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述题.docx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述题1、试述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贯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始终。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道路，并不是在家长制家庭解体，个体家庭与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最后形成的，而是由家长制家庭公社内部的血缘关系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公社土地关系直接演变而来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像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制度或罗马人的共和制度，而是直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君主专制和权力私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也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最不能忽略的问题。 中国初期国家形成以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父权家长和军事酋长的绝对权力便直接演变为专制君主权力，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也演变为国家机器的各级掌权者，并控制了不同的部门权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国家化了，以婚姻为纽带而构成的家族关系也进入政治。因此，这样的体制必然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和原始性，并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的早期阶段起着支配的作用。 正因此之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发展变化，总是围绕着君主这根主轴来运动，一切规章制度的建立和修订，总是依据在位君主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的标准。其指导思想是尽可能维护和强化君主的权威统治地位，体现和扩大君主的权势，而宗法血缘关系、婚姻裙带关系常常成为维护君主的权势及地位，制定伦常纲纪的重要依据。 第二，政权与神权相结合，以神权作为论证政权合理性的依据，以政权和神权作为制定制度的标推，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共同手段。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神权政治或神权国家阶段，与此相应，宗教神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并不发达，虽然在当时也有天或天命的概念，但人们并不是以之用来论证神和上帝的权威，而是以之论证君主权力的来源，说明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权因革的合理性。因此，以天地神祇、皇天玉帝作为自己君临全国的后台，以天命所归作为一家一姓统治的依据，历代统治者在这个方面的说法都是绝无例外的。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是“恭行天罚”；商汤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征”；周武王伐纣时也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而秦始皇“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就连篡位的王莽也声称：“今予独迫于皇天威命”。以这种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论说来证明当今的王朝和君主乃是上天精心选择的。所以称为“天子”，既表示君主是顺应天意被派驻人间的政治代表，又表示惟有此人才是惟一的至尊，而天则是虚无缥缈而又被人格化了的。以神权说明政权的合理性的最终目的是证明君权受命于天，“听予一人之作猷”见教材109页。科举制后期，尤其是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3、试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帝制时代的宰辅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君主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则是不断变化的，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综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宰相辅政制度的发展规律： 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君主的权力这一根主轴进行的。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出令决断之权直接归君主独掌，辅政的工作仅限于秉承君主的旨意，贯彻君主的意图以助理万机。由于全国事务纷繁，君主事实上是不可能事必亲躬，也不可能亲拟诏敕，亲传口谕，必须借助辅政部门来完成草制、传宣诏令、承传处理各方面送来的章奏，这些工作本来都是君主权力的体现，但操作在辅政人员手中，就难免出现篡窃君权的危机。一是有野心的辅政可能会利用这些工作之便，虚君擅权；二是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辅政有充分的条件来搪塞职责，欺上瞒下。这两种危险的存在，使一些君主寝食难安。随着君主专制程度的不断提高，君主在牢牢控制出令决断权的同时，尽量把草拟诏救、传宣诏令、批阅奏章等重要工作交给自己的亲信，也就出现“臣仆用事”的现象。 在宰辅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君主的权力的总趋势是不断集中和加强，辅政制度不断变化，辅政的权力总的趋势是不断被削弱和分散。