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 .doc

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讲 引言一、相关概念与界定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学术界不同学科领域曾对“文化”下过百数十种甚至更多的定义：1人类文化学：文化是一种行为的范式，它不仅是行为的产物，而且是今后行为创造的要素和条件。这种范式分为“明示的文化”和“隐示的文化”两种。2哲学：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下，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民族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的共同的东西，是民族精神的结晶，近乎民族性。文化可分为“表层的和深层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广义的和狭义的”。3历史学：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从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成就的总和。文化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4文化的属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属性，此外，文化还具有隔离机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传播性等属性。二、文化交流的接受、排斥与变异1本土主体文化：一个社会若政治健康、经济发达、文化活跃，对外往往表现出自信、开放、改革进取的心态，易于接受异文化；反之，就排斥。2外来客体文化：外来文化的效用、与本土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的大小，即是否适应，是主要的影响原因。即效用性和适应性。3文化交流引起的变异：两种文化相遇后，无论是主动接受还是消极拒斥，都会发生交流、影响和交融，从而促使原有的文化体系产生新的文化要素，引起文化总体结构和整体面貌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异。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四种 ：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乐舞团体等；贸易往来，即朝贡和个人贸易；宗教传播；战争与掠夺。第二讲 两汉丝绸之路一、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因：公元前139年到公元前127年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出使的原因是解决匈奴之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匈奴打仗，一般都用骑兵，就需要中原不产的马匹。张骞通过第一次出使见闻，呈报汉武帝说，“乌孙的马匹最好。”并且提议不妨与乌孙建立外交关系，用丝绸和乌孙的马做交易，为下一次进攻匈奴储备物质基础。于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为了得到乌孙的马，公元前119年到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去，因西域已大都在汉朝的控制之下，所以非常顺利，三四年间，张骞又在西域转了一圈，这一圈就更加巩固了汉朝对西域国家的领属关系，这就形成了后来汉书里面写的由西域都护所统辖的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路线：这条逾7000公里长的道路，如上图所示，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行，过于阗（现和田）、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印度）。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现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行，经库尔勒、库车，出疏勒（现喀什），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 丝绸之路上的相互往来：商品交流丝绸、瓷器的输出；瓜果蔬菜的传入；其他物品的输出和输入。文化交流中原技术的西传；西域歌舞的传入。宗教思想交流通过这条丝绸之路，印度的佛教，中亚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都得以传入中原，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丰富了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体系。（二）西域三十六国大西域：即广义的西域，是指通过葱岭（今帕米尔山结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所能达到的广大地区，涵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乃至东欧、希腊罗马、北非等地域。小西域：即狭义的西域，是指葱岭以东的地区，涵括今天我国的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河西四郡：河西四郡就是出长安向西行，在河套以西，汉政府设立的四个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河西四郡就是所谓的河西走廊。西域三十六国：由于两次通西域，打匈奴，阳关，玉门关之西，帕米尔高原上以东（葱岭以东）的地区也被中原政权控制了。