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oc

摘 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中国坚持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力量被赋予越来越大的主导权，政府力量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退了出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日益提高。那么，是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理论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多大的政府规模于经济增长是最优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这部分，首先回顾了政府规模相关理论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通过分析得出适度政府规模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确定了在适度政府规模的前提下，以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方向，试图为优化政府规模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第二部分是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在这部分，使用理论研究的结论，建立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数量模型，并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预测中国的最优政府规模为21.2%，为优化政府规模提供实证的依据；第三部分是优化政府规模的途径。在这部分，主要对我国的基本建设、科学研究、教育、公共卫生、行政管理等支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与国际数据的比较，为优化我国的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关键词 政府规模 经济增长AbstractSince China began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1978, China's economy has a long-term rapid growth. China insis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system, gradually establishes a socialism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cess, market forces have been given the growing dominance, government forces receded from a growing number of areas,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creased efficiency. Then is the government irrelevant in the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because of the market's efficiency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Economics has a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Because the existence of the "market failure" ,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duct appropriate economic intervention. From the economic growth perspecti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we are faced with i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our country? What the size of government in economic growth is best? This paper comes to further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wo respect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This paper is devided into three part.The first part is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of government size, furtherly anali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government mechanism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conclues that appropriate size of government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On this basis, through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factors, the author find out the direction for optimizing the size of government in the premise of the appropriate size of government,which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to promote with financial expenditure.The second part is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rt, on the base of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the author establishes a model of nume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uthor also uses time-series data on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to forecast China's optimal size of government which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for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size.The third part gives methods to optimize government size.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mainly analizes the China's finance expenditure on infrastruc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ve and compares them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empirical basis to optimize the size of our government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key words：government size economic growth目 录摘 要ABSTRACT引 言1一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7(一)政府规模相关理论的演变7(二)适度政府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12(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8(四)政府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22二 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32(一)实证研究模型32(二)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变动情况描述32(三)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回归分析35(四)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结论与说明36三 优化政府规模的途径38(一)适度提高基本建设支出水平38(二)尽快提高科学研究支出水平39(三)尽快提高教育支出水平39(四)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水平40(五)降低行政管理费支出水平41参考文献后 记引 言(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9年至2006年之间，估计中国的实际GDP平均每年增长9.7%。中国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1473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6000亿美元，增长了15倍；人均GDP从1980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06年2000美元。在过去的29年里，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中国何以能够创造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奇迹，国内外学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成因。尽管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们这样说应该是不会错的：中国坚持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从“资源稀缺”这一经济学假设出发，谋求一国经济长期增长，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配置社会资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市场来配置，另一种则是由政府来配置。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绝大部分资源是由政府来配置的。实践证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低效率的，给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自十四大以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力量被赋予越来越大的主导权，政府力量从越来越多的领域退了出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日益提高。那么，是不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理论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事实上，政府是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是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行为主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而实现经济增长。单纯地讨论该由市场还是该由政府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刘易斯所言，“聪明人不会去争辩经济进展是由于政府进行活动的缘故还是个人发挥主观性的缘故；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缘故，他们只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两者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才是适当的贡献。”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3页所以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控制社会资源配置的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多大的政府规模于经济增长是最优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研究经济增长对政府规模产生何种影响。