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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报告THE BOOK REPORT Of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二一年十一月摘 要本文分析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逻辑架构，简要介绍了该书所论述的现代化过程中有关政治秩序、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政党等政治组织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革命的不同类型和作用、改革的不同策略等主要观点。浅谈了该书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若干启示和对该书的一点批判。关键词：现代化 政治秩序 政治制度化 改革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初版于1968年，一经推出就引起极大反响。当时籍籍无名的亨廷顿凭此饮誉学界。正如书名所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发展，而作者关注的焦点是政治秩序。本书紧扣现代化这条主线(蔡建波等，1999)以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分析框架（亨廷顿，1968），为我们展示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宏大图景，是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认真努力（福山，1968）。本书共有七章，逻辑架构如下：第一章引入核心概念、阐释主要观点，构建并提出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章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框架剖析了美国和欧洲政治现代化的不同方式，即使读者进一步熟悉作者的分析理路，也为之后的第三章至第七章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分析提供了参照实例。第三章至第六章详尽地分析了传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不同阶段和方式，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可视为一个整体，也是本书的重点。第七章也即最后一章强调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政治稳定上的重要作用。下面分章论述本书的主要观点。第一章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亨廷顿，1968）。有效能的政体和衰微的政体造成政治差距，比独裁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差距更大。政治差距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关，而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有关。所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有四组衡量指标：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政府力量薄弱，缺乏权威，这会导致信任的缺乏，增加社会成员的交易成本进而导致公共利益的减少。因此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亨廷顿，1968）。在这里作者显然对机构的利益和公共机构中个人的利益做了严格的区分。作者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现代化过程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亨廷顿，1968）。稳定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两级：发达或赤贫。为什么现代化过程会导致不稳定呢？作者提出了如下解释： 1、现代化过程中新观念的传播（社会动员）提高了人民的期望，而如果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那么将导致社会颓丧。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如下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亨廷顿，1968）。在大多数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现代化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建立新权威）导致政治动乱程度的增加。2、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问题接踵而来，政治组织很难同时处理那么多棘手的问题。3、现代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新观念的传播使不平等的合法性降低。两者结合造成主观上的不平等感，因而导致暴力和动乱。作者最后以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区分了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区分了发达政体和不发达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政治稳定性的高低区分了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和欧洲之比较。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权威的合理化（权力的集中），结构的分离（权力的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权力的扩大）。根据这三个维度在政治现实中产生的不同顺序，政治现代化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欧陆型即先权威合理化，继而结构分离，最后扩大政治参与；英国型即先结构分离，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扩大政治参与；美国型：即先扩大政治参与，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结构分离。作者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有重大的区别。欧洲国家的政体权力集中，不同功能的权力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但美国的权力是分立的，且不同机构分享各种不同的权力。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有英国都铎时期的遗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贵族、僧侣等传统势力的反对力量大，因此需要集权来对抗传统势力，而美国反对现代化的力量相对弱小，所以集权程度就不高。美国社会天生就是现代化的，因此无需强大政府来实现社会现代化（亨廷顿，1968）。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前身多为传统国家，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多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的经验。第三章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作者首先指出政治体制的两个基本功能：政策创制和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对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政策创制和新社会势力的动员。作者指出权力如财富即可扩大又可缩小，即可集中又能分散。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亨廷顿，1968）。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治现代化时间维度上的三个挑战：首先集中必要的权力在传统政治、经济、社会中造成变革；其次扩大权力，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团体参政，创立一套现代体制；最后在各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的诉求下确立团体和机构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两个悖论。第一阶段上的现代化悖论是：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现代化的专制，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而专制主义反而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第二阶段上的悖论是：君主集权的改革造就了渴望参政的新团体，但却由于专制而缺乏参政的制度化途径。这深刻地反映出君主制等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亨廷顿，1968）。作者由此提出了君主制覆灭后国家走向的三种可能：寡头君主制（君主只是合法性象征，实质是寡头统治）；普力夺政体；全面革命：重塑社会和政治。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普力夺”指政治的社会化，在这种社会里军队、商人、学生、劳工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亨廷顿，1968）。普力夺社会具有如下特征：没有政治制度的合法中介和政治共识；权力支离破碎，权威减弱；缺乏共同体和有效的政治机构；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根据政治参与的不同阶段，普力夺社会可分为寡头普力夺、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和群众普力夺。寡头普力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地主、教会和上层军官主宰社会，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不明确，统治阶级集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几乎所有的寡头普力夺都会过渡到激进普力夺，具体的演变有三种途径：独立战争；中产阶级参政；西方殖民主义。