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论文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doc

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 关键词：新法兰克福学派、美国实用主义、批判、实践、交往行动、合辩、公共讨论、文化、哈贝马斯 提要：由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作了新的理解，以尤根·哈贝马斯为主要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作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从而与以霍克海默尔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第1代人物对后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在哈贝马斯那里，“批判”在规范和论证方式两个方面与以下4个层次上的“实践”密切联系：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政治文化。在这些从抽象到具体的层次上，哈贝马斯都对从皮尔士经过杜威1直到普特南和罗蒂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作了批判性借鉴。 Key words: New Frankfurt School, American pragmatism, critique, practice, communicative action, rational argumentation, public discussion, political culture, Habermas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New Frankfurt School”, with Juergen Habermas as its major representative, highly valuates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pragmatism,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Critical orists represented by Horkheimer. In Habermas, the idea of “critique” is, both substanti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idea of “praxis” in the following senses: communicative action, rational argumentation, public discuss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At all these levels, from the more abstract to the more concrete, Habermas critically appropriated important resources found in American pragmatists from Peirce through Dewey to Putnam and Rorty. 当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之1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1次访谈中说：“事实上，将我所谓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查理·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美国实用主义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1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的第2代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以及比哈贝马斯年长7岁、虽然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但哲学倾向与之相当接近、而且也在法兰克福任教的阿佩尔(Karl-Otto Apel)。宽泛地说，“新法兰克福学派”也包括被列为该学派第2代的施密特(Alred Schmidt)、韦尔默尔(Albrecht Wellmer)和被列为“第3代批判理论”的德国的昂内斯(Axel Honneth) 、美国的麦卡瑟(Thomas McCarthy)、杰伊(Martin Jay) 和本哈比柏(Seyla Benhabib)等人。2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接近这个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3这种现象不仅包括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兴趣，而且包括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如果我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当作两个活生生的传统，因而不仅有所谓“新法兰克福学派”，而且有所谓“新美国实用主义”，那么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而且，对这种现象也可以作知识学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哲学的解释。批判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本来就是在法兰克福社会所的主要成员们流亡美国期间形成的；2战以后美国对联邦德国整个社会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大西洋两岸哲学家之间的交往大大加强；60年代学生运动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批判理论发生兴趣，而当时的激进青年不少已经进入学界主流；批判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在美国的发展和“推销”需要借助其本土资源；德国本身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对1968年以后提出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培育-也需要借鉴在这方面被认为最为成功的民族的主要哲学资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必要包括在我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之中，同本文的讨论也有密切联系。