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兄弟》的悲剧性毕业论文.doc
论余华兄弟的悲剧性The tragic of Yu Huas brothers摘 要悲剧性是悲剧文学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独特审美特征,它指的是在具体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悲怆、沉郁、激慨的氛围和情愫。悲剧性历来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向度。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的作品始终带有浓郁的悲情气氛,其新作兄弟承袭了以往作品中对人的悲剧性存在的揭示,写出了时代转变中个体命运的无常,兄弟两人在命运中辗转,在尘世中沉浮,个人与世界仍然在尖锐地对立,情感的毁灭、人性的迷失、无尽的苦难,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悲剧人生。本文主要从情感、人物和叙述模式三方面分析余华兄弟的悲剧性,并阐明:余华作品所具有的宿命般的一悲到底的悲剧意识和重复循环的叙述模式呈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点,对中国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创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关键字:兄弟;悲剧性;叙述模式 AbstractTragedy is the tragedy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forms of the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ers to the specific reflected in the work of a sorrowful, depressed, excited atmosphere and generous feelings. Tragic is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value. The works of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Yu Hua has always been sad with a strong atmosphere of his new novel brothers inherited the previous works on the tragic human existence revealed the change of time to write the impermanence of individual destiny, the destiny of two brothers The twists and turns, ups and downs in the ear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orld is still sharply antagonistic, emotional destruction, humanity lost, endless suffering, all the tragedy of their doomed life. This article from the emotions, characters and narrative mode of the three Brothers, the tragic, and stated: works by Yu Hua has a fatalistic sense of grief in the end the tragedy of the narrative mode and repeat cycle showing a distinct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 New China, the tragedy of the creation of a certain literary inspiration. Key words: Brothers; Tragic; Narrative mode 目 录摘 要IAbstractII引 言1一、情感悲剧:爱情和亲情的毁灭2(一)文革中毁灭于荒诞和疯狂的爱情、亲情2(二)现代社会中毁灭于金钱和欲望的爱情、亲情3二、人物悲剧:在苦难中挣扎、痛苦、绝望、死亡4(一)文革中非理性社会下的人物悲剧4(二)现代社会中金钱统治下的人物悲剧6三、悲剧的叙述模式:重复与循环8(一)叙述方式的循环往复8(二)主题和意象的不断重复9结 语10注 释10参考文献12谢 辞13引 言20世纪80年代余华凭借十八岁出门远行初登中国文坛,从一个极端牙医成为一个先锋作家,以“无我的叙述模式”创作了诸如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等作品,呈现了一个个散发着浓郁血腥气息,笼罩着无边苦难阴霾的世界。