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根源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典型特征是城市的不稳定。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农村将发挥类似“钟摆”的作用。如果政府能获得农村的支持则城市的不稳定遭到遏制。如果农村地区保持冷漠，那么政府则听任城市暴民和学生的摆布。如果农村反对现有制度，则将爆发革命。激进普力夺表现为中产阶级参政，其中最积极的是学生和军人。因为没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在这种社会中，一个集团的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进而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劳工作为一个集团参与政治标志着从激进型普力度演变为群众型普力夺。作者特别强调了军队在不同时期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头普力夺社会军队已经现代化，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力求改进国家和社会。在激进普力夺时期，即中产阶级成为城市政治主导后，军队成为仲裁和稳定器，作用是专业化的而非政治的。在大众普力夺时期，即城市下层阶级参与政治时，军队会变成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变成阻碍大众参政的“拦路虎”。普力夺社会往往陷入政治动乱的恶性循环，趋于固守和往复。那么怎样才能跳出普力夺社会的“诅咒”呢？作者认为政治行动成功的机会取决每个阶段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领袖。在寡头普力夺时期，如果贵族和寡头能主动寻求选票发展政党，则国家可能摆脱普力夺社会。如果不成功则中产阶级开始参政，社会演进到激进普力夺阶段，此时机会落入军人之手。如果军人适当限制政治参与，努力建立社会秩序则可成功摆脱激进普力夺的纠缠，否则社会将进入大众普力夺阶段。此时建立政治秩序的机会落入革命者之手。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作者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亨廷顿，1968）。革命是罕见的，是现代化特有的，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意识迅速扩展，新集团被迅速动员投入政治去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二是创立新的政治制度。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政的愿望并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施压方能实现自己的要求。作者匠心独运地将革命划分为两种类型：西方型和东方型。西方型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软弱的传统政体，革命发生在传统政体极为软弱或崩溃之时；2、革命开始于城市，迅速取胜之后向农村地区扩展；3、革命中斗争的双方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东方型革命的典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基础狭窄的现代化政权；2、革命开始于农村，经历漫长的时间夺取城市进而获胜；3、斗争的双方是革命者和政府。作者对现代化国家中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及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经典的分析。作者认为游民无产阶级看似革命实则保守，原因在于他们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生活已经相对改善，他们更关心吃、住等现实问题而农村传统的价值观使他们倾向于政治消极。但作者提别提到第二代的问题，认为他们的革命性会比他们的父母大大增强。产业工人一般只关心具体而经济性的目标，不会刻意去改造政治秩序。中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性很强。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在大学里（亨廷顿，1968）。当然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扩大，这个阶级会渐趋保守。农村在革命中则扮演着“钟摆”的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源泉就是革命的源泉（亨廷顿，1968）。农民的革命性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存条件。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缴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亨廷顿，1968）。既然如此，革命的可能性就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合作。作者认为成功的革命会产生如下成就：扩大政治参与，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促进新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形成；重新确立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发展之间的平衡；创制新的政治共同体和公共利益；更新道德。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亨廷顿，1968）。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改革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特权集团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相应改善。它带来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更广泛参与（亨廷顿，1968）。作者认为改革比革命更困难。第一，改革需要对保守和革命势力展开两线作战。第二，改革者要更善于控制各种社会力量，而且要善于控制改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第三，改革中要考虑各项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并且要保持一系列的平衡。据此作者提出了有效地改革策略即战略上的“费边战术”和战术上的“闪电战术”。所谓“费边战术”即隐瞒改革的总体目标，进行渐进的、切香肠式的改革，而“闪电战术”即使全面的、迅捷的改革。改革者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动员新兴集团参政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的支持者都强于反对者。作者还论证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还是“替代物”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概括说来迎合温和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迎合激进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城市知识分子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在革命力量处于最小和最大时期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在革命力量处于强弱之间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作者在最后强调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认为平均地权的办法将会极有利于政治稳定。第七章、政党与政治稳定。强有力的政党可以确保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作者非常重视甚至推崇组织尤其是政党在政治稳定中的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党在克服君主政体的固有矛盾中、在面对普力夺政体的紊乱中都能发挥自己无可取代的作用：政党体系可以在动员社会力量参政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很好的组织，使得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行不悖；政党可以在集中权力之后将产生的新兴社会团体吸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以保持政治稳定；政党可以将政治（输入）和行政（输出）分开，成为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的渠道；政党还可以弥合城乡差距。作者认为政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阶段、扩展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宗派阶段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的阶段。此时个人因野心而拉帮结派、大搞权术。议会宗派和革命密谋团体是该时期政党雏形的典型代表。当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立场，形成政治势力联盟，政党发展进入两极分化阶段。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联盟为了战胜对手而竭力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党发展进入扩大阶段。最后政治趋于稳定，政党体制逐渐制度化。作者指出，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政治较早的制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制度化。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迁，政党体制才会随之变化（亨廷顿，1968）。