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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书笔记 篇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读书笔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前言：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后期产生的社团组织具有进步意义，通过招募私人成员自愿组成。在一定程度上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里，后来社会的政治规范贯彻实施。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原本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特征的公共领域逐渐政治化了。直到19世纪中叶，舆论报刊繁荣、对抗官方检查制度。检查制度的实际功效，仅仅在于把文学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投入政治漩涡之中。（1848欧洲反对君主政体的一系列共和派的叛乱。1848年1月革命运动首先在西西里岛掀起，然后扩展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诸国，以及奥地利帝国。法国的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二共和，确定了普选权。在中欧，则出现自由政治改革和民族统一之类的运动。然而，军队仍忠于王室，君主不久即重建其政权，废除大部分承诺的改革。叛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由主义者自此觉醒。）1848年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早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已经开始转型。19世纪英国的大众自由主义，对阶级的形成过程、城市化过程、文化动员过程进行研究，文学公共领域由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操纵的领域转型。传统民众文化中，激进知识界的影响，独特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的新政治文化： 平民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为参照，但是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变称。增加了解放潜能。（只是不具备资产阶级社会公共领域的前提）民众被资产阶级、贵族排除在外，来衬托他们的背景。所以民众才是构成代表性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辩证关系）18实际，当资产阶级私人转变为公众，进而成为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载体时，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成规旧俗便瓦解了。排解机制在进行分野和压制的同时，唤起了无法排解的对抗力量。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女性和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中排挤出去。）女性争取公民权不是改变阶级机制，不仅深入到经济制度而且也深入到私人领域的核心（小家庭内部空间）性别决定了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它与私人领域的关系。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使女性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此时凸显出来的对立就是男性形象塑造的平等和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福柯将权力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构建出“他者”的排挤机制。大众文化不得不在他者空间中行动。文化和反文化唇齿相依。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早期政治公共领域与大众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中丧失权力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对立，就会丧失唯心主义所拔高的过去与文化批判所扭曲的现在之间的对立。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三点修正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国家法的结构：保障自由的公共权力机关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1848年德国双重革命：反对封建统治和官僚统治 失败。国家法是没有民主的法制国家发展的结果。国家与资产阶级代表的社会相分离。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成了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因此，公共领域才有了政治功能。国家推出为政治社会。私法组织起来，以法律为保障的经济社会能够自我操控。国家和社会不断分离。国家和经济不断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趋势消失了。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国家借助了激进民主终结了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分离）政治公共领域中社会自我组织的潜能。社会国家化的反作用：a 私人领域以及私人自律的社会基础B 公共领域的结构以及公众的组成和行为C 大众民主自身的合法化过程2）市民社会与权力机关的对立。功能发生分化的社会摆脱了社会的整体观念。国家社会主义的破产再次说明，市场调控的现代经济制度不能任意从金钱转向管理权和民主意愿的行程，这样做势必会威胁到经济制度功效的发挥。3）电子媒介的发展，所有领域趋向于集中化，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才发生了转型。社会福利国家的公共领域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我生产的过程；它与另一种趋势渐渐地形成竞争态势，这一趋势是，在一种无线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公共型原则的批判功能。政治公众到私人公众，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4）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瓦解；激进民主与国家社会化规范性的弥补。三、理论框架的改变不同利益无法消抹的多元性使人们怀疑，从多元性内部是否能够突出一种作为公众舆论标准的普遍利益？法治国家机构中充满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张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科学明确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合理化过程，并将它追溯到现代社会发轫之初。 而经验方法消解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抽象对立。激进主义民主化的方向：应当在社会整合的不同资源之间，而不是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关系。不是为了消解资本主义制度和官僚式体制，而是以民主的方式阻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式干预。在何种条件下，市民个人能的经验意愿能够直接转化成为道德公民以共同利益为转移的理智意愿。经济独立+机会均等公民自律的前提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导致了社会化的私人。（即当事人）当事人融合为社会的一员时他就与公民重叠了。民主普遍主义变成了“普遍的特殊主义”道德必须在公共交往过程本身中确立下来。赋予结果合法性的是意愿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已经形成的意愿的综合。（重心转移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政治动员+交往生产力的使用为什么公共辩论和协商时合理意愿形成的适当媒介？（话语理论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明确交往的前提。）政治原则的问题几乎总是触及道德层面，但并非所有依据机制定义需要由政治力量决定的问题都具有道德特征。