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doc

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 此项研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凯特林基金会（the Kettering Foundation)的资助下完成的，特此致谢！赵 梅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 1967年3月26日，一万名青年男女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互相在脸上涂抹色彩。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 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自由、和平。” 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 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多元文化（muti-culture)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如果严格从字面上理解，“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 Random House's Word Menu(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p.496. 第一次将“反文化”归结为以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抗议运动为特征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他于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在嬉皮辍学者和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两个分裂的群体中间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反文化，亦即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 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New York: Garden City, 1969). 在他的定义中，反文化运动是指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通常，人们把那些激进的青年学生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那些中途辍学、以期通过吸毒、放纵等方式进行的文化反叛，称为“反文化”运动。本文无意在这里做概念上的界定，姑且将60年代发生在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反抗运动统称为“反文化运动”。这首先是因为，对主流文化、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对妇女、对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是这两种运动的共同特征，而他们又源出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其次，从成员构成上看，很难在两者之间明确区分。不少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同时也是新左派运动的成员。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仅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和阿特·戈登堡(Art Goldenberg)等发起并领导了校园“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抗议学校当局禁止在校园内谈论民权运动和发表反越战言论。10月1日到2日，加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前来制止，学生与警察对峙长达32小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被逮捕， W. J. Rorabaugh, Berkeley at War: the 1960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9. 反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而拉开，以后逐渐蔓延到美国其他所院校及学校以外的地方。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乍看起来，反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因80年代发端于美国高校的多元文化运动而得以延续。但实际上，作为一场以争取民权和反战为目标的反抗运动，它在1975年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告终。自此以后，反抗运动渐趋平息。这是首先是由于，就社会政治领域的抗议运动而言，运动的一些目标已经实现。美国从越南撤军，反战运动因此而停止。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3年的同酬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及1965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行，深刻地改变了黑人和妇女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虽然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此后仍在继续，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70年代中期暂告一段落。就文化领域的反抗而言，由于嬉皮士们的反抗手段日益激进，运动因逐渐失去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日趋衰落下去。同时，反文化运动参加者年龄的增长也是反抗运动趋于平静的原因之一。到70年代中期，“婴儿潮”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30岁，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何面对来自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韦德·克拉克·鲁夫则注意到了冷战对社会思潮向保守主义回归所起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冷战的对峙既激起了美国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同时又促使了美国人向保守主义回归。这是因为，冷战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使不少美国人感到美国所赖以存在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而稳定的家庭生活是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也是冷战中美国保持对苏优势地位的首要条件。 Wade Clark Roof, A Generation of Seekers: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New York: Harper San Francisco), p.58.反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爱、正义、自由和和平。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民权运动； 反战和平运动；文化反抗运动，即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抗一切现存文化的运动。