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doc
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英文标题】TheEconomicFunctionoftheCitiesinSouthChinaintheTangDynastyandtheFive【内容提要】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布局越来越密集，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市场商业经济普遍繁荣，商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城市服务性行业也蓬勃兴起。在一些大城市中出现了庞大的消费群体，人数众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影响较大。江南城市对周围农村经济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代中后期，苏州、越州、杭州、宣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至五代，越州、宣州地位下降，苏、杭、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英文摘要】DuringtheTangDynastyandtheFiveDynasties,theeconomyofsomecitiessuchasSuzhou,Yuezhou,Hangzhouandjinlingbecamethreedistinctlydevelopedeconomiccentres.【关键词】唐五代/江南/城市经济/中心城市theTangDynastyandtheFiveDynasties/SouthChina/urbaneconomy/centralcity【正文】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还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唐五代时期，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密度较高。不过，江南城市群的出现主要是对前代的继承，隋书卷31地理（地理论文）志下中，丹阳（江宁）、宣城（宣州）、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越州）、余杭（杭州）、新安（歙州）、东阳（婺州）、永嘉（处州）、遂安（睦州）等郡是隋代江南州郡的政治中心，而润州和湖州曾一度作为州行政机构设立。该书谈到各城市的商业时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进入唐五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说，江南增加了一部分城市，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衡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城市的产生，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交通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交通运输论文）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举几个主要城市为例。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注：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注：樊川文集卷4夜泊秦淮七绝。）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注：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注：唐代墓志汇编垂拱五二（无志名）；文苑英华卷408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饶。”“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注：全唐诗卷359刘禹锡重送浙西李相公。）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注：全唐文卷207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常州城市经济作用比较重大，“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注：全唐文卷409崔佑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毗陵集卷5独孤及谢常州刺史表。）商业十分繁荣。时人曾说：“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注：全唐文卷522梁肃独孤公行状。）据笔者推测，常州城内最多时有十三、四万人。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商业经营的蓬勃，苏州在江南城市中是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注：白居易集卷55张正甫苏州刺史制。）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因此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注：吴郡国经续记卷上；全唐文卷693元锡苏州刺史谢上表。）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注：白居易集卷24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登阊门闲望。）苏州市内，各类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也康”。（注：韦江州集卷7登重玄寺阁。）苏州城周长达四十二里，有人口约二十至三十万之间。（注：详见笔者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第六章，待刊。）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注：金石萃编卷119镇东军墙隍庙记。）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注：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注：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文苑英华卷811罗隐杭州罗城记。）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注：旧五代史卷133世袭列传；清异录卷上“地上天宫”条。）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七十里，有二十多万人口。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发展就较快，是“南越之奥壤”。（注：唐代墓志汇编久视00五许君墓志铭并序。）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注：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注：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越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方便和物产的丰富，这是显而易见的。更多内容：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