在这一方向，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做出了经典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 - 随着人均GNP 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NP 的比率相应提高,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纳法则”。第二个研究方向是政府规模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这恰是本文所关心并试图努力研究的问题。(二) 概念的界定为了不造成语义理解的差异，有必要在进行本文的研究之前对两个主要概念加以界定。1.经济增长定义和度量经济增长有多种方法。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通常为一年)既可以用GDP的绝对增长量来表示，也可以用GDP的相对增长量即GDP增长率来表示；GDP可以是名义值也可以是实际值；同时GDP既可以是国家或地区的总GDP，也可以是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本文中如果不特殊指明，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实际GDP的增长，经济增长率则以实际GDP的增长率表示，这样可以排除价格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使研究简便一些。2.政府规模在经济学文献中，对于政府规模的表示是有差异的。常见表示政府规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采用政府购买性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规模，另一种是用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规模。这两种表示方法实际上都属于财政活动的规模，所采用的比例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控制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能力。一般来说，财政学从财政支出的不同经济性质出发，把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6页。其中购买性支出又可细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购买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这些支出的目的和用途虽然有所不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点：财政一手付出了资金，另一手相应地购得了商品和服务，体现了较强的配置资源的职能。转移性支出则不同，它们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有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这类支出过程使政府所有的资金转移到领受者手中，是资金使用权的转移，微观经济主体获得这笔资金以后，究竟是否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哪些商品和服务，已脱离开了政府的控制，因此这类支出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对于生产的影响是间接的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7页。我们研究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中主要讨论政府购买性支出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把政府购买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定义为政府规模。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非常小(仅为1%左右)，本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依然把政府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数据。(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外学者L andau和Barro等人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引发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大量研究。总的来说结论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第二种认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第三种则认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多数是通过建立模型、运用经济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由于在模型和数据的选择上存在着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关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有很多，在本文中只介绍我国学者的有关结论。1.主张扩大政府规模的观点马拴友利用从1979-1998年的数据，以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按就业人数平均的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加额占GDP的比例等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关于人均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这一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他得到结论：我国政府劳务具有显著的生产性，进一步扩大政府规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政府的最优规模(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26. 7% 马拴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财政的最优规模，世界经济2000年第11期。马树才和孙长清以私人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和财政支出绝对数为自变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出我国最优预算内政府规模为21.2% 马树才，孙长清，经济增长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统计研究2005年第1期。欧阳志刚利用1980-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构造并估计了一个联立方程组，他发现，GDP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欧阳志刚，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刘霖(2005)对中国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由政府规模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且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这一结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可以通过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消费具有跨期效应，其政策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刘霖，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秩的因果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2.主张缩小政府规模的观点郭庆旺等利用1978-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GDP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负相关，而与财政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正相关，他们进一步认为，财政消费性支出有损于经济增长，实际上，财政消费性支出基本上等同于政府消费，他们的结论意味着政府消费支出的扩大有碍经济增长 郭庆旺等，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1期。张海星利用1981-200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GDP增长率与行政管理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在GDP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张海星，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投资研究，2003年第6期。 (四)文章结构 本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在这部分，首先回顾了政府规模相关理论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得出适度政府规模是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确定了在适度政府规模的前提下，以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方向，以求为优化政府规模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理论上的依据；第二部分是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实证关系研究。在这部分，使用理论研究结论，建立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数量关系模型，并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计量分析，预测中国的最优政府规模。实证分析的结果是中国政府最优规模为21.2%；第三部分是优化政府规模的途径。在这部分，主要对我国的基本建设、科学研究、教育、公共卫生和行政管理等支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与国际数据的比较，为优化我国的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一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一)政府规模相关理论的演变在以往的文献中，专门讨论政府规模的很少。由于政府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范围，而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献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讨论政府规模。1.有限型政府论小政府论。在众多的经济学流派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主流学派都反映出这一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看来，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效率，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足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促进分工的发展，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从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凡是试图影响私人自由配置资源的政府活动，无论是这些活动是行政方式的，还是法律方式的，还是经济方式的，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带来扭曲，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这种思想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集中得到了体现。斯密认为，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限制外来商品的输入或者以退税、奖励金和订立通商条约等形式奖励国内商品的输出，所获得的利益是局部的、短期的。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干预经济的活动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有害的。