当然，每一种抗议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本文所要力图探讨的是美国60年代这场反抗运动的根源。本课题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1946年到1964年，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高峰。在此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在“婴儿潮”头十年出生的人，60年代抗议运动发生时他们大多就读于高中或大学，是抗议运动的主体。因此，反文化运动的发生与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将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并结合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发生在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作一历史考察。一、亲历者的反思1999年1月至8月笔者旅美期间，通过电子邮件、电话、通信，以及面对面的交谈等方式，采访了100多位反文化运动亲身参加者。篇幅所限，我无法讲述所有被访者的故事，在这里，仅选取了其中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6个人。他们生活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肤色和经历，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他们的年龄全都在50岁左右，属于“婴儿潮”一代中的年长者。抗议运动发生之时，他们正在大学里读书。采访中，我提的问题主要包括：60年代，他们分别参加过哪些抗议运动？这些抗议运动为什么都发生那个年代？如今他们怎样看这场运动？是否为自己以前做的事情后悔？为保护个人隐私，我曾试图避免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为此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一致要求用他们的真名实姓。这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所参与的这场反抗运动的自豪。玛格丽特·霍尔特（Margaret Holt, 白人，女，1947年生，佐治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佐治亚大学成人教育系教授）“我本科就读的大学是在克利夫兰附近一所很小的学院。那时，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风靡大学校园，我们以为电影所描绘的图景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大学生活，那就是喝咖啡、吃巧克力、弹吉他、议论时政、改造社会。那时我觉得改造社会是大学生的使命。“记得那时我和其他同学聚集在校园，弹着吉他，唱着当时流行的反战歌曲，反对政府在越南所进行的战争。我们之所以这么强烈地反对越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几乎每个人都有亲戚、同学或是朋友在越南前线作战或是死在了越南。我还参加了学生的“重新发现良心”社团，这是一个妇女组织，要求学校在法律、工程、商业管理等专业招收女生，聘用女教师；要求妇女能够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避孕和堕胎权。“我一直在想这种反抗与美国经济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经济繁荣。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过渡。与农业社会不同，电视、电话、汽车，使成长在工业社会的孩子们有了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自由。他们可以开车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们可以从电视接受各种信息，父母开始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而持续的经济繁荣，也使父母有条件溺爱孩子。” 对玛格丽特·霍尔特的采访分别于1999年3月18-21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同年5月18-22日在佐治亚州雅典、萨凡纳和圣·西蒙岛进行。苏珊·威利（Susan Willey, 白人，女，1946年出生，资深记者。1999年7月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目前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我就是当年的嬉皮！我从不为30年前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我也经常这样骄傲地告诉我的孩子和其他年轻人。我觉得人们普遍对当年的嬉皮有一种误解，觉得他们颓废、玩世不恭。其实并非如此。那时我们之所以去伍德斯托克，之所以吸毒、留长发、要求性解放、追求荒诞，是因为我们想告诉人们美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和对正义的追求。我始终热爱我的祖国。30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初衷未改，只不过为之奋斗的方式从街头抗议转为思想领域。我为自己能有机会为和平和正义而斗争感到骄傲。“越战发生时，我正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读大学。我参加并领导了母亲和平运动（Another Mother for Peace Movement)，反对越南战争。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危及孩子及其他一切生命！（War is not healthy for children and other living things)。我同时还是内布拉斯加和平运动的成员。记得在一次反战集会上，我见到尼克松。他距我只有几步之遥。记得当时我使出平生力气，冲他一遍又一边地高喊：和平第一！（Peace is the number one!) “年轻人的反叛和质疑，是很正常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为什么反文化运动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首先是因为60年代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战争在亚洲的不断升级，猪湾事件，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美苏太空竞赛，以及水门事件。种种事件表明，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其次，我们是历史上上大学人数最多的一代，我们的父母大多是中产阶级，有能力供我们接受大学教育。同时，我们也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第一代。电视通过画面而不是文字，告诉我们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1970年五四惨案 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前举行反越战游行，尼克松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前来镇压。冲突中，4名学生丧生。这就是震惊全美的肯特大学“五四惨案”。在肯特大学发生以后，我们清晰地从电视上看见荷枪实弹的警察与学生的对峙，以及倒在血泊中的同学。我们被所看到的场面惊呆了。记得当时有位男同学沉默片刻，然后突然大叫：政府在杀我们！政府敢杀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不相信政府，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对苏珊·威利的采访，是笔者1999年1-8月在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与她共事的7个月间进行的。