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国际贸易及国际分工新解—基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doc

国际贸易及国际分工新解基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 摘要为解释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论文）的起源、机制及其福利效果等问题，贸易理论的发展先后经过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等几个阶段。不同的理论对其所处时期的国际分工均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正是客观经济环境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的不断演变使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及国际分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虚拟经济已经取代实体经济，成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一改变对国际分工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本质上，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是美国凭借其发达的虚拟经济将其他国家变成了其金融殖民地，这一特征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关键词国际分工经济虚拟化理论本质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虚拟经济的全球化。以美元发行为发动机、以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为载体的经济运行方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盈利模式，并直接影响了今天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建立在分工学说或资源禀赋学说基础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解释工业经济时代及其以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有较强的解释力，20世纪中期在国际贸易领域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70、80年代所兴起的新贸易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或者说虚拟经济时代，要解释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我们还必须站在虚拟经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一、传统的国际分工及理论回顾要理解国际分工，我们必须首先从回顾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国际贸易理论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基础性问题:(1)贸易发生的原因问题，即是什么促成了国家间贸易的往来;(2)各国贸易商品的流向问题，即解释或预测国际贸易的格局;(3)贸易发生的福利(利益)效果问题，即国际贸易理论必须能够说明贸易对一国经济福利的影响，并进而为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一)古典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先后经过了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等三个阶段。其中，绝对优势理论是对国际贸易现象的第一次系统解释，而相对优势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标准理论，资源禀赋理论则是对前二者的进一步深化。1.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诞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大大扩张，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其产品寻求销路。当时的贸易模式是英国向其海外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输出工业制成品，并输入农产品和其它工业原材料。国际贸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英国逐渐取代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因此，自由贸易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针对这种现象，50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其对国际贸易的理解。分工理论是斯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国际贸易理论中他也是从国际分工开始的。斯密认为，由于劳动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各国存在着绝对成本的差异。各国应该按照绝对成本的差异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通过国际交换获得分工的利益。斯密又进一步将绝对优势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自然优势，包括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它们属于客观条件;另一类是获得性优势，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的熟练程度等，它们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其中，自然条件是形成绝对优势的基础，而获得性优势可以弥补一国在自然资源上的不足，这两种优势的结合就形成了一国在商品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斯密认为，贸易可以增加贸易双方的国民福利。因此，不应对贸易加以限制，而应实行自由贸易。这一观点是斯密自由放任思想在贸易领域的体现。2.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贸易理论，提出了相对优势学说。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即使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通过贸易分工和交换，即优势国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两国仍然可以通过交换从中获益。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不一样，产品在两国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是不同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决定了国际贸易及其流向。与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对贸易的解释相比，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像英国这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在大部分工业品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贸易的格局是英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商品的单向流动，贸易仍然是双向的。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对这种现象给予了较为符合实际的解释，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了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福利效果的基本理论。但是，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并没有清楚地解释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机会成本的差别，也没能预测国际贸易的发展格局。3.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理论。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Ohlin)在他出版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吸收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EFHecksher)贸易理论的相关观点，建立了要素禀赋理论。俄林认为，各贸易国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差异或比较优势差别在于它们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即各国生产要素的数量或比例存在着差别，一国生产的产品成本的差异取决于其国内各种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度。这个观点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由机会成本差异引伸到各国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的分布格局应该是:各国应该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因为，如果一国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比较充足，其价格就会比较低，因而生产时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成本也会比较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就会有较强的竞争力。最终的贸易格局将是每个国家出口用本国相对丰裕而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用本国相对稀缺因而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资源禀赋理论进一步推进和丰富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拓宽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二)新贸易理论二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状况使古典贸易理论遇到了两个挑战:一是“里昂惕夫悖论”，二是行业内贸易的广泛发展。根据资源禀赋理论，贸易应该在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进行，比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用他所创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验证，结果却得出了与要素禀赋理论完全相反的结论。美国是一个资金较为充裕的国家，而劳动力成本较为昂贵，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验证的结果却正好与此相反，美国出口的商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则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悖论”。