皇帝不断从宰相手中削夺权力，宰相的权力由大变小，逐渐丧失原有的决策、议政权力，变为只有执行权力的普通机构。 秦汉时期的丞相权力还是比较大的，宰相原则上应该遵照皇帝的诏书和面谕办事。皇帝的诏书由内廷机构转送到相府，宰相收到诏书后，应该核对此诏书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尤其是祖制。对符合者，便由宰相签署，交府员负责分发，或交付给有关政务部门，或转送地方*去实施。如果认为不符合制度或当前形势，则可以封驳，请皇帝再加考虑，甚至对皇帝进行谏诤。宰相平时以章奏汇报政务，也可以在定期朝见皇帝时直接请示。凡军国大政，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请示皇帝批准，对皇帝认为应该商酌之事，宰相须按照指定的范围，主持大小不同的朝议或集议，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三省制时期门下省的官员对中书省所出的命令有审查和封驳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封驳皇帝所拟定的旨意和指示，说明宰相的权力还是有碍于皇权的任意发挥。到了明清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力，内阁和军机处的官员只有执行皇帝命令的义务而没有对皇帝意见提出异议的机会和可能了。 宰辅机构和宰相人员的设置和任命，由君主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由内廷供奉待诏演变为执掌机密，辅政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在历史上，许多尊贵的官名及其实际职责，都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例如，太师原为乐官，吹律以听军声，所以君主出征必以太师参帷幄进音律，后来才发展为王者师；太保本为阿保，本义是女师，原是从媵臣中选出的保姆，傅的意思近于辅，古代傅母并言，也是保姆之意，男性称傅父，这些后来都转变成为辅导之官；宰的本义是罪人，相的本义是省视，后来才发展成为“百官之长”。由此可见，百官之中处于“总领”地位的，原来多是君主亲近的侍从。由私臣演变为正式的政务官，由对君主的生活照顾演变为执掌部分国政，宰辅制度正是循着这样的规律发展的，“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备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者，亦以私人居是官”。用私人为宰辅，促使权力不断地向内廷转移，标志着皇权对相权控制的加强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化。 2宰相辅政制度发展变化的原因： 君权和辅政权的矛盾是促使辅政制度本身不断演变的主因。皇权与相权一直是相辅而成的，同时又是相克相制的。皇帝依靠宰辅治理国家以巩固统治，宰相则依靠皇帝的信任重用方可以安居高位。然而，历史上的皇权和相权之间从未有过一条清楚的分界线，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也因此经常出现。这主要表现在权力之争和政见的分歧上。宰辅的地位过尊，权力过大，必然要引起皇帝的猜疑。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屡遭刘邦怀疑，不得不自坏名誉以释刘邦之疑。然而，作为宰辅，由于职权所在，又不得不处理各种政务，这就难免与皇帝发生政见上的分歧，被认为阻碍皇权的发挥。例如，西汉丞相申屠嘉、周亚夫等，常使“上默然而沮”。又如，武则天不通过中书门下径行下发敕书，凤阁侍郎刘祎之对武则天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宰辅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必然导致宰辅体制的变化。申屠嘉、周亚夫先后蒙冤而死，刘祎之被杀，而中外朝官之制也逐渐形成，“内命”草麻，斜封墨敕，与中书门下“外命”黄敕共行。宰辅体制由开府施政宰相制向参议辅政机构制过渡的过程，是沿着削弱宰相权力，加强君主集权的轨迹发展的。 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政治势力的兴衰，是促成辅政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变更宰相制度，宰相制度的演变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客观环境的变化往往要求宰相制度的变化。社会总是变化发展的，历朝都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迫使最高统治者对宰相制度进行调整。五代十国时期，战争不断，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大增，枢密院演变为辅政机关。为了保证军费开支，适应战争的需要，管理财政的“二司”在北宋时成为正式的宰相机构。雍正年间，用兵西北，雍正皇帝为了削落诸王权力探密军机，设立军机处。因此，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与根源。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围绕着君主所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既是君权的支持者，有时又是君权觊觎者，甚至是窃取者和颠覆者。其间关系复杂，纵横捭阖。由此决定了君主与这些政治势力存在着一种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关系。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捍卫和扩大自身的利益，无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冠冕堂皇的名义和借口，利用拉拢结盟或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以进行倾轧，排斥异己，制造各种政潮和政变。而在诸种矛盾中，又以君主大权是否能保持绝对权威，抑或被分割和篡夺最为突出。君主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不息，其焦点又多集中在辅政制度上。君主的好恶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较量，必然会引起辅政体制的变化。例如，西汉初期，大批功臣宿将结成的政治势力，保证了丞相、御史二府辅政体制的相对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功臣家族经过两三代传承，大多数已成为纨绔膏粱子弟，实际政治势力便大为削弱。