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doc

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 米禁与救荒的分析研究（一）米禁的合理性清朝、民国时期，湖南的历史与灾荒相伴而行。据统计，清朝前期的196年中，洞庭湖区水灾达75次，水灾周期为2.4年；清朝中后期的近70年里，滨湖地区水灾高逾37次，周期缩短为1.7年。44民国前期短短16年，湘潭、南县、安化受灾10个年份；岳阳、澧县、常德、沅江受灾11个年份；安乡、华容、汉寿、益阳高逾12个年份；湘阴、长沙更是高达13个年份。民国后期21年中，民国二十年（1931）、二十四年（1935）发生两次全省性特大水灾，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又连续两年水灾。水灾频仍，加以其它各种灾害同时并发，杂然纷呈，湖南成为这一时期灾荒爆发最为频繁的省份之一。湖南尽管灾荒频仍，却是当时有口皆碑的产米之乡，粮食产量居全国领先地位，湘米价格也素来低廉。雍正五年（1727）湖南巡抚奏称：“湖南素称产米之乡，米价贱于他省”。45宣统元年（1909）夏，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次年米价涨至每石制钱八千文，创历史最高记录。广东米价约七元，但由于“广东物价皆以银洋起算，……以近日铜元价落之故，广东之七元弱，实值制钱八千以上，与湘米之价又恰恰相等，故湘米担值八千文，实为全世界普遍之米价”。46湖南遭特大水灾，米价才达到全国水平。湘米物美价廉，湖南位居长江中游，省内河网密布，水陆交通便利，强烈地吸引着粮商奔走其间，贩运粮食前往江浙、广东、湖北等粮乏价贵之地。乾隆四十一年（1776），湖南布政使永庆奏言：“市集米谷充裕，粮价平减，湖北、江浙等省贩运流通，往来络绎”。47四十九（1784）年，湖广总督特成额亦报告：“湖南米谷贩运汉口、下江各处粜卖，帆樯络绎”。48晚清和民国时期，除了湖南本地粮商外，江浙帮、粤帮、潮帮、河南帮粮商都相率加强了在湖南经营粮食的活动，因此湖南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出口。兹据张人价统计光绪三十年（1904）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湖南长沙关和岳州关湘米出口数量列表如下：历年湖南海关（长沙、岳州）出口谷米数量表（1904-1934） 单位：石年份长沙关岳州关合计年份长沙关岳州关合计190412156125767337923419202279413634912342904190530107531473332548192168574446770732514190637534288378221922615643755916912341907353208479944012021923106585119089111247886721699796192423113873210231459719096686323072159758471925600254191035952490740859192628964191110793923043571383749192770502115070517119121023556557568158112419281672769114831684252191331471284996811646801929156051191460022064197664417193015816519171600821915107391327921401831931481291916186481736082600891932176217126117747819171919213192522384619336138954206618101191819341090304419310944971919111880资料来源：张人价，湖南之谷米长沙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页就张人价的统计资料而言，一是除少数年份缺乏统计数据外，湖南每年谷米出口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表中统计的仅是从长沙、岳州海关缴税出口的，还不包括从其它关口外运及偷运出境的粮食。如宣统元年（1909）仅从长沙、岳州两关外运的谷米达975847石，而有人估计从其它关口外运及偷运出境的谷米亦不下此数。49二是湖南谷米出口数量并没有与灾荒的烈度成反向变化，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民国二十年（1931）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湖南均发生了特大自然灾害，但谷米输出量比平年却没有锐减。湖南经常出现粮荒，不断发生抢米风潮和饥民骚动事件，因此湖南粮食大量外运与粮荒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对于造成湖南不顾本境民食匮乏、大量销米的局面的原因，清朝一位湖广总督在一份奏折中分析道：“楚省一岁三登，收成丰稔，谷多之家，多欲以日食所余，出易银两”。50湘抚范时绶也注意到，“无论年岁丰歉，每于秋后，将米谷卖于外贩，以致本处缺少盖藏”。51时人还有一组韵语：“维我楚南，号称米乡，吴越告籴，风帆相望；协济邻省，本省或荒，矧彼愚民，厥虑不长，凯幸屡丰，鲜裕盖藏”。52湖南农民竭泽而渔式的出卖粮食，造成谷米大量外流，“以致本处缺少盖藏”，对防灾救灾有百害而无一益。统治者指责农民愚昧，批评他们不预先作防灾储备。然而，由于湖南经济作物、手工业等商业性经济发展缓慢，粮食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缴纳沉重的赋税、购置盐、布、铁农具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解决燃眉之急，他们不得不出卖一部分口粮，甚至种子，即使以后还要花高价买回。民国时期的学者吴传钧在调查湖南民食问题时，发现湖南农民“每以高价之米销于市场，而以价低之杂粮如甘薯、玉米等为主要粮食”，53农民大量出卖谷米也是情非得已。这恰恰表明当时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剥削而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无力自救，给赈灾救灾带来了巨大困难。孙中山先生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结果。坚持这些说法，绝不为过。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54孙中山深刻地揭示农民粮食缺乏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他的分析是完全合乎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