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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专业：工商管理本科生：米翔指导老师：摘要关键词：管理思想；中西方文化；管理差异；思想比较目录一、中外文化的特点和差异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一种单一的文化其实是人性的一个断面，它提供了与人性其他方面相关的一个有意义的、极为重要的断面。而不同时期的中西方社会历史中对人的属性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则集中反映了其蕴含的思想文化特质，具有时代特点。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狭义上说， 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本文中涉及的文化主要是广义的文化，着重以中西方不同人性主旋律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中西方各自代表文化的断面和缩影。（一）“人性善”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只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种属存在论、认识论的微言大义，以后在人性问题的辩论中，虽然提出了各种见解，如荀子也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但这种观点被看作中国文化的异端，韩愈原道不提荀子，不列其入道统，宋明理学不承认荀子，正统的儒学认为荀子是离经叛道，是异端。而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正统地位的人性论思想则是亚圣孟子的性善论。儒家文化把“人”看的很重要。一个人生下来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才是学习知识，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做学问”。所以，儒家文化是完全的人性的文化，人生为人而不知怎么做人去谈什么发展都是不合理的。而儒家人性论又是根基于其仁义之道的。儒家对于人性的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宣扬的仁义之道确立根基与现实出路。作为儒学的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但是我觉得孔子只是简单地说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他看来，仁完全是人的自觉行为，那么为什么那是人的自觉的行为？人为什么要去自觉的行仁呢？这一点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从这一方面来说，儒家的仁义思想与西方格劳秀斯、康德等西方理想主义者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由此，一位学者就得出结论：孔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仁义本身，而非如何推行仁义之道。可以说这也是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不足之处。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孟子认为，他认为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道德属性，即仁义礼智。而且认为这些均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就具有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轲尽管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先天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并没有否认后天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而且在这里也同样对人性表达了非常乐观的自信：“人皆可以成尧舜”，也即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道德上的圣人。人人遵仁循礼，社会实行仁政，那么就可实现王道，实现大同世界。从学统上，孟子被尊为亚圣，而其人性本善思想则被士大夫文化和民众社会文化全面认同。董仲舒、王弼、郭象、韩愈、李翱、二程、朱熹、王守仁，甚至佛性说，尽管他们在具体阐述或说法上各有差别，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在大众文化层面，三字经这一民间通俗文化的第一文本的首句教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历代人们追求并相信能实现“君子国”、“大同世界”，期盼明君与清官来拯救社会和自己，相信世上总是好人多。这些都是对人性善理论的认同或者说是以该理论作为其价值信念基础的。甚至到了20世纪，连毛泽东还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种理论虽然提升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但却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二）“人性恶”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人论思想则是人性恶理论。西方文化发源于犹太教或基督教，基督教的一个首要观念就是其原罪说。上帝虽然是全智全能至善至美的，但人却是有原罪的，因而人性必然是恶的。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食了智慧禁果时，他们就犯下了原罪。罪不是上帝所造的本性，罪恶是怎么来的呢？罪恶是一种美善的亏损。“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奥古斯丁给“罪”所下的定义是“对完美的歪曲”、“对善的歪曲、或使之受亏损，或善之缺失”。为什么说这种罪是恶的？从世俗观念来看，就是人有物欲（偷食禁果）的追求和知性的追求（偷食的是智慧果）。西方基督教的这种罪感文化认为人性是有局限性的，从而是有限的。这种罪感的局限性、有限性使西方人具有一种反思和忏悔意识，使其文化对人的阴暗面有较好的督责机制。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则从世俗的角度全面肯定和阐发了人的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恶，而是天然合理的。人的本性是什么？西方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一种占主导地位、并且为为数众多思想家主张的观点是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自私自利。这里仅以霍布斯、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为例加以说明，他们分别代表了17、18、19世纪三个不同的时期和英、法、德三个不同的国度。霍布斯对人性的分析完全是以他的机械唯物论为根据的。他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命的保持和延续，因而都是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从人类活动的这种特征来看人性，他认为人的本性都倾向于自我，都是利己的。对于人来说，无论是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活动，还是深思熟虑的自主活动，都是为了趋乐避苦，保存生命并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这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自然权利。（三）中外文化的差异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以其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和社会认同作为其基础和起点的。中、西方人论的根本差异则表现为中国文化坚信人性是善的，而西方文化则抱持人性恶的基本信念。