之后他转入民间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均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血腥、暴力之外终于有了一种温情,其后便是余华长达十年的沉寂,直到2005年兄弟(上部)出版,虽然引起了评论界冰炭难容的两极论争却一路畅销。在兄弟中,余华一改以往的冷静与克制,用夸张粗鄙、轻松幽默的手法叙述了两个异姓兄弟在文革和现代两个时代转变中的生活变化,写出了个体命运在历史变化中的无常和荒诞的现实中人性的迷失。相对于整个刘镇的喜气洋洋,宋钢和李光头的却在恩怨交集中走向毁灭和孤独。余华的作品大多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性审美体验,这也是余华作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时代交替的大背景中,这种“悲剧性”不再单纯体现为个体的苦难与不幸,也显现出人性的堕落与生命的沉浮。本文在搜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中国美学家和作家对悲剧理论的阐述来对兄弟这部作品的悲剧性进行分析与探究。从而得出,余华所具有的悲剧意识和独特的叙述模式不仅使其作品本身的内涵更为丰富,而且对于悲剧文学的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兄弟作为余华“十年磨一剑”的得意之作,在狂欢式的的叙述层面之下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怆之气。余华曾在后记中如是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连结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当然,悲剧的目的不是使人陷入痛苦之中,而是通过情感的宣泄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把人引入更高的境界。一、情感悲剧:爱情和亲情的毁灭在余华的作品中几乎很难寻到浓情蜜意的影子,黄昏里的男孩中失去孩子的孙福残忍地虐待一个流浪的男孩,古典爱情又以悲惨的结局颠覆了才子佳人的传统爱情,在细雨中呼喊则亲情淡漠,家人之间互相陷害和防备。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情感关系上来讲,人生中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东西莫过于亲情和爱情,然而在作品中,不不管在哪个时代这种美好总是被无情地毁灭。(一)文革中毁灭于荒诞和疯狂的爱情、亲情兄弟一开篇的偷窥事件便将李光头的母亲李兰带入了双重痛苦的深渊,十几年前她丈夫带给她的耻辱又一次重演,从此她不得不和十几年前一样只敢在晚上出门,走路永远低着头贴着墙角,甚至在别人喊她的名字时,她都“中弹似的浑身一颤”。刘山峰这种荒唐的行为,无疑是本能压抑的时代中走向另一极端的表现,他作为李兰的丈夫没有给李兰任何温情,在他因偷窥而臭气熏天地离开人间后,李兰甚至曾想过自杀,不幸的是那个曾让她努力活下来的儿子却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在这里,家庭的亲情温暖在荒诞的世界里被剥离的一丝不剩。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文革来了,将李兰重组的幸福家庭冲击的支离破碎,那个曾给过她巨大幸福的完美丈夫宋凡平,在她去上海看病期间被打成了反动派,在一次次洗劫似地抄家中,原本温馨的家变得面目全非,她的两个儿子饥肠辘辘地游荡在大街上,不停地躲避着三个中学生的“扫荡腿”,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不得不学着自己做饭,在菜尽米绝之后,只能一口盐一口水的充饥。