这片区域就是历史上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因为西域三十六国都在葱岭以东，所以它们属于小西域范围内。西域是三十六国，但并非同一时期的三十六国，有的存在的时间短，有的存在的时间长，有的分合不断，它们被通称为三十六国。史记中西域三十六国的名称：乌孙 龟兹焉耆 于阗 若羌 楼兰 且末 小宛 戎卢 纡弥 渠勒 皮山 西夜 蒲犁 依耐 疏勒 莎车 尉头 温宿 尉犁 姑墨 卑陆 乌贪訾 卑陆后国 单桓 蒲类 蒲类后国 西且弥 东且弥 劫国 狐胡 山国 车师前国 车师后国 车师尉都国 车师后城国西域三十六国，所谓国是他们独立的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实际是受汉王朝管辖的。管辖表现在：a. 这些王国的国王有的时候要受西汉皇帝册封; b. 皇帝会往每个小国派出中央军队，象征性地外驻在那里； c. 有时，在皇帝顾得着的时候还会派一些屯兵在那里屯田、开垦。 所以，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上，它们都受汉朝政府的控制。第三讲 中国史籍中的西域形象一、史记中的西域诸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西域诸国的地理、风俗、特产等。按照张骞出使西域所经过之国与所耳闻之国，可以分为：亲历之国：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耳闻之国：乌孙、奄蔡、安息、条枝、黎轩、身毒等。按照各国的生产生活特点，可以分为：土著国：大宛、大夏、安息、条枝、黎轩、身毒； 游牧国（随畜移徙）：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其中: 匈奴最强，乌孙也曾经强大，不臣服于匈奴；大月氏虽然败给了匈奴，但又打败了大夏；乌孙、大夏、大宛皆因为汉朝的强大，而与汉朝交通，汉得乌孙马，称为“天马”，后得到大宛汗血马，因为此马更好，所以将大宛汗血马称为“天马”，而乌孙马改称为“西极”。正如史记·外国传中所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马众。” 司马迁记载西域的特点：A. 客观记载，所闻与所见分开记载。B. 语言生动、准确，抓住西域各国的生产特点及民族性格特色。C. 平等的心态，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可见当时还没有形成“中华中心主义”观念。二、两汉书中的西域记载汉书中关于西域的记载：汉书·西域传在资料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相关部分，所以汉书 的西域记载，基本上没有超出史记·大宛列传的资料范围。后汉书关于西域的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东汉时代对西域的经营，主要有三件事很重要：a. 班超再通西域，并出任西域都护府 ，经营西域；b. 班超派使者甘英出使大秦；c. 大秦使臣朝汉。三、古文献中的大秦国大秦即古罗马。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中国古文献第一次有了对大秦国比较详细的记载，选读如下：大秦有类中国，大秦多宝、欲通使于汉。另外，在三国志·魏书中引魏略·西戎传，晋书·四夷传、洛阳伽蓝记等古籍中，也都有对大秦的比较详细的记载。从大秦到拂菻：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或称拜占廷帝国）继承地中海文明传统，建都在君士坦丁堡。此地希腊人称之为斯丹波或波，Bolin。阿拉伯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在唐、宋中国典籍中，称之为叫“拂菻”。“拂菻”是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其最早出现在隋书里，大唐西域记有“拂菻国”卷。此外，中国文献还有将罗马国称为“蒲林”、“普岚”、“伏卢尼”的。四、前三史对西域记载的特点从史记到汉书后汉书，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所记载的西域形象有以下特点：1. 记载客观，语言准确生动，把所闻与所见分开记载。2. 对于西方国家的介绍，按生产生活方式，分为土著（大宛、大夏、安息、条支、大秦和身毒）与行国（匈奴、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两类，介绍其物产经济、城郭属国、军事实力和制度交通等。(这里的土著和行国是根据司马迁里面说法。)3，经过后汉书对西域诸国的补充记载，可以看到，从公元前2世纪到东汉末期的3世纪，这500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不断丰富起来。4.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域外民族和国家，尚没有大汉族主义文化心理，是用平等的心态来记载和评论他们的。第四讲 古希腊罗马的中国认识一、支那与古代外国人的中国认识“支那”最早见于波斯 及印度的古籍记载。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东北边疆与葱岭以西塞人游牧区接壤。根据波斯古文献记载，在它的东边有一文明古国，叫“支尼”。印度人在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里，最早称中国为“支那”。季羡林的考证：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治国安邦术中，有“Cnapatt”一词，季羡林认为这个词的意义是“中国成捆的丝”。所以，波斯的“支尼”也好，印度的“支那”也好，都与中国输出到波斯或印度的丝织物有关。它们是中国丝织物之一种“绮”的音译。“支那”也就是生产“绮”的国家。“支那”名称的其他解释：李约瑟、张星烺等：“支那”是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秦”的对音。杨宪益：西汉时的西南民族“羌”的对音。其他：中国外销商品“茶”的对音。