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哲学专业毕业论文.doc

伽达默尔与当代社会技术化、信息化问题伽达默尔是一位具有深刻理论洞察力又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他力图在解释学基础上重新确立起久已失落的实践哲学，以此来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发展“纠偏”，以此来分析人类社会文明存在的问题，并进而指明人的真正存在和生活世界的理想状态。这种实践哲学，无论是就其理论本身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实践意义来说，都表现出了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在现代科技社会，人类对自身存在根据与价值基础的淡忘，对理性力量的片面化理解，这从根本上导致了科学理性渗透和支配了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全面的自我异化。伽达默尔作为整个20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本之处不在于近现代主导性的理论哲学本身的各种欠缺，而在于人们从哲学意义上丧失了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在人们实践行为和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关于人类存在和生活的真正理性反思的实践哲学作基础，因而现代社会生活处处表现出对科技、专家及信息的迷信，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中放弃了对自身存在与生活的责任，这种人的存在的随大流性本质上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它缺乏实践理性思考，没有稳定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目标。一、“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伽达默尔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启蒙，但这是反对其自身独断论的一种启蒙”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85页。，“谁要进行哲学思维，谁就不可能同他时代的意见一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81页。那么，这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不仅指示着人类的哲学运思是永无止境的，它是无限开放的，需要无尽的探索和解释，同时也表明着对于人们现代生活来说，哲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毫无作用的，相反，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启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理性反思的作用。实际上，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需重新启蒙的时代，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以一种公开的启蒙的力量成为了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在伽达默尔看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严重的人类文明危机，其标志就在于人类进入了一个完全以技术起作用的时代，技术知识开始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极端信奉科学的时代”，公众意识转向了科学，以为科学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不自觉地走向了一种科学迷信“科学最终有能力使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服从于科学的控制，从最适合社会的生命中排斥所有的不可预言性。”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130页。 人们相信，人的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基础，人的无意识驱动力与意识动机间的和谐，经济衰荣，语言中的理解与误解，总之，人生存在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社会生活、信息选择、公众舆论的形成、战争与和平的行为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都是受科学支配与决定的，科学也能够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这表明，“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伽达默尔：赞美理论，95页。，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类进入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这个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人类生活演变成了由科学通过专家团体对社会的一种统治。当然，人们对这种生活状态是不满足的，但根本问题是人们尚不能对它做出清醒的认识和评价。看到现代文明危机的现象并不难，但能够深刻地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却绝非易事。原因就在于，相比起神学世界观，人是在一种科学意识的基础上树立起了对科技的崇拜和迷信，科学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个方面，这使得科技统治变得更为广泛、普遍，也更为隐蔽，人们去接受科学的指导和决定成为人类生活中心甘情愿、理所当然的事情。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其实践哲学来揭示现代文明异化状况的实质，重新对人类思想做出有力的启蒙与警示，并以此重建起人类生活的精神家园。在伽达默尔看来，“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伽达默尔：赞美理论，162页。，科学方法永远只能是服务于科学目的，永远只是达到认识事物的途径，但它却始终无法为人们提供任何关于如此这般的价值、目的和意义，这只能通过人在生活世界中的理解和解释去实现与落实。这意味着，要解决人类生活问题，必须将其置于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理解基础上，基于人的对自己行为的理性反思上方有可能。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的技术文明有着被过分刺激起来的进步过程，我们处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不到我们生活中总体上的稳定和不变的因素。”