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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鉴赏论文 学院： 年级： 专业： 班级： 学号： 电话号码： 姓名：键入文字 论中唐散文理论中的“奇” 摘要:“奇”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指创作中不受约束的自由性。中唐时期散文创作经历了重大改革，散文理论推陈出新。汉代王充对于“奇”的褒与贬，成为中唐文学理论研究的两条主线。韩愈、柳宗元、裴度、李翱、皇甫湜等人对于“奇”这一范畴的讨论，反映出中唐文论家对于复古与革新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争论从理论上看是复古与革新两种观点的交锋，从创作实践上看则是对于创作规范和创作个性之间关系的大胆探索。 关键词:“奇”;中唐;散文理论;古文运动。 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每一个范畴都代表着散文理论在某一个方面的核心意义，分析这些范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总结出散文理论发展的规律。 “奇”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对我国散文、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奇”这一概念在先秦时期多用于军事领域，经常与“正”对举。老子第五十章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兵法·势篇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于“奇”作如此解释:“奇，异也。一曰不耦。”段玉裁注曰:“奇，不群之谓也。”因此，“奇”在先秦时期为新奇与特殊之意，指战术安排不合常规，有出人意料之举，这一策略往往成为战争中获胜的关键。汉代学者王充较早将“奇”这一概念引入文学领域。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说:“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着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縕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为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在这里，王充以才高能文者为“奇”。这种人才智超出常人，博古通今，才思敏捷，并能够用文字将思想准确并富于美感地表达出来。“奇”代表了王充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自此，“奇”这一概念开始被应用于文学领域。“奇”在论衡·超奇中被解释为“形式内容均高出一般”，显然王充对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论衡·对作中，王充对于“奇”还有另一种解释:“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词，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这一段里有“奇伟”和“奇怪”两个词语。王充的观点是，如果对于“奇”的追求走向极端，则“奇”就不再是论衡·超奇中所称赞的高出一般的理想状态，此时“奇”为文词艰涩、难解难懂之意，成了一个贬义词。王充对于“奇”的褒与贬，成为后世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两条主要线索。 隋唐五代是散文创作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散文的概念得以明确，相关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元结、李华、萧颖士、梁肃、柳冕等人提倡宗经复古、弃骈就散，到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再到李翱、皇甫湜继承老师的衣钵大力推进古文运动，唐代文学领域大家辈出。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中唐散文改革运动“古文运动”正是发生在唐代散文研究和创作的高峰期。而随着古文运动的推进，“奇”这一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唐散文理论一个重要的范畴。因此，分析中唐时期的学者对于“奇”这一理论范畴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文人对于散文创作的传承与创新、一般与高妙等问题的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窥见中唐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 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他们的理论对于后世的散文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二人都对散文创作中的“奇”持肯定态度。韩愈强调，写作古文虽是从学习古人入手，但应“师其意，不师其辞”，他提倡在创作中去陈言、求创新。韩愈提出这一原则主要是为键入文字 了扭转骈文创作中因循沿袭的问题日趋严重的局面。韩愈曾赞扬友人樊绍述“善为文章，词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并认为樊绍述作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至于韩愈本人，他在创作中也自觉贯彻这样的思想，多有出人意料的构思。 韩愈的自我评价为:“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他曾为自己创作了毛颖传这样新颖独特的滑稽文章而自喜，声称自己创作的目的是“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由上述分析可知，韩愈对于文章之“奇”的理解，应当与王充论衡·超奇中的认识较为接近，为立意新颖、创作技巧和创作成就突出之意。柳宗元的观点与韩愈比较接近。柳宗元文论的中心是“文以明道”，他所尊崇的“道”内涵相当丰富，他对于“奇”的看法也是宽容的。柳宗元在读韩愈所着毛颖传后题中对毛颖传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 他对这种奇思怪语予以肯定:“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他甚至指出，这种创作手法是不违背圣人作文宗旨的:“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 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从经学、诗学中选取论据，进一步肯定了“奇”文的价值，巩固了“奇”这一范畴在唐代散文理论中的地位。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创作时自造伟辞，学习者就很容易落入误区，其突出表现是所写作的文章言辞艰涩、语句无序，过分注重文章形式而忽视文章内容的弊端也难以避免。所以有人针对韩愈、柳宗元散文理论中的不足提出了质疑。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说:“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他还说:“故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裴度提出了文以意为主的观点，强调“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并且指出，经典文章“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寄李翱书)。他反对为了改变骈文以俪文偶句、华美辞藻取胜的状况而刻意造语、尚奇求怪的做法，他指出，这种做法也是不合圣贤作文之意的。裴度文论中所提到的“奇”，指的是散文创作风格怪异、语言艰涩，其内涵脱胎于王充论衡·对作中对于“奇”的阐释。 可见，对“奇”这一概念内涵的争论，在古文运动兴盛期就一直存在着。总体来看，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奇”的内涵，这些观点既有交锋又有互补，共同完成了对于“奇”这一理论范畴的意义架构。即使是在韩柳一派内部，对于“奇”的理解也存在分歧。韩愈的弟子李翱主张文章应以符合“道”(即“仁义”)为主，而对于“奇”颇有微词。他在答朱载言书中指出:“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 李翱以字词异于常规为“奇”，认为尚“奇”偏离了文章创作的主流，虽有一定价值，但不应提倡。而韩愈的另一个弟子皇甫湜则继承了韩愈尚“奇”的审美观。他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 键入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