当李兰看病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已死于“红袖章”的屠杀,她自己则开始了漫长的“地主婆”生活,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遭到外部世界无情地破坏。李兰和宋凡平这段文革时期的爱情是刻骨铭心,宋凡平给了李兰重生的勇气和信心,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宋凡平曾在一次经典扣篮后当着全镇人的面抱起了李兰,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超越了世俗,在那个有道德洁癖的疯狂禁欲的年代这种浪漫是惊世骇俗的。宋凡平对李兰的爱很深沉,尤其是他为李兰洗头这一细节非常动人,平凡质朴的爱情渗透在生活细节中显得更为感人肺腑。宋凡平的死是一个撕扯人心的过程,他一次次地在死亡面前显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悲壮至极。他在挥舞的棍棒中买票,受伤倒地后听到检票员的声音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于是再次被打倒,木棍捅进了他的腹部,可谁也没有想到,当长途汽车从车站里驶出后,他又从昏迷中苏醒,而且站起来摇晃地走了两步,望着远去的汽车说:“我还没上车呢”一个爱的承诺,竟会使人产生如此巨大的生命能量。李兰是一个一生都在坚强与软弱中摇摆的女人,面对宋凡平的死她悲痛欲绝却又异常坚强,她骄傲地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一直到把宋凡平的尸体拖到乡下埋葬后才放声大哭。李兰按照当地风俗给宋凡平守孝,她整整七年没有洗头发,只擦头油,恶臭难闻。在她感觉自己时日无多时,才去洗了头发,然而青丝一洗成白发,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有认出她。个人的生活在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单薄脆弱,可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这样的家庭又何止一个。作为施暴者的孙伟一家也一样被残害,孙伟在街上被剪头发的红袖章剪断了动脉,血喷出两米多高,他的父亲亲眼看到儿子死在面前却无能为力,出于本能的反抗迅速被镇压,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厄运,他被关进仓库,受尽酷刑。孙伟的母亲在听到儿子横死街头的噩耗之后陷入疯癫,之后便从刘镇消失。当红袖章在孙父的面前用下流的谈笑把孙母的癫状描述出来的时候,孙父一下子失去了生的希望,当夜便把一颗钉子砸进了自己的脑袋。在历史的洪流的挟裹中作为个体的人失去了最基本的情感需求的权利,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于荒诞和疯狂,爱情难以为继,家庭的亲情被粗暴地掠夺。 (二)现代社会中毁灭于金钱和欲望的爱情、亲情 李光头、林红、宋钢纠缠的爱情则属于现代的故事,和这个多变的时代一样充满戏剧性和变数。李光头和林红的纠葛从偷窥事件就已经开始。后来,成为福利厂厂长的李光头在桥上偶遇刘镇第一美女林红后,自认身份高贵的他便自恋的以为林红对自己有意思,从此自导自演了一幕幕滑稽的求爱桥段。他怂恿小孩子在林红的工场前大喊求爱口号,还采用了狗头军师宋钢的五招战术:旁敲侧击,单刀直入,兵临城下,深入敌后,死缠烂打。他带着福利厂十四个瘸傻瞎聋的忠臣浩浩荡荡地向林红表白,却遭“花傻子”的叛变,身负轻伤;他以准女婿的身份去了林红家拜见岳父岳母,却被扫地出门。结果一番努力之后却适得其反,林红反而看上了一声不吭的宋钢,于是李光头对宋钢耍心机,以兄弟之情要求宋钢退出竞争,害的宋钢自杀未遂。宋林二人结婚的那天,李光头去做了结扎手术,兄弟两人出现间隙。后来李光头成了镇上的超级巨富,宋钢林红两人的生活却陷入困窘,两人整日为生活奔走,宋钢下岗卖花,自觉愧对妻子而整日自责,四处找工作,因为做各种零工而被镇上人戏称为“首席代理”。纺织厂的色鬼厂长以工作要挟林红,两人为了不让对方担心只能各怀心事,生活沉闷压抑。在宋钢外出打工的时候,林红和李光头却“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地背叛了宋钢,直至把宋钢逼上死路。在生活的重压下,林红的忠贞与清纯向金钱和欲望缴械投降,在李光头的诱哄和挑逗中泥足深陷,李光头满足了她物质与身体的双重欲望,所以她接受了这个曾让她无比厌恶的男人,相濡以沫爱情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毫无意义。