那么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呢？作者显然更倾向于两党制。作者认为政治的自然运动趋于两党制，这是当朝和在野自然两极化的结果。两党制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它深深根植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中，也根植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亨廷顿，1968）。两党制的具体优势在于：1、不同于一党制的政党主宰社会势力和多党制的社会势力主宰政党，两党制能在社会势力和政党间维持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2、两党制同化新的社会势力无需如多党制那样去建立政党，也不向一党制那样只能建立外围的政治组织。3、两党制能有限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在本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作者再一次强调了政治组织的作用。作者认为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权威的真空最终只能由政治组织来填补。或者是统治集体在现存政治制度之内相互竞争以便组织群众，或者是异己团体组织群众推翻这个制度，两者必居其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亨廷顿的这本书确是分析政治现代化的鸿篇巨作。他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剖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所遭遇到的不同问题。其视野之宏大、论点之独到、思想之丰富、引用史实之庞杂实在令人叹服。本书对当今正处于改革关键时期的当今中国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第一， 政治秩序（稳定）极其重要。亨氏认为政治秩序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这是极深刻的道理，但却因其朴素而往往被人们尤其是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所忽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当然是极好的东西，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权威的存在，中国社会将会陷入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也即每个人与他人的交战状态。这样的社会只有恐惧，不会有民主、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必要的善。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是政治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五项目标（王校彬，2008）。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是所有好的事情都会同时发生。这五项目标的实现是内在冲突的。我们应该在政治发展实践中对五项目标进行互相的调和，有所取舍地选择对于当时最重要和紧迫的目标。亨氏所嘲讽的那些只幻想着靠全面的结构性改革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的乌托邦式知识分子，确是目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也是我们青年学生所应引以为戒的。第二， 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改革开放30年中形成的新兴社会势力以及接受新思想的原有社会阶层都有政治参与的诉求。如果现有政治体制对这些诉求视而不见，那么新兴团体可能会用动乱和暴力来“表达意见”。因此我们必须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参与的规模超出了现有政治制度可承受的限度，结果也是政治动乱。现代化过程就好比走钢丝，我们的政治制度越软弱无力，留给我们把握平衡的空间就越小，国家从钢丝上高坠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加强政治制度的建设，使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第三， 改进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当前中国的唯一统治力量，也是唯一的合法权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强大的政党在政治发展中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政治组织，使之成为各阶层利益表达和集中的政治输入通道，这样党才能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新兴势力吸纳到自身的体制中，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诚如熊义志老师所言，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可以尝试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而要在现有的基本体制架构内实现党政分开而不影响党的领导，务实的举措是党和人大的结合。我国现有体制中人大本身就是政治输入机构，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实现党和人大的有机结合可以使我国从权威主义到代议制的转变水到渠成。第四， 培育和保护中产阶级。亨氏认为中产阶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群体的扩大而愈趋保守，进而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健康的根本力量。要使我国从金字塔型社会演变到橄榄型社会，必须培育和保护中产阶级。首先要保护现有的中产阶级。其次要使社会下层的一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这类人群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数量庞大的第二代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因为亨氏曾指出随着对农村传统价值观念的抛弃和新价值观念的形成，农民工二代和二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母革命性大大增强。如果不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中产）的愿望，使其中勤劳能干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那中国的未来将不容乐观。第五， 稳定农村，缩小城乡差距。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弥合城乡差距的过程。这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城市化，即减少农民。二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钟摆”作用，农村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原因。目前的务实做法应该是统筹城乡发展。在农村可以考虑对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进行确权，使农民有最基本的物质和心理保障。当然本书也并不完美，作者过分强调政治秩序却忽视了政治合法性问题。作者也未能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书中与美、英等国相提并论的苏联最终以解体收场，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政治秩序固然重要，但仅有政治秩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政府没有合法性，表面上看似良好的政治秩序可能会轰然坍塌，结果还是政治动乱和政治衰朽。我们应该在保证政治秩序的基础上，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路漫漫其修远兮，青年当以此自勉！参考文献蔡建波、刘翠香, “发展中的政治动荡与政治稳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述评”，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1999年。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XIII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0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1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42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8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19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39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65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20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40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41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11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57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87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49页。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60页。王校彬，“简述亨廷顿政治发展观的转变”，消费导刊第18-19,200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