中本文要论述的妇女面妆风俗也在其中有着大量的体现。1.2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保存的唐代西域壁画，反映出佛教在唐代西域的繁盛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除了佛教在唐代西域的广泛传播和繁荣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在于唐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唐代开明开放的治国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反之经济贸易的往来更促进了唐代经济社会的发达繁盛。与此同时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包容多元文化的唐代文化。妇女面妆风俗的形成，其多样的、独特的不同于以往时代的风格，亦是这种社会文化背景的充分体现。1.2.1唐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唐代高度发达的经济，为贸易的往来、交流提供了背景。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促使西域各国的经济得到了繁荣，为文化艺术的鼎盛创造了物质条件，使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融汇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展，以丝绸之路干线为主动脉源源不断带来东西方文化艺术营养的补给。唐代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也促进了装饰文化的发展，西域妇女的面妆风俗在唐代社会得到了充分展示。（1）经济发达的情况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政策开明、国力强盛的黄金时代，西域各国归附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原王朝在政策上的宽松和文化吸纳上的宽容，给西域各国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充分条件。唐朝政府在西域设置两个都护府,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对西域地区进行不间断的行政管辖和镇守戍边，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就了西域地区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同时和谐的政治局面，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唐朝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体系。在太宗至高宗时期，疆域大大拓展。海陆交通发达，手工业兴盛，商业繁荣，唐代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代。唐初推行“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庸调”的租赋劳役制度。唐朝统治者一改重农抑商的思想，对于商贸活动采取默许、重视的态度。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唐代商贸活动的繁荣发展。 唐代社会中原地区经济发达，在史书中有记载。杜佑通典·食货志：“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20新唐书·食货志：“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刀兵。”21“八世纪前半叶的开元盛世，是大唐帝国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同样它也是在丝路贸易浪潮的推动下，西域社会经济的辉煌年代。盛唐时期在西州市场上，店铺鳞次栉比，商品分类经营的行已经出现，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挡斧行、菜子行等，行是同业店铺的总称，它意味着已可能有行会组织的雏形，起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相当高的水平。”22唐代史籍有大量西域与中央政府进行商贸的记载，旧唐书曰：“龟兹有城郭，贞观四年，谴使来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自此朝贡不绝。”23“（唐高宗）上元二年正月，右骁卫大将军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赐帛以答之。十二月丁亥，龟兹王白素稽献名马。”24唐代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西域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唐代西域妇女妆式的发展，促进了西域唐代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