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及启示1.doc

中美贸易摩擦: 动态与理性透视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美贸易快速发展；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入世”更是给中美贸易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中美贸易取得长足进展。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创纪录的2627亿美元。中美贸易规模之巨大,发展速度之快,世所瞩目,也必然成为影响两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美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同美国及其它贸易伙伴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巨大挑战。据统计,自1979-2006年9月底,共有38个国家累计发起815起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别保障措施的调查案件。其中,从1980 年7月美国对中国薄荷醇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5年,美国已累计对中国发起114起反倾销调查,19起保障措施,占中国涉案总数的20%,是迄今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综合起来看,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贸易摩擦涉案产品范围逐渐扩大中美贸易摩擦过去主要集中于轻工、纺织等传统工业产品,其中以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最为突出。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已从个别产品逐步向多产业和结构性方向发展,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方向发展。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中,传统工业产品所占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88.8%下降至2005 年的48%, 而同期,机电产品、汽车、医药产品所占比重却由5.5%上升至25.4%。(二)贸易摩擦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但目前已开始向“特保条款”、保障措施、“337 条款”等方面转移。以“337条款”为例,依据“337条款”,美国可以根据本国法律,实现对外国货物“侵犯本国知识产权行为”的干涉。近年来,美国在多份报告中均称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迄今已对中国产品启动10 余次“337条款”调查。(三)贸易摩擦向金融等相关领域延伸近年来,随着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国会和白宫更是频频出手,以谋求美中贸易平衡为由压人民币升值。先是有2003年的所谓“舒默格雷厄姆法案”( Schumer- Graham Bill) , 继而又在2006年3月推出了更为严格的“格拉斯利- 鲍克斯法案”( Grassley- Baucus Bill)。美国的近两任财长斯诺与鲍尔森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不断对我国施加压力,敦促中国政府按美国的意愿进行汇率改革,改变现有汇率制度。(四)出现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与全面双边关系发展挂钩的苗头舒默就主张美中之间应该把所有议题都放到台面上讨论, 要求中国以行动来展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格雷厄姆则称,中国在经济议题上不采取行动, 将影响两国未来的其他关系。显示中美贸易问题日益与两国间全面国家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贸易摩擦必然并且已经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这是毋庸置疑的。据商务部统计,1980-2003年,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已近百种,在已经结案的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中,80%左右的中国对美出口产品被美国加征税率不等的反倾销税。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 使中国出口生产企业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除上述将贸易问题与两国国家关系等政治问题挂钩, 显示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气以外, 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上,美国还对中国企业实施了许多歧视性措施,中国企业实际上是“享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如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自1992 年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的成果, 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企业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滥用“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又如在反倾销调查中,硬是要将基本经济状况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去甚远的国家作为中国的“替代国”,挂公平贸易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再如滥用“特保措施”的低门槛特点, 轻易对中国采取特保措施等。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保持“沉默”显然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出口生产企业、相关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都应给予高度重视,逐案加以认真研究,以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为依归,本着尊重规则、公平竞争、互利合作的原则,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国际经贸惯例,积极应诉。通过中美双边磋商或借助多边框架,据理力争,争取正当、合理的权益。事实上, 1999 年的中美苹果汁争端、2002年的中美球轴承争端等,中国都争取到了胜诉或部分胜诉的结果。当前对待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既不可以掉以轻心,要看到它的严重性,对它能形成的破坏力给予足够的估计,并充分预设有效的防范机制。同时,更加至关重要因而也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一颗“平常心”,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对中美贸易摩擦加以科学辩证的分析。理性透视中美贸易摩擦,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有其客观必然性。此种客观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中美贸易摩擦是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经济中各方面矛盾日益凸显以及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正常”反映。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失衡,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环境趋紧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摩擦与争端的组成部分。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虽然频频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它自己也是被其他国家调查立案的主要对象之一,欧盟、日本、韩国等国都概莫能外。这些资料明确显示贸易摩擦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必须直面的一个普遍现实。中国“入世”后,在更深层面以及更大规模上卷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当其冲地面临来自别国贸易摩擦的压力在所难免。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既然如此,对中美贸易摩擦就只能平心静气, 坦然面对,大可不必掺杂太多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其次,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基本处在闭关锁国的状态,偌大一个中国,其国际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少得可怜,贸易摩擦又从何而来呢? 然而,近30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成为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第四大经济体。在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进程,200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了17607 亿美元,顺差达到1775 亿美元。已从1978 年排名世界第32 位的贸易体, 发展成为世界第3 位的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如此巨大而快速的增长,必然会冲击到国际市场既有的利益格局, 贸易摩擦在所难免。