在此时，一些新起的官僚和受宠信的外戚，凭借白己的才能和裙带关系，逐渐取得了优势，辅政权也就逐步转移到他们手中。汉武帝以后中朝控制外朝的政治局面，正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 统治集团对国家机器的调整，也是辅政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原有的宰辅体制往往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促使最高统治者对国家机器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汉武帝刘彻时，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武帝本人又雄才大略，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了剧变，原有的宰辅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按照旧制，丞相一月一朝或两朝，只有在朝见时才向皇帝汇报政务，皇帝必须冠礼相见，礼仪繁琐，完全不符合武帝的性格，也不利于朝政的及时处理，尤其是对匈奴用兵，军书旁午，岂容一月一报？况且，军事机密，不容外传。武帝首次对匈奴用兵的马邑之役，是在公卿集议的情况下制定的，结果机事不密，为边塞一尉史走漏消息，使30万大军无功而返。因此，武帝便委任大将军卫青侍中，由宦官直接承传军政要务，促使宰辅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中书门下有宰相多人，所有诏敕都要经各宰相依次画押。肃宗李亨时，军务纷繁，而宰相一人值省，遇事要派人到各宰相府第依次鉴署，妨碍了政务的处理，因此出现值省宰相“代署制”。翰林学士承旨直接受命草诏，避免了宰相合议所造成的缓误，减少了一些环节。宋代平章军国事制度，也是在多事之秋形成的。这说明，基于集中权力和提高统治效能的政治调整，必然会导致宰辅制度发生重要的变化。 从秦汉的三公到明清的内阁和军机处这2000多年的中枢宰辅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皇帝控制这套班子的办法是：有意识地削夺和分散宰辅的实际权力，使他们相互牵制和制约；使用品位较低的官员和亲信侍从来参与机要，在中央政务处理上构成内外相互制约的两套政令班子，并且充分利用这两套班子之间的矛盾来实现对全体臣僚的控制。 4、论述我国帝制时代的儒家模式的特点有哪些？ 1儒家是在维护原有社会结构和批评暴力统治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从孔子、孟子对暴君的严厉批评以及对苛政的切齿痛恨中可以看出，儒家重视社会民生，从荀子的王道与霸道的评判中可以看到，儒家更重视道德的作用。儒家思想认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和维护道德、社会和文化秩序，最终达到天下和谐、天下太平。为了这个目的，要求统治者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要求统治阶级具有德行。与此同时，还要求统治阶级节制欲望、节俭生活、抑制对外扩张的野心。另外还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在和谐太平的气氛中去关心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反对和干预社会。这样，人民便会被引导到遵守国家提倡的行为规范准则上，不管他们是否明白规范准则的具体内容，只要求他们不生事，做个国家的顺民，不要与官府对抗。 2儒家思想希望出现这样一种管理形式，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在对内维持社会治安、对外进行军事防御。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稳定，维护国家的“本”业，也就是农业，实行丈量土地、兴修水利、户口登记。即使如此，钦定的儒家思想还认为这些不过是不得已为之的辅助手段，仍然要限定到一定的范围，必须实行轻摇薄赋与休养生息。由此可见，钦定的儒家思想所希塑，达到的管理，仅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可以说没有更为积极的目标，这样就给民众社会留下很大的空间。因为国家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用制度组织将国家与民众社会整合在一起。如果严格按照“儒家模式”，就会出现国家正式政治制度只能消极地规范社会，属于保守型而不是进取型，只有在意识形态规范不了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强硬的手段，是以礼防范于未犯法之前，用刑惩处既犯法之后。 3在“儒家模式”的管理下，国家与民间社会的联系和交涉，往往是通过宗族、豪族、士绅阶层的中介，宗族、豪族、士绅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定范围的意识形态，左右着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正常实施，出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的局面，甚至这些宗族、豪族、士绅阶层“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壤，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儒家模式”的管理制度，实际上还是不能不与“法家模式”交织在一起。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宗族、豪族、士绅阶层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但也不能够听任宗族、豪族、士绅阶层做大而不顾。在可能的情况下，国家总是要完善乡里、村社、里甲、保甲等地方基层组织，适当的时候还采取打击豪强的措施，尤其是每一个新王朝的初期，都是采取强力镇压的方式，企图将国家的权力直接强加到每一个人，使全社会纳入国家操作范围。那么摧毁有一定程度自治的乡村社会，建立起不受怀疑和挑战的合法性统治秩序，便是一个王朝强大的重要标志。 