但是，本文的目的主要考察为什么新法兰克福学派会对美国实用主义感兴趣、考察其中的理论原因。本文包括这样3个部分：第1部分回顾以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1代人物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当作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的参照；第2部分考察“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哈贝马斯-对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因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整个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其前辈具有关键意义；第3部分进1步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在批判理论那里，也就是“批判”和“实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的几个层次出发，讨论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吸收。1 追溯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出发点，是1934年9月，那时，以霍克海默尔为首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先后到达美国，并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国际的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教授（1929年退休的荣誉教授）正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美国实用主义的最重要代表。 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表明霍克海默尔和他的同事们与杜威有任何接触。非但如此，也没有材料表明他们与杜威的学生、设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悉尼·胡克(Sydney Hook)和其他知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有任何重要的对话与合作。正如最早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马丁·杰伊所说：“他们仍然几乎仅仅用德语写作，教学活动仅限于哥大扩充课程计划的不定期课程，并且很少用他们刊物的篇幅发表美国作者的文章，这样，他们设法将当地的学术界挡在1臂之外.与纽约哲学家之间的具有共鸣的联系，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建立。.简言之，这个研究所相对无虑地安居在哥大为之提供的117西大街429号的楼墙之后，仍然是1块流亡中魏玛文化的隐蔽飞地，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1部分。”4 当然这并不是说霍克海默尔等人对美国思想界及其主要潮流-实用主义-1无所知或毫不在意。在1封写于1946年的信中，霍克海默尔对社会研究所另外1名成员罗文泰尔(Leo Lowenthal)写道：“从我的引文中你可以看出这些本地产品我读了不少，我感到自己是这方面的1名专家了。整个思维无疑属于第1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经验批判主义相1致，但与我们的老考内留斯引者注：霍克海默尔和罗文泰尔两人的老师相比要粗糙得多。”5 霍克海默尔引用和评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多的，是发表于1935年的“论真理问题”1文，和1947年出版的理性的消蚀1书。 在“论真理问题”中，霍克海默尔把实用主义放在当时资产阶级哲学总体状况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把它当作这种状况的1个表现。他的评价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方面，当代哲学中存在着独断论和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但实际上相互补充的哲学思潮。这种现象往往也存在于同1个哲学家的思想中，而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可以说是这1方面的典型，因为他转向神秘主义甚至转向巫术，认为在超验世界中存在着1种灵感，这种灵感1旦大脑活动被反常地降低就会作为心灵感应经验而出现。另1方面，就实证主义本身来说，它的观点主要在真理问题上，而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这方面也是1个典型。霍克海默尔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其真理观的批判，这种批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用主义真理观与“与法国的实证主义有密切联系”6；它如果没有与之矛盾的形而上学作为补充（像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那里）的话，实际上是对现存世界的无限肯定和信赖：“如果每个观念都被给与时间和机会而表现它的好处，如果真理-即便是经过斗争和抵抗-的成功从长远来都说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具有1个具有危险性爆炸性的真理的观念是无法进入视野的，那么，现有的社会结构就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了，并且-就其被提醒避免危害而言-能够得到无限制的发展。”7 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即使实用主义哲学家个人有可能因社会充满着不正义而感到震撼，他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要求也仅仅是1种个人承诺，1种乌托邦补充物，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没有内在联系。 第2，实用主义混淆了两种“证明”的概念：“1个观点之被确认为完全有效，可以是因为这个观点断定存在着的客观关系在借助于无可非议的工具和逻辑推论而进行的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得到了确认；它也可以是对于持有它的人或其他人是具有实际效用的。”