那时，苏珊正在基金会作她的博士论文，并负责基金会大众传媒的项目研究工作。卡罗尔·帕特森（Carol Paterson, 白人，女，学士，1947年出生，加州大学联合分校农业技术推广员）“你想知道我们这一代与其他代的不同吗？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是被宠坏了的一代。我们的祖父母经历了“大萧条”，他们的生活非常节俭。我们的父亲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很以这段经历为荣，当时整个美国也以他们为荣，因为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者，他们拯救了世界。他们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到郊外买自己的房子，有钱买孩子想要的玩具、供他们上学。商人瞄准时机，以我们为对象生产出各种商品，广告商也为此大作宣传。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成年时就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我们坚持，就能够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幼年时，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想要的东西。联想起我们在60年代的反抗，那时我们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政府就会让步。“60年代学生运动时，我正在距伯克利只有40英里的一所学院就读。我们非常关注在伯克利分校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曾经聚集在教学行政大楼前抗议，表示对伯克利学生的支持。我参加过一些反种族歧视的游行，但多数情况下，我是旁观者，因为我弟弟被征召去了越南前线。他从那里来信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死在了战场。我怕极了，每天为他祈祷。我知道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但我不敢参加任何一次反战游行，我不能反对我弟弟正在进行的战争。后来情况很惨。战争结束后，美国从越南撤兵。凌晨3点多钟，我弟弟偷偷潜回了家。他们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当成为国而战的英雄，而是像做了错事或是小偷一样怕在白天被人看见。” 对卡罗尔·帕特森的采访，分别于1999年3月1日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和1999年5月21日在佐治亚州圣·西蒙岛进行。爱德华·阿农（Edward J. Arnone, 白人，男，1950年出生，学士，资深记者，凯特林基金会大众传媒项目主管）“我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的两个月高中毕业，进入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专业就读。对于金牧师的死，有些人感到悲哀，有些人感到愤怒。因为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英雄，这让人想起了五年前约翰·肯尼迪的死，他们代表着一种希望，而他们的死，使人们感到希望的破灭。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社会有些地方出了问题。而使我感到困惑的是，那些参加反战及民权运动的人，都被指责为反对美国，是共产党。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反抗。“就我个人而言，马丁·路德·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事业深深打动着我。我生长在南方的佛罗里达一个种族问题非常严重的州。佛罗里达大学位于州的中部。校园里，既有保守的也有自由的思想。但当我们走出校园，就发现自己被保守派所包围，遭到很多批评。如果是黑人，还会受到歧视。处在这种分裂社会里，每个学生都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抗议运动，更何况电视上每天不停地播放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消息。“我那时正好到了征兵的年龄，战争一天天地继续，和其他男同学一样，我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毕业就面临着上前线。我们当时的恐惧是，自己迟早会被征兵去越南。我想尽量延长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我甚至想去加拿大逃避兵役。总之，当时我非常苦闷，开始尝试毒品，当时毒品随处可以找到。我们那时的信条是觉得好就去做！（If you feel good, do it!)“马丁·路德·金遇刺之后，国内对峙日益紧张，并开始趋向暴力。1970年在肯特大学发生的五四惨案震惊全美，我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冲突。在国际上，美国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这在我看来美国在世界上四面出击，而且越来越孤立。我们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是学生，卷入了抗议运动。” 对爱德华·阿农的采访是在1999年3月24日在美国凯特林基金会进行的。西萨·麦克多维尔（Ceasar McDowell, 黑人，男， 1950年出生，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教育学教授）“60年代以前，美国是一个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有色人种生活非常贫困。我出生在科罗拉多州一个贫苦的黑人家庭。马丁·路德·金遇刺时，我正在上中学。消息传来，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悲伤。我是学校乐队的成员，记得当时我演奏了一曲天恩浩荡（Amazing Grace），以寄托哀思。就在他遇刺的那年年初，我曾亲眼见过他。他来到我们的教堂演讲。他的演讲是那么地激动人心，他讲述的不是恨，而是爱。他代表着黑人的希望。“1969夏，伯克利分校人民公园事件 1969年4月20日，数百名激进的学生在伯分校克利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插起了一块手写的“人民公园”（People's Park)的牌子，宣布要在这里建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他们在那里种花植树，并搭起帐篷，准备在那里建造房屋。5月15日，250名加州警察及坦克车、直升飞机将公园内的学生包围，要求他们离开，否则将被逮捕。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学生在公园里种植的花草被拔掉，帐篷、围墙及房屋被坦克车铲平。“人民公园”仅仅存在了不到3个星期。发生时，我正好在那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非常可怕。政府动用了直升飞机、坦克车和催泪弹。此后，抗议活动遍及全美各地的校园。因为我是黑人，所以我更多地卷入反战和黑人民权运动。文化革命的参加者多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白人学生，他们的确体多次验了性和毒品。当时我父母非常为我担心，因为激进的黑豹党扬言要用武力推翻美国现有的制度，建立黑人共和国。一场战争似乎就要在美国发生。“我曾在大学里讲授过反文化运动的课。我觉得这场运动所采取的方式值得注意。虽然他们反抗社会，虽然这场运动客观上带来了离婚、吸毒、酗酒等社会问题，但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并没有对社会或他人造成直接的破坏，他们更多的是自我放纵，有的伤害自己，如吸毒、酗酒、服迷幻药等，或是建立青年聚居区。