在皇权专制下，王朝的更迭初期通常是采用法家的“治理模式”，在政权稳定后，又会逐渐转向推行儒家的“控制模式”，即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这种钦定的儒家“控制模式”依赖着宗族、豪族、士绅阶层来控制广大的乡村社会，而恰恰是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维持着古代政治制度的存在，是统治赖以奠定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虽然代有因革，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要原因。 第一章 论述题 1、中西封建君主制异同比较。 答案要点：中国的君主制自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时代的夏朝就出现了，至XX年满清帝国被推翻，其间经历了奴隶制时代的宗法等级君主制和封建社会的专制君主制，历时4300年左右的历史。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从奴隶社会的宗法等级君主制直接转化过来的，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与封建经济、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相始终的。如果以公元前XX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君主政体为标志，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前后延续时间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文官制度以及具体的行政、司法、监察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完备严密可以说是相应历史时期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 欧洲的君主制是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建立后形成的，至今不到二千年的历史；而西欧封建君主制则是在公元XX年罗马帝国灭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间经历了分散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制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5世纪左右，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拥护下才得以在英法等主要欧洲国家确立，至XX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XX年法国大革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西欧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相始终的。 2、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答案要点：君主制政体一以贯之,历时久远；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和完备的文官制度；政治体制深受宗法观念的影响与制约；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联系密切；政体的严整与思想的控制严密互为表里；礼制的法律化及以礼治国的伦理型政；君主制政体始终与农耕文明相联系；政治结构发展不平衡。 3、论述20世纪以来，用现代学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四个阶段。 答案要点：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除了用传统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成果外，出现了用西方资产阶级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批学术性论文，其中以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成果影响最大。 初步繁荣阶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及实证方法以及中国传统治史方法齐头并进的时期。表现：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出现了一批中国政治制度的通史、断代史和专史性质的学术著作。 相对沉寂阶段：特点是：政治禁忌太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局限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局限在历史学的领域，缺乏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制度运行机制的成果。研究成果减少。 空前繁荣阶段：主要表现是：学术性论文和专著成倍增长。禁区冲破后多种理论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向政治学转移的趋势。以史资治。 4、怎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 答案要点：家族关系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崇宗敬祖、尊老敬孝、由孝入忠，以孝道治天下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家长意识和君主意识相结合的权威意识浓厚。社会关系的取向主要依据血缘关系及由血缘关系外延的地缘关系，由亲情关系到地缘关系到政治关系，社会网络关系往往通过这种多重的人情关系来构建，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 5、怎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教为本的伦理型社会？ 答案要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强调群体性、礼法合一的伦理型社会。它与宗法制度、专制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级有序的身份取向制；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重礼制、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格局；群体本位主义，强调群体的认同；重名分，重面子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心态；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的养成是为了群体的和谐与有序，即“修己以安人”；重义轻利与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儒学独尊并成为官学。