8 严格地来说，典型的实证主义更侧重于前者，典型的实用主义更侧重于后者，但霍克海默尔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而把实用主义当作实证主义的1个变种。 第3，就后1种意义上的“证明”来说，实用主义者说真理就是对生活、幸福的推进，但没有看到，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是不同的：“同样的理论在促进进步力量的活动并使这种活动更加有效的同时，可以是在同样程度上对另外1些利益是1种毁灭性力量。”9 第4，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随着1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从对创造性文化力量的推进转向对它们的限制，“可证实的真理”-确切地说，霍克海默尔这里指的是可以在理论上证明为真的理论，或者在上述两种“证明”概念中的第1种的意义上被证明为真的理论-和与之联系的那些利益之间的冲突，就渐渐增大，从而使真理的提倡者处于同现存的实在的矛盾之中。这样，真理得到成功的机会往往是更小而不是更大：“根据实用主义，观念的证实与它们之真合而为1。根据唯物主义，证实提供的是观念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证据，而这种证实本身也是1个有可能受到阻碍和中断的历史事件。”10“真理是正确的实践的动力。但是谁如果把真理直接等同于成功，谁就忽略了历史，使自己成为任何既定时刻占统治地位的实在的辩护士。”11 第5，由于“这种证实本身也是1个有可能受到阻碍和中断的历史事件”，所以，讨论证实问题或真理问题的认识论就应该成为1个研究这种历史事件的社会理论的1部分：“离开作为1个整体的1种特定的社会理论，任何认知理论都仍然是形式主义的和抽象的。不仅仅是像生活和推进这样的说法，而且是像证实、确认、证明等等这样的似乎专为知识论所有的术语，如果它们不与实际历史相联系并通过成为1个全面的理论整体的1部分而得到其定义的话，也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哪怕对它们作再仔细的定义并且把它们转换为数学公式的语言，也无济于事。每个概念只有作为理论整体的部分才具有实在的有效性，只有当借助于同其它概念的联系而形成1个理论整体、并且了解了它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时候，才具有实际意义-辩证法的这个立场，在这里也是有效的。”12 贯穿上述观点的是霍克海默尔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霍克海默尔看来，理论和实践之间并不存在着“先定的和谐”：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被看作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同时得到实现。人类活动并不是洞见的明确无误的函数，而是1种这样的过程，它在每个时刻都同样由其它因素和阻力决定着。”13对于他在这里非常强调的这种现象-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常常并不能取得实践上的成功，霍克海默尔作了几种解释。除了上面提到的现存社会占统治力量的强大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1方面，理论所预见的趋势，是反过来受到坚信该理论的社会力量为实现该理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影响的，因此这种趋势即使在现在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不能把这种情况当作是对该理论的否定。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种种情况的论断为例：这些论断所确认的趋势，“是1些可以因为这种理论引导下的努力而避免导致滑向野蛮状况的趋势。这个理论，这个被历史进程而确认的理论，被认为不仅仅是理论，而也是与危害之中的人类的急切心情相联系的追求解放的实践的1种动力。对这种斗争中所包含的坚贞信念的验证，是与对已经发生的所预见趋势的确认相联系的，但这证实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同1的：相反，它们以实际的斗争和建立在被经验所加强的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为中介。”14另1方面，造成失败和挫折的往往是该理论的1些局部性错误，所以由此造成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该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不具有真理性的：“每个负责地行动的人都有责任从实践中的挫折中，但这些挫折并不能破坏理论的被证明了的基本结构，而应该根据这个理论把这些挫折仅仅理解为挫折。”15 “1个伟大事业的失败，与希望它早早胜利的愿望相反，主要是因为并不破坏其作为1个整体的观念的那些理论内容的错误，不管这些错误的后果是多么深远。”16 在理性的消蚀1书中，霍克海默尔虽然说实用主义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的1个真正表现，因为两者都把哲学同化为，但还是对两者进行了1定区别，把它们作为哲学从“客观的理性观”向“主观的理性观”转变的两个变种。在这方面霍克海默尔的出发点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在霍克海默尔看来，所谓“客观的理性观”包括两方面含义。1方面，它承认在实在当中内在地有1个结构，这个结构自身就要求在每种情况下有1个特定的行为模式，不管它是1种实践态度还是1种理论态度。另1方面，客观理性也可以表示人们用来达到这种结构的努力和反思这种客观秩序的能力，或者说辩证思维的努力和所谓“eros”（爱）的能力。在现代，霍克海默尔说，出现了1个用主观理性代替客观理性的趋势。如果我们把“客观理性”分别理解成为有实质内容的理性和自身作为目的的理性，那么主观理性的特点就是1方面取消理性的实质内容，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把它“形式化”，另1方面是否认任何东西可以是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合理的，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把它“工具化”。霍克海默尔这样概括他所看到的实用主义与主观理性观的关系：“由于放弃了它的自律性，理性已经成了1种工具。在主观理性的形式主义方面，也就是实证主义强调的方面，所重视的是理性与客观内容的无关性；在主观理性的工具性方面，也就是实用主义强调的方面，所重视的是理性对诸多它律性内容的从属性。理性完全被同社会过程绑在1起了。它的操作性价值，它在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中的作用，被当作了唯1的标准。.