以纺织品贸易为例, 2004 年中国对全球出口纺织品951亿美元,约占全球纺织品贸易总额的1/4;2005 年中国的纤维加工量2400万吨,约占世界生产能力的38%。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各类纺织产品共计168亿平米,同比增长43.8%;进口金额224亿美元,同比增长53.9%。中国自2002 年以来一直保持美国最大的纺织产品供应国地位,2005年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6位供应国(地区)的总和。以2002年为基期, 2005年中国纺织产品对美出口数量增长了238%,金额增长了156%。这样巨额的增长,必然会引起美国相关业者的反弹。于是,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强烈要求政府使用对华纺织品特保措施限制进口。结果美国在2003年发动1起,2004 年发动3 起,2005年发起9 起特保限制,除此以外还对中国的24 类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理性透视中美贸易摩擦, 除了认识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客观必然性以外, 还应该明确地看到,贸易摩擦并不是中美双边贸易的主体, 贸易保护主义也并不是代表中美双边贸易的主旋律。无须讳言,美国采取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确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给中国出口生产企业造成了现实的经济损失。尽管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也时常可以听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杂音。但这些并不构成中美双边贸易的主体。统计资料表明,2005年美国同中国出现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为14.8 亿美元,与中国当年对美出口相比,所占比例不过区区0.89%。如若不然,如何理解在不断发生贸易摩擦的同时,中美双边贸易何以仍在高位实现高速增长(年增速25%-35%)更具意义的是,理性透视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还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眼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存在着积极的正面意义。(一) 关于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75%以上销往美国、日本、欧盟这三大市场。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又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玩具等。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较低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一旦形成对美国市场集中的大批量低价出口,极易引起美方的强烈反弹,引发中美贸易摩擦。而中美贸易摩擦所以有更大的破坏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性。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由1997年的5.4%上升到2003年的8.95% 。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而美国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自美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10%,而美国自华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出口过于集中不利于分散风险,也不利于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更易引起贸易摩擦。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贸易摩擦有助于促进中国加快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也有助于中国企业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此外,中美贸易摩擦频发的现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投资推进型”和“出口带动型”转换为“内需拉动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关于恶性价格竞争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确有部分出口生产企业对实行低价格竞争战略有强烈偏好,它们最擅长的竞争手段就是打价格战。这些企业往往只注重产量的增长,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方面较少着力,只顾及眼前利益而缺乏长远的战略考虑。什么东西能赚钱,立马就一哄而起,一窝蜂地挤将过去。以中国出口袜子为例,一项调查表明,某省出口到欧美市场的袜子,在美国可以卖到4美元1 打,在日本可以卖到6美元1打,但是由于出口袜子的企业太多, 企业之间相互杀价,恶性竞争,最后把袜子价格降到99美分一打。价格战之状况惨烈可见一斑。其结果自然是既挤压了出口企业自身的利润空间, 又极易授人以柄,致外国的反倾销调查, 导致发生贸易摩擦。关于国家外贸政策导向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家的外贸政策以鼓励出口为导向,把出口创汇当成第一要务。在中国的出口贸易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的改革开放之初,制定这样的出口战略是合理的。但至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如仍一味强调增加出口,其政策导向片面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然愈益凸显。这种政策导向下中美贸易顺差增幅过快,客观上给美国造成巨大“压力”,人家不跟你闹贸易摩擦那才怪了。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用经济模型证明,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政治问题。大多数年份,中国贸易顺差占到美国总逆差额的10%-40%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就在所难免了。关于促进企业技术变革、发展战略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于形成中国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发挥了主干核心作用, 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一味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则势必形成中国的出口产品品类单一,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低,企业科技创新和营销能力发展滞后等结构性问题,陷入只能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的窘境,甚至掉进“比较优势陷阱”。来自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将对相关企业的技术革新和发展战略转型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迫使这些企业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由单纯的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附加值提升模式转型,由集中于生产加工环节向技术创新、品牌培育、优化管理和拓展外销渠道等环节倾斜,最终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此外,来自贸易摩擦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强制性地淘汰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日本为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从20世纪50年代的轻工业到60年代的重化工业,再到70年代和80年代的加工组装产业。伴随着日美贸易摩擦,日本抓住机会加快推动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资源)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转换。关于提高中国整体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多年来,中国尽享劳动力成本低廉之便,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无往而不利”,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汇储备急剧攀升,似乎形成了“中国产品就是有竞争力”的某种思维定势。然而, 这种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透支当代甚至后代的福利形成的。有些企业不要说达到SI8000 标准,就连起码的员工社会保障、加班付酬、工时限制等都很难做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外部性”代价基本上都没有计入成本。企业看似强劲的竞争力实质上是多层面“扭曲”的产物。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 鼓励低价出口的措施越多,我国国民福利牺牲的代价就越大。这明显与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美国人跟我们闹贸易摩擦,促使中国企业、政府和全社会更加关注民生, 注重保障劳工福利和人民福祉,树立强烈的环境意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其中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