李光头对林红的感情一直目的不纯,年轻时更多是因为虚荣,觉得林红的美貌和自己的身份相得益彰,惹人羡慕,而中年时则成了一种病态的缺憾和占有,他是荒淫滥情的欲望化身,曾经拒绝他的林红成为他的“前耻”,是他的心病,所以他不择手段地要得到林红,哪怕她已经是自己兄弟的妻子。爱情在金钱的面前难以坚守,溃不成军,难逃悲剧结局。宋钢死后,李光头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经过众多苦难而尤显珍贵的兄弟亲情也因此断裂。不管是在哪个时代,爱情和亲情都难逃毁灭的悲剧性厄运,所有人渴望的美好都被余华无情地摧毁,整篇小说氤氲着悲谅之气。而毁灭这一切的又恰恰是人,人们迷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或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狂热中,或被浮躁纵欲所左右,毁灭了别人的幸福,也葬送了自己的幸福。二、人物悲剧:在苦难中挣扎、痛苦、绝望、死亡可以说,苦难是余华小说不变的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人的苦难和死亡”,因为这“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惧和同情。”在余华的作品中,苦难具体表现为暴力、血腥及生存困境暴力和血腥,在其先锋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现实一种中两兄弟的互相残杀和报复,一九八六年中失去理性自戕的历史老师。活着中死亡构成了叙事的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是苦难重压下的父亲不惜一次次卖血以求生存。苦难和死亡结伴而至,主人公难以逃脱,只能在痛苦中忍受。(一)文革中非理性社会下的人物悲剧在兄弟上部中,“精神狂热”的非理性社会催生了众多人物“命运惨烈”的悲剧。宋凡平这个小说中最为完美的男人在文革中被打成了阶下囚,高大的他被人当街扇着耳光,在红袖章抄家的时候他还得陪着笑。他一边忍受着毒打和屈辱,一边又竭尽全力地保护着两个孩子,将他们和这个疯狂的社会隔离开来,让他们远离血腥暴力带来的恐惧,给他们创造一个正常健康的成长环境。这个无所不能的男人,独自扛起所有的不幸,快乐地教孩子们炒菜,掩饰着疲惫和痛苦带着孩子一起整理着乱七八糟的家,家里的筷子被折断,用树枝替代还神秘地笑着对孩子们说那是古人用的筷子,他把“地主”解释为“地上的毛主席”,却因童言无忌的李光头而身陷囹圄,但他始终微笑着面对两个孩子,胳膊被打得脱臼了,他说是胳膊累了,让它休息几天,还兴致勃勃地教两个孩子怎么让胳膊“郎当”。为了不让妻子牵挂,他一直坚持写信,逆来顺受的他为了信守对妻子的承诺,在妻子回家的前一天晚上越狱了。他先把家收拾好,然后穿得干干净净还细心地把脱臼的胳膊装在裤兜里不让妻子担心。可是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六个拿着木棍的红袖章在汽车站等着宋凡平,他一去便如野兽一般对他开始了毒打,木棍打断了就用拳脚,甚至灭绝人性地把折断后如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宋凡平的身体,可是被打的鲜血淋漓的宋凡平还是不肯放弃,他一次次从昏迷中醒来试图坐上去上海的车去接妻子,“从不屈服的宋凡平这时候太想活下去了,他用尽了力气跪了起来,他吐着满嘴的鲜血,右手捧着呼呼流血的腹部,流着眼泪求他们别打了,他的眼泪里都是鲜血。”他拿出李兰的信想证明自己不是要逃跑,只是去接妻子,可是红袖章们只顾着继续施虐,一边拳打脚踢,一边把“两根折断以后刺刀一样锋利的木棍捅进了他的身体,捅进去以后又拔了出来,宋凡平的身体像是漏了似地到处喷出了鲜血。”(兄弟)余华的这段描写,继承了他先锋时期对血腥、暴力的冷静描述,他将人性恶写到了极致,仿佛人间变成了阴森恐怖的屠宰场。如果说宋凡平是他人暴力下导致的直接死亡,那么孙伟父亲的死则是在外部压迫下导致的自我毁灭。他可以忍受诸如“野猫抓腿”“鸭子凫水”“肛门吸烟”等各种变态的酷刑,可是后来子亡妻疯的他生无可恋。且来看看孙伟父亲的自杀方式:“他用右手的砖头砸在了自己的头顶的大铁钉上,铁钉好象砸进了脑壳”“他砸下去了第二下,铁钉又插进去了些,似乎碰上了脑浆,他的思维还在活动。”然后“他使出了生命中所有的力气,一下子将大铁钉砸进了自己的脑袋,是全部砸进去了,那块砖头一下子粉碎成了十几块。”(兄弟)在这里,人性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漠然显然已经突破了理性的极限。余华由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他尽情释放死亡、鲜血、杀戮、疯狂、暴力等一切恶与丑的物什。”