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课件.ppt

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Ronald Coase)企业的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对于这个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流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这一流派的影响达到顶峰。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派概述,凡勃伦的主要观点:,(1)人类有两种本能:一是歧视心理和虚荣本能;二是作业本能。人的本能支配社会的思想和习惯,社会制度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其内容包括各种经济、政治、法律、心理因素等,所以归根到底社会制度受人们的本能的支配。(2)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另一种是满足人类虚荣本能的私有财产或金钱关系的制度。前者,以作业本能为基础,后者以虚荣本能为基础。(3)社会制度的变迁决定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从经济制度来说它的变迁是由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的。,(4)在资本主义存在着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劳动阶级努力于社会生产事业,“有闲阶级”不劳而获。在工业社会以前,金钱制度绝对支配社会,有闲阶级制度达到鼎盛时期。大工业兴起后,物质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于是两种制度产生了深刻矛盾,即“机器利用”与“企业经营”的矛盾,掌握“机器利用”的是科学技术人员,从事“企业经营”的是资本家即有闲阶级。机器利用,扩大了产品生产,但市场不能随生产扩大而扩大,这有碍于资本家追求利润,于是垄断组织应运而生,产生垄断价格,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也就是垄断的价格体系。这样的体系虽然能带来繁荣,但不可避免地产生危机。解决矛盾的办法是让科学技术人员去掌握经济的控制权,而必须把资本家排除在外。,凡勃伦承袭了历史学派的传统,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杰文斯的新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他批判以前的经济学是建立在“苦乐主义”心理学基础上的,也就是以前的经济学把人看成是“快乐和痛苦的计较者”,他认为这种“苦乐主义”心理学以“理智代替本能”,应当“用本能去代替理智”,解释人类经济活动。,(1)把制度经济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及家庭经济学有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有组织的机构如家庭、公司、同业行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法院以及国家。国家也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2)之所以需要由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一是人们之间普遍存在的利益冲击需要集体的调节,二是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它们是稀少的。它们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因此,集体行动的意义就在于为经济生活中个体的行动建立一个“行为规则”以指导和约束个体行动,使个体行动符合社会的利益。由于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这样就使个体免受强迫、威胁、歧视和不公平的竞争,这样,通过控制又能使个体的行动得到释放和扩张。,康芒斯的主要观点:,(3)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经济的基本范畴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交易不是物品交换,而是权利的转移。权利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因为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交易”包含着冲突、依存、秩序三层社会关系。每一交易中总有一种利益的冲突存在,因为每个参加者总想尽可能地多取少与,但冲突各方之间又相互依赖、相互维系,因为每个人只有依赖别人的行为才能生活或成功,那么,这种既有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怎样得到协调一致呢?这就要靠秩序,秩序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在既冲突又依赖的交易各方之间建立起协调关系。(4)三层社会关系通过交易结合在一起,交易中的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调节,而调节一切社会冲突的公正仲裁人就是国家,首先是法院。(5)在现代社会中有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利益协调方式,但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是由于法制破坏了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法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由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法律制度。,康芒斯的这套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是以孤立的个人的活动为中心,因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人类原来是自由的和有理性的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要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的总和“自会是利益的协调”。但这种假设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问题是“怎样肯定各种方式的集体行动在经济理论中应得到的地位”。在康芒斯看来,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他指出传统经济学主张“个人优先于集体”是不对的,应当是“集体优先于个人,而不是个人优先于集体”。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从婴儿开始就要学习语言,学习各种社会风俗习惯,学习与他人合作、学习服从各种集体的行动规则,这样,当他长大成人后,已经有“制度化的头脑”,因此个人是制度的产物。康芒斯认为,传统经济学把商品作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把交易看成是物质产品的转移,这是一种物质经济学,只有实际移交的意义。应当把交易关系看成是法律上权利转移,这才有制度上的意义。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对此,有人说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派,而康芒斯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法律学派。,四、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段时间孕育和产生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1、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20世纪初至30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两次企业合并浪潮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直接诱因。其中两次企业合并浪潮是指1895年至1904年的横向合并，1916年至1929年纵向合并和混合合并相结合的合并。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就是针对企业合并而来的，他主要从思考两个问题开始：一是既然传统经济学讲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机制，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和企业合并？他的结论是：企业和企业合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二是企业合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市场交易呢？为什么不在一个大企业内进行所有的生产活动呢：他的结论是：企业规模扩大会增加管理费用（另一种交易费用），所以企业规模决定于它代替市场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引起的管理费用在边际上相等。,其次，随着20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外部性”总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又一重要诱因。早在1912年庇古就在财富和福利一文中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形成标志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也正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外部性”，才诱使科斯等经济学家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2、发展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迅速发展，这也与其时代背景有关：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践所导致后果的反思和经济改革人尝试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绩效差异，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这反过来促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繁荣。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竞争加剧，在吸引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和企业方面，不同制度体系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与大量经济转型国家的存在及其在这些国家对制度弹头的需要也存在密切关系。,3、理论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和兴起，其深刻的理论背景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忽视。并且因为这一忽视，使其模型“日趋僵化，如果不进行进一步修正，很难用于各类重要的问题的分析。”（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僵化引起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不满和批判，并由此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的主要是科斯、舒尔茨、诺思、埃格特森等。,康芒斯等人的旧制度经济学同样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批评。