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社会与经济.doc

第8课 清末民初的社会与经济 一、教学目标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和经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统治的推翻导致了男子留辫习俗的革除；女子裹脚习俗的劝禁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和解放；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引起了称呼、礼节、服饰等的巨大变化。由于辛亥革命等因素的推动，民族经济在民国初年步入了“黄金时代”。本课教学目标为：1. 知识与技能通过概括课文内容，识记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巨大变化：剪辫、废裹脚、废除贱民、称谓礼节变化等。从清朝专制统治与蓄辫的关系理解剪辫的社会政治意义；从女子不缠足运动、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妇女受教育和参政的权利，理解近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从身份等级制度与传统称谓、礼节、服饰的关系，民初社会习俗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从民族经济“黄金时代”的出现和消逝的原因，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政治腐败是民族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2. 能力与方法初步学习从社会制度更替观察社会风尚变化的方法。教师可以身份等级制度为中心，引导学生讨论哪些旧习俗与这一制度有关，从而理解为什么当这一制度废除后，这些习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进而引导学生举一反三，理解服饰、建筑等方面的变化。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了解妇女在近代社会地位的变化，理解尊重和保护妇女权利是近代社会文明进步一个重要方面；女性的自强与自立，也是现代女性的重要特征。通过来之不易的民族经济“黄金时代”转瞬即逝的史实，充分认识抓住历史机遇、发展自己的重要性。二、教材分析本课导语本课导语通过描述清末民初人们的服饰、礼仪等变化引出本语的主题：专制体制和身份等级制度被推翻以后社会风气和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子目内容移风易俗。本目的教学难点是身份等级制度与传统服饰礼仪等的关系。第一段叙述剃发令留辫习俗的产生原因和废止；女子裹脚习俗的废止。第二段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法令实际上废除了身份等级制度。第三段叙述南京临时政府改革礼仪的法令对社会风气变化的推动。教师可以利用清代身份等级制度结构示意图说明等级制度与人们的服饰、礼仪、称谓、居屋等的关系。“黄金时代”。本目教学重点是民族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第一段叙述近代民族经济的兴起和步入黄金时代的原因即辛亥革命的推动、提倡国货的有利舆论环境和一次大战的爆发。第二段叙述“黄金时代”的具体表现是近代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较大的资本集团和百货公司。第三段叙述“黄金时代”消逝的原因是农村经济的残破和外国资本和商品的卷土重来。三、教学资料、历史事实简介关于薙发和剪辫李洁非：头发的故事鲁迅先生对中国人之于头发的关系，是独具慧眼的。风波里七斤进城，被人剪了辫子，从此惶惶然；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也发生了辫子的故事，但更曲折些： 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 补救的办法，便是弄一条假辫子，唯因这假辫子，连阿Q那样的人也都可以骄傲地蔑视他了“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虽说鲁迅是讽刺大师，可是他的这些笔墨却没有一点夸张之处。记得杂七杂八地在史料中见过不少记述，都是有关民初剪辫子风波发生的闹剧、喜剧以至悲剧，有因剪了辫子号啕大哭的，有闭门不敢见人的，也有悬梁跳河的。但最早做下此“恶”的，并不是革命党人，而是因义和拳事件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这些真洋鬼子得胜后，逮着中国人，曾以剪辫子为惩处和羞辱，而失去辫子的中国人也就真的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 为某种发型以我们现在的术语说弄到性命交关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远不止此一次。从清末民初往前推一个朝代，亦即明末清初，便有过另一次惨烈度绝不亚于前者的护发斗争，只不过焦点不是保住辫子，反而是拒绝辫子。 满人发式与汉人的不同，一是满人结辫而汉人束发，二是满人将额前和头顶一半的头发尽皆剃光，汉人则顺其自然。据江南闻见录、嘉定屠城记略、乱离见闻录等记载，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后，即颁布“剃发令”，但因立足未稳、汉人抗拒，旋即取消。到顺治二年六月，再颁“剃发令”这次清廷是绝不打算收回成命的了，它明确规定，令颁十日内，百姓必须“去无用之毛发”，否则，视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亦即“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此令一下，据说满街可见带着剃头匠的清兵，逮住汉人即强剃之。