每个人都被自己可怕的、本能的暴力冲动所牵引,在这个世界中尽情表演着如何毁灭他人和毁灭自己的能力。宋凡平和孙伟的父亲无疑是非理性社会中的悲剧人物。在这样的社会里,死亡反而成了超越苦难的一条出路,所以宋钢爷爷在临死时才会微笑着说:“苦到尽头了。”这恰恰折射出了现实生活的不幸。余华以“一种冷酷的方式,强化物外的恶,人性中挖掘善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次序成了装饰。”这是一个人与世界尖锐对立的悲剧,世界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强大无边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性存在,而人则不过是一种卑微弱小而又无能为力的动物,不仅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随时可能被突然而至的死亡所收容,个体的生命、尊严被极端漠视,直至终结于无理性的暴力之下。(二)现代社会中金钱统治下的人物悲剧在下部中,血腥杀戮暴力渐渐消退,金钱和欲望统治着这个世界,李光头成了巨富,刘镇的群众们都迷失在他所制造的金色诱惑中,在所有人喜气洋洋地奔向新生活的时候,宋钢却孤零零地死在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中。正直善良的宋钢在新时代里无法适应,生活逐渐陷入困境。下岗后,他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为了爱妻为了家跑到街上卖起了花,在别人戏谑的的笑声中艰难地求生,可是林红忍受不了别人的讥笑,不同意宋钢继续卖花,保持着最后尊严的他不愿意求助李光头,只好开始做一些零工,他对妻子充满愧疚,不停地奔波,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水泥厂的工作,害怕失去工作的他即使累坏了肺也坚持干活,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善待他,他在工作中扭断了腰,只能回家休养。骗子周游的出现,是造成宋钢巨大悲剧的催化剂,他先是骗宋钢去卖处女膜,然后又骗他离开家去外地卖保健品,为了有效推销,宋钢不惜损害身体去装了一副假乳房。在生活的重压下,人变成了只求生存的奴隶,辗转求生,失去自我,失去价值。“命运、时间、不可知的力量,左右着人活着的欢乐和苦难。”宋钢已经开始身体上的自我毁灭,此刻精神上的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可是当他伤痕累累地回到家里时,他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弟和他“情深意笃”的妻子却双双背叛了他,他的世界刹那间分崩离析,他给自己的妻子和兄弟各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原谅了他们,并为自己不能给林红幸福而深感愧疚,然后走向冰冷的铁轨,平静地死去。一个永远活在别人阴影之下缺乏自我独立生活意识的人必然是悲哀的,走向死亡是他的唯一归宿。张玉能认为“悲剧的结局具有毁灭性,或是肉体被毁灭,而精神未灭;或是肉体未灭,但精神崩溃而痛苦不堪,性格被扭曲甚至异化;甚或肉体的死亡和精神的毁灭两者并至。”如果说宋凡平的死亡属于“肉体被毁灭,而精神未灭”的类型,那么宋钢的死则属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他婚后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劳累,至死都生活在金钱的阴影之下,金钱甚至成了衡量幸福的标准。无比荒诞的是,无私善良如宋钢者不得善终,结婚多年没有后代,而大骗子周游却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这无疑加深了宋钢这一形象的悲剧性。而林红的人生也终究难逃悲剧性结局,从纯情少女到贤惠妻子再到疯狂情人,因为受到打击而深居简出直到最后沦为美发厅的妈妈桑,她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骄傲的刘镇的第一美女了,她的悲剧结局当属于“精神损伤”型,是一个金钱社会下灵魂被欲望吞噬的悲剧人物。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悲哀,因为放弃存在的价值和光辉,比存在消失的本身还要可怕很多。林红就是这样,在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起伏之后,“顿悟”似地开始游戏人间,丧失了个人追求,放弃了个人存在的价值。