关于政府在经济当中的职能，亚当·斯密将其限定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二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以保护私人财产；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为商业和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272、284页(斯密所讲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是指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因此，政府的支出也主要集中于国防费、司法行政费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支出等几个方面。斯密指出，政府支出的数量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但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开支规模则应该有所节制。除了国防费应由政府全部负担外，司法行政费和公共基础设施及教育的费用应视其影响的范围由政府和私人共同分担。如果受益人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则这些费用应由政府支出，如果费用的支出只是为了社会局部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则费用应由其直接受益者支付。在现代经济学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通过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提出了政府作用非常有限的论点，并主张采取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弗里德曼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了政府机构的庞大化，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低速增长。在他看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充当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的角色，从事于一些市场本身所不能从事的事情，即：决定、调解和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其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以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理论为基础，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们认为，人们对经济未来变化的理性预期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现在所有可以利用的信息，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和变化。在理性预期状态下，人们预料到政府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府策会产生通货膨胀，并作出相应预防措施和对策，从而使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有任何效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的作用只在于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从有限型政府的观点来看，除了保护产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是有害的。这种观点反映到到政府规模上就是主张建立小政府。2.干预型政府大政府论这类观点认为，政府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不仅要维持市场秩序，充当市场活动的监护人，而且要采取“积极行动”克服市场缺陷，影响和改变市场条件，即通过政府有目的地行使职能去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20世纪初，以英国剑桥学派重要人物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与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不一致的市场外部性理论，并将市场局限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加以研究。他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者并不一定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存在着市场的外部性，包括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两种情况。在存在市场外部性的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需要国家发挥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作用，通过立法、税收、补贴和公共投资等措施，协调私人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庇古强调的是社会的福利，认为政府的介入会使社会福利大大增加。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凯恩斯采取了与以往经济学中供给分析不同的方法，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认为经济中就业量与国民收入量均取决于有效需求。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当中，由于三大心理定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的存在，总需求水平经常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即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凯恩期主张通过增加政府的支出规模来弥补社会总需求不足以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增长。干预型政府的观点反映到政府规模上就是主张建立大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强有利的干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3.协调型政府适度政府论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遇到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问题，因此，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艾哈德既不赞成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同时也部分否认了凯恩斯主义全面干预的思想，力图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寻求一条“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政府应当反对垄断、实施稳定的货币政策，还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协调工作。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经营的社会事业(道路、邮电、铁路、港口、科学研究、文化事业等)国家应进行有效的的投资经营。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通过规定的经济运行的一些必要制度的实施，使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强调采取宏观政策管理的必要性和微观市场的协调作用。这一学派的重要特点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就是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又有政府机制的作用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共同对经济过程施加影响的经济。萨缪尔森是对政府公共支出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之一，其公共支出理论的基础是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外部性，它们的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为额外一个消费者提供这种收益的边际成本为零，排除不付费的消费者获得这种收益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消费者是否为公共产品付费，他们都能从公共产品中获益，所以潜在的购买者不具有显示他们的真实偏好的激励。结果是，市场需求将不足以为生产者提供充分的收入以补偿他们的成本。简而言之，从市场无法提供由于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的产品这种意义上来讲，市场将会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做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来弥补市场失灵。斯蒂格里茨认为，市场和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市场失灵具有普遍性，“只要信息是不完善的，或市场是不完全的基本上往往如此那么市场就达不到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效率。” 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他认为，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干预市场以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提供了空间。他主张，对市场失灵不能靠“自愿联合”或“协商解决”，而要靠政府调控。因为政府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二是它具有超经济的强制力，这使其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具有交易费用优势。为此，他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另一方面斯蒂格里茨也认为，政府的经济行为同样有一定的弊端，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导致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不完全信息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准确性，不完全市场则制约着政府调控的效率。 协调型政府理论并不否认市场有效率的一面，只是认为市场会在某些领域失灵，因此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这种观点反映到政府规模上，就是主张建立适度规模的政府适当干预经济运行。(二)适度政府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1.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从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学派对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的看法存在分歧，从而对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存在着不同看法。综合各学派的观点，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1)行政和法律手段。其中主要包括提供国防、行政、司法等公共产品以保护产权，维持社会秩序，制定和维持市场竞争规则；通过限制垄断、价格管制等方式矫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2)经济手段。其中主要包括提供经济发展必需的交通、通讯、能源、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通过向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私人征税或向造成外部经济的私人进行补贴来矫正“市场失灵”；通过财政支出的扩张或紧缩来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平衡。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框图(图1，见下页)来说明政府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活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无论是行政、法律的手段还是经济的手段，政府的活动都需要以一定的财政支出为基础。政府规模实际上反映了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活动的数量。