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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论文论修辞管控的得体性原则 我们把修辞界定为伴随语辞行为的元语辞行为，就可以将其各类修辞观所界定的“修辞”海纳百川地统一于管控修辞观的门下。这是因为修辞作为关于语辞行为的元语辞行为，要担当为语辞行为保驾护航的职责，拥有一些相关的修辞能力，谙熟一些相关的修辞规律。修辞管控是需要遵循修辞规律的。修辞的管控，绝对不是瞎折腾，只有遵循修辞的规律，才能取得成功和高效。所以对语辞行为必须实施修辞管控所遵循的得体性原则。 一、得体性原则的阐述 对得体的概念论述主要有以下五大类：其一是对得体作一般意义上的元语言解释，即把得体解释为“合适”或“有分寸”；其二是将得体看作适应文体、语体；其三是将得体与礼貌等量齐观，认为做到礼貌即为得体；其四是将交际效果作为得体的标准；最后一种是以道德规范的伦理性来阐释得体，认为符合道德的语辞行为即为得体的语辞行为。第一类对得体的元语言解释虽然不错，但不够具体，在言语交际实践中没有指导意义，我们无从得知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第二类将得体限定为文体有点狭窄，我认为语辞行为所涉及的得体远不止文体或语体，只有所有相关因素都得体，这一语辞行为才是得体的。第三类的得体和礼貌并不能时刻保持一致。有的语辞行为虽是礼貌的，但却不是得体的。第四类的用交际效果来检验得体是有道理，但是要防止把得体和效果混为一谈，认为只要交际效果好的就一定是得体的观点过于片面。最后一类将伦理道德和得体等同是不科学的，因为符合道德的语辞行为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我觉得语辞行为的得体性涉及到的方面很多，比如说：交际目的、语境、道德等等，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对得体性下定义，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之间的联系。 二、对得体性原则的重视 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得体性原则的重要性。在论语、墨子韩非子等著作中，言语得体性就被提出了加以认真讨论了。孔子对话语得体性就有研究，他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语言表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又切题，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妥贴恰当的，所谓切题就是说既不要把重大的事说得很随便，也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对于一些平凡的普通名词，不应加上一些漂亮的修饰语，否则就会显得滑稽。”曹禺的日出中有这么一段： 达：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露：这样什么？ 达：呃，这样地好客，这样地爽快。 露：我原来不是很爽快吗么？ 达：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得 露：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你不要拿这样好听的话来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方达生所说的话，字面上的意思和他心里想说的不一致，事实上他心中想的正是陈白露指出的那个词“放荡”。但是，一来这对对方有刺激性，不得体，二来他的内心世界也不愿意说出这个词来。他是在追求得体的表达，但没有成功。可见，得体性原则是从古到今得到普遍重视的问题。 朱光潜也很重视得体性原则。他在文学与语文：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说：“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贴，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回事。” 三、得体的标准 得体性原则的本质是妥善处理好交际活动中的各种矛盾，不走极端，保持适当的平衡，可以是文本本身的得体或者文本在语境中的得体。例如：为了提醒后面汽车的驾驶员，在自己的汽车尾部写着“请勿吻我！”，这是比喻和拟人的结合。据说美国的汽车尾部的提示更是五花八门，例如：“饶了我吧，你赔不起！”“撞上来吧，我正需要一笔钱。”假如“请勿吻我！”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饶了我吧，你赔不起！”出现在中国，那一定会激起一般民众的强烈的愤怒，因为中国传统上就反对为富不仁，公开炫耀自己财富是违背中国文化的行为，所以不仅从修辞技巧的方面去进行评价，还要联系民族、历史文化。 得体性标准存在着民族的差异。中国人见面的客套话是“吃了吗？”“到哪里去呀？”这得体。在西方人的眼中，不得体，你又不请我吃饭，问这干什么？再如人家夸赞你很聪明，中国人回答：“哪里哪里，我一点也不聪明。”这得体。但在西方人看来，不得体，应当说“谢谢”。 得体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地域变化而变化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口就来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才得体。甚至同一民族、时代、地区，不同的阶层、职业、性别的人群，得体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判断得体的标准存在着多样化，要考虑时代、历史文化、地域、民族等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