这是伦理至上的一种外化；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倾向；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6、怎样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人本文化为主导的泛宗教社会？ 答案要点：在人与自然、人与鬼神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更突出并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本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宗教采取一种理性和实用相结合的态度。因此，宗教在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其表现是：政治上，神权从属于皇权；思想上，宗教不能取代儒学的官方正统地位而只能作为儒学的附庸和补充；中国人的人生观或者说生活信念是重现世而轻来世，宗教观念相对淡泊；佛、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比较大，但远不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宗教信仰上，中国人信奉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多神教性质的宗教，而且可以自由信奉多种形式的宗教。 7、谈谈学习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方法。 答案要点：从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点出发，运用政治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学习与研究。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结合所学专业和个人志向，有选择地重点学习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相关内容或相关领域。 8、论君主制政与农耕文明的联系及其影响。 答案要点：传统中国的政体始终与农耕文明相维系。这一特点使中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并形成君主制的国家政体，便于产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体不易变化、维系的时间较长。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产生停滞性。在这样一种君主政体一贯制的农耕国家，内部调节机制相对完善，政治氛围中的游离因素较少，社会集团中的异己力量难以发展壮大，故整个社会有缓慢的渐变而难以发生质变。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繁荣表现在那些方面？ 答案要点： 学术性论文和专著成倍增长。论文超过2000篇、各类专著超过百部。最具代表性的有白钢主编的10卷本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它可以说是国内外第一部最大部头的现代方法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性著作。与国内以往中国政治制度史著述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制度设置的静态描述和制度运行机制的动态分析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其它有关专著主要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 禁区冲破后多种理论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有向政治学转移的趋势。 以史资治。运用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为我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肃贪、整顿吏治、加强监察等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二章 论述题 1、论述中国奴隶社会的内部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基本社会特征。 答案要点：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内部阶段划分可分为四个时期 ： 第一阶段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与政治制度的初步确立时期，即历史上的夏王朝时期。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度所取代，部族奴隶制得以建立。 第二阶段 宗法社会与宗法等级君主制的建立与初步发展时期，即历史上的商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得以全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 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趋于成熟，宗法等级君主制的完善和各项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时期，即历史上的西周时期，这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 第四阶段 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即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标志：周天子权力衰微，诸侯权力上升，诸侯并峙，大国争霸，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取代；宗法制趋于瓦解；礼制破坏，封建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处于萌生时期。 