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docx

农村非正规金融随着我国正规金融从农村纷纷撤走，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迅速壮大，并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然而，由于非正规金融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和得不到法律承认与*保护，所以存在许多缺陷，并对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一些破坏作用。对待农村非正规金融，绝不能简单地否定或取缔它，而应持辩证的观点，扬长避短，因势利导，促其成为正规金融的有力补充。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定义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有效的融资机制，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它既是一个国家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虽然理论界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对非正规金融的内涵界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亚洲发展银行的定义为，不受*对于资本金、储蓄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部门。郭沛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组织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业信用、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其他民间借贷组织。本文认为，所谓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通过非*监管渠道，利用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为农村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资金融通服务的形式及其活动。它不仅包括非组织化的农户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还包括银背、私人钱庄、合会、民间集资、民间商业信用、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各类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融资等组织化行为。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优势和劣势分析 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1、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鉴别上。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收入状况、还款能力等相对比较了解，避免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及其伴随的问题。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还反映在它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由于地域、职业和血缘等原因，非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借贷双方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不用费力去了解借款人的信息，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导致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2、担保优势。非正规金融组织关于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首先，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可以作为担保。例如，房产、土地等，这类物品要么因为*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么因为正规金融机构嫌管理和处置成本较高或者物品实际价值低而不愿意将之作为担保品。但是，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借贷双方能够绕过*法律法规以及金融机构关于最小交易数额的限制。由于借贷双方居住的地域相近并且接触较多，因此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不被正规金融机构当作担保品的财物仍可作为担保品。其次，关联契约实质上也是一种担保。关联契约是非正规信贷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现象，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的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外的交易关系，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事实上也是一种担保。再次，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还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或称隐性担保机制。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不仅有信用关系，还处于一定的社会联系中。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联系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它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收益。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成为一种无形的担保，如果借款人及时足额的还款，这种社会联系就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一旦借款人违约，则这种联系被破坏，其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抵消违约带来的收益。社会担保机制的存在，使贷款人在经济制裁之外还增加了别的制裁方式，从而对借款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3、交易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成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操作比较简便，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是很高。而正规金融机构往往要有复杂而漫长的运作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其次，虽然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组织和运转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经济落后地区时间和精力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进一步降低了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再次，非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种种创新，也节省了交易成本。譬如，私人借贷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进行交易，这减少了借款者的等待成本。此外，借贷双方还可以就贷款的归还期限、利率、归还的方式等进行创新和变通。相反，正规金融机构在相关领域的创新却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管制而发生扭曲，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最后，非正规金融契约的执行常常通过社区法则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 非正规金融的不足 尽管非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些优势是相对的。导致非正规金融范围和规模劣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1、信息因素。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范围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款活动只能针对少数的对象展开，许多非正规金融组织通常有其自己相对固定的客户，这造成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度割裂。 2、交易成本。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信息优势减弱，势必要求它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管理者和员工，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3、法律上的不利地位。有一些非正规金融活动被*限制甚至禁止，因此经营这类金融业务需要考虑被*打击的风险。尽管非正规金融可能因为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获益，但范围的扩大使得被*发现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因此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分摊，因此金融业务的平均成本往往比较高，难以实现规模优势。一些非正规金融活动具有一定的蔓延性，但这种蔓延性又往往很隐蔽。通常这种蔓延性不是由当事人故意造成的，每个当事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但这些不同小圈子的活动在一定情况下又能够被联结在一起，结成长长的链条或互相交叉的网络。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注意其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可一旦某个环节中断，其影响面就可能非常广。