法律程序的功能在于，使现实社会中选择空间、时间和事实的强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必须批判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中公民和政治程序疏离开来的机制。公众领域的目的不在于达成结论，而在于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组织的公共领域。话语产生的交往权力并不代表管理权力。如果人民主权消解为操作过程，权力这一象征性的空间也就空空如也。四、市民社会抑或政治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形成的基础和源泉究竟是什么？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它也倚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依赖于习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怎么让它机制化？政治交往依仗充足的论证说服公民作出“有责任心的行为”与德国不同，西方社会的自愿协会是在民主法治国家机制的框架内部构成的。受大众传媒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展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社会边界已经动摇了，正是这些边界构成了基本社会生活世界的空间和历史时间的坐标。（eg采集社会是我们之前所有社会形态中最具有平等趋向的社会。药维系众多不同的地域或者不同的社会场所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使个人介入其他个人的事物之中）由此，与平等同时出现的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权力的空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的特征是大众通过电子媒介交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选择强制。种种情况表明，公共领域的民主潜能具有暧昧特征。第一章：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初步确定日耳曼法和罗马法将普通人变成了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性是一个意思。 （私人占有土地的公开化，成为了特权的体现）代表性公共领域的代表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巴洛克的仪式只有面对民众，表演才开始。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公共活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现代性分野才开始）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更加成为了私人的事。封建王权也发生了变化，公共财产与封建君主的私人财产也发生分离了。公共权力机关:官僚体制和军队。市民社会作为自律的私人领域与国家相对立。文艺复兴时期，市民阶层兴起，追求个性解放。贵族所表现的一切，市民可以通过生产获得。代表型公共领域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产生。只要还有旧的生产方式抱残守缺，资本主义的特性就会模糊。信息商出现的原因:商人们需要保守机密的信息系统，市政管理机构和宫廷需要保守政治秘诀的信息系统。到了17世纪，不是传播出小道消息。资本的发展，贵族私有财富与国家财富分离。公共权力表现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和常备的军队；交易所和出版物（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中的永恒关系）封建领主所有制变成了“公共治安”所谓的私人作为公共权力的受众组成了公众。贸易创造就业，社会是共同的生活形式，决定了公共空间的外在特征。17世纪中叶，早期的报纸也叫“政治报纸”，私人通信中开始出现了有关国会和战争情况，关于国家贸易广泛而详细的信息。所以当时，商人围着报纸转。同时，官方的报纸主要是宫廷消息、境外消息和无关紧要的贸易消息。于是，信息成为了商业的一部分，卖报纸可以赚钱。它就获得了公共性。新的政府以新闻媒体来维护统治。开始发布命令和规定。国家统治的对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但是，官方报纸的主要针对对象是所有臣民，并不能达到普通人那里。市民阶层的成分：政府官员、法官、医生牧师、军官、教授、学者等等。当时重商主义盛行，不断壮大的出版商、制造商和工厂主群体将对当局的政策产生依赖性。凭借新闻媒体，政府已经将社会变称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17世纪末，杂志兴起。评论文章出现。批评政府，发表学术作品（把真相告诉公众）。受到管制资产阶级想反抗。所以当时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只要是在进行批判。批判本身表现为公众舆论。第二章：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资产阶级要求权力使其与王公贵族产生分裂。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王公贵族的上层世界自身也在不断摆脱宫廷。（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越来越摆脱君主政体的个人领域）贵族社交遗产成为没落贵族向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公众，在17世纪的法国是指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起初的公共领域的讨论不考虑社会地位的问题，只是为了反封建聚集在一起。追求所谓的平等是作为个体的平等。这样才能最终压倒等级制度的权威。文化成为商品，加大了讨论的开放性。篇二：疯语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笔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代表作之一。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该书成于上世纪60年代，除13节和14两节 外是哈贝马斯提交给马堡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资格论文，但是该书直到80年代才引起学界的重视，并成为思想领域极具力量的作品之一。该书所参考的资料工程之浩大，出处标注之细致让我不得不对哈贝马斯感到更加的尊敬，全书文章共317页，其中表明资料出处和参考文献就有68页几乎占到了全书的五分之一。哈贝马斯主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围绕公共领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确定、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和意识形态、转型来展开论述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 。最早的公共领域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广场集会，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对谈，通过争论才能把最好的观点衬托出来形成持续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终这种市民社会的观点会通过特定的途径传达给当时社会的统治者，并且迫使他们采取符合民意并且理性的行政手段欲与实施。诞生于18世纪资产阶级内部的代表性公共领域，他们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理性、批判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哈贝马斯自己也在书中讲到虽说不是有了咖啡馆、沙龙和社交聚会，公众观念就一定会产生；但是有了它们，公众观念才能称其为观念，进而成为客观需求，虽然尚未真正出现，但以在酝酿之中。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意识，针对专制统治，它提出了普遍而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要求，最终还认识到应当将公众舆论当作这种法律的唯一合法源泉。这种用法介的，并且它具有脱离国家控制和市场操纵的相对独立性，是一种介于私人和国家的政治活动空间。在此领域公民可以自由表达和沟通意见，也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公共领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传媒是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来自社会私人领域的理性意见能够通过这种公共领域传达给当政者并且得以改进，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达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和平衡，同时这也是哈贝马斯最为认同的公共领域状态，并将这种理想的状态称之为代表型公共领域。