，因为旧制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清晰的一致的分析范式，也没有明确的研究逻辑。比如康芒斯正确地理解了缺乏制度理论的经济学的缺陷，以及习惯法理念和经济学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却没有像凡勃伦那样发展出制度演化的理论框架，而是局限在各种制度的比较；凡勃伦准确地把握住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经济现象变化的内在关联性，却无法理清作为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的成因和变化轨迹，以及这些行为与制度的关系；米切尔讨论了制度演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但影响机制并没有明确给出来。科斯后来评价旧制度理论时，指出康芒斯等人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真正的制度理论，从科学化角度讲，这一点是中肯的。也因为对过去的经济学不满，特别是对古典理论无法证伪不满，科斯尝试着沿用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本身，目的是让经济学和现实一致起来。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这种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理解现实的使命中诞生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主要缺陷在于，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发生机理和行为特征，仅仅关心自身主观臆想的模型世界，科斯认为“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德、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和旧制度理论家虽然关注到制度的问题，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独立的制度理论，有的只是关于制度讨论的碎片，而古典制度理论有了独立的制度理论，却没有发展起可供证伪的范式。科斯甚至偏激地认为古典制度理论毫无价值，“（康芒斯等人）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材料，很少有什么东西能被继承下来”。,4、产生标志 193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科斯发表论文企业的性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科斯的这篇文章在1937年发表，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在1932年10月前后已经形成，那一年科斯刚刚21岁。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他1931-1932年期间在卡塞尔奖学金的资助下访问美国的结果。在美国期间，科斯访问了许多企业，与众多的企业界人士交谈，此外也拜访了一些美国大学中的教授，其中包括弗兰克奈特。科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企业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科斯想了解市场中企业存在的原因。为什么科斯要研究这个问题呢？有两个原因导致了科斯的兴趣。1931年科斯是伦敦经济学院大二的学生，在此之前他没有学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虽然其中一些课程包含与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在这一年他参加了普拉特的讨论会，从普拉特那里科斯学到了一些价格理论的基本内容。普拉特信奉自由竞争，他认为竞争提供了一切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协调，并引用阿瑟索尔特的话说：“正常的经济体系自行运行。”（后来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引用了这句话）普拉特的观点使科斯感到困惑，因为在他所描绘的经济图景中，没有给日常中观察到的商业经理和雇主-雇员关系提供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正在推行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列宁曾说，苏联可以像一家巨大的工厂那样运行。但是西方的经济学者却普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也使科斯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的经济计划不能被用于整个国家？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科斯开始关心市场中的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它的边界是如何决定的。科斯的文章在1937年发表后，几乎没引起任何反响。只是在1952年斯蒂格勒将这篇文章编入美国经济学会出版的价格理论读物之后，引用才渐渐增加，但这些引用只是在脚注中出现，几乎与正文的内容没什么关系。一直到70年代，科斯都只在一篇文章中发现过对他的文章的认真讨论。而在70年代之后，相关的引用和讨论开始迅速增加，以至于科斯认为88年一年中的引用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这里面的原因，科斯认为，既与60年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的巨大反响有关，也与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的影响有关。,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即存在交易成本。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科斯另一篇著名论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五、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四条主线：1）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它起源于科斯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主要由阿尔奇安、张五常、德姆塞茨、哈特等人发展，强调契约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决定了制度的形式和效果；2）交易费用经济学。它起源于科斯和康芒斯，主要由威廉姆森发展，同样强调契约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但和契约经济学不同，交易成本经济学假定经济当事人面临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约束，这意味着不存在最优的制度安排；,3）立宪经济学。起源于维克塞尔，受科斯影响，主要由布坎南创立和发展，强调契约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地位，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类似，假定经济人有限理性，并重视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和秩序的形成与演变的关系；4）制度演进理论。起源于马歇尔、凡勃伦、米切尔、哈耶克等，受科斯、诺思影响，由阿尔奇安、纳尔逊、温特、维特等人发展，强调制度如同生物进化一样，由一个自然演进过程；由于人的无知，制度无法被精确设计，从本质上说，制度更多的时对环境的适应,六、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一）研究对象 新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简言之，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科斯，“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的共同点：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的讲，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正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偏好。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二）基本假定 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更接近现实；在复杂环境下，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市场信息具有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opportunism）。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但同时又力图延伸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预测力。,1、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抛弃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现实”假设，而主张“有限理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来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rt Simon)。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由于不确定性、信息问题、交易成本等问题的存在，当事人难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决市场的最优问题。因此，个体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均衡是无法实现的。为了减小不确定性问题，经济当事人必须设计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这些规则非常固定，不会随机改变。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体倾向于最大化，但是发现这样做代价很大。”,2、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关于企业的论文。科斯认为建立企业的原因在于使用价格机制存在一个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很难理解，至今仍有争议，其定义也在不停变动。例如诺思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界定、保护、实施产权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罗的观点，将“制度运转的成本”类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和价格不能充分创造新古典均衡，并进而认为交易成本已经渗透进每个经济体系的所有经济体中。交易成本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结构的关键。从新古典意义上说，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产权分配对于解决市场的均衡问题是不重要的，但是考虑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产权的最初分配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意义。为了保证私人产权的独占性，必须很好地对私人产权加以界定和实施，最好的实施者是政府。假如产权能轻易地被政府界定、保护和实施，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新古典市场观点中的交易所固有的获利就会实现。