只要有一个环节衔接不好，债务危机就可能延伸至链条上所有的企业，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都会被打乱，同时造成社会信用状况的整体滑坡。此外，一些非正规金融活动往往是非法运行，并依靠一些严酷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合同的实施。一些非正规金融参与者向*的官员行贿或提供回扣。这些会破坏社会的法制基础，增加官员的腐败，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三、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建议 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其作用在很多地区甚至已超过正规金融，但却一直不具有合法地位。对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我们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绝不能简单地否定或取缔它。 *应该从态度上正视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总是国家控制着农村正规金融体系，*对非正规金融活动总是不放心，总是认为普通民众之间的借贷活动会导致很大的金融风险。事实上，尽管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正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争夺有限的资本供给，但是大多数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并不具备扰乱金融秩序的能量。既然农村正规金融不能够做得更好，为什么不让非正规金融去做呢？此外，非正规金融在一定意义上是正规金融服务状况的镜子，反映了正规金融在相关方面存在的不足。这实际上为正规金融体系指出了改进的方向。强行地将这面“镜子”拆除可能不利于正规金融部门及时发现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 我们应该承认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按照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将其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式制度之中。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要将非正规金融国有化或由现有的正规金融组织去兼并收购业已存在的非正规金融，而是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在法律上或制度上保护这些非正规金融的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这样，既能减少非正规金融经营上的制度不确定性，减少它们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也能减少非正规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为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护和制度保障。 建立适合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 实际上，发展非正规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金融业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监管，不监管等于不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因此，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应更加深入化、系统化、科学化。 对不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上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一是对于亲友间体现互助的小规模借贷活动不必干预，只是在法律上应对民间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的保护，鼓励其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二是农村企业的集资活动，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毕竟是目前农村企业迅速成长阶段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约束下的次优选择。因此，与其在发生风险时才采取事后处理的态度，不如事前监督，以尽量避免风险发生。事前备案制度是可供选择的有效方案之一，既可以通过事前审核控制和减少风险，同时也可以引导社会资金的理性投资。三是民间金融中介组织进行的间接融资活动，由于其组织化程度高，涉及金额巨大，一旦发生风险，后果严重，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应重点予以监管。 建立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服务体系 首先，应加大法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资产的保障，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自身实力相对较弱、规模小，法律应当严厉惩治某些信用低下的贷款企业。对于某些中小金融机构的临时性、短期性支付困难，中央银行应充分及时地给予支持。其次，应协助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提升服务能力，诸如非正规金融组织结算手段落后的问题，如果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能发挥自身联行和电子结算中心的优势，为无联行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将大大提高非正规金融的业务能力。另外，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逐步发展，我国的金融管理制度应进行更为完善的改革，诸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等，以及在规范中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进一步规范，以真正实现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农村经济，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完善与效率提高的目标。 总之，随着人们对非正规金融运行的内在机理、优点和不足、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认识的加深，相信人们长期以来对非正规金融所存在的偏见将会逐渐得到消除，客观公正的政策将会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2005-12-07 09:47:53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 内容提要：国家控制下的农村金融是转轨经济中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制度背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央*、地方*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有效率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作为一种底层改革，对中国整个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没有被官方监管、控制到的金融活动。众多调查表明，在中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极其普遍。Isaksson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转轨经济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在解释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上，众多文献持有与之相同的观点，例如史晋川等、张军等的研究。StiglitzWeiss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非正规金融内生性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林毅夫等认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可能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应该承认，尽管信息经济学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考察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崭新的视角，但是，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的确是发生在转轨经济中的事情。如果说非正规金融是对转轨经济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但又如何解释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在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才兴起的呢？在中国这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往往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但农村非正规金融为什么屡禁不止？显然，这些都是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金融处于一个重要位置，然而，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并没有给予非正规金融足够的重视，在麦金农一肖的分析框架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无论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重要。非正规金融到底是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呢？无疑，这应该予以实证检验，然而，从目前看，除了一些个案调查外，这方面较规范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极其稀少。 