中西方人论之差异是导致中西社会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最终根据，揭示这种差异，存异求同，坚持多元并存、中西互补与整合，这对建设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有益的。二、文化与管理（一）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管理模式孔子倡言“学而优则仕”，后世儒家弟子都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一名读书人只有做出事业才是真正令人景仰的，即便不能如此，也要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坚定的人生目标。儒学内涵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特别是它饱含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源头活水。管理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经济管理(具体到企业管理)也不例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对人的精神风貌的塑造和改善。这种思想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内涵的、世俗化的人生哲学，它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强调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管理者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被管理者应该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实现自我，从而达到上下同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努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在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起来，这种影响可作如下分析:1、义利并举、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将价值观的问题论述为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是重义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在义与利的权衡之中，儒家认为义应该首先被考虑，它是衡量利之取舍的标准，作为君子应该深明大义。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就不重视利。孔子也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他认为义可以产生利，只要符合义的要求，就可以追求利，甚至将这条原则上升为为政治国的根本要义。孔子自己亦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合平道义的话，即使是马车夫这样的低贱工作，他也会乐意去做。可见孔子对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大都坚持义利并举的原则。真正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在价值观问题上从不会含糊，因为这关系着整个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导向，是经营管理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追求利益之所以要符合仁义，是因为“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如果任由求利之心无限发展，不顾仁义道德，就会产生矛盾和不良后果。比如一家大企业如果惟利是图，对小企业进行兼并压制和市场垄断，势必会引起小企业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如果小企业反过来生产低劣产品假冒大企业的产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建立一种企业伦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总离不开义、利两途。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平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应有的地位。义说到底与利并无必然对立性，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整体的利应该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从长远利益看，以义(公利)为先可能会使企业暂时损失一定的利益，但其公益行为必能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经济环境，从而开辟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于企业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急功近利、见小利而忘大义的行为无异于揠苗助长，欲速反而不达。“义以生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阐发。2、群体至上、克己奉公的工作作风从思想上看，儒家传统思想以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协调为宗旨。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修身是个人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的问题，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个人价值置于群体之中进行衡量和评定。在这个系列中，群体利益为个体利益的参照系，要求各个社会成员自觉地通过道德修养提高思想觉悟，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无论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还是以道事君，都是以其所认定的整个族类这一群体为价值取向。对于管理者而言，孔子提出“修己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为目标，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孔子指出仁人君子首先是不会犯上作乱的。总之，个体被各种制度和规范制约在一定地位上，扮演着以执行义务为主的角色。3、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之间隔着一个上帝，个人只对上帝负责，这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和忠信和谐。儒家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表述为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离不开“人”，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仁学是以人为本的一门人际关系学。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协调一致的意思，如同奏乐时，不同的音调高低相和、错落有致才能合成一首美妙和谐的乐曲。而“同”则是盲目强求一致，如同只有一个音调难以谱成乐章一样。和与同是要严格区分的。在一个群体中，各人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思维方式与言行举止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商场如战场，在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中，也只有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把握先机、无往不利。孟子睿智地把“人和”摆在最高的位置，可见在管理活动中，人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起决定作用的。