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读后感.docx

万叶集读后感 万叶集与中国古代诗文 柯勒律支曾说过，诗歌语言必须具有这样的性质：“无法在同一语言之内进行翻译而不损害其意义”这位湖畔诗人的话固然不无自赞自誉之嫌，却也道出了历来诗歌翻译介绍者的苦恼和艰辛；试想，在同一语言之内的翻译尚且不可避免意义的损害，更何况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翻译？近代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给诗下的定义就干脆宣布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更直接了当地否定了诗歌还有翻译的可能性。 然而诗歌尽管绝无翻译的可能，却大有翻译介绍的必要。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的译者杨烈先生乐于此道而不疲，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呕心沥血地翻译出这两部日本著名的古典和歌集，曾为我们在争芳竟妍万紫千红的外国文学百花园中、略显得有些寂寞的日本诗歌翻译园地送来了两株艳丽的奇葩。 万叶集系现存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收有自仁德天皇时代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三个多世纪间的和歌四千五百三十余首，“无论是论质还是论量，都不比其它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逊色”，于是爱用比喻的日本人便将它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种民族自尊感所造成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比喻本身有点不伦不类。虽然四千多首的量超过了诗三百，但是，且不说诗三百的成书早于万叶集十多个世纪，便是万叶集开始编纂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鼎盛的唐代，创造出了至今看来仍然是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文学。不过，纵观世界文学史，八世纪的欧洲还是一片荒凉，非洲美洲尚处于混沌蒙昧状态，而这时万叶集就已在日本这个东方岛国破土而出了。如今这样的千年古树在世界文化之林亦属不多见，作为其所有者而为之自豪也是理所当然的。 和歌是日本人对用本民族语言-日本语创作的诗歌的总称，以别于受中国文化影响用汉语写作的汉诗。同汉诗这种外来形式一样，在日本历史上一直有人不断进行创作，共同形成了日本诗歌史上的两大潮流，虽然都曾有过起落盛衰，受过冷遇遇和青睐，但源于中国文化的汉诗与源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和歌这两大潮流在日本均获得了基本上齐头并进的发展直至近代。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文人便精通和汉两民族的文化，汉诗和歌左右开弓得心应手，上天入地左右逢源。由此似可看出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古已有之。 和歌虽是典型的民族形式，但万叶集的编纂显然受到中国人的影响：一是直接收有汉诗汉文；二是分类项目借自中国的文选；三是在分析编目时，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也是受了中国人的启发，“当时是热心于大陆文化输入的时代，是以文选之类考试录用官吏的时代，那么在把玩大陆诗文集之余，自己也动念编纂一部诗集，恐怕也毫无不自然之处。”这里似乎传达出汉和文化交融汇流痕迹的消息。 万叶集的前后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创作年代通常分而为四。止于壬申之乱的第一期的和歌，适逢诞生不久，形式未脱原始，不尽规则，然简单素朴粗犷直率，自有一种古代美。作者几乎全是皇室贵族，但低下的生产力和连年的征战、动荡，使得这些“人上之人”不可能真正贵族化，情感与大众相去不远，作品朴实率直而无扭捏作态之处。如集中第一首“雄略天皇御制歌”： 美哉此提篮，盈盈提左手，美哉此泥锄，轻轻持右手，尔是何家女， 摘菜来高阜，尔名又若何，尔能告我否。大和好山川，齐向我俯首， 全国众臣民，听命随我走，尔家与尔名，尔能告我否。 天皇在山岗遇到一位荷锄提篮前来摘菜的少女，止不住意惹情牵，便唱起这首歌来向她表达爱慕。读时不由得让人想起诗·召南“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诗·郑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逢，适我愿兮！”仿佛当时的天皇尚未被捧为“神明”，固然不无当权者的得意，但这得意尚未上升为自觉的“特权宜识”，无非是一介吉士而已！感情的抒发也是直抒胸臆，没有任何的曲折婉转。 随着创作活动的频繁，作歌意识日趋强烈，技巧日趋成熟。舒明天皇朝的作品“幸赞岐国安益郡之时，军王见山作歌”就透露出了歌人对技巧的觉醒的信息。其开篇的手法颇似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所讲的“兴”，由春霞漫漫，春日苦长引出作为陪臣随皇帝出巡的诗人怀念妻子的忧思；结尾时又将自己燃烧着思恋的心比作海边烧盐女煮得沸腾的海水，尽得形象生动之妙。而稍后的女歌手额田王则以其凝炼的技巧和细致含蓄的感情被公认为万叶时代的一流歌手。“思近江天皇作歌一首”： 我正恋君苦，待君门自开，秋风吹我户，帘动似人来。 十分传神地描画出一个枯守闺中望眼欲穿的等待心上人到来的热恋中的少妇的心理。 到了紧接其后而终于奈良迁都的第二期，出了个独步古今的大歌人柿本人麻吕。“他是真正的古代诗歌的完成者，又是最后一位作者。”他打破了歌咏对象与诗人之间的界线，写出了对象与我浑然合一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