情形跟二百多年后革命军在闹市设卡替人剪辫子何其相似！其间，令人惊异的，是往往清兵占领一座新城并未遭致决死抵抗，但是，一俟在占领地推行“剃头令”却激起大变。顺治二年六月，清兵未费太大气力得了江阴，之后，知县方亨到任，开始执行剃发令，情势陡然紧张起来，全城居民，不分尊卑，共誓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方亨忙请兵镇压，消息传出，江阴百姓杀方亨并监押剃发的清兵而反，清廷于是派大军24万来攻，江阴人竟守城两月余而未失，至8月20日城破，满城皆被杀，计17万2千余人。大致同时，嘉定城也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一幕，清兵先得其城，而后由于执行“剃头令”导致民叛，经两月方镇压下去与江阴不同处，唯其间反复者三，反叛、破城、再反叛，造成清兵三次屠城，是为有名的“嘉定三屠”。类似的事件，广州、吴川、松江、太湖各处均有发生。 当时，剃头与否，竟成为一种标志，清廷以此鉴别“顺民”与“逆民”，而执意以严刑峻法推行之。在汉人这边，则因自古以来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轻毁的道德观根深蒂固，对国家覆亡他们似乎持无可奈何、逆来顺受的态度，对“剃头令”却视为奇耻大辱、忍无可忍之事。虽然抗清义举感天地，泣鬼神，可若想到导火索来自于几绺头发，确也世所罕闻；其次，当时的“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之誓，固然可以说表现了一种悲壮的民族气节，然而，200多年后，当历史终于迎来可以将作为耻辱标志的辫子剪掉的一天时，国人反倒舍出性命来维护辫子，换句话说，原来是民族沦亡象征的辫子，此时已成民族之根了。玩味其中的反复，不禁令人啼笑皆非：究竟该怎么看待明末清初那样惨烈的“护发斗争”呢？ 鲁迅先生曾因国民的精神的麻木深受刺激，而沉郁地写下如下的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们可以围观同胞被戮而无动于衷，可以借为他们献身的革命者尸体制做“人血馒头”，也可以忍受各种不公和压迫、泯灭是非、明哲保身不过，其实也并非一律地麻木，在失去了辫子的“假洋鬼子”面前，麻木如阿Q者便难得地激愤如斯：“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明末清初“护发斗争”的血早已干涸了，清末民初害得“假洋鬼子”媳妇跳过三回井的“辫子风波”也消逝得无影无踪，但中国人因为头发问题而兴奋的心态却未见得完全改变，不久前，我仍然听说某个“模范教师”将男生一律理平头、女生一律发不过肩当作铁的纪律，显然，在该教师心中，头发问题大有文章，仍是一个原则问题、是非问题。不缠足运动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说法不一。一说始于商代：古今事物考谓“妲己狐精也，犹未变足，以帛束之，宫中效焉”；一说始于六朝：齐本纪下载，南齐东昏侯继位后宠爱贵妃潘氏，“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也”；一说始于五代：道山新闻载，南唐后主李煜有宫嫔窅（yo）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令窅娘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缠足起源虽无明确的时间界线，但小脚美作为一种畸形的社会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先在宫廷和上层妇女中流行，北宋后逐渐扩展到下层妇女，到明清已社会化。 缠足，必须活生生将龀齿未易的幼女的脚裹紧，使之骨节折断，皮肉溃脱疮疡，脓血狼藉，令人痛彻心骨，不寒而栗。民谣云：“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使妇女站不久，跑不动，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和劳动、自卫能力。因为脚的大小关系婚姻、前途、命运，如民谣所说：“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饽饽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清朝入关之初，因满人不喜汉人习俗，试图改变缠足积习。顺治十七年（1660），律有明条：“有缠足者，罪其父或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三年（1664），又明文规定禁止女子缠足，“凡违者均要枷责流徙，十家之长及乡里长官皆要治罪”。因缠足这一陋习在汉人中已根深蒂固，这一规定实际并未执行。康熙七年（1668），礼部奏请废罢禁令，缠足之风又公开合法流行。太平天国也曾禁止妇女缠足，收到一定成效，可惜因其失败而告终。中国近代第一个反缠足的组织是1879年由厦门伦敦传教会麦高温牧师建立的。1874年，他在厦门召开一个反缠足会议，参加者有60多名妇女，大部分为下层的劳动妇女。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反缠足的团体，命名为“天足会”，入会的妇女不得缠足。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最初名为教会新报）对此事有详细报道，而后又发表了戒缠足论、裹足伤仁、革裹足敝俗论、裹足论、劝戒缠足论等一系列有关文章，指出缠足是“自伤肢体”，“无故而加以荆刖之刑”，“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旁观之人每为伤心，其父母反铁石心肠，绝无恻隐。呜呼！残忍若是。”“其为伤生理、恣荼毒、造永劫，盖莫此之为甚也。”并认为缠足对下层劳动妇女的生计影响尤为严重。这些文章影响甚广，康有为读了万国公报的这些文章后，开始在广东组织“不缠足会”。 