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75页。而人们要对此做出认识并达成一致结论，就需要跳出往往让人们容易沉溺其间的科学技术生活本身，从总体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理性反思，从整体上对现代科技文明加以批判地克服，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作为启蒙作用的任务。人是整体，要解决人这个整体的生活问题，当然，就必须对人的整体做出理解，对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道路与方向做出思考。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哲学是可以对此任务有所贡献的。从启蒙的意义上说，实践哲学也不谛是一服将人们从科技迷梦中催醒的有效的药剂，它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从整体上对人类行为作出理性反思的意义，认识到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人类行为所应承担起的理性的力量，它也将再一次使人摆脱科技的奴役，获得心灵的自由，获得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理性的认识和指导。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由于实践哲学有助于将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呈现于理性思考面前，因此，它可以提供一种帮助，以避免在合乎伦理的实用教育中可能出现的某种偏差。”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119页。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启蒙意义与理论作用，伽达默尔有过具体的申述，他认为，在实践哲学中所真正关心的就是，“拯救一种理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处理当代文化的基本事实，亦即，科学及其工业的、技术的利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页。重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作为破除科技迷梦的思想启蒙的意义，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尽管近代科学的进步如此高奏凯歌，尽管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对存在的意识充满了对我们文化的科学预设，然而，继续支配着人类思想的问题却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109页。这表明，要回答人类思想的问题，作为认识论意义的科学理性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不能解决科学工作本身的目的与价值问题，因此，只有重新回到实践哲学传统上来，回到人类的作为反思性的理性上来，具体地说，就是回到人的实践理性、实践知识、实践智能上来，惟有如此，才能将人类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通过理性反思形成总体的理解，构建出其整体的发展方式、目标与理想。这就要求哲学也必须回到人的现存状态生活世界上去，回到哲学研究的作为理性反思的理解、对话、交流等方式上来。在伽达默尔看来，由于他重新将人类生活问题置于实践理性的反思中来考察，从根本上说置于构成社会理性的实践基础来看待，这就为人们重新摆脱科技对生活乃至对人本身的控制提供了可能，因为，一切现实自由的前提是自由思想的确立，只有从实践理性反思出发，人们才会拥有对自己行为的思想自由，也才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即选择与决定，人的现实存在也才会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说，“依靠实践哲学传统能帮助我们用这种方式免受近代科学概念的技术自我理解观的影响。”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40页。如果就科技统治的范围而言，退一步说，即便在人类的诸多领域和诸多活动中，应当承认科技的支配和决定作用，肯定科学理性反思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科学理性是适合于人类所有领域的，伽达默尔就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发展出的对公众意见有计划地进行组织也许具有很大的影响领域并继续为社会操纵服务但它并未穷尽理性论证和批判反思的领域，而社会实践正占有这些领域。”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55页。由于社会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活动，它关系到做什么样的人以及人朝什么方向发展，归之根本，关系到对人的本质与真正存在的理解问题，所以，不能对实践活动做出反思与指导的科学理性，也就决不能对人的存在问题做出有效的正确的总体理解，它不能告诉人们在各种具体情境中应当怎样做，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应当有一种什么公共的目标。在伽达默尔看来，唯有以实践理性反思为基础以探讨人的实践生活问题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才能担此重任，才能告诉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怎样行为与生活。由此而论，实践哲学既是破除现代技术文明迷梦的清醒剂，又构成了伽达默尔整个哲学工作的中心主题与目标，当然，这两者是统一的，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实践哲学来使人们从科学理性的控制下觉醒和解放出来，重新将人的生活奠基于实践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并在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中，为人类的实践生活问题作出论述，指明人类生活的应有状态和理想的未来。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要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来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认识活动，将一切理性包括科学理性融合于其中，从而使之真正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服务。