就像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一样，在新制度经济学里市场交易是增长的原因，但现在它要依赖于政府的运行以及产权和制度的运作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3、制度,制度是“人们设计用来约束人类行为的”。由于这个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现实。它的奠基人科斯认为：“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即将人置于真实制度的约束之内。”制度是“非正式约束”（风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约束”（法律、产权等）的总和。制度是经济中的游戏规则，组织（游戏的参与人如企业等）的出现是对制度结构的回应。诺思解释说：“制度和组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中的制度演进。”承认新古典均衡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以及产权结构、社会制度演进决定了经济行为，诺思得出如下结论：历史在起作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从过去有所收获，而是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靠社会制度和过去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七、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一）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具有超凡解释力的原因：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诺思说，新制度经济学保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和竞争等理论，修正了理性的假设，引入的时间维。,(二)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共同点：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非中性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不同点：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三）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马克思分析了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间的关系，认为技术变迁决定制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诺思认为是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诺思对马克思评价很高，“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强调了结构变迁和社会生产潜力与产权结构间的矛盾。”（新古典经济分析柜架遗漏的东西：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八、新制度经济学的特征,一般来说，新制度经济学：1、通过概念和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新古典经济学更加现实。2、通过“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更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特征：,1把制度纳入了经济学范围进行研究，并把制度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即不再象传统新古典经济学那样考察制度预先给定时的经济问题，而是认为制度是经济系统内部和其他变量互相影响的一个变量，而且是可变的。2新制度经济学用正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问题 例如，讨论制度值不值得改变，需要讨论制度改变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这里的成本还包括新制度的转换和执行成本。收益高于成本时，就应该改变制度。这种成本收益比较方法来决定制度变迁就是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使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均衡的方法来分析也是可行的。,3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不仅影响到资源配置，还影响对人的激励和制约 例如，好的制度能约束坏人不做坏事，甚至激励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则使好人做坏事。制度使影响人或者其他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容忽视。制度大到社会制度，小到社会规则，都在配置资源，都在激励和规范着人的行为，带来不同的效率。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最重要，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理性预期最重要，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最重要，而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最重要。,九、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念中的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所以，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丁一些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1、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西蒙、阿罗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个奥林匹亚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尽管人总是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由于人们求解问题或从事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且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西蒙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新制度经济学把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学说引入到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之中，所不同的是，西蒙等人在有限理性假定基础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并提出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仅仅追求行为结果的“次优”或“满意”。,在有限理性假定下，制度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理性的有限性，人们做到对未来的不确性因素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给定一个概率分布函数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给交易当事人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未来不确定风险以及因不完全契约引起纠纷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在这一情形下，通过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理性的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判断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是损人利己行为，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这样，凭借说谎、欺骗、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可以得逞。所以，人们需要设立各种制度安排来规范人的行为，建立良好的秩序。新制度经济学正是以有限理性这人的本性为前提，分析制度的功能、构成及其运行。,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借鉴奈特分析保险契约时所使用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词基础上形成的。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如说谎、欺骗、偷窃和毁约等。虽然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或场合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动，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候或场合采用这种行为方式。所以，以欺骗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是基本人性之一。当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是以有限理性假定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洞察现在和未来，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正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的基本人性之一，这就需要设定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人的行为，从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要研究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就必须研究现实中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风格，就是注重研究那些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阐述深奥而又精湛的新制度经济理论。,3、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地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斯教授创造并典范性地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开的。所谓交易成本，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它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人们必须投入各种稀缺的资源。例如，为了购买一套设备，寻找合适的卖主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卖主协商、讨价还价，签订有关契约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聘请某个专家检查这套设备是否符合契约上规定的规格、质量和功能等标准必须付出时间与货币；如果经使用证明这套设备不符合标准，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还需花费时间和货币。