余华对待苦难的态度不是抗争而是忍受,无论福贵、许三观,还是宋凡平、宋钢父子,他们都默默地承受着所有不幸,命运给了什么,他们便接受什么。余华通过不断强化个体遭遇和苦难来渲染悲剧,体恤小人物在动荡岁月的不幸命运,对底层人物在困境中挣扎乃至毁灭作了悲剧性的揭示,写出了他们个体生命孱弱、无助的生存境遇。“中国文学悲剧的平民化的色彩就像西方悲剧的贵族化色彩不可避免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余华小说中的人物身份大多是普通人,在情节上又以反映他们日常生活的艰辛和时代转变中的不幸遭遇为主,从这个角度讲,宋凡平的名字就别有深意,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代号。余华通过描写平凡的底层人物的欢乐和痛苦,表现了其关注小人物命运的情感态度,同时引起了我们对平民阶层的重新认识和关注,从而让作为平民的我们审视自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三、悲剧的叙述模式:重复与循环大多数悲剧作品都是不幸和苦难叠加的单线叙述,而余华的叙述模式却别具特色。戴锦华这样评价余华的叙述模式:“余华的世界是锁闭的,那是一个劫数难逃、死期已至的锁闭,是死亡不断播散、往往返撞击的同心圆。”这句话反映了余华小说创作的独特模式,即重复与循环,其中又以死亡的重复和不幸命运的循环为主体。活着中死亡作为不断重复的主题一次次上演,难以摆脱,难逃劫数则正如文章的名字一样每个人都预见了他人或自己的不幸,但是又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灾祸。现实一种就更像是一场血腥报复的接力赛,循环的迫害无休无止。(一)叙述方式的循环往复书中开篇就引用了人人皆知的熟语“有其父必有其子”,上一代人的某些特质和境遇通过一种奇异的方式遗传给了下一代。比如,李光头继承了其父厕所偷窥的不良嗜好,无比巧合的是他们的行为均被人撞破,不同的只是刘山峰失足淹死,而李光头被抓起来游街,这对父子荒唐行为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全部都加诸到不幸的女人李兰的身上,爱面子的李兰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丈夫死后,她整整七年生活在屈辱的阴影之中,宋凡平好不容易帮她找回了尊严和自信,可是在七年后她的儿子李光头再次夺去了她的自尊,在思念与失望的折磨下,她的身体也走向了消亡。宋钢则在遗传了宋凡平的高大体格,正直无私和责任心外,还难逃和父亲一样中年横死的悲惨命运。另外又如苏妹,她重演了妈妈未婚先孕的历史,苏妈常常叹气落泪,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命运怎么会在女儿的身上重现,后来苏妹也生了一个女儿叫苏周,刘镇的群众预测苏周长大以后也会想她的外婆、母亲一样肚子神秘的大起来,他们老练地说:“这就叫命运。”李光头、林红、宋钢的三角恋也是一个头尾相接的圆圈。李光头在偷窥事件中初识林红,后来林红置李光头轰轰烈烈的追求于不顾,反而和宋钢结了婚,宋林结婚那天,李光头对林红说他会在什么地方摔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而且两人说话如出一辙的腔调也让宋钢心里一惊,于是命中注定似地,林红在宋钢外出打工期间难以抗拒金钱欲望的吸引而做了李光头的情妇,李光头和林红的纠缠开始于欲望,也结束于欲望,他们的纵欲直接导致了宋钢自杀这一悲剧。在这段三角恋的初期,宋钢被李光头逼的差点自杀,这似乎成了一种预兆,仿佛宋钢注定要因为李光头和林红而死。人生由生到死的循环,命运一代又一代的重演,所有人都陷入了不可逃脱的怪圈,一种强大的宿命感笼罩在上空,把无知的人们一步一步推向命运的罗盘。这种写法无疑借鉴了马尔克斯的轮回观念,使作品充斥着浓郁的悲情气氛。(二)主题和意象的不断重复在兄弟中死亡仍然是不断重复的主题,先来看作品中先后出现的死亡:刘山峰、宋钢母亲、宋凡平、李兰、孙伟、孙伟父亲、宋钢爷爷、宋钢。余华除了对宋钢母亲的死一笔带过之外,对其他人的死亡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写,刘山峰之死的荒唐恶心,宋凡平、孙伟父子之死的血腥残酷,李兰、宋钢爷爷之死的平静安详,还有宋钢之死的唯美幻灭,其中,余华对宋钢死亡的描写与以往的的冷酷阴暗血腥不同,而是色彩明艳,景象唯美:美丽的天空、红玫瑰似地稻田、从远处飞来的鸣叫的海鸥。充满了对人世的留恋和对命运无常的感慨。死亡是人生必然而来的结局,既是轮回的结束也是轮回的开始,余华对死亡的重复显然带有一种悲观的宿命意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对于一个“印着上海字迹的旅行袋”这一意象的重复。