所以，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实际上可以被看做政府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2.不同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型政府理论认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有效的，只要政府的职能满足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保护产权，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定和维护市场竞争规则，并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经济就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增长。虽然干预型政府理论与协调型政府理论认为市场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效的，但并没有否认上述的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点与有限政府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政府的这些职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有限型政府理论中政府的全部职能，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核心职能。产权是保证市场经济不至于混乱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利用国家暴力保证经济产权才能激发社会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来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市场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明确的产权并有着稳定的预期。维护社会私有产权，保障私人部门的投资利益并使其有着稳定的预期，提高了私人部门投资的信心与积极性；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在于制定一套社会成员都认可的“游戏规则”，使人们能够依据这些规则来预期别人的活动，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的风险。政府的行政、司法活动为交易风险提供最后的救济手段，尽量减少损失；必要的公共产品(主要指工商业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可以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降低投资成本，刺激私人投资动机。所以说，有限型政府理论主张的政府职能虽然有限，政府规模虽然小，但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有限型政府理论，政府规模应保证政府履行核心职能。政府规模过小时，财政支出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对于产权保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以及公共产品的要求，会造成经济的低效率。当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司法行政机构力量微弱甚至缺失时(政府规模过小的极至状态，即无政府状态)，社会中的强者就可以任意掠夺弱者的财产，那么就没有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激励。由于没有政府来组织提供交通、政 府行政、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矫 正“市 场失 灵”提供必要公共产 品通过财政支出数量变动调节社会总需求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对市场的主动干预 保护产权、维持社会秩序、制定和维持市场竞争规则矫正市场失 灵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实现经济增长图1 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通讯、能源、科技教育等公共产品时，私人交易的成本就会很高，从而降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欲望。此外，由于没有政府来组织可以信赖的市场交换制度和设施，人们也就无法通过交换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干预型政府理论和协调型政府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总是有效的，市场也会失灵。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完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现象经常存在，而且市场机制并不能总是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矫正“市场失灵”，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才可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同的是，干预型政府理论过于强调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而协调型政府则注意到了政府也会失灵，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会损害经济增长。政府职能除了需要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以外，最重要的是要矫正“市场失灵”。当政府对于“市场失灵”的矫正超过必要的限度时，就会破坏市场机制固有的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1)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比如说，当经济中基础设施水平非常低时，新增的基础设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随着基础设施水平的不断提高，继续增加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当基础设施水平超过经济所要求的水平，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2)挤出效应的存在。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挤出效应”，是从总需求的角度而言，一般是指由于政府规模扩张造成收入的增长，引致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如果货币供给不变的话，则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进而抑制私人投资增长而造成社会总需求的减少。(3)税赋的过重负担。一般来说，政府需要通过提高税赋水平来扩张政府规模。过高的税率会降低私人部门对投资活动的利润预期使其投资激励减弱，在减少社会需求的同时也降低资本积累率水平，减少经济的供给能力，因而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4)政府活动的低效率。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政府活动来完成的，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成本-收益约束弱化等原因，这些政府活动本身可能存在着低效率，所以如果政府规模扩张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范围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资源利用的低效率。(5)寻租或避租活动的存在。政府规模扩张意味着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本增加，政府配置资源的政策会调整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那么有关利益集团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争相采取各类寻租或避租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些活动属于非生产性消耗，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综上所述，政府规模过大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害的。那么，政府规模的上限是什么呢？理论上，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确定。与私人配置资源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不同，政府配置资源的原则是社会利益最大化，其约束条件是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政府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活动直接表现为财政支出，行政和法律活动也必须以财政支出作为基础。财政支出构成了政府活动的成本。当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小于其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效益时，扩大政府规模可以增加社会总收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当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大于其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时，扩大政府规模就会降低社会总收益，对于社会而言就是不利的。以上分析表明，只有处于一定范围之内的适度的政府规模才有利于经济增长。 3.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国外学者Armey的有关研究成果。转引自Richard.Vedder,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working paper for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只有适度的政府规模才有利于实现最优经济增长，过小或过大的政府规模 都是有害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当政府规模为0(无政府状态)或100%(纯粹计划经济)时，经济增长都是低效率的。当政府规模比较小时，即实际政府规模G小于G*时，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此时，逐步扩大政府规模，增加用于产权保护、维持社会经济和经济秩序的支出和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社会秩序越来越稳定，人们的私有财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市场竞争更加有序，公共产品逐渐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和投资的动机增强，经济的供给能力逐渐增强，实现经济增长。当政府规模达到G*时，经济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g*。当政府规模超过G*时，市场机制受到扭曲，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对经济增长产出负面影响。 政府规模G经济 g*增长率g0 G* 100%图2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的关系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把政府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AK”线性增长模式中，提出了一个以政府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式，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活动与私人投入一样具有生产性作用，它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如果没有政府支出的相应增加，则生产关于私人投入就会面临递减收益，相反，如果政府活动介入，经济就具有规模不变收益，进而长期经济增长就有了可能性。该模式探讨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也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当政府支出规模较小时，经济增长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当政府支出规模较大时，经济增长随着政府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