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叙事视角.docx

孔乙己叙事视角小伙计视角的意义与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由孔乙己说开去孔乙己的视角与主题解析 作者的这一“叙述者”的选择后面的“意味”。 大概鲁迅要用最简要的方法，把孔乙已的活动的范围限制在酒店里，只从孔乙已到酒店喝酒这件事上表现孔乙己。那么，能在篇中充当我的唯有在场的人，在场的人有孔乙己，有掌柜，有其他酒客，都可以充当篇中的我，但是都不合鲁迅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对于这些对象，须有一个观察他们的人，可以假托一个在场的小伙计，让他来说孔乙己的故事。”按叶老的分析，鲁迅原可以有四种选择：“孔乙己”、“掌柜、酒客”、“小伙计”与作者自己，都可以充当故事的叙述者“我”。现在，我们就用“排除法”来逐一讨论鲁迅为什么“不”那样选，这与他的追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什么关系。首先，鲁迅没有选择“孔乙己”自己作故事的“叙述者”。这涉及鲁迅所特有的观察(世事与人)方式与艺术构思特点：鲁迅从来不孤立地观察、描写“人”、而是把“人”置于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首先是“思想关系”)中来观察与表现。鲁迅在具体考察、描写中国社会时，他有一个重大的艺术发现：在中国，不仅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吃人”，而且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这在鲁迅看来，后者是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因此，他总是要在他的悲剧主人公的周围，设置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构成一种社会环境、氛围，或者说，把他的主人公置于“社会”(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中，在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中来展现他的悲剧性格与命运，从而形成“看被看”的叙述模式。这样艺术构思就决定了鲁迅不可能选择孔乙己自己作“叙述者”，那将是一个单一的视点与视角，是鲁迅所不取的；而必得从孔乙己周围的人中选取一人来作为叙述者，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视点与视角，这就是小说所一再描写、反复渲染的孔乙已的自我审视、主观评价与“周围的人”(社会群众)对他的观察、评价的巨大反差。比如，在孔乙己的自我感觉里，他是“清白”而高人一等的，但在周围的人(社会、群众、看客)的眼里，他却是“好喝懒做”、没有任何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欺辱(重则将其打得半死，轻则将他取笑)的；在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中，他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他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这类特殊价值是芸芸众生不可望其项背，也无法理解的，但在小伙计的视角里，“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除了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之外，孔乙己已无任何价值可言。因此，到小说结尾，人们之所以还提起他，仅仅因为粉板上记载着他“还欠十九个钱”，待到粉板上将他名字涂去，人们就将他完全忘却，以至于他的“结局”，人们只能说“大约孔乙已的确死了”，是“大约”死了还是“的确”死了，已无人弄得清楚，更无人过问、关心了。这样，作者就通过双重视点的巨大反差，不仅写出了孔乙己个人的悲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吞噬”的悲剧，而且它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和社会上大多数人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与评价(它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之间的对立和反差，超越时空，具有更大的概括性与普遍性。尽管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做着“王者师”的美梦，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正如鲁迅所说，皇帝老子只有在开国(交好运)与亡国(倒霉)时才想起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充当“帮闲”与“帮忙”l。时至今日，知识者的自我评价(自我立志)与社会实际地位的反差，还依然存在，甚至有日益增大的趋势。这种反差所显示的知识分子地位、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岂只“孔乙己”一人而已，岂只“孔乙己”那个时代而已。那么，作者为什么不选择“掌柜、酒客”作为“叙述者”，直接用这些“看客”的眼光去“看”孔乙己，不是可以更强烈地显示出孔乙己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吗?这同样也涉及鲁迅对社会关注与艺术构思的基本特点：在鲁迅看来，在中国这个一切都“戏剧化”、“游戏化”的国度里“人”不是充当“看客”，就是“被人看”，这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此，鲁迅的关注从来都是双重的，把“被看”者与“看客”同时纳入他的艺术视野，作为他的“被观察被描写的对象”。从这样的创作意图出发，“小伙计”正是再恰当不过的“叙述者”(观察点)：一方面，他是酒店中人，“孔乙己”(被看齐)与“酒客、掌柜”(看客)这两类人的一言一行都“尽收眼底”；另一方面，他的地位与身份决定了他不仅与“孔乙己”，而且与“酒客、掌柜”都有一定距离，他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讲述(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掌柜)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看”被看看”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同时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另一方面，既然“我”(小伙计)作为小说里一个人物出现，他在发挥“观察者、叙述者”的功能的同时，也必然要显示出某种独立的意义。例如，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为了说明幼年当过酒店小伙计的“我”，为什么会忽然说起20多年前的故事，何以对孔乙己特别有兴趣，用了整整两节的篇幅，反复渲染酒店小伙计生活的“单调”、“无聊”，这才自然引出“只有孔己乙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的话头。除了这类结构性意义之外，小伙计个人命运中的“单调”、“无聊”所传达出的“寂寞感”与“压抑感”，也自有独立价值，构成“孔乙己”周围的社会环境和气氛的一个有机部分。“我”(小伙计)的独立意义更表现在，随着故事的进展，小伙计自身的性格，以及他与孔乙己、酒客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在小说开头部分，“我”确实保持了“旁观者”的客观与冷漠的话，以后，他就逐渐地参与到故事中来，特别是小说写到“我”如何“附和着笑”，当百无聊赖的孔乙己主动与“我”攀谈，以寻求心灵慰藉，“我”先是应付，既而“不耐烦，懒懒的答他”，最后竟“努着嘴走远”时，不能不让人感到，“我”(小伙计)的精神境界、地位都逐渐向麻木、冷酷的“酒客”靠拢，最终不免被“同化”：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精神悲剧。“我”(小伙计)这种变化在读者欣赏心理上甚至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前所述，叙述者小伙计在小说人物(孔己乙与掌柜以至酒客)的关系上处于旁观者(局外人)的地位，这是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旁观者(局外人)地位有相近之处的。