对于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来说，这种实践哲学的重建是十分迫切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伽达默尔说，“把科学的独白组合到交往意识中去这一解释学任务这里包括了训练实践的、社会的、政治的合理性由此只是变得更为紧迫罢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94页。 对自己工作有一种紧迫感，一方面出自对人的关注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源于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重要性的认识。这种重要性既表现在对科学技术文明统治下的人的启蒙，更表现在要为人类的生存活动重新奠定理论基础。应该说，就对人类的新启蒙而言，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确实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人在科技生活中所陷入了非我的异化和被奴役状态，重新认识到人的自由存在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人要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必须通过实践哲学的启蒙获得人的自由意识和对社会实践行为的理性反思判断力。而从以实践哲学构建起人类实践生活的理论基础来说，伽达默尔通过其实践哲学也做出了十分有力的说明，这种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起精神家园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对人的自我理解，对人的存在与生活价值、目标、根据及其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但我们从中也能够看出的是，尽管伽达默尔所反对的是对科技的迷信，对科学的神化，要批判的是科学方法在认识真理方法上的垄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人文科学真理性与科学性的诋毁，要取消和否定的是科学技术统治论，而绝非是反对科学理性和科学本身，相反，他是肯定也是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承认人的存在是与科技文明成果须臾不可分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许多人误解了伽达默尔了。从根本上说，伽达默尔并非是一个反科学、反科技理性的哲学家。他所反对的只是将科学理性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把科学方法作为确定真理的根本方法的思想。就如伯恩斯坦（Rechard J.Bernstein）所言：“伽达默尔批判的主要目标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见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英文版，168页，费城，1983。 ，但是，毕竟伽达默尔是从实践理性与科技理性相对立的层面上来阐述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实践哲学意义的，因此，伽达默尔为了建立起其实践哲学还是表现出了对科学之于社会生活作用与影响的全面的批评，这种过于广泛的批评也就自然影响到伽达默尔以一种客观公正和恰如其分的口吻对科学及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出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究其原因，伽达默尔自己很清楚，他不是不能做出这种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而是为了在实践哲学失落的时代来重建起实践哲学，他必须更多地强调实践理性与科学理性，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不同甚至是对立，这就是一种“纠偏”的自然表现。伽达默尔说，他之所以强调真理与方法（科学方法论），理论哲学、技术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并非为了从根本上否定科学方法、理论哲学及技术哲学的作用与意义，而是为了“纠偏”的需要。对此，伽达默尔指出，正如笛卡尔所承认的，“使一件被歪曲的事物重新恢复正确的特定结构在于，人们必须矫枉过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批判了贝蒂等人对他的解释学反思会取消科学客观性的担心（这只是一种天真的误解伽达默尔语）；也批判了阿佩尔、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主义者只是局限于对其解释学方法论及其规则和规则应用的研究。因为这样做，自然会得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倾向等看法，但是这却从根本上搞错了伽达默尔的“分析的反思要求”，“试图作为一切理解的结构要素加以揭示的应用的意义”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实践的反思并不是技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738页。 当然，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是否真是主观的、相对的、保守的，这有待于深入地作专题研究，但其理论所表现出的这些特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的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并不就是理论的真正实质，也并非就是伽达默尔哲学的真正意图，因为对于一种特殊的“矫枉过正”的理论，人们往往必须透过其自然会出现的理论表现，而从总体精神上从理论意蕴上方能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实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伽达默尔以其实践哲学力图破除人们对科学的神话，使人获得做人的自由和判断，但伽达默尔在将人类实践活动重新置于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之后，却也充分而鲜明地表现出了实践哲学作为启蒙思想的特点充满着理想主义与美好人生愿望等色彩，这也是作为启蒙的期待、憧憬、愿望、祝愿、理想的自然表现。伽达默尔不仅通过实践哲学的分析为人类实践生活重新奠定了理性反思的基础，提出了对实践本身的理性研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根本，阐明了人的实践生活的性质、方式与基本意义，而且还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关于未来规划的思考，为未来的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做出了具体的描述。这是实践哲学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则是重建实践哲学的伽达默尔本人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反映。