在此期间，国际贸易领域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行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大量增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家应该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产业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国际贸易应该是一种行业间(Inter-industry)的贸易，而不应该是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行业产品的行业内贸易。但实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典型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他们之间工业制成品的行业内贸易的绝对值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行业间的贸易，并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1973年，行业内贸易占到了美国总贸易额的60%。欧洲国家的相关数据分别是:英国为%、瑞典为%和前联邦德国为%。许多学者对这种现象都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没有摆脱传统贸易理论的束缚。比如Balassa(1966)从关税减让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Grubel和Loyd(1975)从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和规模经济等角度探讨了行业内贸易。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他突破了古典贸易学说关于完全竞争、技术一定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并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解释了行业内贸易的发生机理，从微观层面的供给角度对国际贸易竞争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是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克鲁格曼认为古典贸易和分工理论关于企业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现代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扩大企业规模，享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好处是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地，克鲁格曼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同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和贸易区别开来，使两者都能解释国际贸易发生和发展。克鲁格曼认为只要存在规模收益递增，产业的市场结构就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产业的产品是由或多或少具有垄断能力的企业来控制的，因此，现实世界中各产业的市场结构通常是垄断竞争的，而不是古典贸易理论所说的完全竞争。根据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克鲁格曼提出了以内部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即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即使两个国家有完全相同的要素禀赋，由规模经济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差异仍然会推动两国间贸易的发生，规模经济的存在会阻止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产品，因此可以将规模经济视为贸易发生的一个独立原因。据此可以认为，行业间贸易发生是由于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而行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则是因为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的存在。这样，克鲁格曼就把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比较优势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说，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是古典贸易理论在新假设条件下的进一步发挥、深化或延伸发展，使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延伸至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从而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行业内贸易现象。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方面来看，它与古典贸易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改变了一些假设条件而已。即比较优势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带来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贸易是由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而在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中主要是规模经济带来的，它仍属于广义比较优势，其分析范畴和方法并没有超出古典贸易理论。二、新时期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分工，在工业经济时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是实际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并且以前者为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主要是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制成品，并从发展中国家输入原材料，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交易，即行业内交易，对此，新贸易理论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后工业化进程，即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就业人数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对于美国来说，其去工业化首先表现在美国传52统工业地区的衰落，美国传统上制造业比较发达的五大湖地区出现了工业生产的持续衰落。在世界市场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损失了16%的市场份额，70年代则损失了23%。从国内市场来看，美国制成品的国内市场份额下降得更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进口在美国所占市场份额呈逐渐上升趋势。到1981年，美国市场销售的26%的汽车，25%的钢材，60%的电视机、收音机和录音机，27%的金属铸造机床，35%的纺织机械以及53%的数控机床，43%的计算机（计算机论文），均来自国外进口。而在20年前，所有这些产品各自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不超过10%。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增长了近十倍，以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从36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的下降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比如汽车、钢铁和机械等行业。从1963年到1980年，在世界市场上，美国的汽车销售下降了近1/3;工业机床销售也下降了1/3;农业机械下降了40%;交通机械下降了50%;金属铸造机械下降了55%。美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份额的下降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特别是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带出现了整体性的萧条，工作岗位大量损失，其失业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出现了城市“空心化”现象。1956年，财富美国500强大企业有140家总部设在纽约，到1976年只剩下了84家。1971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也正是从这一年起，美国一改自1893年以来的贸易顺差，首次出现了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意味着美国人所使用的商品和服务首次超过了其自身的生产，成了一个商品和服务的净进口国。1984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91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1999年达到2651亿美元，2006年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7533亿美元，占当年GDP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他发达国家可以在钢铁、汽车、轮胎、石化、电子乃至高科技领域同美国竞争。以汽车行业为例，1950年美国汽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4，进口汽车只占美国汽车市场的%，到1960年美国汽车产量仍占世界的1/2。随后，进口汽车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一直从1959年的10%扩大到1980年的27%。而日本的汽车工业发展则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过程，1960年日本共出口了38809辆汽车，仅相当于美国一条汽车生产线两班倒生产8周的产量。到1980年，日本共生产了1100万辆汽车，超过美国汽车总产量的近20%，其中出口了600万辆，单向美国就出口了230万辆。日本还在电子领域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979年日本向美国出口了26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美国最多向日本出口了175亿美元的商品。除了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强劲的出口增长外，西欧国家的贸易出口也大幅增长。此外，新兴工业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墨西哥、巴西等国也开始向世界输出工业制成品，结果造成世界主要生产部门生产能力的过剩，包括汽车、钢铁、电子等产业在内，利润率大幅下降。1963年到1966年，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967年到1970年下降到%，1970年到1973年下降到%，1975年到1978年下降到%。某些行业利润下降得更是惊人，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汽车行业利润下降了65%，收音机和电视机行业的利润下降了70%，农用机械行业51%，电力设备下降了49%，钢铁行业下降了39%。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逆差达到780亿美元，几乎是70年代后期逆差的3倍。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所有商品贸易的逆差集中在工业制成品上。