评价：季羡林的解释比较合适，即“支那”是中国外销商品“丝织物绮”的对音，因为它反应的时代最早，早于秦、西汉，更早于茶。外国人认识中国，始于以物质为媒介的交流，也比较合理。二、“赛里斯”与羊毛树的传说赛里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就知道一种叫“赛里斯”的织物。“赛里斯”既是西方对丝织物的称呼，也是他们对生产丝织物的国家的称呼。在漫长的中世纪结束之前，西方对“赛里斯”的认识有以下几点，代表了西方世界对古代中国的最早认识：地域：赛里斯人生活在极东的地方，东面濒临大海，与印度、大夏相邻。海上交通通畅后，希腊人知道从海上也可以到达赛里斯，“过克里斯国（马来半岛）进入支国，海便到了终点。有都城叫支那，尚在内地，远处北方。”人种高大：赛里斯人与北印度人相传身材高大，达13肘尺。（一肘尺约等于半米）长寿：他们寿逾200岁。外形：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嘶哑，不轻易与外人交谈。（这一形象很像是对中亚贩卖丝绸的突厥人和吐火罗人的描写。）羊毛树的传说：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博物志：赛里斯人以他们森林中所产的羊毛闻名遐迩，他们向树木上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织布这两道工序。再贩运至罗马，由于遥远的地方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2世纪中叶，希腊地质学家波桑尼阿希腊志：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并不是从树皮上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甲壳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为饲养这些昆虫而建造冬暖夏凉、四季咸宜的房屋，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小动物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找到。4、5世纪的记载：文明与野蛮“赛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赛里斯人习惯简朴，习安静读书以度日，不喜多与人交游。外国人渡边境大河，往买丝及他物产，皆以目相视，议定价值，不交谈也。”“野蛮、强悍，林中有野人，嗜食人。”赛里斯形象的意义：赛里斯形象是主体关注客体的产物，我们称之为“异域形象”；今天我们来看赛里斯的形象，不仅看它是否符合客体，还要研究主体是如何、为何塑造这样的客体形象；赛里斯形象中的一部分是真实的，来自于丝路贸易和与西亚人、中亚人接触时的实际认识；一部分是传说加想象，它固然不符合对象国的实际情况，却折射了主体自身的文明程度、文化特征，如羊毛树的传说。三、中国丝织技术的西传丝织技术的西传中国丝绸的源源西运，使丝绸不仅成为亚欧各国向慕的衣料和装饰物，而且，成为西域一些强大国家如波斯、拜占廷的日常用品。这样，这些国家就不满足于输入，而渴望亲自学习和掌握养蚕和丝织技术。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不仅输出了精美的丝织品，而且传授了先进的丝织技术。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了中国蚕公主将养蚕、缫丝的方法传于于阗的故事。有学者推测此事在公元220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更早，在公元1世纪初。玄奘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了中国蚕公主将蚕丝带到于阗的传说：于阗国未知蚕桑，闻“东国”有之，于是，派使臣往东国求之，东国国君“密而不赐”，并且严守关防，使蚕种无法出境。于是，于阗国国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这样，才使中国公主将蚕种带到了于阗，使那里的人懂得了种桑养蚕。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过4世纪前的桑树。蚕桑传到于阗后，于阗人开始只能漂渍绵纩（棉絮），渐渐地才懂得缫丝织帛，到隋唐之交的7世纪初已精于丝织。于阗的养蚕缫丝织锦技术，又传入波斯，至少在5世纪时，波斯已拥有自己的丝织业了，但中国的丝织品一直是波斯的楷模。5、6世纪，波斯以产绫锦著名，波斯锦风行于中亚和新疆，对中国的织锦也产生了促进和改进。波斯成为丝织国家后，对一直大量进口丝绸的拜占廷产生很大的刺激，于是，拜占廷也设法学会养蚕缫丝，以摆脱被动进口。中国的蚕种是从新疆运到拜占廷的。一说是印度僧人为取得拜占廷国王欢心以便传法，他们知道国王不愿再从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的意愿，主动提出可从新疆引进蚕种，因为他们曾在新疆生活过多年，熟悉养蚕之法。国王同意后，他们就果真回到新疆，带回蚕种，开始种桑养蚕。一说蚕种是波斯人从新疆带到拜占廷来的。他的办法是将蚕子藏在竹杖中，然后离开中国，带到拜占廷的。因此，拜占廷在继波斯、印度之后，也能养蚕缫丝了。丝织技术的西传路线1中原于阗国（2-6世纪） 波斯商人（4、5世纪）拜占廷帝国（6-12世纪）2中原于阗国（2-6世纪）（印度僧人）拜占廷帝国（6-12世纪）丝织工艺技术的西传对于丝织工艺上十分重要的提花机，中国在丝路开始以前就已完成了，所以能织出那样五彩缤纷的花锦。李约瑟认为，西方使用提花机至少晚于中国4个世纪，并且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福布斯认为：在3世纪，波斯、拜占廷、埃及、叙利亚，已开始使用简单的提花机，但直到12世纪摸才趋于完善。因此，亚洲西部和埃及的提花技术最初是在中国丝织技术的熏陶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这种影响大约从2、3世纪到7、8世纪之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之久。 