伽达默尔试图通过建立在解释学基础上的实践哲学制定出人类生活的理想目标人们在语言的对话、交流上达成理解，在理解上建立起相互认同的人类共同体，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以“理解、交流、对话”为基础，构建起真正团结、一致的人类共同体，让人类生活在以善本身为目的的社会中，过一种善的、团结的、幸福的美好生活，这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是伽达默尔本人的最美好愿望和理想。显然，在现代这样一个异化的充满着相互敌意和对抗的人类社会之中，要充分地认识到伽达默尔通过实践理性反思为人类构建的共同目标与理想的重要意义，理解伽达默尔将理解中的真理的经验与科学方法区分开而与人的存在和传统统一起来的真正意图，注意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这种实用的转向即通过解释学“不断揭示理解的本体论方面，最后导向深化的自我理解、导向自我发展和自律，或者，用比较传统的话来说，导向真正的和完美的生活”加陈艾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对传统的理解”。原载美国东西方哲学季刊。见哲学译丛，1987年第2期，58页。 ，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了实际现存的东西，就在于他具有对未来的意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59页。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伽达默尔关于人类存在与生活的规划和理想是建立在解释学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它形成于人的理解而又实现于人的理解之中，而人要能够相互理解，首先的前提必须是他愿意去做出正确的理解，而这就是人的“善良意志”。对此，德里达就批评过伽达默尔，认为他的理解解释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是以对人的“善良意志”的预先设定为前提的。哈贝马斯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伽达默尔“从实践上把理解同要理解的东西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的作法，使他不得不用实践的观点对历史哲学作假想的、先入为主的理解。”哈贝马斯：“评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74页。对于理解的“善良意志”问题，伽达默尔是承认的，他认为他就是以柏拉图的对善的理念的设定为依据的。但问题是，不在于你约定一个什么样的前提，而在于通过这个前提所发展出的理论是否能对人类生活做出人们愿意接受的解释，而这也就是一种理论的普遍性与合法性之真正所在。我们认为，伽达默尔这类思想家的思想本质上是二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时期的产物，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人类的共同目标的理想都是人类生活美好愿望的一种反映。做出这种设定和规划是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健康和美好发展的，因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也同时意味着，既然是一种带有愿望与理想化的东西，那么，它就有一种类似“乌托邦”的色彩，它所起的是一种对人类生活的范导而不是建构作用。人类生活是错综复杂的，每个人的愿望也并非都是美好的，人是否有真正的善良意志也是值得探讨的，因此，要把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当作人类现实活动的准则来看待，这是不公允的；而要真正实现人类生活的善、幸福与完美，光靠愿望和理想，也是不行的，它必须假借一些社会现实的力量才有助于它的逐渐实现。人类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当这种活动达到一定程度后，都需要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出自人对人自身的理解的道德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制约和控制（如现代的关于人的克隆研究等），但要实现对人自身的理解，要保证人类生活朝着一个更合理的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方向发展，光靠实践哲学的道德力量甚至宗教力量是难以保证的，它还必须有一些强制性措施与政策，如法律的裁定、战争的惩罚等等（如现在在美国关于人的克隆问题开始移交到司法部门来裁定）。当然，这种现实的强制力量从根本上是要服务于人的自我理解和人类生活的理想与精神的，并且是要从中和依此而制定的。人类需要“乌托邦”式的理想，重要的是人类要不断创造条件去逐步接近和实现它，两者缺一不行，而这也就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局限之所在。二、“掌握消息传播媒介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现代知识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现代数字化信息社会。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知识的生产、运用与传播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形态，社会经济奠基于知识基础之上；社会经济的知识化导致人类生活的技术化，“经济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命运”，人与人的交往活动通过技术化媒介而开展与运行着。当然，伽达默尔根本无意于去否定知识经济与技术信息所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福祉与便利，所带来的真正切切的现实利益，他的实践哲学的社会批判思想是要从哲学意义上去揭明存在于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社会中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人们因愈益受到科学知识的控制，愈益受到实现信息技术化的媒介舆论的支配，而日渐丧失了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实践理性反思，人类行为不再是基于人们自由判断基础上的自我负起责任的行为，也不再是有着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目的、价值与意义之理论根据的行为。人们在知识经济社会中被科学知识所支配，人们在强大的信息化洪流中被过度巨量的信息所吞噬。在伽达默尔看来，知识化、技术化、信息化、全球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们是一把双刃剑，既促进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由自我意识、实践理性判断的丧失，造成了现代社会文明的盲目性、相对性、虚无性，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和社会存在与发展基础的塌陷。