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docx

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中国科学技术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比较 科学技术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没有什么别的事物象科学技术那样如此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才使人类真正脱离了动物界。 科学技术萌芽于原始社会而发展于奴隶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世界各民族相对封闭居住在本民族的聚居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明形式。比如中国和古希腊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模式，综观其特征，我们不妨把它们概括为中国古代的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 一、 两种科学技术模式的主要区别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和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各自发展完善，形成自己显明的个性特征，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方面面，二者存在显著区别。 1.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诚然，无论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社会都有其实用的一面，对于某些基础性理论成果，可能当时看不到它的意义，但最终它的作用总是会显现出来的。但是，关于科学家为什么而进行科学发现和发明的问题，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则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则具有“为科学而科学、以科学认识本身为目的”的非功利性色彩。 中国古代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农学上的齐民要术、天文学上张衡的侯风地动仪，还是数学领域的九章算术和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都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实用性的特征。唐、宋、元、明、清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实用科学技术模式，这一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对世界的最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上，而这些科学技术成就都直接来源于实践而服务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我国科学技术体系实用性的特征甚至在现时代也有表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普遍人心浮躁，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安贫乐道、把科学发现本身当作快乐的人少之又少。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的关系上，科研人员对能快出成果的实用技术关注较多，而对周期性较长的基础理论研究则较少涉及。 我国在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中一贯主张“经世致用”，仅仅将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活状况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从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讲，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依然有较大市场。 与此相反，古希腊科学技术体系则具有鲜明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非功利性色彩，这一特点在古希腊前后期是一以贯之的。文艺复兴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部分地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传统。 泰勒斯是古希腊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从他开始，古希腊科学技术非功利性的特征就已明朗，正是他首先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万物皆源于水”的命题。当时，这一命题对于改变他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看来并没有多少帮助，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一问题的热情。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还提到一则故事。说泰勒斯曾经很贫穷，别人都嘲笑他的无能，对此泰勒斯不以为然，有一年冬天，他运用天文学知识预测到来年橄榄将大丰收，他低价把周围的榨房全部租了下来，第二年由于橄榄大丰收，榨房租金提高了许多，泰勒斯一下子发了大财。泰勒斯借此向人们说明，科学家要想致富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他们的抱负不在此处而已。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哲学和科学的诞生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惊异”，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惊异就感受到自己的无知，自知其无知者为了摆脱无知就求知识，求知并非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 欧几里得是希腊化时期的数学巨人，正是他总结了当时的数学成就并使之体系化，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几何学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关于欧几里得，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位青年向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刚学了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得学了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不满地对仆人说：“给这个学生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得到好处。” 这则故事具有象征意义，这说明整个古希腊一直十分强调科学的非功利性。 2.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范围。这一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联，正由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极端的实用性特征，所以与人类生活直接相关的学科得到了超常发展。在哲学领域，哲学家对自然观的问题关注甚少，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但是却突出发展了伦理学、人学的方面，统治我国二千年的儒学思想本质上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在数学上，我国古代将数学称为“算学”、“算术”，称谓上的差异反映了数学研究内容上的不同，我国古代数学是“形数结合，以算为主”，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算法体系，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突出发展了应用数学的方面，对基础数学则甚少研究。此外，我国古代在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农学、医学和天文学上颇多建树，但是在与人类生活看似关系不大的逻辑学和理论物理上则没有多少成就，甚至可以说我国古代没有逻辑学。 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范围上，把科学发现本身当成目的，突出了它的非功利性，而近代西欧则继承了这一传统。 