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docx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曼瑟尔·奥尔森撰写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困难，并提出“选择性激励”解决困境。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通过研读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可以逐步清晰地了解奥尔森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其阐述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客观现实当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具有启发作用。同时，随着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更深一步的思考，我们也发现其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采取“理性人”的假设，他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自利的、短视的，人们总是寻求最大的收益和最低的成本。从这一假设出发，奥尔森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重点考察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对大集团和小集团做了区分，认为集团规模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组织成本也越高，集体行动越困难。奥尔森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自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他指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的，因为这要花费私人的成本，而收益却是集体共享。针对大集团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的困境，为避免搭便车，奥尔森设计建立独立的“选择性的激励”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即既可以通过惩罚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或者也可以通过奖励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进行诱导。除了考虑集团规模外，奥尔森还简要分析了集团结构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他指出：“一个集团，如果其成员对一件集体物品的兴趣程度很不平均，而且它希望获得的集体物品与成本相比极有价值，那么比起其他拥有相同数量成员的集团，他更有可能为自己提供集体物品。”由于集团成员的特殊性，个体的利益关切度也不同，可能会出现少数剥削多数的现象。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的成败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开篇中奥尔森便指出，传统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便会采取集体的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奥尔森引用了已故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的话“社团的存在是为了达到集团成员的共有的目的”。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认为首先，从个人自利的本性中不能当然地推出人们一定会做出增进集体共同利益的行为。他认为集团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只要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可以消费它，那么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对此物品进行消费。既然集团成员不去承担集体行动成本也能从集体公共物品中受益，那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内成员就都希望其他成员来分担集团成本，而自己却坐享集团利益。其次，奥尔森认为，小集团与大集团在传统理论眼里会根据实际需要自发组织形成相应规模去实现集团利益。传统集团理论除了对集团规模随需要而变化去实现共同利益外未作过多区分。 奥尔森认为，在小集团中，为了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下面这些因素可以说明小集团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容易达成: 第一，集团规模小，集团成员就越能从集团总体利益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也更愿意为集团利益贡献力量。第二，集团规模小，导致集团成员间彼此更加相互依赖，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作为都会对集团成员产生影响，因此彼此就相互激励着去实现集团共同利益。第三，集体人数越少，集体组织成本就越小，实现集体利益的障碍就越小，集体行动也就越容易达成。第四，集团规模小，其成员间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相互间的私人关系就越紧密，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刺激也都会去主动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 相比而言，上述因素在大集团那里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特点，集团越大，为集团利益付出较大成本的成员反而获得的利益很少，因此，面对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搭便车问题就越为突出，“所以，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受到激励为获取集体物品而采取行动，因为不管集体物品对集团来说是多么珍贵，它不能给个体成员任何激励，使他们承担实现潜在集团利益所需的组织成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承担必要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另一方面，集团规模越大，成员相互间接触机会就越少，相互间就越不愿承担责任，集体行动就越难以实现，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失败。 三、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理性相反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理性的回归。然而,人类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 而人才是具体而真切的万物创造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人类希冀在理性效率原则下实现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共同发展,而经济人追求的是短期目标范围内的盈利与自我发展。人类与经济人在效率追求上既有天然的契合,也有短期与长期的天壤差异。人类追求的广义效率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人狭义的效率目标仅仅是个体利润最大化,一旦狭义效率原则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社会范围内就可能出现由许多个体理性指向下的集体理性扭曲即非理性,集体行动的初衷产生了变异,出现“人遵守规则的悖论”,“没有任何行动的方式能够由规则加以确定,因为每种行动的方式都可以依据规则而得出”。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集体理性回归中的扭曲,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该领域的“双重失灵”(即市场失灵和*失灵) 。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个发展问题, 理性的个人不会为观念上的子孙后代的发展而节衣缩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更加速了理性的经济人捷足先登地谋取当前利益的步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效率是市场效率的微观基础,尽管技术创新与管理革命皆服务于这一原则,然而,个体效率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理性的个体在效率原则支配下,都力图选择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行动路线, 但个体成本的降低往往是通过逃责、污染转嫁、资源超阈值开采等手段来实现的, 如我国频发的矿难,集中暴露出资源产业的短期逐利倾向,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是企业内部成本外在化的结果,排污企业大多在接受检查时都有配套的“三废”处理设备,但这些设备的启用都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所以企业理性的选择是“偷排”,或者和环保部门玩“猫鼠游戏”,或向有关部门行贿以求庇护。*存在的意义之一是为解决“市场失灵”,但*机构是由准理性的*官员组成,他们同样有自身利益,同样有短期绩效考核的压力,有强烈追求官位晋升的“政绩”展示欲望,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失灵”。 四、此书产生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的假设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修正。赖特认为具有共同阶级的人之所以可能不会采取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一定的共同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于衡量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且，工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不同，也是集体行动没有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