他这里所谓的市民主要指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财产的人，他们通过争论形成的理性思想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大多数发表自己对于国家的种种意见。此时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 从而能够保证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然而，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所导致的公共领域在近代的最后一次转型，却带来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后果，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这就为另一个领域腾出了空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公共权力领域，哈贝马斯对此怀有强烈的悲观色彩。他认为公共领域的消亡，在其政治功能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其缘由则是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关系的结构转型。同时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或伪私人领域。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即便是在大众传媒上如火如荼进行着的讨论本身具有了消费形式。 甚至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主角有可能是小人物也有可能会是明星，因此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甚至事实和虚构之间的严格界限也日趋消失了。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分不开的，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是经历了口头传递、手抄传阅、纸质媒介(报刊、书籍、杂志)传播、电子媒介(广播、电视)传播、网络媒介(数字媒介)传播,由新技术催生的新的传播媒介都在影响着公共领域的每一步发展。大众传媒普及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整合文化：他不仅整合了信息和批判，将新闻形式和心理文学的文学形式合成以人情味为指导原则的娱乐和“生活忠告”。 它还具有足够的弹性，同时纳入广告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一种超级广告，这使得公共领域负担起广告的功能。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媒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越弱，从而被伪私人化了。 哈贝马斯以报刊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的认可，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才能真正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这时它就能够抛弃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成为广告的附庸。 同时各种政治势力也参与到与此公共领域的“舆论管理”中来 明确宣布公共领域具有政治功能。一般来讲私人广告总是针对其它的私人消费者，公共关系则是针对“公共舆论”或作为公众的私人。信息的发出者把自己的商业意图隐藏在一种关心公众福利的角色背后。这种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方式是借鉴了经典的公众批判形象的内涵使自己合法化，公共领域的公认功能和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竞争关系被统一了起来。政府部门、政党和各种组织也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新闻活动，将自己的深层意图掩盖起来，而此时由阿多诺笔中“文化工业”所塑造的大众并没有足够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去辨别各种影藏在成千上万条信息中的真实企图，传媒的公共性、民主性功能下降，公众成为商业和政治的奴隶，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又变得具有封建性的特征，公共领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的境地。尽管哈贝马斯在本书的1991年版的序言中重申了对此理论的基本立场，但是他在最后也承认如果重新写作此书评述部分会少一些悲观色彩，但是依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篇三：波兰尼大转型读书笔记相关波兰尼：巨变现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生于维也纳，一个匈牙利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十几岁时随家迁回布达佩斯，1906年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1908年波兰尼被选举为新成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团体“伽利略学圈”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4年，参与组建了了“国家公民激进党”。一战爆发后，他参军上前线，1917年带伤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开始他长期的流亡生活。在维也纳期间，他参与编辑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杂志奥地利国民经济。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兰尼又被迫流亡去了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1941-1943年间，他得到一笔研究资金，在美国福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完成了大转型，这本书1944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二战结束之后，波兰尼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的副教授。退休后，波兰尼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妻子一起颐养天年，1964年逝世。本书写作背景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纲领的旧工业文明的垮台和20世纪以保护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工业文明的建立。波兰尼亲身经历这个变革，并认为对这场变革，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影响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一、政治权利的平衡；二、国际金本位制度；三、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四、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本书则主要针对第三点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而写。其中一核心观点是，现代国家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说白了，也就是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往往会相互作用。在18-19世纪时期，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变革，即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成。而经济变革要求政治结构调整，于是出现了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主体，因为后者能够保障前者快速的发展。