他们是想通过这些标新立异的方式告诉人们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他们反抗的目的不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而是进行制度内变革。” 对西萨·麦克多维尔的采访是1999年3月30日在美国波士顿进行的。安·马克（Ann Mark, 白人，女，1946 年出生，伯克利分校1972年毕业生，硕士，伯克利历史协会会员）“60年代学生抗议运动时，我正在伯克利读大学本科。我是言论自由运动和人民公园事件的亲身参加者。记得当时同学们齐心协力，往公园运送砖瓦，想在那里盖房子。每个人工作得都非常努力。我们想要向社会表达的是：目前的美国社会出了问题，我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理想，在这里建造一个充满了爱、正义与和平的完美的社会，而这就是美国的未来。“我是反战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既为自己的良心，也为国家。我曾参加过当年伯克利学生的拦截火车行动。1965年8月，一辆往越南前线送兵员的列车经过这里，学生反战团体越南日委员会组织同学卧轨，以阻挡火车通过。但就在火车到来之时，我们被警察强行拉走了。” 对安·马克的采访是1999年5月3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言论自由”运动和“人民公园”事件的发生地进行的。综观上述几位亲历者生动的叙述，不难看出，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和参与程度，因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们在60年代的经历也不同。在反文化运动根源这一问题上，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越南战争等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他们的谈话还涉及冷战对峙、经济繁荣和社会动荡等方面的问题。二、富裕社会的宠儿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说：“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50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15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 威廉·曼彻斯特：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董乐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卷，第1119页。事实正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繁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61年2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104个月，这在美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富庶是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近60%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40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3083美元提高到了5657美元。增长了48%。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奔驰的资本主义。” 威廉·曼彻斯特，前引书，第1088页。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时的美国社会称为“丰裕社会”。在技术方面，晶体管的发明给美国带来了又一次科技革命。随之而来的是家电产品的极大丰富。按纽电话、立体声收音机、电热毯、烘干洗衣机、空调、速冻食品，都是在50年代出现的。这些发明的不断问世和普及，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必备，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同60年代的喧嚣的抗议相比，这观念上的变革可以说是一种“寂静的革命”。首先，婴儿生育率极大地带动了消费品生产与需求，美国在50年代出现了消费热潮，兰登·琼斯把它称之为“大野餐”（Big Barbecue) Landon Y. Jones, The Great Expectations: America and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New York: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1980), p.37.“ 婴儿潮”一代从一出生加入了消费热潮。早在1948年，经济学家们就预测，新生婴儿的不断增加将引起诸如住房、食品、玩具、电气用具和学校需求的增加。当时在纽约的地铁公共服务标语牌上就写着这样的标语：“在发展中的美国，你有远大的前程。每天有11000婴儿出生在美国。这意味着新企业、新工作、新机会。”伴随“婴儿潮”而来的是住宅的日益郊区化。美国居民住宅的郊区化倾向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由于婴儿的不断出生，加上贷款容易，所以很多年轻的夫妇，开始移居郊外建造他们理想的住宅。据统计，在1948-1958年的10年间所建房屋中，有85%建造在郊区。私有住宅从1949年到1950年上升50%，到1960年又增长了50%。美国买房首次超过租房。 Time, June 6, 1979.郊区化又直接带动了汽车业的发展，因为汽车是近郊不可替代的交通工具。据统计，汽车拥有量随出生率的上升而不断上升。 1945年，汽车登记量为2600万辆；到50年代末这一数字增加为6000万 Lewis Peter, The Fifties (New York: J.B. Lipincott, 1978).。汽车在“婴儿潮”一代成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第一代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坐进汽车的人。而汽车又赋予了他们在农业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自由。当时美国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主义情绪：GNP在上升，失业率在下降，中产阶级开始移居郊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美国也开始把人送上月球。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梦正在实现。电视广告那时虽然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却对这一代人期望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们出生以后，生产厂商和广告商们瞄准了这一代人。在他们脱离尿布之后，商业广告相继推出了从百事可乐、面包圈到郊区别墅、汽车等产品。广告使尚在婴幼期的他们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在未识字以前，就认识了面包圈、玩具和可乐的名字。还未进幼儿园以前，他们就会唱：“百事可乐，口味宜合！”（Pepsi-Coca hits the spot!)。而此时的推销员们也发现，这些婴幼儿的父母最终会顺从地购买广告上的产品。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回忆道：“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除了我以外，班上所有同学都成了戴维·克罗克特（迪斯尼卡通中的人物作者注），戴着浣熊皮帽。因为只有我没有，所以我被当成倒霉的墨西哥人首领。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们还追着嘲笑我，直到父母给我买了顶浣熊皮帽。” 