似乎思想本身被归结到过程的层次，隶属于1个紧凑的进度表-简言之，被变成生产的1部分。”17 与“论真理问题”1文相比，霍克海默尔在这本书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多了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实用主义的错误不仅在于把真理归结为对人的利益的满足，而且在于强调这种利益是“我们”的利益，因而实用主义也是1种主观主义：“这个学派的主观主义在于我们的实践方式、行动和利益在它的知识论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在于它对1种现象主义学说的接受。”18 其次，实用主义所理解的“我们的”利益，即使是所谓“人民的利益”，也并不能当作民主的基础：“民主原则如果剥去其理性基础，就仅仅依赖于所谓人民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由盲目的或在自觉不过的力量所决定的。它们并不提供任何保证来防止暴政。比方说，在自由345 市场制度时期，各种建立在人权观念基础上的建制被许多人承认为1个控制政府和维持和平的良好工具。但是假如形势发生变化，假如强大的经济团体觉得建立独裁、废除多数统治是有用的，就不可能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基于理性的对抗。.1旦民主的哲学基础崩溃了，说独裁是坏的这个陈述就只是对那些不是独裁的受益者的人来说才具有合理的有效性，而没有理论上的障碍来阻止把这个陈述转变成它的反面。”19有意思的是，霍克海默尔诉诸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政治理念来批判实用主义的理性观。在他看来，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虽然主张多数人的统治，但并没有用多数人的裁决代替理性的裁决；他们之所以把“权利制衡这种明智的制度”包括在政府结构之中-杰佛逊甚至还反对维持常规军队，是因为他们担心多数人所控制的立法机构会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在霍克海默尔看来，杰佛逊们所担心的现象，现在已经以1种新的形式而成为现实：“多数统治原则，以民众对每个问题做出裁决的形式，用各种民意调查和现代传播技术加以实施，已经成为思想必须与之迎合的至高无上力量。它是1种新的神灵，并不是那些大革命的先驱们所设想的意义上的神灵（也就是作为1种抵抗现存之不正义的力量），而是作为1种抵制任何并不顺从的东西的力量。”20 因此，归结到最后，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实用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包含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向度。霍克海默尔引用杜威这样1段话：“理智有能力想象1种作为之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有能力发明种种实现这种未来的工具，我们的得救，就在于对理智的这种能力的信念。这是1种必须加以培育、必须做出明确表达的信念；当然它也是对于我们哲学来说足够重大的任务。”在霍克海默尔看来，杜威这是把对作为现状的人民欲望的满足当作了人类的最高追求。当然，他承认对“作为目前之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解释。根据1种解释，它指的是人民实际上所具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整个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在霍克海默尔看来，这个制度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人民的欲望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的欲望：“如果这些欲望被以1种非批判的方式接受，而不超越其直接的主观的范围，市场调查和盖洛普民意测验就会是1个比哲学更恰当的确认它们的手段。”21“作为目前的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这个概念还可以作另外1种解释，因为杜威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要把“主观的欲望”和“客观的可欲性”区别开来。在霍克海默尔看来，“这样1种承认，仅仅标志着批判性哲学的开端-除非实用主义愿意1遇到这个危机就放弃自己的主张，退回到客观理性和神话。”22 我们下面将看到，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实用主义不仅仅是“批判性哲学分析的开端”，而已经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批判性资源，因此它用不着“放弃自己的主张”，更用不着“退回到客观理性和神话”-当然，其前提是（产生于德国的）批判理论与（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批判”和“实践”的结合。 $False$ 2 “批判”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是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新的理解。 批判理论，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是1种“具有实践意向的理论”。23 从这个说法中就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批判理论的自我理解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家的第1部著作是理论和实践（1963），这并不是偶然的。但这本书基本上是1个哲学史论文集，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10年以后作者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导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是对唯物主义理论传统的继续，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1方面理论之外的历史状况，另1方面研究理论可以干预的行动情境。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理论和哲学理论都不同：不像科学那么对其研究对象持客观主义姿态，也不像哲学那么把自己的起源看作是超然的、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东西。 在强调把“理论”理解为“批判”的同时，哈贝马斯也主张把“实践”区别于“技术活动”。