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确实比西方惟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更适合于东方社会的管理需要。4、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是务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的高徒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指出书本的知识与实践的经验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不仅有这种务实好学的事功精神，而且有虚怀若谷的超凡气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他们对那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倍加推崇，谦谦君子被塑造成亲善、博爱、胸怀坦荡的人格典范。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度量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正因为务实好学，才会对各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技术求之若渴；正因为宽宏大度，才能勇于博采众长，补己之短。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修养为起点，并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就现代企业管理而言，企业家若想透过儒家思想实现企业目标，就应该注重自身德性的培养，而企业的最终目标也应是安定和乐，生产和营销等运作则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它不应超出社会之外，而应立足于人性之上。（二）以基督文化为背景的西方管理模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来丑化甚至否定人性。深信人性本恶的西方人，从古代希腊、罗马到近代各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越一切人的法律。赫拉克利特呼吁“人民应当为城邦的法律而斗争”；柏拉图则认为“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而亚里士多德声称“法律是理智的体现，可以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西方的基督教取代了其他宗教信仰，结合世俗权力，逐渐跃升为宗教、政治、社会的统治力量。推崇信教就是美德，教规就是法律，将人们的思想禁锢于对上帝的崇拜中。西方人的法制制度不仅是统治者与普通百姓相互斗争的产物，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签订的契约。为了将这一形式确定下来，西方人还创造性地请出超越一切的仲裁者-上帝，用基督教思想建立与世俗政权平行而且对立的神权。由此我们发现，原罪说从思想到制度层面都对西方法治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些对资本主义上产方式极其重要的原则也就从观念的形态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法律。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对于人性的思考，关注共性的抽象思想占据了主导，这种共性思想时寄托于理想，时寄托于君主，还时寄托于信仰。而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自然人、具体人，关注个性的具体思想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西方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社会产业结构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西方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诞生，人类的管理实践也由经验管理阶段进入到科学管理阶段。下面简单介绍当时的管理理论：1、 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工业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2、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是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新学科。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古典管理理论的弊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梅奥的霍桑实验，该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人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并不仅仅为金钱收入等物质利益所驱使，他们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有社会性的需要。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一次跨学科会议上，首先提出行为科学这一名称。1953年正式把这门综合性学科定名为“行为科学”。对于行为科学，国外国内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国外有人认为它现在只不过是一种科学的虚构，还不是科学的真实。在理论上是混乱的，概念上也是不统一的，方法上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国内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行为科学是一门现代科学，任何国家和阶级都可以研究它、应用它；第二种认为行为科学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服务的，必须彻底否定；第三种认为，人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把人的行为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在研究中提出假设也是允许的，行为科学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吸收其合理的成分。3、管理理论丛林管理理论丛林是一种学说观点，实质是指管理者对管理理论的认识的局限性。哈罗德·孔茨（Horold Koontz)在1961年12月的管理学会杂志指出，管理理论已出现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局，管理理论还处在一个不成熟的青春期。管理理论一些早期的萌芽，如弗莱德里克·泰罗对车间一级管理所进行的有条理的分析和亨利·法约尔从一般管理理论观点出发对经验进行的深刻总结等，现在已经过于滋蔓，成了一片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盘根错节的丛林。孔茨把各种管理理论分成六个主要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他认为应该走出这个丛林。这也就是管理理论丛林理论的提出。但是至今仍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是否存在管理理论丛林的现象持不一致意见。并有人提出，如果存在，是否有必要走出这个丛林的疑问。因此，没有一套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的普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管理理论丛林这一学说观点同时也说明了管理者对管理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三）中外管理文化的特点及差异1、中国管理文化的特点中国管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本国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这种管理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是以人为本的仁爱管理，“无为而治”的目标管理，同时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的修己安人，道家的无为而治，这些都是“人为为人”的体现。