旅行袋是出行的象征,代表着漂泊与分离。旅行袋首次出现在李兰去上海治病的时候。她回来时,却用这个袋子装上了浸染着丈夫鲜血的泥土,不久又用它装上宋钢的衣物送他去乡下,致使两兄弟分离。七年之后,宋钢埋葬了爷爷,提着旅行袋离开乡下回到刘镇。二十年后,下岗后患病在身的宋钢,提着这个袋子南下闯荡。宋钢死后这个被周游扔到垃圾箱的旅行袋又作为宋钢的遗物被李光头高价买回。旅行袋每次出现都会带来痛苦,这种痛苦与离别联系在一起,与漂泊联系在一起,也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个旅行袋见证了宋凡平的死亡,见证了宋钢漂泊凄苦的人生。这种独具深意的安排,让人不禁联想到人生就像一次尘世的旅行,颠沛流离,生老病死,如此循环不息,曾用过旅行袋的人一个个离开,而旅行袋却一直都在,这无疑会使读者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虽然余华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但在他的作品中不管什么样的道路,不管什么样的人生,主人公的结局大多都指向了悲剧性归宿。这样的叙述模式无疑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性,重复的死亡和循环的命运让人印象深刻,因而也比普通的悲剧更能深入人心,悲剧性的体验也更为强烈。结 语总体来讲,余华的兄弟对其前期作品的某些特点有所继承,尤其是在上部中,对血腥、残酷、暴力、死亡的描述与他先锋时期的作品风格一脉相承,宿命意识与悲剧意识依然贯穿小说的始终,在特殊的叙述模式之下,小说所具有的悲剧性内涵也更为深刻,余华一向借助悲剧作品来探究人性,悲剧的意义不仅仅是获得生理层面的“悲剧快感”(亚里士多德诗学),兄弟的目的也不是描述一个充满劫杀的世界,一个精神的荒原,而是“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在丑恶与暴力中,在肮脏与血腥中,爱成了每个人心中最神圣的信念,如宋凡平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的爱,对孩子的爱,宋钢对林红的爱,对李光头的爱。暴力虽然夺去了宋凡平的生命,却没有夺走他的精神,“肉体的失败往往在精神的胜利中获得加倍的补偿”“我们可以说,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着精神的胜利。”宋钢虽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失去了自我,但他并没有带着恨离开,他在遗书中原谅了背叛者,他让李光头好好安排林红,还告诉李光头“就算生死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就是在对爱的执念中,他才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他的死也使李光头的人性得到回归,他不再执迷于对金钱和欲望无限索取。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超越生命的价值的真实性。”总之,“人类尽管历经艰难,仍不致沦入悲观的困境,在饱尝人世苦痛之中,积健为雄,持雄奇悲壮的气概,驰骋人世如此以艺术的心情,征服可惧的事物,陶熔美感,引人入于更高超的境界。”这正是悲剧的意蕴所在。余华小说的悲剧性冲破了中国“哀而不伤”的传统中和美学,同时又延续了悲剧平民化的创作理念。他的作品几乎与“大团圆”结局绝缘,胡适曾批评这种团圆结局的作品是“说谎的文学”鲁迅则从中看到了文人的说谎。余华敢于面对悲剧和厄运,一悲到底、冷静客观、毫不掩饰,这种写作态度对于当代作家的悲剧创作意义深远,而他独特的悲剧叙述模式也值得学习借鉴。注 释 余华.兄弟·后记(上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鲁迅.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78.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30. 盖伟.在裂变中进行的余华在兄弟中余华先锋精神的延续及一种理论的阐释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综合),2009年(3). 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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