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的影响.docx

苏轼对宋词的影响苏轼对宋词的影响 苏轼对宋词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 苏轼 宋词 艺术风格 思想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反对因袭、雷同，这是苏轼创作上不断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源泉。他在答张文潜书中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愚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因着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见解、观点的不同，苏轼对王氏之论虽有偏激偏颇之辞，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客观正确的。因为这种“好使人同己”的简单化做法必然会造成诗文创作上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雷同化倾向，然后走入创作上的死胡同，导致文艺园地的萧条和荒凉。此可谓诗人不幸而言中，江西诗派的因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的钻故纸堆、堆砌典故、喜用僻字等掉书袋的所谓创作技巧和所谓“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的模拟因袭、剽窃前人的恶劣作风，重蹈文学创作概念化雷同化的历史覆辙，受到世人的谴责和批评。苏轼不仅在理论上反对因袭、雷同，在创作上也始终贯彻这一原则。如他不满足前人词作的成就，尤其是反对风靡一时的柳永缠绵婉丽的词风。俞文豹吹剑录曾记载这样一件事：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如何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确实，不论是从内容和基调来说，还是从词境和语言风格来看，苏词都表现出与柳永词“婉约”迥然不同的豪放词风，生动地说明了苏轼对“成一家之言”、“自是一家”的独特创作个性和鲜明艺术特色的积极、主动、自觉的不懈追求。 苏轼的思想对他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无往不可，这种人生境界对宋人及宋代以后许多文人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格魅力在古代历史上少有伦比，就受后人喜爱的广泛程度而言，他在历代作家中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苏轼的博大胸怀和过人才情在词的创作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人格个性。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