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出现了下降，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健康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1967年，美国总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为87%，1970年为%，1980年为%，1990年为%，2000年为%，2002年下降为%，2007年为81%。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较低的利用率说明了美国大量工业生产能力的闲置。国际产业竞争使美国公司利润和利润率均出现了大幅下降，在此情况下，美国企业就出现了寻求其他盈利机会的强烈动机。美国企业的生产日益走向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导致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则导致美国制造业的衰落，美国的制造业在不断地被国外生产所取代，而不是得到加强。从总体来看，在美国的去工业化中，先前具有优势的传统产业走向衰落。这些产业大都具有较长的历史，技术比较成熟，且在美国发展较早。这些产业的生产资本遵循一种转移路径:先转移到国内的落后地区进行生产，而后就逐步撤离美国本土，转移到其他行业或者国外进行生产。多年来，制造业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就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制造业作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动力开始减弱。就海外投资而言，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重点投资区域是欧洲，70年代投资于第三世界，到8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从其海外生产投资中获得其总利润的1/3。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主要投资于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在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非生产领域，各类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是其主要投资领域。当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占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2/3，也就是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商品和劳务消费国。正是美国庞大的消费需求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所以也可以说美国的消费起到了全球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贸易领域，世界分工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即德国和日本向世界提供中间投入品和高端消费品，中东地区、南美国家以及俄罗斯向世界输出能源和原材料，亚洲和拉美国家则凭借丰富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输出日常消费品和初级工业制成品，并以此作为解决国内就业和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手段。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使得亚洲、欧洲国家，甚至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经常性项目的顺差，这就是当前国际分工的现状。三、当代“新国际分工体系”的本质当前，美国消费、其他国家生产的“新国际分工体系”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反映。当今世界金融体系扭曲的主要表现是美国储蓄不足，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居民储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美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几乎无限制的美元信贷。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借债，意味着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在向美国转移实际资源。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了融合，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形成了以美元为主要载体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整合。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和日常消费品，并通过巨额的经常性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向世界输出流动性。事实上，去工业化或者说后工业经济在美国的表现最为明显，这与美国的国际经济（国际经济论文）地位及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有直接的关系。美国通过金融全球化，将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实现了全球财富向美国的转移。这一分工格局的内在基础就是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而且，这种分工格局有其内在的稳定性，其稳定性建立在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基础上。因为，至少在短期内还没有其他货币能够替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本位货币。既然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建立在美元的本位货币基础之上的，我们就得考察某种货币的国际化是由哪些指标决定。具体说来，衡量某种货币国际化的程度可以通过三个指标，即作为国际贸易结算手段、国际投资支付手段以及国际储备手段的使用程度。虽然美国当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量的25%左右，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其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所占比例在2/3以上，美元占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的份额也在65%左右，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大多仍以美元为主。其中，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基本完全以美元计价。欧元从其诞生之初，就一直谋求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一，而且欧元区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但是，要成为国际本位货币，欧元与美元相比有一个天然的劣势，即欧元是一种超主权国家的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经济虚拟化时代，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货币，人们的信心对其稳定性有决定性影响。特别54是在经济发生不确定性的时期，欧元的避险功能要低于美元。这也是欧元很难取代美元或与其平分秋色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当前的这种分工格局至少在短期内还会持续下去。决定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美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持续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2008年美国全年逆差达到6800多亿美元，占其当年GDP的%。2004年以来，美国新债年均发行量达4000多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购买比重达94%。所以，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从1992年的%下降到2005年的%，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2007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38%，而这一数字在10年前为90%。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2009年达到创记录的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0%。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发行美元向其他国家购买了大量资源和消费品，而中国、日本和中东国家等主要对美贸易顺差国又将手中的美元去购买美元债券以及其他各种金融产品，美元最终又回流到了美国，也正是这一机制支撑了美国多年债务经济的循环。经过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地位的长期衰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主要贸易顺差国仍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和其他机构债券，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债券市场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类似的资产。美国金融市场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流动性上都要优于欧元区国家和日本，这使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吸收资金，弥补“双赤字”造成的缺口，支撑经济持续增长。所以，从根本上说，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是由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所决定的，正是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使美国债务经济得以持续运转，凭借美元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美国可以畅通无阻地消费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而这种分工格局无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无法给出恰当解释。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际分工，因为，所谓的国际分工应该是国家之间相互交换实际产品，而美国现在是用没有任何价值基础的美元去换取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的商品和劳务。因此，这种“新国际分工体系”实际反映的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事实上也体现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即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金融体系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源源不断地吸取各种资源和商品，使其高度虚拟化了的经济得以持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