正如生产任何一种物品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耗一样，任何一项交易活动都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稀缺资源。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为重要。,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好后付诸实施所需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所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了。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而阿罗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在科斯之前，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暗含着交易是不稀缺的，而一种不稀缺的事物是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的。而交易成本概念的出现，使把交易(即人与人关系)和制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成为可能。所以，从零交易成本假定修正为正交易成本假定，不仅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逼近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使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制度问题，这就大大地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4、研究方法的创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从人们行为假定和研究领域方面促成厂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新的解释力，这就大大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领域，自从本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广泛地运用于研究各种制度问题，并相应地形成了各种流派。例如，科斯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研究外部性问题，开创了现代产权经济学；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研究垂直一体化问题，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产业组织理论；诺斯把产权和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史研究，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布坎南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制度问题，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等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以致于“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学文献里，出现频率最高，引用次数最多的概念，大概莫过于交易费用了。”不仅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还带来了制度研究的复兴。,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及其演化,从方法论上讲，制度经济学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以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运用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而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以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派别。尽管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但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分析，诸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其中尤以制度因素为甚，强调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以制度作为视角，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活动，而是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因此，以制度为视角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求确立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作为起点。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不确定的人，因而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总量的标准，对整个经济活动作出安排。正如威廉姆森所说：研究视角的改变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用的，并带来了制度主义的复兴。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20世纪60年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思，此外还有包尔丁、海尔布罗纳、华尔德等。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提出要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这一时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显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两个方面：,（1）注重“整体制度分析”方法。早期制度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孤立个人行为的分析方法，但是他们还没有提出整体概念，并用以阐述制度运行中各个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一时期制度经济学则注意分析整体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从根本上刷新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用把注意力从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他们提出，从经济学上讲，经济整体要大于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应当注重对“总体”和“整体”的研究，而不能循着相反的道路，即先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再来加总。加尔布雷思强调，只有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才能更清楚地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是制度济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加尔布雷思的整体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甚至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达。比如，他提出的“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既包括经济权力，又包括政治权力，因而不能用数字来计量。因此，这一时期的制度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而强调整体制度因素的分析。加尔布雷思认为，宏观经济学只注意总需求水平的调节，微观经济学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却恰恰遗漏或忽视了社会的制度结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应当说，整体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这无论在哲学上、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成立的。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更重要的事实是，“个体加总”总是构成“整体”的主体部分，两者的差异可能是重要的，但一定不是主要的。一般地讲，个体的特征是整体特征的集中反映，个体的性质决定了整体性质的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因此，既要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应当丢弃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对个体的研究往往可以构成整体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后面的分析将要说明，科思看到了加尔布雷思过分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偏颇，而将制度经济学研究引向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2）运用规范经济学研究方法。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更加突出地采用了包括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显著特点。,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著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科斯认为，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两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如果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如果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出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由此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显著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括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认为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认为，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过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考察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映出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显著特点。,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