光绪十五年（1889），湖广总督张之洞撰文劝人放足。他说：“机器纺纱布局司机者，一人掌管数机，须终日直立奔走，缠足者不能为也；机器缫丝局其司盆者，亦须久立，缠足者亦不便。”他从解放妇女劳力的角度，极力主张禁止妇女缠足。但他的主张也未能广泛推行，仅限于少数缙绅之家。维新时期，南方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戒缠足运动开始形成。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8日），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梁启超、邹代钧、毕永年、蔡钟、樊锥、罗棠、刘通典、曾广榜、易鼐、杨毓麟等为革除缠足恶俗，在长沙湘报馆内成立湖南不缠足总会，并担任董事，颁发湖南不缠足简明章程。按察使黄遵宪等官员还通谕各府、厅、州、县，指出缠足的害处是“废天理，反人伦，削人权，衰家事，损生命，败风俗，戕种族”，劝禁幼女缠足。同时，为解决放足者通婚之难，“不致以缠足之故为世俗所弃”，制订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规定“凡入会者互通婚姻，除会外人亦系不缠足者仍通婚外，余不得与通婚姻”，提倡“婚姻不限远近，破除不肯远嫁之俗见”，“订婚之聘礼力求节约，女家不得向男家索取聘礼，男家亦不得嫌妇家嫁奁不厚”，婚仪“择其简便者用之”，并指出“凡入会者 应出资随地倡立女学”，使妇女文化上得到提高。据湘报陆续刊出的不缠足题名录及捐资名单的不完全统计，湖南全省列名者达1300余人。湖南不缠足会成立后不到两月，先后有长沙、善化、浏阳、湘潭、湘乡、桃源、湘阴、巴陵（岳阳）、衡阳、郴州、邵阳、慈利、新宁、平江、安乡、龙山、东安等20多个县开展不缠足运动。宝庆（今邵阳）府、新化、善化、衡山、湘乡等县相继成立不缠足分会。仅新化乐从者达数千户。各分会仿效省不缠足会章程制订新条例。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的一系列变法奏折中就有请禁妇女裹足折，痛斥道：“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希望光绪帝“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以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废缠足的建议得到光绪皇帝同意令各省督抚推行，但还未及具体实施，戊戌政变发生，慈禧训政，各种“不缠足会”被迫解散。1902年2月1日慈禧太后颁谕劝戒缠足，并将不缠足的要求写进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学堂章程。各地不缠足运动开始复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此后，城市妇女带头剪发放足，农村激进女青年说服父母踊跃剪发放足，“不待命令，自解放，风靡一时”。如湖南益阳、双峰、沅江、平江、临澧等县都建立了天足会等组织，平江县在南江召开了一次天足会，到会男女群众各500余人。爱国知识分子凌容志还编出放脚歌，歌词云：“莫包脚，莫包脚，包脚可怜又可恶。包脚婆，脚力软，走路几里喊哎哟。或遇兵，或遇盗，有脚难走没奈何。放了脚，好活泼，做事走路多快乐。”平江启明女校还把放脚作为入学条件载入章程。双峰县葛兰英(后改名葛健豪)自己带头剪发，支持女儿蔡畅不缠足。1915年，她在双峰创办第二女子职业学校，号召学生留短发，不缠足。在她们母女影响下，双峰女子多不缠足。关于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的作者立德夫人赵晓铃：立德和立德夫人（节录）我看到的阿绮波德立德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是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这本书在1901年初次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将近一百年后，首次被译成中文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立德夫人文笔生动，读起来非常容易。所写的样样是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亲历亲见立德夫人在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贡献是发起成立天足会。是“戊戌变法”前后，她到中国南方宣传放脚。因为是代表天足会出行，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让她免费周游全中国。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摄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立德夫人鼓足勇气，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她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在广东，她通过关系，在倾盆大雨中坐着漏雨的轿子，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女医生陪同下走进有着重重大门的李鸿章的府第。事前，她曾给这位总督写信，希望他支持废除裹足的运动。李鸿章见到她时谈笑风生，但对放足却不象张之洞那样态度鲜明。他说他老了，不能象张之洞那样写文章。聪明的立德夫人却请老总督在自己的扇子上题词。年迈的李大人在别人的搀扶下站起身，在这位欧洲女士的扇子上留下墨宝。以后立德夫人每一次举行讲演，都将李鸿章的题词拿出来展示。她记得，他最后对她说的话意味深长：“你知道，如果你让妇女都不裹脚，她们会变得很强壮，男人已经很强壮了，他们会推翻朝廷的。”