见Chris Hodenfield对Steven Spielberg 的采访，Rolling Stone, January 24, 1980.战后美国人的富足，给“婴儿潮”一代带来了更多的玩具、更多的钱，并受到更多地照顾。他们有条件上较好的学校，读较好的书，有较好的老师。他们的父母为他们骄傲，也对他们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他们自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溺爱的一代。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比二战一代的父母、“大萧条”一代的祖父母要高。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会生活得更好。所以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感到了希望的破灭。其次，电视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视技术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但大量进入普通美国人的家庭是在19世纪50年代。1938年，美国人电视家庭拥有率不足2%，到50年代末，这一数字上升为86%。到1967年，美国98%的家庭有了电视。 Landon Y. Jones, op.cit., p.42.电视的普及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图象成为人们信息和知识的又一个主要来源。人们通过生动的图象，既可以了解到美国及美国以外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从别人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电视的普及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学校和家庭在传播信仰及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在“婴儿潮”一代人童年的时候，电视给他们带来了一连串丰富的图象。他们随着卡伦和多林一起唱“米-老-鼠！”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逐渐增多，看电视的习惯逐渐养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般每天看电视四到五个小时，超过了在学校和老师、在家里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进入60年代，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越南战场上美军的溃退和死亡，肯特大学的“五四惨案”，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水门事件”。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说教。第三，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婴儿潮”一代开阔了眼界。战前，一半以上的学生读完五年级后就不再升入中学， 仅38%的人完成高中课程，升入大学者仅为高中就读人数的1/3。而到60年代，75%的年轻人完成高中学业， 其中2/3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就读。“婴儿潮”一代上大学人数几乎两倍于他们的父母。 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 National History Press, 1970), 转引自Wade Clark Roof, A Generation of Seekers: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New York: Harper San Francisco, 1993), p.51. 1960年美国在校大学生人数首次超过了务农人数。美国人在大学教育上的费用，由1945年的7.421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69亿美元。 Tood Gitlin,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3), p.21.虽然年轻人普遍地倾向变革，但不少民意测验显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政治、性、养育子女和宗教所采取的态度更为开明，更容易接受社会、技术和文化变革的事实，自我意识也更加强烈。他们喜欢质疑，不相信说教。学校教育所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向学生们展现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许多新的课程在60年代得以开设，教师在课上不仅传授白人的文化遗产，而且还讲授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采访中，爱德华·阿农就曾回忆道：“在我听的宗教课上，老师不仅讲授基督教哲学，还教授佛教、犹太教，及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我的眼界大为开阔，我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信仰。”“反文化”运动的发起和主要参加者是在高校就读的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而支持他们的力量也大多来自教育界、政界等精英阶层。 在我采访的100多人中，只有特里·尼克尔（Terry Nickles, 1950年出生，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维修工）是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告诉我，他虽然反对越战，支持黑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但他并未直接参与其中，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他觉得这些都是文化人做的事情。 在教育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的斯波克育儿常识 Benjamin Spork, M. D., Dr. Spock and Child Care(New York: Duell, Sloan & Prarce, 1946).。该书首版于1946年问世，印刷仅1000册。然而，到1952年，这本没有经过推销也没有书评的小册子，却以每本35美分的售价发行400万册，成为美国从未有过的畅销书。这本书的秘诀首先在于写得透彻、细腻、清楚和富有同情心。其次，他教导父母要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知识去养育子女，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婴儿潮”一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长大的第一代，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把斯波克博士的书奉若神明，老老实实、不差分毫地按照他的指导去做。斯波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在美国，1890年，只有16%的父母认为独立精神是他们子女的重要品格；到了20世纪70年代，75%的父母认为独立精神是他们子女最重要的品德。 Jay A. Conger, "How Generational Shifts will Transform Organizational Life," Frances Hesselbein et a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uture( San Franciscl: Jossey -Bass, 1997), pp.20-21.所以，当60年代发生学生运动时，斯波克的书遭到非难。1968年，一位优秀的牧师强烈地指责他反对越战。他说，斯波克对家长关于“随时满意”的建议，将这些婴孩培养成反队自己的国家在越南打仗的、不负责任的、无教养的、无爱国心的年轻人。 