第五讲 从佛教东传看文化变异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对中国的影响也最大。本章不讲佛教的教义、教规，不讲佛教发展史，而是从双边文化的视角讲讲佛教传入中国的大致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一、佛教用语和佛寺建筑（一）佛教相关用语1.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大约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乘，为“承载”或“道路”之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佛教教义的解释和理解。大乘佛教对原来的佛教教义有所修改、发展和创新，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注重经典学说，并以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为主要经典。小乘佛教保持佛教原来的教义，以正统自居，以释迦牟尼为佛主，注重佛教的仪式崇拜，以阿含经为主要经典。2. 三世佛 佛教认为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故有三世佛。分为两种：横三世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居左，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居中，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居右；竖三世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过去佛燃灯佛，未来佛弥勒佛。3.佛、菩萨、罗汉佛教中，根据修行的高低程度和觉悟不同，由高到低依次为佛、菩萨、 罗汉。佛即佛陀的简称，意为觉。佛教认为，觉有三种涵义：自觉、觉他（使众生顿悟）和觉行圆满。其中，觉行圆满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佛就是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菩萨是只达到自觉和觉他两个境界，尚未达到觉行圆满，需到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寺院中常供奉的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等。 罗汉，全称阿罗汉，即自觉者，罗汉低于佛、菩萨，为第三等。4. 三藏法师藏，原意为放书的篓筐。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藏即经卷，指佛教经典，佛陀要义；律藏即条文，指修炼所需遵循的规则、律条；论藏即佛学，指对佛教经典的理论阐释和议论。三藏法师即是对精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尊称。又称三藏比丘、三藏圣师，或略称三藏。玄奘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三藏法师。尊为玄奘三藏。5. 沙弥、沙弥尼沙弥是未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俗称“小和尚”。沙弥尼是未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俗称“小尼姑”。沙弥和沙弥尼出家受十戒。6. 比丘、比丘尼：比丘是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俗称和尚。比丘尼是满二十岁的出家女子，俗称尼姑。比丘和比丘尼出家受具足戒。另有一种名称是“式叉摩那”，指沙弥尼成为比丘尼后前两年的称呼。7. 居士、沙门居士是对一切在家修佛僧人的通称。沙门是对一切出家修佛僧人的通称。8. 舍利子：简称舍利。原指佛祖释迦牟尼圆寂火化后留下的遗骨和珠状宝石样生成物。现将修行超众圆满的高僧圆寂后的遗留物也称为舍利子。最著名的舍利子当属1986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佛祖释迦摩尼的指骨舍利。（二）佛寺建筑1、寺庙本身的含义寺本指古代衙门，是处理外交事务的地方。如汉代的弘儒寺。庙本指祭祖的地方，民间也叫祠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渐渐用寺庙指称僧人生活、修行的场所。2. 僧伽蓝摩简称伽蓝。从佛教的正规说法来说，寺庙应该叫僧伽蓝摩。这是梵语的音译。北魏时有洛阳伽蓝记，即记载了洛阳当时寺庙、寺院的情况。3. 寺庙、寺院的相关别称伽蓝；佛院；佛寺；佛刹；佛庵；僧刹；僧居； 僧院；僧寺；僧庐；僧宇；僧庵；僧蓝；古刹；刹寺；宝刹；寺庵；寺庙；寺刹；寺院；寺宇；禅寺；禅院；禅刹；宝刹；香刹；玉刹；灵刹；霞刹；寺刹；金刹；梵刹；凤刹；梵宇；梵宫； 梵居；梵林；梵城；檀林；禅宇；招提；拓提；阿兰若；阿伽蓝；僧伽蓝等。4. 精舍、支提、庵精舍：多指建在平原上的佛教修行者的住处。支提：多指在圣者逝世或火葬之地建造的塔庙、祠堂、佛殿或祭坛，内部装饰有雕塑和壁画。随佛教的东渐而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石窟寺相融合而成为中国化的支提窟。庵：原为僧人在静僻处盖的一种很差的茅舍。现将尼姑所住之处多称庵，俗称尼姑庵。5. 浮图原为佛教建筑的概称，后渐专指佛教建筑中的高塔。6. 中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各朝都有修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建于魏文帝（452-465）时。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建于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的第三年（497），在北朝各代和隋唐都有续建。