“人为”体现出了人身的修为和努力，然后再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控制并调整自身的行为。“人为为人”的提出为古老的中国管理文化增添了时代的气息，它一方面是中国的人本思想与西方的行为科学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为建立带有中国管理文化特点的企业管理模式奠定了价值基础。中国管理文化首先是注重协调各种组织与群体的关系，包括家庭、社会和国家，强调的是整体的协同一致，这种一致性指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还包括人与社会群体之间。同事，中国管理文化注重人在管理中要协调各种管理因素，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站在整体长远的高度对各项具体管理措施与手段进行决策，力求在管理的过程中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团结凝聚。由于中国管理文化孕育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带有先天的不足。一是缺少与机器工业大生产市场和科学技术相协调的文化机制；二是缺乏民主公正的进取精神。相比相比西方管理文化，中国管理文化具有权利极差大、风险回避等特点，还缺乏平等、民主、缺乏冒险精神。此外，虽然中国管理文化十分丰富，但最终都没有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完整的管理理论，及时在文化领域中也隐含了许多弊端，比如在注重群体的同时抑制个性的发挥；关注民本的同时却忽视人格的独立等。2、西方管理文化的特点西方管理文化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实用主义以及推崇自我的个人主义。西方管理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强调数据、实验和规律；追求量化关系，注重逻辑和推理，注重对事物的认识要通过细分的分析方法来达成。西方管理文化追求自我成就，关注个人价值的体现，与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伦理相统一。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伦理倡导合理竞争，优胜劣汰，而强烈的成就感、权利义务的明确以及个人行为的法律约束等等都是西方管理文化的基本表征。由此可见，西方管理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层级之间的权利差较小。而这种管理文化在管理活动中十分注重规范管理和制度管理，以达到实现管理有序化和高效化的目标。于中国管理文化以“情”为线索的“柔性管理”相比，西方管理文化无疑是一种“硬性管理”，这种管理文化以“理”为重心。因为西方管理文化的心理学基础的主旋律是人性本恶，所以西方管理文化也因此带有一种显著的理性主义特色。在多种西方管理思想呈现的时期，西方企业在展现理论优势且获得丰富成果的同时，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很多弊端。比如过分关注理性而忽略了人的心理情感；对局部分析的深入，同时也造成判断全局的偏差；管理模式的量化还造成了管理行为的机械，忽略人们的内心世界等等。3、中西方管理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偏重人文文化，西方文化偏重科学文化。人文文化重人轻物，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倡群体意识以及个体与群体同一性，将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科学文化重物轻人，以功利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倡人权和宣扬个人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索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反映在企业管理文化上，其差异性体现在：人性假设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管理思维的差异、管理手段的差异和管理目的的差异。我们只有明确中西方管理文化的差异所在，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理念和西方标准的内在融合。三、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一）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中国管理思想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东亚大陆，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对外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自然环境，使中国的管理活动具有典型的大陆民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向心。在管理思想上表现为：一方面讲集中，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二是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完备的天然的“隔离机制”，一方面使得管理体制和思想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管理思想强调统一，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三是重人。大陆民族生活较安定，血缘宗法关系非常紧密，因此管理活动的中心是以“人”伦理关系为基础，以道德和教育为轴心，是一种人文主义型的管理。(二) 源于古希腊传统文化的西方管理思想作为西方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希腊，其地理环境与中国则大不一样。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因而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使商业和航海业发达较早。这种海洋民族的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外向。海上交通的发达、人员交流的频繁造就了一种外向型的民族心理。二是求异。它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试验。三是重功利。商业的发达和人员的频繁往来，使希腊人在管理活动中重利益，讲功效，追求现实的成功。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管理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主义型的管理。(三) 中外管理思想的差异中国以农立国，这种农业社会的管理形态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具有如下特点：1、在管理体制上是专制与民本相互依存的思想。中国自秦汉以来，这种被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在组织上层级森严、上下有序，在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严格统一，忽视差别。在控制上重视整体效果，忽视个体利益。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悟到“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也成为中国管理的重要思想，这种民本与专制的思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农业社会管理的基础。 2、在管理方法上是经验与理性相互补充的思想。农业生产必须注重经验、实际、应用，这种从农业社会孕育出来的经验理性方法，一方面在管理上时刻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理性态度。另一方面，它不重言论，不重思辨，而注重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切实领会和直觉领悟。这种经验理性的管理方法更多地是应用直观性的类比作出决策和计划。 