当然，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会以为中国人真的很强壮了，他只是借此说出了他的预感：大清朝廷大势已去，被推翻已是旦夕之间。这真是惊人的坦率。立德夫人感到李鸿章在这样的年龄上思维还如此敏锐，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很有才华的人。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冷。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剌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埸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还要妻子和女儿不再缠足，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埸扔掉了裹脚布。福州是最早的“条约口岸”，也是开化的城市，官员们都赞成放足，但却不好表态，因为这时“六君子”已在北京受害，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公开说赞成改革的话，脑袋还是重要的。张之洞的反对缠足的文章因为提到他的朋友梁启超，也不好公开张贴了。但是福州道台却说立德夫人是“观音菩萨第二”。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最高评价。但是，陋习真是根深蒂固呵，立德夫人的天足会力量还是太小。二十多年后，著名女革命家胡兰畦带着女子北伐军宣传放足，老太太们还拉着女兵们看，“当真没缠脚呀！你们都没有婆婆家吗？你们都不出嫁吗？”阿绮波德立德最后写道：“肢体不全，愚昧，多病的母亲生育和抚养的儿子会与他们的母亲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缠足在中国蔓延开来以后，中华帝国从没诞生过一个赢得万民景仰的男人。人们大声呼喊：他在哪里？”一百年过去了，立德夫人这些话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在今天的中国与救助女童上学的“春蕾工程”相遇，令人不得不有沉痛的思索。身份等级制度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清代，身份等级制度大致如课文图示。皇帝是最高等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器都作为皇帝一个人的办事机构而存在。皇帝的名字必须避讳，自称“朕”，发布的命令称“圣旨”、“制”、“诏”、“诰”、“敕”等。皇帝的权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礼仪、严厉的刑罚加以维护。慈禧太后当政时，她所享有的权威和地位，都是由帝位派生而来的。宗室贵族是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等级。皇帝的本系亲属称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称为“觉罗”。宗室、觉罗犯罪，非皇帝特批，不处死刑，而以下等级者稍有犯，即可能招致重刑乃至死刑。同属这一等级的还有曲阜孔家的“衍圣公”一支。缙绅等级。主要有现任官员、非现任官员和“封赠官”三类。所谓非现任官员包括因父母去世守孝而离职的官员，候补待任的官员、因老病退职的官员等，“封赠官”包括子孙当官而得封诰者、捐买职衔者及包括上述人员的诰命妻子等。在法律上，诉讼时缙绅不须出庭，不受逮问和刑罚，在赋税方面，缙绅有优免权。缙绅因官秩高低，享有的特权又有所差异。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官员，准送一子入监读书，称为“荫监”。宗室贵族、缙绅对皇帝而言，都属“臣”的范畴，而对于民众而言，则属“官”的范畴。绅衿等级。指有功名而未仕的“士”，主要指生员（秀才）和举人。诉讼时绅衿一般不受拘押，轻罪允许纳赎，服刑方式也有所宽待。在赋役方面也享有优免权。“士为四民之首”，绅衿虽享有一定特权，但他们在与凡人发生刑事案件时，并无明文规定他们可享有较高的地位，所以仍属“民”的范畴。凡人等级。上述等级之外，没有因服役、出雇、恩养等发生社会性人身依附关系的人都属于这一等级。因此，这一等级人数最多，在户籍上，通常编入民、军、商、灶。他们对于贱民而言，属于“良”民范畴。贱民等级。明清时代，属于贱民等级者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户籍编为“贱籍”者，如广东的疍户（船户）、浙江的九姓渔户、陕西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等。雍正帝在位时，除贱为良，这些贱籍先后取消，改业四代后允许应考出仕。第二类是奴婢、奴仆、佃仆等，他们与主人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户籍也挂在主人的户籍上，没有人身自由。第三类是因服“贱”役而沦为贱民。在清代被视为“贱役”的，一是在衙门从事体力劳动或供差遣奔走效力者，如差役、隶卒等，一是为主人生活、娱乐服务的劳动，如在主人家中从事家内劳动的厨师、褓姆等，或出卖劳力的轿夫、卖笑的优伶等。属于贱民等级者，处于社会最低层，备受歧视，在法律上与凡人以上的等级相当不平等。人们身份等级地位，不仅通过法律、社会地位体现出来，并且表现在服饰、礼节、居屋、消费等各个方面。如商周时代使用青铜器，就有严格的礼制规定。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从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在专制时代奉行不衰。如服饰等色彩，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宗室以系金黄色带为标识，觉罗以系红色带为标识。隋唐及宋代，紫、朱、绿、青四色只有官员才能服用，清代奴仆、优伶、皂隶等不得用石青色衣服。