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基础理论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见到“经世致用”的实际效果，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希腊科学家正是对这些看似与人类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哲学、基础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正是这样一种科学技术模式才可能有西方近现代以来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基础性理论成果的诞生。 此外，如果我们把科学与技术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我国古代突出发展了技术应用的方面，而古希腊则主要发展了科学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方面。前者更多地考虑了“经世致用”，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回答世界“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3.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 经验直观与抽象推理的对立：我国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考虑从经验和直观出发，强调“格物致知”。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数学只注重具体数字，阻碍人们考虑抽象的概念，不管怎样，中国人注重实践与经验的性格总是使他们倾向于向这方面发展。” 而古希腊则更重视事物的“理念”。比如柏拉图就认为，真正实在的是“理念”，它是超越事物的存在，而一切感性经验仅仅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临摹，是靠不住的。他还认为科学与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握“理念”。 科学数学化上的对立：在我国古代各学科门类的发展中，数学没有起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将数学引入数学以外的科学；而古希腊则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科学数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对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主要进行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柏拉图学园门口竟然立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牌子。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方法的对立。我国古代除墨学有关于逻辑学的只言片语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学体系，学术发展与民族心理相互影响，使我国古代对逻辑推理、抽象思维未予重视，而只是突出发展了形象、直观思维的方面；而古希腊则开创了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建立起庞大的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还被西方称为“逻辑之父”。因此在整个古希腊时期，科学家善于运用逻辑思维方法来考虑问题。这一点甚至在我国和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反映，我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人神同一”；而古希腊则是“人神同构”。同构意味着，首先这是两个东西，其次才是两个东西相似，区别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人神之别反映了古希腊已具有对象性思维的原始形式。此外，我国古代神话谱系不严密，同一个神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人们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造神”；而在古希腊神话中，每一个神话人物都各司其职、互不混同，有着完备的诸神谱系，这种完备的诸神谱系实际上就是逻辑系统的原始形式。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在神话谱系上的区别反映了双方已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 以上所述，说明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上具有显著的区别，看不到这种区别是不对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区别绝对化，这种区别与对立是出现在世界整个统一的科学进程之中的区别，是统一性之中的差异性。事实上，在整个科学发展史上，两种模式和方法确实也是相互渗透而非单一纯粹的。比如我国古代在众多学科领域也曾出现非实用化的倾向，道学中就有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数学在宋元时期也已部分程度地超出了实用的范围。反之，古希腊科学发展史上，也曾出现科学技术化，用以改造客观世界的倾向，阿基米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既是一名数理科学家，同时也是技术上颇多建树的工程师，他运用浮力定律成功地解决了国王金冠掺假的问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了一批实用器械，据说还利用光线聚焦的原理将入侵的罗马军舰烧毁。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上的区别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否则便会导向神秘主义，那就既无法理解中国古代也无法理解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了。 二、 两种不同科学技术模式形成的原因 看到两种科学技术模式的区别是基本的，更重要的在于找出形成两种不同科技模式的原因，而这一个问题又可以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何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会形成两种不同模式，而不是一个模式”？其次是“为何中国古代会形成特定的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而古希腊则会形成特定的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借用生物进化论中的有关理论来加以解释。达尔文曾在物种起源中提出：“隔离，在物种的形成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先决条件。”也就是说，“闭合系统”是新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长期存在的“闭合系统”是所有特定种族、语言、文明和文化模式形成的必要条件。只要是两个相互隔离的区域，其文明就会沿着不同的方向演化。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各个区域之间交流极少，受外来文化影响也较小，基本上可以看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闭合系统”，这是古代在世界上出现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科学技术模式的地理因素，当然也是使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形成不同科学技术模式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为何会形成特定的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而古希腊则会形成特定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从封建社会开始，我国就形成了*功能强大而社会功能弱小的特殊社会结构，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和各级官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使我国逐步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在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甚至现在都能看到它的痕迹，为官者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社会地位都高高在上。