但是，当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调、阶层差距扩大，这时候后者为维护稳定反过来限制前者。书中，波兰尼用了一个词“double movement”，我的理解下它就是社会和政治因素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反向作用。走完整本书，印象最深的是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完全自我规范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一个时代下的特殊产物，而且该机制过于理想化。书中，波兰尼认为通过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控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非常常见，而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只是在工业革命后才第一次出现。他的这个观点直接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唱了反调，因为后者认为市场自我约束的特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属性。波兰尼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且纯粹、平等而且不受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经济利益交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市场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就一直被血缘、社群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所左右。但是，波兰尼同时也承认，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被市场无形的手所支配。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在18世纪末尾到19世纪初夜，全球经济发生了两件事：一、工业革命诞生了以工厂为主的生产体系，使得商业和工业间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同时产生了较大的商业风险，因此生产商、企业主越来越希望减少政府对生产和消费两头的控制；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并倡导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而这些学者的建议，被广泛接受并甚至被认为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例如，当时提倡自我规范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贫穷”也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然而，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对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自由竞争让底层劳动人民受到了过度的剥削和压榨。为了保护社会底层人民的基本权益并维持社会统治的稳定，与市场机制同步发展、抗衡的是一系列的劳动、社保和福利法案。但是，这些法案在保障了劳动人口利益的同时，却也直接使得整体工业成本上升。于是，对一些出于政治稳定原因、首先提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他们国的产品无法和来自还未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的产品竞争。于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利益，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后来，一家发起保护主义，家家都以保护主义来应对。于是，全球性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即自发行的、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结果的资源自动配置机制，被直接摧毁。由此可见，波兰尼描写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衰退事实和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场景有很大的不同。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底层劳动人民并没有起来推翻这个市场机制；恰恰是对该机制中一部分群体的刻意保护，比如对劳动大众的保护和银行家与贸易商发起的保护主义，导致该机制被处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已名存实亡。而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垮台则造就了一战后政治和经济领域独裁主义的兴起。对本书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在书的结尾，波兰尼质疑了人类“自由”的意义。“自由”是否是一个乌托邦似的美好理想？毕竟，人是社会动物，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则永远是自然界的动物社群的翻版，因此复杂的关系利益网络和阶级必然存在。那种超脱利益诉求的“自由”或许只是黄粱一梦。以上是我对“自由”的肤浅想法，而波兰尼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只要他真正为社会里的其他人创造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当权人来剥夺他的自由。这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对自由的定义; 自由即人们所需要的确定性。”内容提要：一波兰尼在全书一开篇就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大转型，第3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部分引文有文字改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个文明的瓦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尼首先要阐明这个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构成要素。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是由四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第一要素是势力均衡体系。这种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抑强扶弱”、自发地找平衡的体系在西方历史上不只存在过一次，但历史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依靠不断地在政治实体之间爆发局部战争才能自我维持，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就是它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波兰尼认为，以“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与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结合，造就了西方一百年的和平。“国际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营金融业务，一方面追求一种“和平利益”，使和平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追求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组织和资源上都有能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使势力均衡体系有能力去保持和平。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和叙述，波兰尼想说的是，在19世纪，表面上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的势力均衡体系，它发挥作用，要依赖于潜藏在它之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4）四个制度中的另一个即国际金本位制。