以上这三大石窟再加上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统称为中国四大石窟。7.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安徽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象征愿力）；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象征德行）；浙江普陀山：为观音菩萨道场（象征慈悲）；山西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象征智慧）。二、佛教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况1、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创立于印度，并在印度本土得到传播和发展，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外传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一般认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即公元1世纪中叶后。汉明帝永平8年（65年），受到梦中金人的启发，派18人到天竺求佛。在大月氏遇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并得佛画像和佛典，遂邀摄摩腾、竺法兰一同返归洛阳，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于68年返回洛阳。汉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而归，在洛阳东郊仿照天竺佛寺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这是中国有佛寺之始，是一般所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标志。自此之后，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广泛传播。一般的看法认为：佛教是先传入西域，然后才进入内地的。即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佛教从印度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先传到新疆地区，而后才渐渐东传至内地。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郭沫若中国史稿、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等都大致持这一观点。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和新的考古资料，说明佛教从西域传入内地的传统说法并不确当。恰恰相反，西域的佛教远较内地为晚，这种说法尚有待验证讨论。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一书主张此说，它从文献考察和考古材料上，分加论述。研究早期西域史，历来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为最可信。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时，采用的应当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报告，但其中并没提到西域有佛教之说。汉书西域传可能根据最初西域都护的档案材料，但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西域佛教的记载。后汉书材料源于班勇，而班勇是东汉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儿子，他随父从小在西域生活，后又经略西域，经常往来于西域各国之间，对西域情况也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书中记载天竺国时谈到佛教，而记载于阗等西域地方时并无记及。从考古材料看，在鄯善、于阗一带发现的寺院遗址及其中壁画、雕塑均不会早于3世纪。佛教传播的一个特色是佛教教义与佛教图象并重，就民间而言，往往是图象先于教义，因而佛教也称象教。可以说，佛教图象是伴随着佛教一起传入的，或者说，佛教是借助图象并以图象为开路先锋而打入尚无佛教的地方的。所以，以西域已知现存的佛教艺术包括石窟、寺院的遗存来判断佛教传入的年代，那么，西域佛教的传入不早于2、3世纪。即在2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时，西域尚无佛教流通，在此之后，佛教才渐渐发展起来，并留下大量艺术作品。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元1世纪中叶后，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传播。一百多年后，即2、3世纪之交，佛教在西域也发展起来。关于佛教东传的路线，张骞通西域后，这条往来于西方国家的商路已基本形成南北两种走法，即所谓的南北丝路。但佛教的传播不完全同于这条丝路，它是以佛教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为准。佛教国家靠近哪条路，人们就习惯于从哪条路往来这些国家，就形成相应的传播路线。大致来说，佛教从东汉年间传入后，并不与汉书所记的南北两道完全一致，葱岭以东大致相合，葱岭以西差异就比较明显。以目前现存的佛教艺术遗迹来看，比较公认的是：佛教从北印度的犍陀罗出发，沿着这条新开的丝绸之路，缓缓东行，进入于阗地区，一路上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绿洲，向前行进时使沿途增加了大量的寺庙、洞窟和印度塔。2、取经的重要人物下面，我们再从对佛教传播起重要作用的高僧去西域或来中国的路线，了解佛教进入中国的大致情况。