本杰明·斯波克：斯波克·育儿经（赵昌荣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斯波克第7版序。三、信任危机回顾“婴儿潮”一代人的成长历程，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以前，他们生活在色彩斑斓的迪斯尼童话世界里，而肯尼迪的遇刺则把他们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世界。苏珊·威利在采访中说：“我始终记得1963年11月22日这可怕的一天，那时我在读中学10年级。我们正在上化学课，学校广播喇叭突然响起，告诉大家总统遇刺身亡。学校宣布停课。在以后的三天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连串的可怕情景：刺杀的现场，空军一号回到华盛顿，总统的葬礼以及年仅3岁的小肯尼迪的敬礼。目睹这一切，我不禁含泪在问：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有上帝，他在干什么？！肯尼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领袖。他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也会是美国最好的总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是一位年轻的父亲，有人情味，有远见，代表着美国的未来。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他死难的这一天。”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谈到这一突发事件对他们的影响。退役军人埃里克·科林斯（Erik S. Collins)甚至认为，反文化运动实际开始于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结束于1974年美国从越南撤军。肯尼迪遇刺时，生育高峰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17，临近高中毕业。以肯尼迪遇刺为起点，此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他们开始走出伊甸园。而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如同艾丽丝的镜子，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危机四伏。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国内的社会动荡，二是冷战的阴影。从国内方面来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种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这一裁决在“婴儿潮”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裁决后的头10年，收效甚微。虽然种族隔离在法律上被禁止，但事实上的隔离依然存在。到1968年，仍有75%的少数族裔学生在隔离制的学校里就读。 Landon Y. Jones, op. cit., p.56.5 马丁·路德·金领导了1961年的“自由乘车”运动、1963年的“向华盛顿进军”和1965年3月的“向蒙哥马利和平进军”，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潮。1968年3月，就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到了山顶”演说后的第二天，他却被暗杀了。此外，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和“实现充分受教育机会”的口号，点燃了美国年轻一代的热情。然而实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阿巴拉契亚山的长期贫困状况并无显著改善，贫困、失业和流离失所，在黑人人群中随处可见，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美国社会在住房、教育、医疗、城市贫困化等方面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们开始对“丰裕社会”持怀疑态度。其他一系列突发事件同样令人震惊：1965年马尔科姆·X遇刺，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的数名学生罹难，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当年的嬉皮、曾经参加过1969年有25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进军”和平游行的约翰·坎贝尔谈到这些事件的影响时说：“尼克松在你们中国人眼里也许是伟人，因为他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猪，因为他不诚实和下令开枪镇压学生运动。60年代，我们把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称为猪。记得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时，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水门事件后，看着尼克松神情暗淡地步出白宫，我不禁在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信赖？到处是谎言和欺骗！” John Campbell，1946年出生，白人，男，学士，现为佛蒙特州社区工作者。笔者对他的采访于1999年5月20-23日在佐治亚州圣·西蒙岛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婴儿潮”一代，虽然他们成长于富裕社会，但他们的学校教育却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笼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第一枚氢弹爆炸、美苏太空竞赛。采访中，玛格丽特·霍尔特说：“我始终记得学校里每周进行的奇特训练。紧急信号突然一响，我们立即钻到桌子底下，缩成一团，等待子弹落下。1953年，内华达州一名年仅7岁的男童马丁·莱尔德（Martin Laird）死于白血病，这可能是原子时代美国的第一个受害者。接着，美国在牛奶里发现了锶的放射性元素。虽然那时我才上小学，但已经在想，自己将来不是在核战中被炸死，就是在核辐射中牙齿脱落、慢慢死去。“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29天后，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里面载有一只狗。美国朝野大为震惊，美国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为什么苏联人控制了太空？矛头转向教育界。不少人认为美国教育过多地强调公民教育，忽视技术教育。于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学习数理化，目的是与苏联竞争。”50年代的美苏对抗对于尚在小学里读书的“婴儿潮”一代人来说，虽然像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但毕竟离他们还有一些距离。60年代，在他们开始步入大学的时候，危机真正贴近了他们。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4年开始升级的越南战争。苏珊·威利说：“在战后的美苏对抗中，古巴导弹危机是其中最危险、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较量。我有个同学在军中服役，他是古巴导弹危机的亲历者。记得危机结束后，他告诉我说，那时他们已经接到上级命令，在危机时刻准备使用导弹。我觉得世界末日真的要到了。小的时候，虽然常被核战的恐怖所萦绕，但这次危机真的发生了。以前我只会默默地祈祷，或者跟在大人后面，寸步不离。但现在我要反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