衣服的质料、花纹也有严格规定，清代五品官以下不得用蟒缎，八品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庶民男女不得用金绣，妇人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奴仆、皂隶不许用绸缎等布料和上等皮料。清代的帽子，只有绅衿以上等级才可以用帽顶。妇女首饰，民间妇女只许用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其余只准用银，如违制，家长要照律治罪，饰物入官。在房舍及陈设方面，清制，一、二品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平民历来厅房不得过三间，门只一间或无。梁栋、斗拱、檐角，只有品官才能加以彩绘。屋内的陈设和用具也有严格规定。如军民僧道人等器物都不得用金或描金。如果发生违制，不仅主人要照律治罪，还要追究工匠的责任。出行代步方面。用轿大小、马匹多少、伞盖色彩、仪仗人数等，都有严格规定。平民不论贫富，不得使用仪仗引路开道。平民用的雨伞也只许用油纸的，禁用油绢的。在路上相遇，也必须遵过等级贱者让避等级高者，民见官、小官见大官而不避道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身份等级的差异，对各个身份等级的生活方式都有非常细致和严格的法律规定。辛亥革命以后身份等级制度废除以后，与之相关种种限制也相应地废除了。这是民国初年社会习俗发生重大变化的深层原因。张謇（18531826）字季直，晚年号啬庵，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岁入私塾，1869年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18881893年，先后主持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太仓娄江书院、崇明瀛州书院。1894年恩科会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甲午战争失败后，决心放弃仕途，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称“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5年秋，筹办大生纱厂，以后又创设一系列实业、文化、教育事业。1904年，授三品衔。1906年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次年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辞官，回南通故里继续从事实业、教育、文化事业。创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筹办棉业试验场，推广棉花良种。1917年，在上海参加发起成立华商纱厂联合会，推选为会长。他一生创办文化教育事业甚多，1902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创办我国第一座民办博物苑，1907年创办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1912年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后农、医、纺三校合并成为南通学院）。此外还兴办了各种中、初级职业学校、短期讲习班和特殊教育事业，如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测绘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镀镍传习所、蚕桑讲习所、女工传习所、伶工学社、盲哑学校等。他是中国纺织业的奠基人，在创办大生纱厂以后，又陆续在崇明外沙（今启东）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在海门创办大生三厂，在城南创办了大生副厂，并在吕四、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并兴建发电厂。形成了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带动垦殖、能源、交通及文化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毛泽东在50年代中期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时，曾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荣宗敬、荣德生荣宗敬（18731938），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18751952），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兄、弟二人均为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祖父荣锡畴往来沪、锡两地经商。父亲荣熙泰曾在上海铁肆习业，后做帐房，经人推荐又到广东，在三水口厘局管帐。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7岁入塾，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习业，翌年，到上海源豫钱庄习艺。3年期满后，到森泰蓉钱庄当收解，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9岁入塾，1889年岁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92年到广东帮父亲理帐。1895年，与父亲一起离职回乡。