这里主要介绍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四人。佛教在中国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到三国时代，中国人自己的佛教徒渐渐体会到了个中三昧，不再满足于零星听到的教义解说，而想亲自去西域探索佛教的真理。最早的一个例子就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朱士行因出家受戒而专心研究佛经，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经典译本删略过多，脉络不清，因而发愿寻找原本。260年，朱士行从长安西行，穿过沙漠来到于阗。在这里，他果然得到大乘经典的梵文原本，共90章60余万字，全由印度西北方言的梵文写成。当时，由于当地小乘佛教教徒的阻挠，朱士行未能将经本带回。到282年，他派弟子法饶等10人将经本送回洛阳，自己则一直居住在于阗，直至80多岁病故。这部梵文原本佛经由居住在洛阳的西域高僧口译缮写，于304年译成中文，定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因此被称为中国僧人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在他之后，才有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的壮举。汤用彤、吕澂对朱士行之行给予很高的评价。吕澂说：“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看，朱士行可说是创始的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的这种为法热诚是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的。他求法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出仍不完全，但对于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所以，翻译之风即风行京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P295-296）朱士行的功绩在于求得放光般若（又名大品般若），从而在中国内地开义学的先声。但这部经来源于西域的于阗，实际上仍然不是印度的原本，是西域的佛教通过内地的取经从而影响了内地。法显（约337-422）是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400年，他开始西行印度求法取经。他由长安出发，经青海东部，越祁连山，由张掖西行，纵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越帕米尔，南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法显到印度时，北天竺各国许多佛经只是师徒口授，世代沿革，没有文本流传。法显在印度佛教中心巴连弗邑学习梵文，把印度口传的佛经整理成文献，对于东方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印度学习数年后，经由海路回国，于413年到达南京，在那里定居译经，并将自己西行求法所经历的情况编撰成书，取名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它记载了四、五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的情况，至今受到中国和世界学术界的高度推崇。中国历代有众多版本，清代以来，有多种研究著作问世。在国外，1836年被译成法文，次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石田干之助说它“成为欧洲学界的宠儿”。法显是中国僧人中第一个到达印度并取得大批佛教经典原本的人，也是世界上横穿中亚、南亚大陆，并由南洋海路回到中国的第一人。玄奘（600-664），俗姓陈，名韦，世家出身，他的高、曾、祖、父四辈都是做官的，大到将军，小到县令，玄奘兄弟四人，他最小，他的次兄先已出家，在他哥哥的影响下，他也从小出家。在到印度取经之前，玄奘已经在国内“遍谒众贤，备餐其说”，拜访了各家名师仍不能解决疑难，于是，他“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他先向朝廷申请出国，未获批准。贞观3年（629），长安一带闹饥荒，朝廷有令，人们可以自己到年景好的地方去找饭吃。玄奘趁机私自离开长安，登上他那坚苦卓绝的求经之路。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终于到达了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当时印度的寺院有数千上万个，建筑壮丽崇高，寺内经常举行讲座，规模宏大，国王也十分支持寺院的事业，往往分给他们采邑，一邑有二百户，以备寺院的供给。那烂陀寺是所有寺院中最高地位者，它建立已有700余年，拥有一百多采邑，即拥有一百多个乡镇，有二万多户农民供其给养，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封建地主庄园。它是印度佛教的宣传中心，也是为印度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思想、文化堡垒。因此，玄奘自然是要到那里去求法取经的。那时，那烂陀寺常住的僧人有4000多，加上客居的僧、俗，共超过了万人。寺里的和尚主要研究大乘佛教，也有兼习小乘的。寺里居于最高地位的是大乘有宗的戒贤，在其之下的众多和尚中，精通20部经论的，有1000多人；精通30部经论的，500多人；精通50部或以上经论的，叫“三藏法师”，在玄奘到达之前，只有9人。但那烂陀寺教规认为，应该拥有10名“三藏法师”。在玄奘到那里之前，这另一名始终空缺着，玄奘到后，才补足了这一名额。10位“三藏法师”在那烂陀寺仅次于戒贤的地位，享受着极高的待遇。玄奘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等人学习瑜伽等大乘有宗的教义。