在他看来，把理论与实践1书各篇文章串起来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于 praxis（实践活动）和techne（技术活动）的区分。”24 哈贝马斯通过技术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之间的区别来解释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区别：“技术性问题的提出，是在给定目标（价值或准则）的情况下，着眼于对手段作合理的、由目标引导的组织，以及对诸多可选择的工具的合理选择。而实践性问题的提出，则是着眼于对规范的认可或者拒绝，这里说的规范尤其指行动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主张，我们是能够用理由来加以支持和反对的。”25 从本文的主题来说，哈贝马斯对“理论”和“实践”作上述理解的最重要结果，是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尔在批判实用主义时所主张的那种证实观1方面作了丰富和补充，另1方面作了修改和转向。 首先，哈贝马斯强调任何知识都与实践处于内在关系之中。上面我们说到哈贝马斯把通常所说的“实践”区分为狭义的“实践”和“技术”这两种活动。经过这样的区分，通常所说的“实践”概念在另外1个意义上仍然是1个有用的概念：用它可以表示日常生活中的、1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而这种活动总是与人类的旨趣或广义的利益和追求相联系的。当我们说哈贝马斯强调任何知识都和实践存在着内在联系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实践”1词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每1种科学理论背后都存在着1种人类旨趣或者利益，或者是主体对客体的技术控制，或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这些认知旨趣的作用并不是研究者的心理动机，也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知识社会学背景，也不是生物学遗传结构；“相反，它们是1种依赖于劳动和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迫令的结果。”26这种社会文化生活形式当然是1个经验事实，但由此而产生的认知旨趣却具有康德赋予他的“先天知识形式”的“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客观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的地位。把知识与人类旨趣或利益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元理论层次上向实用主义的靠拢：他那里，就像在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1样，“为知识而知识”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用前面提到的霍克海默尔的术语来说，哈贝马斯的这个观点也可以看作是从“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变的1个结果。 其次，哈贝马斯把作为“具有实践意向的社会理论”的批判理论定位为旨在解决“实践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不是人与之间的认知和干预的关系；它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主体间意义理解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但批判理论不仅不同于体现技术控制旨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也不同于体现主体间交往旨趣的1般的人文-历史科学：后者仅仅预设主体间交往的认知旨趣，而批判理论则不仅预设这种旨趣，而且自觉地反思和揭示这种旨趣，并且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阻碍交往或者说造成交往扭曲的种种障碍。这样，批判理论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论自我理解中内在地包含了认知的旨趣，而且这种认知旨趣也是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是1种解放的旨趣。 第3，体现这种意义上的解放旨趣的批判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第1代的批判理论之间，在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和理论的实践性效果两方面都具有重要区别。 从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建立在生产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有客观历史进程基础之上。在以此为依据的实践规划迟迟未能成功实现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第1代成员1方面批判实证主义尤其是实用主义以成败论真假的观点，另1方面越来越求助于虽然并不建立在客观历史规律基础上但也并不归结为“主观理性”的理性概念，而这样的理性概念的否定意义（对现状的批判、对另类选择的想象）大于它的肯定意义（这往往被追溯到实证主义以前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以前的神话，或者形而上学和神话在当代的替代物-）。霍克海默尔在理性的消蚀、马尔库赛(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化不少篇幅谈论的“辩证逻辑”，说到底是阿多诺(odor Adorno)的否定的辩证法。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具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不在于辩证逻辑，而在于对非扭曲语言交往的逻辑：“能力健全的说话者知道所取得的每1种共识事实上都可能是欺骗性的，但他们必须始终已经拥有了欺骗性的（或仅仅强制性的）共识这个概念背后的合理共识概念。达成理解是1个规范性概念；每个说1种自然语言的人对此都拥有直觉性知识，并因此而自信有能力在原则上把真正的共识与虚假的共识区别开来。”27在哈贝马斯看来，要确定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就要“澄清处在每个说话者（以及听话者）质朴地熟悉的可能的理解这个概念之中的那些规范性蕴涵”。28 从理论的实践效用来说，哈贝马斯说必须区别理论的3种功能或者说衡量理论之功能的3种标准：形成理论、组织启蒙和从事实际斗争。