应该说，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为消除我们对技术、信息的崇拜，为我们正确地看待现代社会的知识化、信息化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具有思想穿透力的观察平台。关于伽达默尔对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化社会的深刻反思，我们已作过较为深入的分析，这里只就伽达默尔对现代社会信息化问题的思考，来指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关于现代社会电视、媒介乃至网络之理解的重要意义。由于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和科学地位的提高，人类社会生活日益科学化，人类交往活动之手段也日趋技术化、间接化，报刊杂志、电台电视、计算机网络成了现代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成了现代人了解外界、从属于世界的基本管道。人们可以依赖于电视剧所提供的选择与判断而生活，人们甚至能够在自己所构造的自由的、可支配的数字化虚空间中存在与交往。固然，这些技术化的传媒带来了人们新的交往手段和空间，也带来了信息化的人的真正形式，但由此而形成的人对报刊杂志、电视广播、计算机网络的依赖病症却也是十分严重的，对于人类的真正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这更是十分危险的。有人说，今天的人们如果离开大众媒介，那么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正由于这种依赖性，现代人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对人类实际的公共事务兴趣淡漠。而要知道，没有了人们参与现实交往与人类公共事务的兴趣与活动，那么，人类的伦理道德行为、社会政治行为，从根本上说，人类的一切实践行为都将变得不可能，人类活动在伦理上的“善”和在政治上的“民主”也将难以达到。因而，现代信息化问题不仅是个人们交往便捷迅速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形式的问题，它也是一个蕴藏着深刻社会危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正确理解信息化之意义，将技术信息重新置于人的实践理性思考下的实践哲学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发表了许多具有所谓“反信息化倾向”的言论。对于这些言论，我们是决不能从其字面涵义来理解的，而必须从其实践哲学的高度，才能领会伽达默尔的良苦用心和真正思想实质。在伽达默尔看来，近代以后的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社会技术主义时代，这种技术统治倾向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一种信息化形式，因而信息化就构成了制约和压制人们对人类实践生活予以自由意识、思考与判断的严重障碍。从根本上说，这又是因为信息是通过技术化的媒介而传播和发生作用的，但通过技术化媒介的信息传播是由一部分人来掌握的，因此，人们从属于信息实质上也就必然是在从属于掌握“发什么信息，发信息有何目的”的信息传媒控制者的意志即他们的选择与决定的判断，归之根本，信息化时代仍然是一个权威、专家型的社会统治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得到的是对信息传播媒介掌握者的依赖，失去的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自由思考与决断。正像福塞尔所认为的，“电视一碰到书籍、思想、历史，以及人类文明对话的复杂，精微和讽刺性就死了。”伽达默尔也指出，“虽说电视机把大家都集合在电视屏幕之前，它却用对大家都是共同的信息虚构出一个自由的、可支配的现代社会。其实电视意味着一切人的极端分离以及对话的结束，并由此造成巨大的自由丧失，这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大众媒介。”伽达默尔：赞美理论，109-110页。 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来自技术的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更富有威胁性的是大众媒介对于舆论的形成和弱化判断力所施加的影响。”伽达默尔：赞美理论，114页。正因为如此，通过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加以技术化的办法，这对于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变得十分危险，因为这必然会造成对人类生活的更为深层的一种强迫，即“舆论强迫”。今天的人们总是处在一种不可能躲避、又是不对称的信息洪流之中，难以想象一个不在电视机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怎样去应付学校的作文，他因此而受到惩罚将是必然的，因为在学校作文的论题中，“总是由信息流为一般艺术导航的。”因此，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情形就是“舆论强迫”，这就是说，现代的信息传播不再是以往人们相互谈话式的直接传播，而是借助于其它手段即通过有选择的组织：报刊、书籍印刷、广播、电视及计算机网络而进行的。而这些组织形式在一个国家中总是要受到控制的，这也就决定了它们所播发信息的内容、需要与目的。换言之，人们受到舆论的强迫，从根本上也就是受到舆论媒介控制者的强迫，这种强迫仍然是外在的，是必须有人为这种强迫承担责任的。伽达默尔认为，这种信息化的“舆论强迫”表明，现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就有个信息选择的问题，那么如何进行选择呢？人们不是倚靠自己的理性反思，而是重新又把这种选择置于对信息的依赖上。对此，伽达默尔指出，“任何选择意味着在别人的名义下活动，不可能有其它的活动，不管谁做出选择都要抑制某些东西。如果他没做出选择，事情会更糟。而且，他会失去最后一点对淹没他的信息的无情激流的理解。”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64页。 但由于人们所依赖的信息仍然是由控制信息传播媒介的人支配的，因此，掌握信息传播媒介的人完全“可以有目的地把公众舆论引向某个方向，并出于某些决定的利益对其施加影响力。”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64页。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交往的现代技术导致一种对我们头脑的愈加有力的操作”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64页。 ；另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掌握消息传播媒介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64页。 ，人们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为了保持社会的平稳和对社会的控制总是不遗余力地在管理好和建设好大众传播媒介。但这里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现代信息化越来越成为了人们自由意识和对实践生活加以理性反思的严重障碍。在伽达默尔看来，“信息化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理性的加强”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64页。 ，相反，真正问题的症结是，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因害怕失去认同感而愈益自觉地陷入信息的控制与支配之中，人们是以失去自己的自由意识与判断，失去自己的理性反思力量为代价来达成彼此之间的信息化交流与认同的。这种问题在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传播中更是彰显无遗。网络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它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手段、工具，也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一种方式。“网络社会”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系统是极为不同的，网络的实质就是一种“在线”整合体，通过网络人们进行和实现着思想的生产、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以及各种行为活动。网络构成了现代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成为了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人们在网络中思想，依赖网络而生活。有人就将网络看作是“一个模拟传统社会传播形式的数字化平台，或者说与现实社会并列的虚拟传播环境，一个虚拟社会”。这种“网络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虚拟性。人们开始实现了从传统的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活动到以网络信息为基础的新实践的活动平台的转移，即由物理空间转变到了电子空间。除此而外，交互性和开放性也是“网络社会”的基本特性。“互联网”称谓本身就表明了网络社会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整体来显示其各种因素的运作与作用的，每一网络用户不再是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单纯主体或客体，而总是处在某种交互主体的主体际界面上活动的。交互性所导致的是网络社会的中心化、一体化的特征。而网络社会的开放性是指这种网络虚拟社会不是封闭的，相比起现实的社会系统来说，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已处于一种无限的开放之中，既可在空间上无限拓展也可在时间上无穷延伸。当然有人认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我们认为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空间延伸，它确实已成为了人们现实活动的一部分。网络社会实际上仍然是关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数字化表现或者说折射，因而它不是与现实无关的，也可以说并不真正存在一个在“真实的始建于空间”之外的毫不相关的“虚拟的时间与空间”，毋宁说，网络社会正是现实社会的一种虚拟化，在现代世界，人们的一种感觉是真正的物理世界反而正在失去其真实性。问题并不是有没有网络社会以及去分割开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网络社会去思考人类现代新行为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和极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由于虚拟化、交互性与开放性所引出的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方式的一体化、绝对化理解，因为这种理解和生存方式必然妨碍着人们的理性反思，影响着人们对自己生活目的与价值的思考，也制约着人类自己的未来实践理性规划。因此，正是在此意义上，伽达默尔在充分肯定信息化作用的同时，也对它有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灾难作了预警。那就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网络如同电视及其它媒介一样，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自由，人们在数字化的虚空间里能够尽情遨游，颇有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之感。但实际上，这种生存方式拉近的是人们的间接的交往，拉远的却是现实的人们直接的距离，对于人的实际生活来说，这种生存方式有其有害的一面，会导致人们对现实的对话、交流，现实的人类事务的冷漠，会有害于人类的现实的道德行为、政治行为，从根本上说，有害于人的存在行为。同时，网络生活如同电视等媒介一样，会形成人对网络的依赖，从而造成现实的人的极端分离以及对话的结束，造成人类自由意识的丧失，人们在网络生活中最大的危害是，极为严重地失去了对人类实践生活的理性反思，丧失了自身的实践理性的判断，从而把自己行为的选择权与决定权，从而把人类存在与社会发展的根据与命运都交给了技术化的网络本身。现代社会技术对生活的统治最主要地就表现为网络对人的控制，人在网络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反思力量。由此看来，人类现代文明信息化危害的最大危险就来自于网络生活。固然，人类需要网络，但人们对于自己有可能失落于网络之中的危险是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又为我们从对网络的狂热性钟情中摆脱出来，为正确而批判地看待网络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维维度；也为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估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问题奠定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理论基础。当然，伽达默尔的“不同于众”的声音并不是真要去完全否定现代社会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相反，他是要从这种现实存在的潮流中去指出技术对于人类生活全面统治的巨大危险和灾难，要从根本上通过其实践哲学把现代社会的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问题纳入到人对自身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反思中来，进而重新为现代社会人类的存在与生活奠定坚实的实践哲学基础。