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展开讨论，其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的描述；第三部分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在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才兴起的，并且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国家压制下但又能长期存在的原因；第四部分是一个基于面板数据考察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户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试图为评价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效率提供实证支持；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价。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描述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较完整的描述本应该从农村企业及农户这两个方面进行，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从农户这个方面对其加以描述。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最直观的衡量指标，是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所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占其整个借款人均年末余额的比重，本文称之为指标1。 根据表1(略)，指标1的表现是：全国及东部的这个比重都超过50，中部的这个比重从XX年起超过50，西部的这个比重从XX年起超过50；从趋势上看，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这个比重在1986XX年具有递增的趋势，在1995XX年较为平缓；从区域差异上看，东部的这个比重大于中部，中部的这个比重大于西部。 参照金融发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一些指标设计方法，例如金融相关率、货币化比率等，一个能更加准确地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应该是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所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本文称之为指标2。根据表1(略)，指标2的表现是：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这个比例起点较低，其中，西部XX年的这个比例仅为0.91；从趋势上看，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这个比例在1986XX年具有极其明显的递增的趋势，但在1995XX年，除西部较为平缓，全国及东部、中部的这个比例又出现明显的递增的趋势；从区域差异上看，该项指标与指标1表现相似。根据指标2的表现还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判断：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然而，问题是：首先，原有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不均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其次，在中国这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往往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也似乎不可思议。本节试图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制度背景：国家控制下的农村金融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这种战略内生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城市偏向行为，农村金融机构只是动员农村储蓄，以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的一个渠道，故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是赶超战略下必然的逻辑结果。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却与整个农村改革不相协调。总的说来，20世纪XX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但在农村金融领域，国家并没有退却。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推行，使农民成为了土地剩余的占有者，由此引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被许多人认为是导致上世纪XX年代初农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首要原因。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大部分产出增长的收益为农民所占有，国民收入分配也由此开始向个人倾斜。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导致国家财力下降。随着国家财政实力弱化，在*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金融资源的供给约束下，国有企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与财政拨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在否决了过去财政大一统的分配模式后，决策层很快意识到，金融机构应在分配和调节社会资金上发挥更大的作用。XX年召开的关于金融改革的国务院会议明确指出，推动金融机构改革以部分替代财政拨款职能是以后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故从XX年到XX年，在*主导的背景下，由各个专业银行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国有金融组织体系在短时间内形成，并迅速地将机构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国有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设置几近整齐划一，即都按人口和行政区划设置，这种设置方式是符合*尽可能控制和动员农村金融剩余的意图的。与维持并扩大国有金融配置资金的规模和稳定性相适应，国家控制农村金融的最有效手段是建立国有金融产权在农村地区的垄断性地位，形成垄断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这个视角出发也不难理解为什么XX年国务院批转的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了农业银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农村信用社由此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 国家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金融资源的供给约束，并不仅仅发生在改革的初期。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从长期看已蜕变为一种注资行为，然而，国有银行却不可能从国家财政那里得到多少所有权资本，股权融资或发行金融债券要么受到限制，要么成本太高，相比之下，只有居民的储蓄存款可资利用了。麦金农发现，在中国改革开始的这段关键时期里，占总人口3/4以上的中国农民出人意料地以净贷款人的身份为其他经济部分贡献了金融剩余。事实上，中国农民以净贷款人的身份向外贡献金融剩余远不止在改革开始的这段时期。通过分析农村信用社的存贷差和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测算出，1978XX年，农村资金净流出7196.3亿元。如果再考虑农村资金通过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流出的情况，实际上自XX年以来，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净流出要大于98423亿元。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国家以金融剩余的形式对农村经济剩余的切割和转移，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鲜明特征。然而，农村金融剩余的外流在1978XX年并没有给农村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农村经济增长对资本的需求较低：在农业上，家庭承包制所散发的活力在继续；在农村工业上，乡镇企业所从事的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投入结构所需的配套资本相对较少。然而，自从上世纪XX年代中期以后，家庭承包制所激发的增产潜力已消耗殆尽，农民将不得不为几乎所有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改良提供资本。更关键的是，乡镇企业开始表现出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道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同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它的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总之，自上世纪XX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金融剩余的外流，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受到资本缺乏的限制。表2(略)提供了1993XX年中国农村资本缺口量。 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受到资本缺乏的限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的过渡金融安排这种制度，由于资本要素在农村经济中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开始出现不均衡。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它正是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的过渡金融安排的缺陷而由民间自发创造的，旨在改变原有资金流动格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制度供给。 