他写道：“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要能够加以澄清，我们必须先区别3种功能，它们是以3种不同标准加以衡量的：对能够经受住科学商谈的批判性定理的提出和扩展；对启蒙过程的组织-在启蒙过程中，批判性定理得到运用，并且有可能通过启动在启蒙过程所针对的那些团体之内进行的反思过程，而对这些定理进行独特的检验；选择恰当策略，解决战术性问题，并从事斗争。”3者的目标分别是真实的陈述，真切的洞见和明智的决策。在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中，这3种功能同时被指派给党组织-把无产阶级组织为1个自为的阶级，但哈贝马斯强调这3种功能是不能按照同1个原则而履行的：“理论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即那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具有从事理论性商谈的自由；启蒙过程（如果它们要避免剥削和欺骗的话）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即那些积极从事启蒙工作的人们完全承诺保持恰当的谨慎并根据性商谈模式而确保交往的领域；最后，政治斗争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当地进行，即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取决于参与者的实践性商谈-在这里、尤其在这里，并不存在通达真理的特权。”29要同时履行这3方面功能，要么是任何方面的成功都不可能，要么是1方面的成功以其它方面的代价作为补充。 上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批判理论本身的实践证实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霍克海默尔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因为实用主义的以成败论真假的观点对批判理论的有效性构成了威胁。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回答是：批判理论的真理性主张的检验必须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而霍克海默尔认为实用主义所强调的那个方面，也就是工具性-策略性行动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批判理论的证实不相干的。哈贝马斯写道：“验证的第1步是科学商谈；在那里，对理论上引绎出来的假设之为真的主张，是以通常的科学论辩的形式加以支持或驳斥的。当然，1个未能经受商谈性检验的理论必须加以拒绝，而且，对反思性理论的有效性主张，只能作尝试性的确认。但这种理论的实现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这种过程导致那些相关的人们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接受那些理论上引绎出来的诠释。当然，只要该理论诠释所指涉的所有可能有关的人们并不是都有机会在合适情形下对所提供的诠释表示接受或者拒绝，启蒙的过程也就仅仅是对说该理论是真的这种主张提供了支持，而并没有对这种主张加以核准。反思性理论能不能在政治斗争条件加以运用，这个问题上的保留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30 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检验-也可以称作对批判理论的“实践检验”-主要包括两个层次，1个是科学商谈的层次，1个是公共启蒙的层次。实际的政治斗争当然与批判理论也有关系，但哈贝马斯强调这种关系只是1种间接的关系。批判理论-作为批判性自我反思-本身的实践效果是通过对过去的种种因果关系的洞见而造成态度的变化，而政治斗争-哈贝马斯把它列入策略性行动的范畴而区别于属于交往行动范畴的公共启蒙-则要造成社会现实的未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反思过去的批判理论并不提供取向未来的行动方案，因而这种行动也无法为批判理论提供验证。但政治斗争的参加者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启蒙的行动者，而他们关于政治斗争策略、目标等等所进行的实践性商谈，也从属于前面所讲的“非扭曲语言交往的逻辑”。研究这种逻辑也是批判理论的任务，所以政治斗争与批判理论也有联系。此外，哈贝马斯还认为在策略性行动的条件下，批判理论可以在以下意义上加以运用（他称之为“对1种反思性理论的客观运用”）：它可以用来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对现在进行后溯的诠释。但是，尽管策略性行动可以通过这种诠释而得到澄清，后者却仍然无法通过这种行动而证实。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对于有效性主张的证实，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们的实践商谈之中。”31 在哈贝马斯撰写理论与实践以及上述导言的时候，他把批判理论等同于在个体和类两个层次上进行的彼此对应的自我反思，而在这种自我反思中，又不加区分地包括了两种形式：对于自我产生的虚假意识的反思（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以及以它作为模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对于正常的日常交往能力的反思。哈贝马斯后来认为把类与个体相对应是把“大我”与“小我”作类比，因而是犯了他所要克服的“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范式的错误；他还明确区分那两种形式的自我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第2种形式的反思即对正常的日常交往能力的反思上。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要求批判理论从着重对压制性欺骗性力量的批判，转变为对批判理论自身的规范性基础的建设，而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就是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交往论，其结果集中体现在80年代初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1书中。在1999年发表的“再论理论与实践”1文中，哈贝马斯以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例子来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那里，哈贝马斯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说，他对哲学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是他对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他似乎主张，在我们这个，每个哲学家最好都成为批判理论家，尽管是激进色彩大不如从前的批判理论家。