这样，读者不仅在阅读之初很容易与叙述者采取同一态度对待(看待)孔乙己，而且，随着叙述过程的进展，当叙述者小伙计也于无意识中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时，在诚实的读者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类似狂人“我也吃过人”的有罪的自省：这样的效果正是作者所追求的。这样，我们就进一步发现，尽管作者本人并没有作为一个叙述者在小说中直接出现，但是在“我”(小伙计)的叙述中，读者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即叙述学中所说的“隐含作者”的存在。这就是说，在“我”(小伙计)“看”(叙述)“被看(孔乙己)看(酒客、掌柜)”的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酒客、掌柜)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看客与孔乙己，隐含作者的“看”，构成了对“我”(小伙计)的“看”与“看客”(酒店、掌柜)的“看”的双重嘲讽与否定。于是，读者终于穿透叙述者“我”(小伙计)冷漠的语调与“看客”们的冷酷的嘲弄，感受到了隐含作者鲁迅对于小说主人公孔乙己(知识者)的悲喜剧命运的同情、焦虑。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开始、读者也许会较多地认同于叙述者(“我”)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态度，但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合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终于从孔乙己的“喜剧”里发现了内在的“悲剧性”，到小说结尾时，叙述者讲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时，读者不但不可能如“我”(小伙计)似的“附和着笑”，而且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孔乙己的故事”与“我”(小伙计)的“叙述”，并引起更深远的思索。而这，也正是作者的目的(追求)所在。至此，我们就可以多少领悟到鲁迅在孔乙己里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的深意。由这一选择，形成了小说三个层次的“被看看”结构：先是“孔乙己”与“酒客、掌柜”之间的即小说人物之间“被看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酒客、掌柜)之间的“被看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而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时，又形成了“读者”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被看看”。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掌柜”与“我”(小伙计)的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就呈现出既是非单一的、多面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是显示了鲁迅非凡的思想与艺术功力。 藤野先生为什么能如此关怀爱护一个中国学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鲁迅与藤野之间如此深厚的情谊？形成这种情谊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鲁迅对藤野先生特别感激在心？我以为这是作品所告诉我们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是作品的主题开掘得更深之所在，自然也就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更需探究的地方。作者在严谨的结构和精练的文字里，偶或直接点明，更多是委婉透露：藤野对鲁迅这个异域学生的特殊关怀和精心培育，是基于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情和尊重，或者不妨说，是鲁迅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吸引了、感动了藤野先生。这在文章直接记叙藤野的那些细节里虽未大事铺陈，可是，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发愤图强的精神，表现在学习上的不用说了，就是生活上，比如睡觉不畏蚊虫叮咬、吃饭能喝下难以下咽的芋梗汤的艰苦生活，作为老师的藤野，即便未曾目睹，也不会从不耳闻。事实上，鲁迅逝世之后，藤野回忆起当年的学生时，就有这样的印象：尽管他身在异乡，却不以为苦。可见他是看到了这个青年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的志气的。透过一些细节的含蓄的描写，我们不是可以窥见藤野的思想了么？文章在记叙了与藤野的交往以后，更有一段明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思想动机的话，便是：“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段精彩的议论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作品的主题思想当然是通过全篇的叙述、描写和议论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段议论里；但是这里的议论却是主题的升华，它将前面对于藤野先生品德的赞颂，作了更深入的开掘。作为学者的藤野，他的目光望着世界范围内的医学，自己希望能为新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为学术”是他的全部思想行为的准则。他是从“为学术”的总目标出发来“为中国”的“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在他身上，“为中国”与“为学术”是一致的。这正是一个对来自“弱国”的学生抱着同情与尊重而又矢志于医学事业的正直学者的伟大“性格”的最集中的表现。而鲁迅去仙台学医，想用医学来“为中国”图富强，所以，“为中国”与“为学术”也是一致的。总之，“为中国”与“为学术”，既是藤野爱护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师生之间产生友谊的基础。这六个字实在把藤野的思想品德和性格特点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了。藤野先生“最使我感激”的，说到底，正是感激他的“为中国”“为学术”的崇高思想和品德。尽管先生善良的愿望只是出于科学救国论，而鲁迅所持有的这种救国论在仙台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因而弃医从文，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藤野对于鲁迅中途辍学改变志愿并不很理解，但是，对于一位善良正直的日本学者来说，能如此同情和尊重一个“弱国”学生的抱负，并且持着同情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可贵的了。如上所述，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抱负和志向，一面是对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同情与尊重。爱中国、“为中国”是沟通两颗心的渠道，是维系两人友情的纽带，是作品的内在线索。全篇的基本内容是记叙作者与藤野的师生情谊，赞颂藤野的崇高品德，作为贯穿全篇的内在线索则是爱国主义说完整些，是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藤野对它的尊重。二者是明与暗，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如此看来，写爱国主义精神与写藤野的品质，非但不相对立，而且是相得益彰的了。这正是理解主题思想的关键。总之，鲁迅这篇关于留日生活的“回忆的记事”，以记叙藤野先生为中心内容，以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为内在线索，通过直接描写和间接表现、正面记叙与反面衬托，深情地赞颂了藤野先生正直高尚的思想品德、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为学术”“为中国”的伟大精神，以及他对作者自己的深刻影响。这篇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朴实无华的，它不依靠惊人的题材、离奇的故事和俏丽的语言，却开掘了如此深刻的主题。古人论文有言：“惟造平淡难。”藤野先生可谓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