3、在管理规范上避免过与不及而力争保持适中状态的思想。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成为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而“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是中国管理控制过程的标准和规范。 西方的管理形态则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与中国农业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区别。 首先，西方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倾向，重经济利益不重道德教育。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机械人”、“经济人”，与此相适应，西方的管理着重于企业的微观管理，不太重视社会的宏观管理；重视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的最大发挥，不大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效益和单个经济单位的利益，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 其次，在管理方法上，西方管理善于思辨，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因此，一方面在管理上具有经验论的传统，但又不局限于直观经验，而是把管理理论建立在感性丰富：知性清晰的管理试验基础上。另一方面，在管理中又具有反理性的传统，把管理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寄托于虚无飘渺的天国或“乌托邦”上面，宗教信念在西方历史上对管理的活动和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 再次，西方的管理在商品市场经济土壤的培育下，既有严密的形式又具有创新的精神。一方面，它依靠明确细致的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在这个体系里每个部分都有严格的责利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商品经济生活，它又不得不经常地超越和打破自己的管理规范，不断进行着管理思想和理论的革新和创造，因而没有一种管理理论能够在西方保持长期的主导地位，这与中国具有强大继承性的管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比西方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可以明显看出东西的差异，不同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等等使得西方管理更加注重细节，但缺乏人文关怀，好像是上天刻意安排东西互补，他们所缺少的正是我们所擅长的，而他们注重的正是我们所忽略的。这就体现了交流以及取长补短的重要性四、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一）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管理思想最为热门的领域多为集中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各门各派的的管理著作和大师层出不穷。西方各种流派的管理大师思想在全球企业中实践。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古国，由于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在企业管理领域至今没有诞生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从春秋战国到如今，管理思想很多。但在治理国家中，中国社会经过几年的伟大实践，逐渐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管理思想的核心理论阳儒阴法。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较晚。所以，工商业发展较为缓慢。是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真正形成社会化的分工造成的，这是没有诞生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根本原因。从实践看，由于我们是引用西方管理思想，所以，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我们出现了他们一样的现象，但这一模式在面临转型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真正做到与国家治国理念完美结合。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套用西方管理理论不仅没有使企业发展起来，反而使得企业遇到了管理上的瓶颈。因此，在未来，我们需要尽快探索出适应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创新型企业管理思想。（二）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就是企业为了取得整体优化效益, 打破陈规陋习, 克服旧有思想束缚, 树立全新的管理观念。管理思想创新是一种管理思维和管理理念的综合性创新，它对管理决策、管理执行、管理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知识价值观。改变对知识的陈旧认识，确立知识是创造价值主要的、直接的因素的创新观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竞争优势观。应该利用知识寻找出把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方法，让企业拥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3、知识更新的观念。知识的更新不仅包括创造新知识，而且包括摒弃旧知识，在一个组织内，新知识不是由个人创造的，而是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通过团队或群体共享知识与专长来产生的。 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管理思想的创新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1、管理的效率观念。所谓管理的效率观念，主要体现在泰罗的科学理论中，泰罗制的核心就是为了解决在技术先进而管理落后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劳动效率的问题，把效率作为管理的中心问题。2、管理的择优观念。这主要是来源于西蒙的决策理论，认为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决策的核心就是选优，即在众多的决策方案中，选择最佳最好的方案。但是西蒙同时指出，在实际当中，很难做到最佳最优最好，因此提出“令人满意”的准则。3、管理的有序观念。这种管理理论提出，管理的过程主要是使事物发展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也就是达到了协调和和谐。因此这种理论比较重视管理目标的制定和职能的发挥。4、管理的权变观念。所谓管理的权变观念，是指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都要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对象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5、管理的人本观念。也就是要坚持人是管理和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动力，要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还要研究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我们只有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出发，所研究的政策主张和管理措施，才能真正管用，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五、结论致谢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