5年后，开始游历东印度和西印度，巡礼佛教“圣迹”。641年重新回到那烂陀寺。戒贤就叫他主持寺中的讲座，给全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玄奘用印度语开讲经义，说理晓畅，论述精微，听者踊跃；并且还与当时有名的持不同论点者展开论争，每每以雄辩取胜。玄奘的英名因而播扬全印度。642年12月，戒日王特为玄奘在曲女城召开全印度的“无遮”大会，参加这次无任何限制的“无遮”大会的，据说有以五印度的18个国王为首的18国的官民、僧俗，共约几十万人。玄奘以精辟的议论慑服各派教徒，大会持续的18天中，无人驳难，于是，玄奘更是“名震五天”了。曲女城“无遮”大会后不久，玄奘就携带大批佛经、佛像、舍利等，满载着名震五印的声誉回到了中国。于645年回到了长安，受到以唐太宗为首的长安宫廷高官的热烈欢迎。唐太宗与玄奘的关系可谓非常之深，他对玄奘的奖掖、恩宠；对玄奘佛学造诣的自谦、虚心超出了一般皇帝所能够给予臣下的。玄奘回国途中，在于阗就上表唐太宗，报告自己的行踪，唐太宗当即复诏玄奘，令沿途敦煌、鄯善等地的官衙准备迎候。到达洛阳后，当时唐太宗将伐辽东，驻军洛阳，立即破例引玄奘入深宫内殿，两人可谓“一见倾心”、“相见恨晚”。唐太宗次日即要出兵辽东，想邀玄奘同行，玄奘以翻译要务力辞；后来，唐太宗又多次劝玄奘返俗，以助太宗俗务，玄奘也婉谢了。这样，他就从洛阳回到长安，开始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译经事业。他带回的佛教文献共657部，此后即在长安的弘福寺译经，先后译出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亲自主持弘福寺译场，任主译。在主译下分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道工序。证义是主译的助手；证文负责检对梵文原文；书字将梵文字音写成中文；笔受译梵文字意为中文字意；缀文整理译文文句；参译校勘原文，将译文回证原文；刊定逐字、逐句、逐章刊定文体；润文润饰译文；梵呗唱梵音以修正音韵。这十道工序是玄奘译经的基本程序，中国翻译史上的所谓“汉唐旧法”，所指大体就是到此时渐趋完善的这套翻译程序，可见是非常认真、仔细的。玄奘还将自己十多年在印度各国所见所闻，由他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部12卷的巨著，把玄奘西行游历十余年中所见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加以分类记载，举凡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都一一陈述，内容广博，条理清晰，记述准确，成为研究中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后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在玄奘回国后20多年的全部活动中，始终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大力支持。唐太宗曾亲自为玄奘新译出的佛经写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对玄奘及佛教极尽恭维，对自己则无限“谦恭”，把佛教捧上了天，把玄奘也捧上了天。当玄奘又新译出一部经书时，唐太宗命令秘书省将新经缮写九部，颁发给当时的九州以便辗转流通。唐太宗之子李治，即高宗，仿效父亲，也写了一篇述圣记，推崇佛教、推崇玄奘。总之，有了唐太宗父子的 “护法情深”，为玄奘及佛教所做的这种宣传工作和推广工作，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在唐代达到高潮期。义净（635-731）是与玄奘同时代稍后的人，他仰慕法显、玄奘的高节，也欲作印度之游。他走的是海路。671年到广州，由广州经海路到印度。在那烂陀寺学习、研究佛学10年，兼习印度医学和因明学（逻辑学）。一共在外25年，695年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部，组织译场，亲自翻译华严经等。后来，唐中宗李显在长安大福寺设翻经院，义净主持译事。他一生共译佛典56部，230卷。他还著有梵语千字文，是一部学习梵语的字书。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留下了珍贵的游记文献：法显佛国记、释道安西域志、昙景外国传、法盛的西域志、志猛的游行外国传、道普游履外国传记、惠生的行传、宋云的行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大唐西域高僧求法记、南海寄归内法传。这批文献记载了中国僧人西行印度的交通路线，记载了沿途地理及山川形胜，记载了西域各国的历史文化风情，对研究当时的亚洲地理和历史极具史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他们国家早期没有文献记载和历史记述的传统，与中国发达的史官制度和悠久的记事写史传统正好相反，因此，中国人这些关于印度的旅行记，成为后人研究印度历史的稀世之宝。三、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阶段性 1、汉代佛教与中国道术方士思想的结合佛教虽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但它只在皇族和上层贵族人物中有些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看不出影响的迹象。当时，中国本土有儒家及黄老刑名之术等思想，信奉佛教的人就认为佛教和中国的黄老之术差不多，是造一个寺庙、供奉佛像、对之祭祀，就可以祈福免灾永命长寿的一种方术。佛能飞腾变化，“能隐能障”，“履刃不伤”、“欲行则飞”，“不死不伤，变化不方，无所不入。这和庄子中的“神人”、“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热，长生久视的本领差不多。佛是“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它的宗教理论主张是“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专务清净”。