前文中，波兰尼已经试图向人们表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18）但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安排，虽然想要维持和平，但真正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被由战胜国组成的集团对战败国的压迫所取代了，而且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超主权的国际结构。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去片面追求“作为第二道防线”（18）的经济上的国际体系，其代表就是国际金本位制。这种制度成为一战之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信条，但由于“大战及战后条约”已经将国际经济体系“彻底毁灭了”（19），所以，重建和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张力的过程。国际金本位制的重建和维持积聚了巨大的张力，因此它的崩溃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促使西方世界在1930年代发生从制度到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其代表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政策（23）。波兰尼强调，虽然这种变化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引发的，但是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方面，“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3）所以，最终，“引发灾变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努力”（25）。波兰尼自己也意识到，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文明解释成由几个制度性的“基础要素”构成，这看起来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解释方式用在别的对象上虽然未必合适，但用在19世纪文明上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虽然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19世纪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者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25）这种以获利为支配性动机的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由此，波兰尼转入了他这本书真正的理论主题，即对市场经济的前史、它的独特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展开的讨论。二市场经济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29），这种悖论性质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性质有某种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工业革命仅仅看作技术革命，但波兰尼认为它有深刻的社会意涵。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波兰尼引入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进行类比分析。单从技术上或者经济上看，圈地运动是进步性的，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英国生产结构的转化，甚至在与特定经济制度结合下，能够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当时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对圈地运动的阻挠和延缓似乎是逆潮流而动。但是，波兰尼指出，19世纪经济史家的这种指责是一种时代错置，是不假反思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圈地运动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这是以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为前提的，而那个时候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圈地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转变以不同速度完成，却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英国的君主政府通过延缓这个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它的时间，避免了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波兰尼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实是想说，历史上大的经济转变应该分开两个层面看：一个是像技术革新或者海外市场开拓这样的给定的经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共同体在面临这种经济机会时，构建怎样的经济制度、采用怎样的转变路线，来适应和利用这种给定的经济机会，却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同的选择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工业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三次这样的经济机会之一。它之所以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灾难，就是因为当时施行宪政的阶级政府（34）过分相信自发调节的教条，没有主动地调节共同体适应工业革命。在自发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原先的商业社会中），工业革命形成的机器大生产会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因为精密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36）在商业社会的情况下，达到上述要求的唯一方式是产生一个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引起的变化的深刻性在于，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它把作为原材料的自然和作为劳动力的人都变成了商品，使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更进一步看，由于在这个体系中，一切收入的取得都看似“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所以，社会成员行为动机会发生根本变化，从生存的动机变为获利的动机（36）。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的呢？人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当时最新的经济史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波兰尼认为，与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设想的相反，人类并不是有倾向于交换的天性，最初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并不依赖于市场的存在。如果说人类有普遍本性的话，那就是“不变的社会本性”：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务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39-40）这段话讲的就是著名的“嵌入（embedded）”概念。在波兰尼这里，嵌入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们从事活动，哪怕是今天看起来是满足经济需要的活动，也不是出于明确的经济动机，而是出于责任、荣誉之类的社会动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也不存在专门用来满足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者宗教制度等等也附带担负者经济功能。