与此同时，我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始终没有形成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全体公民被划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位居九等，仅在乞丐之上。由于官和儒的巨大反差，导致厚官轻儒的“官本位”观念产生，知识分子中则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势，能否做官、官大官小成为判断为学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对读书人选择奋斗目标起了非常不好的导向作用。而在古希腊乃至整个近、现代的西方，尽管同样存在官民差别，但并未形成象中国如此严重的“官本位”观念，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样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 2.知识分子队伍上的差异。由于我国古代长期存在重官轻儒的“官本位”观念，经济上有来源、生活上有保障的富人和有才华的人完全不屑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而真正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是一些工匠、失意的文人学者、僧侣学者和少数官方科学家，而工匠是其中的基础力量，这使我国古代知识阶层具有鲜明的贫民化色彩。而知识阶层的贫民化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中重技术轻科学、重实用而轻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与科学的诞生应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闲暇”，也就是说知识阶层不用为生活而奔波劳碌。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成果并不会马上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此科学研究与养家活口在一定程度上是二律背反的。既然我国古代知识阶层主要是一些下层人物，他就只能在技术应用等周期短、见效快的科技领域开展工作，使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养家活口尽量地统一起来。与此相反，古希腊的知识阶层主要是由上层人物组成，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些科学巨匠都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他们不为生计所迫，因而可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研究与探索，因而能在一些基础性研究上取得成就。也因为这些贵族居于社会上层，使他们与工匠、手工业者等下层人物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也使古希腊始终存在重科学而轻技术的倾向。 3.体制上的差异。我国从秦始皇开始，在政治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且这一制度一以贯之,一直延续二千余年,历代王朝统治社会都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把社会的方方面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国历代皇帝的皇权都大大超出了古希腊乃至近代西方国家国王的王权。而古希腊即使在奴隶制时期就已经确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像雅典，国家的首脑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执政官，而且有任期限制；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五百人会议是最高行政机关；陪审法庭负责重要案件的审理。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继承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儒学思想在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提倡儒学是可以的，但“独尊儒术”、意识形态一元化就严重地限制了其它文化的健康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任何制度，凡是实行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时期都是文化发展的低潮时期。同样是希腊人，斯巴达城邦实行相对专制的寡头政治，社会生活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使它尽管在军事上攻无不克，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样出色的成就。同样是西欧，在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的中世纪也曾经历一个文化上的黑暗时期，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多少建树，哪个时期科学与哲学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说明某种信仰体系的合理性。反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黄全时期，儒、道的一些基本思想皆形成于此时，而那个时期正是我国东周后期 “礼崩乐坏”，周天子对诸侯国失去控制，因而政治上相对民主、文化上百家争鸣的时期。 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哲学与科学诞生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自由”。自由是科学的空气，没有政治上的相对民主、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科学技术就不会有健康的发展。因此，政治与文化上专制与民主的差异是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科学技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体制根源。 4.经济基础的差异。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因而经济生活有什么样的要求，科学技术便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然而不幸的是我国古代政治上长期维持封建制度，经济上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农业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商业发展不足，因而没有为科学技术向更深层次发展提出更高要求。这是我国科学技术长期维持旧模式而且在近代走向衰落的经济根源。而古希腊，科学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是相互脱节的，在一定时期，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体系本身不需要经济、社会生活直接为之提供动力。如果说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生活也存在一定联系的话，古希腊由于地处爱琴海，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也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超常发展。 三、 两种科技模式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无论是中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还是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都不是科技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各偏于一方的两种极端情形。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走上了一条类似经验主义的路子，而古希腊则走上了类似唯理主义的路子。