赋闲在家的荣氏兄弟根据父亲的意见，于1896年2月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宗敬任经理，德生为管帐。因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陆续抽走股金。1898年后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在无锡设分庄，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1908年，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投机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上海广生钱庄元气大伤，歇业关闭。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大批收购蚕茧，转售给无锡丝厂，盈利颇丰。他们在茧行的业务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收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发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并享有免税优惠。1902年，荣氏兄弟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保兴面粉厂初建只有30余名工人，法国造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00包。开业之初，销路不佳，朱仲甫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聘请熟悉北方客帮的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推销产品，销路逐渐打开。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德生仍任经理，宗敬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日军队需就地解决粮食，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价格随之上涨。荣氏兄弟抓住时机，扩大生产，并向英国购买钢磨，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成为名牌。1912年初，面粉市场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190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改由宗敬任董事长，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1915年，因股东矛盾，荣氏兄弟退出了振新纱厂。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提出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发起然后招商筹办等建议，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该年，荣氏兄弟又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宗敬任总经理。1913年冬和1914年夏，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三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粉、棉布出口甚旺。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在纺织业方面，1916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资本额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宗敬任总经理，到1918年，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宗敬又买下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改称申新二厂。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该校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集团基本形成。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荣氏企业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潮。荣宗敬积极参加抵制外货运动，捐助罢工工人。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潮中开始转亏为盈，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强令资本家摊派购买“二五库券”。宗敬在国民政府通缉的压力下，被迫购买了“库券”。之后，荣敬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又向银行抵押贷款购并3家工厂入申新系统。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有9家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成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但是，由于国内捐税繁重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00万元，负债却超过6300万元，大部分工厂被抵押了出去。