2、论述中国奴隶社会政治制度的主体特征。 答案要点：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进入商代以后才逐步趋于完善，到西周时进入鼎盛阶段。因此，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商周尤其是西周时期。、王权和神权的紧密结合；、宗法制与政权组织形式上的分封制紧密结合；、政权结构形式上的内外服制；、"世卿世禄"的世卿制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礼制化；、中央官制有了基本的职能划分和管理方向，但还没有形成与责权对应的明确的职官系统；、宗教史职官的逐渐分离与权利的逐步削弱；、王族事务官逐步向外朝官转移；、王位继承制度有一个"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到"父死子继"和嫡长子继承的历史演变过程。 3、论商周时期中央官制的职能划分与官职配置。 答案要点：商周时期，中央官制已有了基本的职能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顾问官、政务官、事务官、内务官和宗教史职官等几种类型。西周时的顾问官"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对周代的重要国策有重要的参议权。政务官复杂处理国家的重要行政事务，周朝的政务官主要有"五官"系统，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和司寇；事务官执掌具体行政事物；内务官负责管理王家宫内事务，一般不属于正式的职官系统；宗教史职官则负责宗教祭祀和图书典籍等事务。 4、试析宗法制中大、小宗的区别与嫡长子继承制。 答案要点：宗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小宗的区别与划分。王位和贵族的爵位由嫡长子继承，掌管本宗族的祭祀权、财产权和管理权等一应权力，称为"宗子"或"宗主"；天子和各级贵族依据大宗和小宗的划分，形成血缘上的亲疏关系和政治上的权力隶属关系，如周天子姬姓，为本姬姓宗族的大宗；周天子将其叔伯、兄弟分封到各地为诸侯，这些同姓诸侯对天子而言为小宗；这些同姓诸侯再将其其叔伯、兄弟分封为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对其封主自称小宗，而封主为大宗；最后，这些同姓诸侯再将其其叔伯、兄弟分封为士这最后一级贵族，这些士对其封主自称小宗，而封主为大宗，士以下不再分封。 5、论奴隶制时代神权政治的制度表现。 答案要点：中国奴隶制国家政权大量保存了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借助神权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在三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神权政治在组织机构上的的表现就是各种宗教神职官的设置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如商代的"多卜"和西周中央职官系统中的的太史、太卜和太祝等都是执掌宗教祭祀各方面事物并且地位显赫官员。同时，王或天子即是上天或上帝的代言人，掌握对神和祖先的主祭权并通过所谓神的意志来行使和稳固现实的统治。 第三章 论述题 1、论述中国古代中枢系统发展演变的线索。 答案要点：中央行政体制从组织机构与相应的官制配置来看，可以分为以宰相为核心的中枢系统和一般政务执行系统两个层级。所谓中枢核心系统指官僚机构中奉行君主旨意议策、决策，总领政务的机构，它的主体即宰相机构及其制度配置。中国封建官制中的中枢机构从战国到清，总体线索是由将相制到三公制、三省制、二府制、一省制、内阁制和军机处。 战国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在各国的逐次建立，封建的职官制度也相应形成，将、相分治始成定制。秦朝中央官制以三公九卿为主干，其中的"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职权最重，由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寺构成中央的中枢核心机构。汉承秦制，西汉初年仍以三公系统为中枢核心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制逐渐向三省制过渡，三省制初步形成。隋唐五代中枢机构以三省制为主体、三师、三公虽置，均为荣誉性职位，无实权，无僚属。宰相机构为三省。唐朝立国后，上承隋制，继续完善和发展了三省制。宋代，中枢机构又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三省制向"二府制"过渡。"中书门下"与枢密院这种所谓"二府制"，构成宋代的中枢系统。明朝废除相权后为保证君权不至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的需要，内阁制开始产生。内阁成为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清代的中枢机构几经变化，较为复杂，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仍为内阁。 2、结合两汉、宋、明、清各朝代削弱相权的事实谈谈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答案要点：汉初丞相位高权重，"掌丞天子，助理万机"，随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深，汉武帝时，丞相的权力开始削弱。武帝以后，丞相与皇帝殿廷相争乃至拒绝执行帝命的事是很难再见了。不仅如此，汉武帝时，丞相时有贬官杀头之虞，位居相职，竟被视为祸事。汉武帝为限制相权，还重用"中朝官"，使丞相的实际权力也开始被剥夺。东汉时期，相权进一步削弱，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但实际权力都转移到尚书台手中。宋代是皇权高度凝固，相权空前萎缩的的时期。参知政事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行政权；枢密院和枢密使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军政权；三司使司和三司使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财政权；审官院和三班院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人事权；审刑院的设置，分割了宰相的司法权。