因此，汉代人所理解的佛教理论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黄老之学没有什么区别。汉代已有不少寺庙，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的胡商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信佛当和尚。因此，佛教在广大人民中并没有引起注意，未产生什么影响。另根据佛经翻译史的记载，汉代虽已有译经，在东汉从明帝永平10年（67）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这154年间，译经者有12人，译出佛经共292部，合395卷。汉朝译出的这些佛教经典，到唐朝开元间，还存有97部131卷。但在哲学理论上，也还并没有表现出它独特的思想体系。所谓译经，大多也只是“编译”、“改写”的多于翻译的，编译者往往根据中国的思想，揉合进佛教教义来宣传佛教。如汉代传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佛经最早的译本。这本书与其说是翻译的，不如说是编写和改写的。当时就有人指出，它是“与太易、老、庄相表里”，用黄老之学和道术的理论去解释佛经。举例来说，“因果报应”之说是印度传入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但汉人对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解，也不符合印度佛教本来的意义。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从业（行为）引起的果的内在联系讲的，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不是汉代当时流行的宗教迷信：认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认为鬼神是可以降祸福于人世的，这和佛教的反对鬼神的因果报应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汉代的佛教信奉者是以中国旧宗教的眼光来迎接这个外来宗教的。当时中国的宗教占统治势力的是建祠祭祀，佛教就也被改造为祠祀的一种。皇亲贵族、豪强地主不懂得佛教的理论，只知道为了为自己祈福免灾长寿，而把财产布施于建祠祭祀，而不顾什么大乘、小乘。2、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中国玄学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行玄学。玄学是中国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们在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如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等问题上，提出“本”与“末”的概念。它们把具体的、感官所能及的客观世界的变化，以及新事物的不断出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叫作“末”，又叫做“有”，因为它是有形象的。在玄学家看来，“末”就是表面的、无关重要的现象。与“末”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叫做“本”，“本”是超乎现象的、非感官所能及的、抽象的 “永恒的真理 ”。“本”又叫做“宗”，因为他们把“本”奉为一切的主宰。“本”又叫做“无”，因为他们认为有所谓最后的、最高的看不见的无形无象的精神实体。佛教在此玄学流行的社会基础上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关心和提倡。东汉以来业已翻译出来的佛教大乘空宗的经典，相隔了150多年，在此时才引起注意。魏晋时期，佛典翻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261年共译出佛典702部，1493卷。比之东汉时期154年译出292部，395卷，增加了许多。般若经是佛教中一个学派所收集的一部大丛书，其中的各个部分，在魏晋时期后有不少译本出现。魏晋时期佛教思想中，“般若学”是最具有影响的。因为这种学说用否定的思辩方法以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连关于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某些原则、原理的确实性，也认为是虚幻的。这种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后，当时中国的学者和僧众，并没有完全按照般若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般若学说。如当时佛教的著名领袖道安、慧远等人，就是用王弼、何晏的“贵无”学派的思想体系去解释般若的。把般若说成是玄学上的“以无为本”，认为般若学的基本涵义就是“本无”的思想。“无在无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他们在解释佛教经典时并没有超出魏晋玄学的思想体系，他们所用的名词和所作的解释，都只是在发挥魏晋玄学的唯心主义。如社会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无非都只是“末”，在这个“末”之后，还有合理的、永恒的“本”，这才是值得仰慕和追求的。当然，这并不是道安等高僧故意违背佛教原旨，而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所理解的佛学只能是玄学化的佛学。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十分讲究门第观念。“士”、“庶”是政府用人的基本原则，只要是出身士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