前者更多地强调了直观、经验和感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忽视理性思维；而后者更多地重视抽象、逻辑推理和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而忽视感性直观。因此，对上述任何一种科技模式都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两种科技模式本身都是利弊参半的。 首先，我国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明显的优长。这就是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科学技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始终坚持了科技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原则，社会对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达到了最大限度，科技对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明清以前封建社会长期繁荣的重要保证。 此外，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技体系在计算机时代还具有格外的优势，这在数学上表现尤其明显。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国古代“形数结合、以算为主”的数学模式在近代逐渐落伍，但在计算机时代则又重新恢复了生机，其典型代表就是吴文俊院士机械化算法体系的发明与推广。机械化算法的思想最早由笛卡尔提出：“一切问题化为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化为代数问题，一切代数问题化为代数方程求解问题。”事实上，我国古代重视算法体系的数学模式就是一种机械化的思想方法。沿着这条道路，吴文俊院士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即，从几何公理体系出发，引进坐标，将任意几何问题代数化 将证明题的假设与结论分别表示成多元多项式方程在电子计算机上运算，以判断定理是否成立，这就是所谓的“吴方法。”吴院士通过运用这种方法，在电子计算机上完成了几百条定理的证明工作，终于实现了千百年来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梦想。吴院士还运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了可以用计算机程序从开普勒定律推导出牛顿定律，这已经超出了数学定理机器证明的范畴，而属于自动推理了。其实各个学科研究的问题只要涉及到方程求解，“吴方法”都会有用武之地。美国自动推理杂志编委穆尔高度评价了吴文俊院士的工作，认为“吴方法”建立之前，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处于一片黑暗，吴不仅冲破了这种沉寂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光辉的前景。 相反，我国经验型科学技术模式的优长正好是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缺陷。这种科技模式的致命缺陷表现为科学与技术相互脱节，重科学而轻技术，科学是由有身份、有地位、有学问的贵族老爷所掌握，而技术则由一些无名的工匠传授，科学家对工匠的工作完全不屑一顾，使科学很难为更新技术做些什么。此外，古希腊科学家不重视对自然现象的实际、细致的考察，注重的是说明和理解自然，而不是支配和改造自然。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这一缺陷使它辉煌的科学成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因而古希腊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物质上的株儒，随着外敌入侵导致国家衰落，科学与文化发展陷于全面停顿。 科学技术必须用来改造现实的社会存在，科学技术只有在新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发展与突破。因此，古希腊科学技术的衰落看似外敌入侵的结果，其实更主要的是由古希腊科技模式自身的脆弱性所造成的。 其次，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具有自身的优势。古希腊科学技术模式的最主要特点是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和演绎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成功地将数学运用在几个科学领域，进行定量分析，重视事物的抽象与一般，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系列科学概念和原理、命题。古希腊这种逻辑数理型科技模式的一个明显优点就是容易透过现象把握到事物的本质，通过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才能在自然哲学、数学等诸多科学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 相反，古希腊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优越的地方也正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模式欠缺的地方。我国传统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重技术应用而轻解释说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与科学相脱节，对有形、物质的东西关注太多，而缺乏对无形、抽象概念和原理的研究，这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难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未能建立起严密的科学数理体系。 我们常常把科学与技术放在一起称之为科学技术，其实二者还具有相对独立的一面。科学告诉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属于世界观的范畴；而技术告诉我们如何改造世界，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人们只有充分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二者属于“源”和“流”的关系。一个科学原理总有其技术应用的意义，但任何一种科学原理，它的技术应用总是有限度的，人们想要进一步改造世界就要发现和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因此，我国传统科学技术到近代走向衰落，尽管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我国古代经验实用型科技模式重技术轻科学的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宋元时期我国对已有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已经达到极限，技术应用要想有新的发展，除非突破原有科学发展滞后的瓶颈，而这在我国原有科学技术模式内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关于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的问题。 尽管我们认为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借鉴、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数理型科学技术模式，但这种继承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批判的继承。继承了古希腊重推理、数学演绎的方法，但批判、否定了它重科学轻技术的极端倾向。在科学大发展的情况下，突出了它改造世界的功能，使“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使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我国在现代也逐渐改变了原有经验实用型的科学技术模式。比如我国现代数学家陈景润，为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几乎耗费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并取得很大成果。这说明我国科技界已经开始进军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科技模式相互借鉴，正在走向相互融合。 总之，研究世界上不同的科学技术模式就是要发挥我国原有科技模式的长处而克服自己的不足，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在新世纪里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