因此，伽达默尔并不是要“反信息化、反全球化”，而是要反“信息化、全球化”中的人的生活的技术化、绝对化。因为社会全球化所带来的是信息网络化、科技全球化，分工体系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市场全球化、国际贸易全球化、交往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与文化的国际化。正是在这种全球化中，人们日渐表现出了对自己个人及各不同民族的实践理性反思判断力的荒疏，在过度的全球化“认同感”追求中深陷于全球化的规则与秩序之内而从根本上丧失了人的理性反思力量，从而使人的行为和民族的社会实践失去了个性、特色和创造性的思想根基。由此一来，依照伽达默尔的看法，目前世界各地在一片“信息化、全球化”浪潮中新出现的“反信息化、反全球化”倾向是值得注意的。这股倾向的出现固然与其国家、民族及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有关，但也同时深刻地蕴含着某种哲学意义的思考，这就是，对于人类的存在与生活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而是要超越于我们生活的时代，要始终保持着自由的批判意识，要从理性反思上不断地去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去奠定人类生活的根据，去规划人类世界的未来。伽达默尔说得好，“人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超越了实际现存的东西，就在于他具有对未来的意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59页。三、结语：“以哲学表达西方命运”伽达默尔是一位“以哲学表达西方命运”的哲学家，在实践解释哲学上他分析了人类的现代生活状况和社会发展命运，提出了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生活世界的构想，实质上也就表现出了他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深切关怀和深刻思考，指出了自近代以来人类现实存在的根本问题，阐释了什么是真正存在，并刻画了人类怎样走出科学神话和信息帝国的危机与泥潭，进而走向“善、团结、一致”的理想生活世界的方向和道路。当然，作为一位哲学家，伽达默尔并不是从社会活动家的角度来谈论社会存在的问题、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发展道路，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状况的哲学基础，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进行理性批判与理性反思的。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并不着意于提出针对某种具体现实问题的对策，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要重新树立起实践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伽达默尔是从保证使人能够达成相互理解的“善良意志”的设定出发的，是要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重新找到一服经国济世的良方，是要以此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危机之中，并指明如何在协调科技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基础上使人类踏上一条美好的生活坦途。显然，这一切都表明了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甚至可以说，有着一定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性质。但要指出的是，人类正因为有着规划和理想，生活才能真正拥有意义。这样看来，又有谁还会认为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同样只是“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呢？”可以说，正是伽达默尔出于关注人类存在与生活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其哲学充满着深刻理性反思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呈现出极大的理论超越性，也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哲学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也是属于人类未来世界的，它将以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警示、鼓舞、展望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人类存在、实践与生活的无限延续中展现出它持久而开放的理论魅力。或许当人类在将来走出现代化的问题与困境之后，人们会更加珍惜和怀念今天伽达默尔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已使一个充满理解、对话、团结、友谊、一致、开放、宽容精神的世界新秩序图景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和牢固，沿着世界发展的这种方向，人们可以期待彼此协调、求同存异、和平相处将成为个人、民族与国家相互之间长期共存、共同繁荣与发展的行为原则，一种“对话的”而非“独白的”、一种孔子所称的“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的真正共同体应该实现，也必将实现。“真正的团结、真正的共同体应该实现”，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70页。这既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一种理论结论，也是他的一种预言，更是一位“为人类操心”的大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充满信心的绝对信念和理想宣言。应该说，那种作为类似自然科学的科学形而上学受到了康德的全面深刻的批判，也从整个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中证明了它对于人类的终极性精神关怀，对于人类的实践生活是无所作为的。如果有哲学的终结，那么终结的只是那种作为知识论与方法论的科学形而上学形态，而不是哲学本身。作为与理论哲学平行的哲学形态实践哲学，必将以其自身的性质、宗旨和理性反思的智慧性，而在现代人类生活中焕发出其特有的生命力与作用，重新构筑起人类存在与社会生活的真正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