现代人想要理解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很难体验到的是，早期社会甚至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是生活在仪式里的：并不是人们去被动地表演仪式，而是仪式塑造人本身，仪式能够把人的激情与社会的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这些功能本身，完全被强烈而生动的仪式体验所吸收，这种仪式体验为整个社会体系框架内完成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41-2）波兰尼从人们的行为原则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两方面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方面。他认为，从分析上看，存在过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有经济功能的行为原则；与此对应的分别是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三种制度模式。互惠这个概念有点容易引起歧义，似乎表示两方行动者交替回报对方的好处，但实际上，互惠并不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而是一种单方的施与行为，只不过这种施与行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前后接替，所以每个行动者的给予都会得到报偿，尽管报偿不是来自他给予的对象。正如“库拉贸易”活动所显示的，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对称性制度模式，互惠行为能够不局限于简单的亲族组织，而在很大的时空尺度中交流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物品。再分配似乎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行为原则，从原始的狩猎部族，到广袤的大帝国，只要存在政治权威，存在辐辏型的制度模式，再分配原则就会发挥基础性或支配性的作用。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适用于封闭的群体。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自然的（所谓“自然经济”），实际上，它在时间上是晚出的，到农业社会出现之后才有，而且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不过是互惠和再分配的组合，所以波兰尼后来在别的著述中取消了这一分类。但它对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确实有直接的解释力，而且波兰尼特别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牟利两种经济动机的区分，也是以家计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家计原则仍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在西方的现代时期以前，市场并不重要，以至于“在回顾过去各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将这种机制忽略掉的”（48），但由于它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所以波兰尼不得不对它的历史进行详尽考察。19世纪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市场是从古代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发展过来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自发、自然的结果。波兰尼结合最新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历史上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竞争性的，远距离贸易形成的市场是为生产的地域分工服务的，而地方性的小市场则局限于交易当地货物，这两种市场的运转原则不是竞争，而是互补性的交换。在这种非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和需求都力求稳定，并不通过价格来调节，相反，价格往往是通过习俗固定了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市场，也是被习俗牢固地限制在城镇中的，而且远程贸易市场与地方市场被严格地相互区分，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自然地发展和扩张。真正依靠价格来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国内市场，这种市场恰恰是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才形成的。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革命催促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57）重商主义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量，致力于打破地方壁垒，统一国内市场。但是，这样形成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放任的经济领域，相反，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在全国的范围上复制了城镇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即使在这个时候，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为生存而新老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波兰尼坚持认为，尽管重商主义政策大大扩展了市场的规模，增大了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些市场跟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形成的市场经济有质的不同，前者并不自然演变成后者。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货物的供给和分配，市场模型的正常状态是：“所有的收入都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60）利息形成资金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力提供者的收入，而货物的价值则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这个体系的运转要求没有人能够从市场之外获得收入，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收入，它形成的购买力会得不到满足，市场体系形成的封闭循环就被打破了。在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中，价格机制是核心机制，为了保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当成商品，“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62）。而在重商主义时期，虽然市场大大发展，但劳动力和土地仍然处在封建性制度的保护之中；新形成的中央权威与旧的地方性权威同样地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此时，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是由商人来组织的，他们通过发包的方式依靠农民家庭手工业进行生产。尽管此时这部分的生产活动已经脱离了传统状态，变成了“赤裸裸的获利动机”（64）下的行为，但是，工业生产不过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65），这种生产活动可以随时中断，既不会给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也不会给从事这种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造成根本威胁。复杂精密、专业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状况。这个时候的生产投资不得不变成包含巨大风险的长期投资。像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这样一些生产要素，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时断时续地供给了，生产必须要有连续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必须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65）就是这样，机器大生产要求产生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土地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