辽代中枢机构形式上也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大系统，而且北面官又分北、南二大分支系统。金代海陵王完颜亮时又废三省制，正式确立尚书一省为中央最高行政中枢机构。到了元代，中枢机构又发生一大变化，元朝正式废除三省制而实行一省制，以中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最后废除。朱元璋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相权与皇权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相权不断削弱并直至废止，皇权不断加强而至极度集中。 3、论宰相制度的演变。 答案要点：春秋时期，各国中央一级的主要职官仍承袭西周制度，尚无太多的变化，但宰相制度确已显端倪，各国都相继出现君主之下执掌朝政的职官。战国时期，宰相制始告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中，宰相为百官之长，"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位高权重"。秦朝时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汉初丞相位高权重，"掌丞天子，助理万机"，随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深，汉武帝时，丞相的权力开始削弱。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至南朝梁时，正式出现了尚书省的名称。尚书省成为最高行政管理系统，尚书令也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隋代的三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内史令、纳言均为宰相。以他官加"参预朝政"、"知政事"名衔执行宰相事务者，也是实际上的宰相。唐太宗时，以"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参政朝政"等名衔行使宰相职权，成为实际上的宰相。高宗时期，又以品位较低的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衔行宰相之事，加此称号者即为宰相。宋代的实际宰相机构称"中书门下"。宰相名称则多有变化。元代的宰相较宋代权重。其宰相制度表现了一定的贵族色彩和民族歧视政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最后废除。 4、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三省制的形成及其变化。 答案要点：尚书省，尚书在秦本为少府属吏，掌呈文书，类似皇帝侍从秘书。到曹魏时，尚书台成为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至南朝梁时，正式出现了尚书省的名称。尚书省成为最高行政管理系统，尚书令也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中书省，中书监、令本为秦汉时掌管文书记事的小吏，一般以宦官充任。魏文帝曹丕称帝后，将原掌管机要文书的秘书令改称中书监、中书令，并设中书省，负责审理奏章、草拟诏旨、掌管机要。从晋代以后，中书省因掌决策之权，地位逐步超过尚书省，尚书省又渐变为执行政务的机构。门下省，随着中书省的权力不断提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有所发展，到了晋代又设立门下省以钳制中书省的权力。门下省长官称侍中，秦时本为丞相属吏，汉代为侍从皇帝、充备顾问的中朝官，自汉武帝后，因参预机要，权力不断上升。东汉时始设立侍中寺，魏晋以后，侍中随皇帝左右，"尽规献纳，纠正违失"，对中书省的决策有审议之权。南北朝时，门下省权力最重，议政决策之权兼而有之。 5、论唐代"三省"的职能及其相互关系。 答案要点：唐初，正式确定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唐代的宰相既有分工，又集体议政。决策、审议、执行三大系统有机结合，办事效率高，政策性失误相对较少，有利于唐代政局之相对稳定。 答案要点：明洪武十五年，太祖仿照宋制，从翰林院等文翰机构挑选了几名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协助皇帝披阅奏章，随侍左右，以备顾问。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成祖继位后，选任解缙、杨士奇、杨荣等以翰林官身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因文渊阁在内廷，始有内阁之名。此后，内阁的权力逐步提高，明初的内阁尚非独立的机关，它既无官属，也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到了仁宗至英宗的时期，开始以六部尚书、侍郎兼任内阁大学士，并有了官属和相应的办事机构。明中叶以后，内阁又有"首辅"、"次辅"、"群辅"的不同称谓，首辅掌有票拟权，朝位班次也在六部之上，成为不被法律认可的实际宰相，内阁也成为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 7、论述明清中枢系统的演变。 答案要点：明初曾沿用元制，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相权废除以后，朱元璋集皇权、相权于一身，每日要处理大量政事，为保证君权不至旁落，又便于处理政事的需要，内阁制开始产生。明中期以后，内阁"首辅" 已成为不被法律认可的实际宰相，内阁也成为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清入关前和入关初期，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权力又集中在军机处。清代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内阁。 第四章 论述题 1、论宋代的官、职、差遣制及其弊端。 答案要点：宋代官制，最为紊乱。官与职分，名与实殊。官制中的主要特点是官、职、差遣的划分。这是一种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的职官体制。"官"指官衔，它是作为一种等级待遇，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并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合的实际职务；"职"全称贴职，是一种清高的虚衔；"差遣"意思是临时差派，三年一换。 