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思维”的时代，哲学家的更好的历史作用既不是作为专家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是作为精神导师传递人生意义，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公共讨论。与其他知识分子（如作家、专业人士和科学家）相比，哲学家对有些问题的处理能力更强1些。哈贝马斯列举了3个问题。第1是总体性问题，比方说对现代社会的具有时代诊断性质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最适合哲学进行探讨：从108世纪以来，现代性话语或现代性讨论就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也就是以对理性的自我批判的形式进行的。第2是交叉性问题：哲学与总体的联系、哲学的“多语性”，使它可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起1种相互沟通和相互诠释的作用。比方说，哲学在科学与常识之间、专业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对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象进行批判和克服。第3是规范性问题：哲学具有思考规范性的、尤其是正义的政治共同生活的基本问题的特殊能力。哲学和民主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相同的产生情境，而且在结构上相互依赖。哲学思维的公共尤其要求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的制度上的支持，而反过来说，时时受到危害的民主商谈也依赖于这种民主的公共卫士的警惕和干预。哈贝马斯说：“在欧洲现代史上，从卢梭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1直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杜威，政治哲学发挥了可观的公共影响。”32 哈贝马斯在这里提到杜威，并且提到杜威的政治哲学而不是（霍克海默尔所重视的）他的认识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体现了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2代人物对杜威哲学乃至整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新认识和积极评价。经过对理论与实践之间、批判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上述重新诠释，实用主义哲学中原先被视为构成对批判理论之有效性主要威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不再是1种威胁；原先被认为只处于次要地位的1些其它观点，上升到关键地位；原来认为在这种哲学中仅仅具有可能性的批判性向度，则变成了这种哲学的最有价值贡献：“批判”之能够与“实践”结合，是因为“实践”被发现本来就是“批判”的。 3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中，“实践”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从抽象到具体作这样4个层次的理解：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文化。在这4个层次上，哈贝马斯在美国实用主义家那里都找到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交往行动理论 前面提到，哈贝马斯强调“实践”与“技术性活动”（或“工具性行动”以及与此接近的“策略性行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技术性活动所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实践性活动则涉及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技术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客观，因而是不可能违反的，而实践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有关的人们的承认，因而是有可能违反的。所谓实践活动，就是人们依据他们所承认的规则来调节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更高的反思的层面上，对这种规则本身进行调整和修改。因此，实践活动说到底也就是交往行动，以实践为主旨的批判理论应该以交往行动理论作为核心。 从前面讨论的霍克海默尔的观点那里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仅被理解为1种强调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而且被理解为1种强调技术性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或者说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视角出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另外1些方面工作凸显出来了：原来，他们不仅仅重视技术性行动，而且也重视交往性行动；他们不仅强调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认识对于人格成长和整合的重要性。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符号学、米德(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分别在这两个方面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哈贝马斯把人类行动分成4种基本类型：“目的性行动”（包括工具性行动和策略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表演性行动”这3种行动分别主要指向客观实践、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交往行动”-“（或者以口头方式或者以非口头方式）建立人际关系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