在农业方面，面对资本的缺乏，中国农村长期以来都存在的一个融资渠道即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之间的借贷，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些部分具有农民合作性质的组织也开始出现。在农村企业方面，乡镇企业在正规金融渠道受限制的情况下，对非正规金融的需求迅速上升。农村企业作为一种体制外经济，其金融支持主要来自于民间金融，而不是官方的正规金融。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也是中央*、地方*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从总体上看，国家由于需要动员金融资源注入国有经济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的资金需求，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固，故必须压制农村非正规金融，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可能同正规金融部门争夺金融资源，减少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以致削弱国家对金融的控制。不过，国家总是具体化为一个中央*及其管辖下的地方*，地方*与中央*具有不完全重合的动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地方分权开始的，地方分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包干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一般来说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从而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故地方*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态度更加宽容，有时甚至是支持其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在上世纪XX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各样半官方的金融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地方*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合谋”。然而，地方*毕竟受中央*管辖，当中央*不能容忍农村非正规金融过度繁衍时，地方*也可能对其打击，但这种打击往往异化为要求非正规金融部门“避风头”，这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原因。 四、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如果一个金融制度安排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加强监督和管理的功能，那么，该金融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的。在麦金农一肖的分析框架里，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制度安排。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文献认为，在很多时候，非正规金融同样能行使以上的一些功能，其中，Bouman、CalomirisRajaraman等讨论了非正规金融降低风险的功能；BravermanStiglitz等讨论了非正规金融监督和控制的功能；AdamsCanavesi、Waldron、Begashaw等讨论了非正规金融储蓄动员的功能；KingPlosser、Williamson &Wright等讨论了非正规金融便利交易的功能。 非正规金融到底是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呢？这应予以实证检验。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具有效率，最终要体现在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上。由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Iit0t1Fit2INFitiuit 式中，I为农户人均年纯收入增长率；t为时间趋势；F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用农户从银行渠道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来衡量；INF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用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借款的人均年末余额与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之比来衡量；i代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i概括了影响因变量的全部观察不到的、在时间上恒定的因素，称为非观测效应；uit称为特异性误差；0、1、3为待估参数。 模型所用数据来源同表1(略)，样本时间跨度为1987XX年，但XX年、XX年的数据是由前后两年数据经过简单算术平均而获得。对式的估计一般有两种方法，即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应估计法。由于本文中横截面数据过少，故式的估计只适于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在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法估计时，本文又采用同时对截面单元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进行修正的GLS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略)所示。 由表3(略)可见，F、INF的系数都为正值，且都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无论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都能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农户收入增长意味着农村经济增长。表3(略)表明，金融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而这正符合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相当重要。 F、INF的系数反映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率提高的效率，从数值大小来看，正规金融的效率要高于非正规金融的效率，但该结论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成立必须经过检验，本文利用Wald检验法进行检验。Wald检验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还不能判定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效率孰高孰低。 本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有效率的，至于对其具有效率原因的分析，目前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例如BravermanGuash、Steel， et al.等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Stigliz、BesleyCoate、Bell et al、Smith et al、Arndt et alChakrabartyChaudhuri等分析了非正规金融的担保优势。 五、结论性评价 国家控制下的农村金融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逻辑起点。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又内生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存在的刚性金融资源供给约束。然而，直到上世纪XX年代中后期，由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而造成的农村金融剩余外流才带来显著的经济后果：随着家庭承包制所激发的增产潜力的消失，以及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受到资本缺乏的限制。农村金融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过程也是中央*、地方*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具有效率的，事实上，它的兴起是一种底层改革。已有的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一些实质性成果都产生于底层改革。底层改革的奥秘在于，它能够通过人们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制度的演化往往先从底层改革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对中国整个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面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农村正规金融要么名存实亡，要么逐步得到修正。从国际经验看，让农村正规金融去模仿并发展非正规金融的特征，已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动向，例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微观融资计划正蓬勃兴起。对中国来说，让农村正规金融去模仿并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特征，其关键在于，要加快建立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步伐。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向小规模农户 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能够与中小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型借贷对中小企业发展相当重要。 摘自：2005.8中国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