国民政府实业部企图用300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在1936年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都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未能得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向内地迁移，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宗敬于1938年1月避居香港，次年2月逝世。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照看留在租界的申新厂。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期间，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0多万美元，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遂完全破灭。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无锡解放时，德生留了下来。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关于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马应彪先生在香港和广州先后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后，又同在当时誉为世界大都会的上海再办先施。但派何人到上海选址立业，董事会内部争论了三天三夜也毫无结果。马应彪为此在第三夜发觉自己的头顶上增添不少白发。就在他揉摸那些新生白发时，忽然想起了和自己有着共同抱负商业兴国论的黄焕南先生。黄焕南先生也是到过澳洲“掘金”不成而当过杂货店役员工，十余年的努力积蓄到点点资金和人合作在悉尼创办了“广生和”杂货店时扩展为广生和百货公司。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和马应彪一样变卖了全部产业，携资返国，欲报效祖国和家乡三乡。因此马应彪就大胆地再向董事会提出力举起用黄焕南，并邀请他加盟为先施董事，派他到上海筹建先施。黄焕南不负众望，尤其对马应彪这位曾在澳洲相识过的香山老乡朋友的器重，施展了自己在商业经营得法的才干，从1914年起，两度到上海考察选址。当时南京路还是比较冷落的，他派四个随员蹲于十字路口（即南京路、浙江路与广西路的出入口），划“正”字，点计人流量。经一个月零十天的统计表明，南京路比浙江路人流量大些，就向董事会递交了可行的报告。马应彪签署批准后即在南京路北面购地建起上海先施公司。筹建前夕，黄焕南常常往返港、粤（穗）、沪三地招募股款。不用三年，一间具有欧美建筑气派楼高七层屋顶上还有一座伸向蓝天装饰性“摩星塔”的商业大楼落成开幕了。面积1万多平方米、设有40多个商品部经营1万多种环球百货的大公司，轰动了整个大上海，初步搞旺了南京路，使北美和欧的洋人，惊叹之为“摩鬼楼”。 1915年秋冬，穗港的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悉如马应彪的发展商机后，也从香港筹集到50万港币亲自到上海筹建永安。他指定两个郭氏家庭得力员工，仍然瞄准南京路，分别在南与北的入口处，各人用口袋装着大红豆，每天只要有路人走过的，就放回相应的豆子。一个月的视察统计结果，发现路南比路北的人多，遂把公司选于路南。其格局之新、规模之大，也不逊色于先施。当时上海人称，是中山两个异姓兄弟两条邻村之比赛。 两间侨资大公司相继建成开业之后，把南京路变成闹市路，不夜天之路。一个用“正”字计数，一个用“掏豆”汇数，成了流传于上海大半个世纪的商业逸事。（ 雷知秋：上海“先施”与“永安”两大公司择址旧事趣谈）2、图片史料说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由盛宣怀创始于1897年5月27日。总行设于上海黄浦路（今中山东一路76号）。银行大楼又名元芳大楼，今为香港侨福国际企业有限公司所在地。该楼为假四层的歌特式建筑。大楼第四层有五个尖顶层面，原先还有十字架。第三、四层有小尖塔。大楼第四层是尖券形的窗户，一、二层是典型歌特风格的花窗棂窗户。1915年民众抵制日货的标语这是在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中，在上海街头张帖的一张标语。上面的文字是“抵制日货 王梅卿 个个如此”。今天的上海华联商厦，就是当年永安公司的旧址。这是一幢由公平洋行设计，于1916-1918年建造的大楼。建筑底层为骑楼式外廊与街道相连，立面有明显的横三段，整幢建筑装饰复杂而精美，被列为上海市首批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课堂训练释疑补充想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用的礼节和称呼？你能说一说它们是如何使用的吗？本题设计是希望学生通过说明现在的礼节、称呼及其使用方法，体会礼貌方面的历史变迁，并提醒学生注意礼貌。为什么说一次大战时期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要求学生概括课文内容：1、原因：辛亥革命以后民族经济发展的有利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一次大战时期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2、表现：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较大的资本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