这种官、职、差遣的划分，使宋代官制出现了官与职分，名实不符的怪现象。划分本质上是为防止官僚的专权，以达到皇权绝对集中。实施的结果是造成了叠床架屋式的庞大官僚队伍。 2、论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表现。 答案要点：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组织。即司礼、印绶等十二监及四司、八局。明成祖时，宦官势力开始抬头，明中期后，更成为左右朝臣进退、掌握各种大权的政治势力。掌握的权力有："批红"权监军权监政权司法权控制特务组织，对臣民实行监控。除此以外，用宦官出使，充任矿监、税吏等在明代也是常事。由于宦官专权，使明代职官系统出现了以内制外的怪现象。 3、论清代官制的主要特点。 答案要点：第一、内阁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属于内朝官系统的军机处手中。第二，各部、院、寺、监等机构主要官员实行满汉复职制。第三，官制紊乱，权限不明。第四，幕僚制度盛行，朝臣和地方督抚往往自辟幕僚，以备顾问。第五，书吏势力很大，清朝各部中有一批属于雇员性质的，专门负责处理文书事务的书吏，称"部办"或"承差"，因多为父子师徒相承，又熟悉具体文书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部中事务。因为他们无薪俸保障而公开收贿，名之"部费"。各省官衙中也有一批这种操纵事务的书吏。 4、论述隋唐"六部"的职能及其职官配置。 答案要点：吏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全国文官的选授、考核、勋封等，下设吏部、司封、司勋、司功四司。民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全国土地、户口、钱谷财政等，下设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礼仪、祭祀、贡举，下设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武官选授及地图、车马、甲械之政，下设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刑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司法行政和重大案件的审判，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工部，主官尚书，副职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掌工程营造、工匠管理、屯田、山泽等，下设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第五章 论述题 1、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建制的演变线索及其规律。 答案要点：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建制的基本结构是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在春秋时已萌生，至战国时期确立为以郡统县的地方二级行政单位。秦统一全国后，沿袭战国之制，"分天下为郡县"，在全国置三十六郡。以守、尉、监类从中央的三公。西汉初期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国制，即分封的王国与郡县并存。东汉后期，地方机构发生重大变化，郡县二级制为州郡县三级制所取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衰微，地方权重。地方建制沿东汉后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这一时期的州刺史权力很大，拥有军政大权。隋唐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大致线索是，隋和唐前期是州、县二级制，安史之乱以后是道、州、县三级制。宋代地方行政建制承袭唐后期的制度，也分为三级制，即路、州、县。辽地方建制仿唐制为道、州、县三级，全国分五道，即东京、上京、中京、南京、西京。金代地方行政组织与辽相似，为路、府、县三级制。金亦有五京。元代的地方行政组织为省、路、府、县四级制。明代地方行政制度较前朝多有厘革，地方建置分为省、府、县三级。清代的地方行政制度错综复杂，地方官制一同于中央呈事权不一，职限难分的特点。地方行政机构一般认为是省、府、县三级制，也有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制的。 2、论述汉代州一级最高地方行政机构的形成过程。 答案要点：东汉末年，在镇压黄中起义过程中，改刺史为牧，州牧典兵成为制度。至此，正式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州牧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刺史对僚属有自行征辟权。由此，州刺史成为一州拥有行政权、军权和用人权的实权人物，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开魏晋南北朝地方权重、中央权削的先河。 3、论唐代"藩镇"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影响。 答案要点：安史之乱后，唐代地方建制发生重大变化，正式形成道、州、县三级制。道成为州之上的实际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道"在唐前期即已存在，这种道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安史乱后成为地方最高建制的"道"则是从唐前期都督府发展而来的，专指节度使所领的道。安史乱后，唐朝在内地也实行节度使制，这些节度使虽名义上为差遣性的使职，但实际已成为统领一道军政、民政、财政、司法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因此，道成为州之上的实际最高行政机构。节度使以下有时置节度副使，节度使的属官僚佐有文武两套系统。在唐代后期，这种节度使掌地方实权的地方建制导致了中央集权制的破坏，形成所谓"无地不藩，无藩不乱"的政局混乱局面，这种藩镇割据称雄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五代，到北宋时局面才为之改观。 4、论清代省级机构的组织架构及职官配置。 答案要点：作为地方最高政权的省，清前期定为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