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比较毕业论文.doc

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比较题 目（中、英文）The comprision of Zhang Hengs Gui Tian Fu and TaoYuanmings Gui Qu Lai Xi Ci摘 要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有着共同归隐的志趣。然而由于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及个人经历的差异，又使的两篇归隐之作有了细微的差异，从而也成就了张衡和陶渊明不同的归隐情结。从两篇作品的比较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与文学时代背景、文学主体差异的密切联系，又可以从相距几百年的时空距离，探寻文人精神的演变轨迹，领悟他们的归隐志趣。关键词：归田赋；归去来兮辞；比较Abstract"Gui Tian Fu" and "Gui Qu Lai Xi Ci"share the same interest of Hermitage.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different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 two works have subtle differences, TaoYuanming and Zhang Heng have different Hermitage feelings as well.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wo works, we can see that both literary works, literary background and the the main body of literature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e can understand the Hermitage inclination in time and space from the distance of several hundreds years ago and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path of literary spiritKey words: "Gui Tian Fu""Gui Qu Lai Xi Ci"comprision目 录摘 要IAbstractII目 录III引 言1一、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创作背景之比较1二、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动机之比较3三、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情感基调之比较5结 语6参考文献8谢 辞9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比较引 言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先驱，是汉赋的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此以描述客观事物的为特点的汉大赋逐渐让位于书写个人心志的抒情小赋。这类小赋在艺术上有较明显的独创性，没有“述主客以自引”的序，而是直抒胸臆；没有“乱以理篇”，而意尽则止。他们较少用繁词铺陈，而多以简洁的语言，借典型的物象，发深隐的情志，篇幅也不及大赋之十一。作品的意象也发生了变化，重在抒写个人丰富的情感生活，师法老庄，皈依自然的思想逐渐浓厚。这之后东汉末年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三国时期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陶渊明的悲士不遇赋，以致具有同样特点的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相继问世，把赋从僵死滞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开辟了一块具有生命力的新天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从张衡的归田赋得到了较大的继承，然而归去来兮辞比它更深刻、更成熟、更富有个性化色彩。这也就使得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有了很多的相同点，而后者同时在发展中比归田赋有了很多的创新性。一、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创作背景之比较张衡一生经历了东汉的章、和、殇、安、顺帝五代帝王，这一时期东汉帝国由盛转衰。自章、和二帝以来，内忧外患逐渐显露。朝政上外戚窦氏已取得统治地位。宦官参与政事，与外戚相互争斗，交替执政。两股恶势力相互勾斗，使得政治愈发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与混乱的朝政导致了官场的腐败、趋炎附势、各谋私利、贪污诈伪的局面。与此同时，东汉边患四起，战事连连，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蝗灾、地震、瘟疫等天灾的肆虐，使得摇摇欲坠的东汉统治更加衰弱。在社会急剧衰退的东汉统治中，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他们荐人做官，大量培植自己的亲信，限制了人才的录用。而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报国之志的世人被拒之门外，使得东汉的政治雪上加霜。而身在乱世的张衡不仅有报国之志，同样践行着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的行为。后汉书·张衡传载：“（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结交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1由此可见青年时期张衡就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横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迁”亦可看出张衡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要做的是“佐国理民”的事业，所谓的那些世俗他是不会放在眼中的。然而也正是这身体力行的报国使得他得罪了一些损国家利益来满足自我的一些权要人士。汉顺帝时期，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然阉党竖终于恐惧张衡揭露他们，屡尽谗言。永和初，张衡遂被罢位河间相。永和初，张衡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身逢乱世的张衡，在无力扭转局势的情况下，采取了”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归田赋开篇也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在“天道微昧”、 “无名略以佐时”、“俟河清乎未期”的情况下，选择了“追渔父以同嬉”的归隐之路。由此可见归田赋是作者面对混乱的时局所发出的的抗争之词。生活于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出生于破落的仕宦家庭，年幼时期家道便衰微了。他八岁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大部分时间住在外祖父孟嘉家中度日。外祖父家中藏书很多，这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客观条件。陶渊明二十九岁时抱着明君贤臣的理想进入仕途。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但是在那里，他的“大济苍生”的愿望无从施展，反而需在官场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因此不久便辞职。十二年中，他抱着希望出仕，在现实中碰壁，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失意，别无选择的归隐，先后任过江州祭酒，桓玄的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直至四十一岁那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的十二年仕宦生涯，自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二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二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者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面对乱世，张衡和陶渊明空有报国之志，却抵挡不住世俗的阻力，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来回碰撞，在追求自我价值和委身现实社会中摇摆，最后作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执着。张衡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幼年时期家道已经衰落，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亲友的接济才能度日。张衡从十六岁开始离乡游学，广交学者名流。后来他又到首都洛阳，就读于最高学府太学，并成为了学识渊博的学者。当时地方曾推举他做“孝廉”，公府也曾多次招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二十三岁那年，张衡应邀回乡出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在这期间，他在办理政务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后来，鲍德调任，张衡便辞职回家。掌管朝政的邓骘为了笼络士人，几次派人邀请张衡做他的幕僚，以增强自己这一派的势力。张衡一方面厌恶外戚专权，一方面想专心钻研学问，因而坚决的拒绝了。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1年)张衡应征进京，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官职。其中担任太史令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四年之久。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张衡请求告老还乡不准，又被调往朝中做尚书，但只任职一年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而归田赋就作于作者意欲告老还乡而被世俗缠绕欲罢不能的这一时间段里。这距他生命终结的时间只有一年。在张衡六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朝中为官的时间为三十七年，占了他生命的五分之三。归田赋的写作可以说是作者从壮志满怀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耄耄之年的沧海桑田的顿悟。终其一生，他都在波浪起伏的官场里挣扎，既有身居高位的荣耀，也有坚持理想的波折，更有与阉党斗争的凶险临了，选择归田。归去来兮辞向来被看做陶渊明与官场决裂的宣言。在这之前，陶渊明怀抱“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仕、碰壁、失望、归隐，先后三隐三仕，直到四十一岁那年，自彭泽县令结束。十二年的矛盾心情，在这时已完全得到了衡量，孰轻孰重？作者用他的宣言给了一个圆满的答案。这十二年的仕宦生涯，他的矛盾，他的坚持，他的疑惑，他的理想在这风风雨雨的官场生涯中来回冲撞，最后尘埃落定。由此可见，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都是作者在经历过浮浮沉沉的仕宦生涯后的思考，对自己的官场生活的衡量。归田赋的写作时间，文选五臣注李周翰说在顺帝时期。近人孙文青的张衡年谱则是进一步将时间定于汉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永和初年，张衡被贬为河间相。永和三年，张衡由河间相上书乞骸骨，归田赋就作于此时。然而张衡乞骸骨之事，并未被准许，之后又被调到朝中做尚书，但只任一年就与世长辞了。后汉书也未载张衡归田之事，因此归田赋只是作者作者借理想化的意隐来抒情言志而已。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一生的转折点，它代表着陶渊明与官场的彻底决裂。因而在这之后的生活里，陶渊明确实是依照自己的宣言那样，身体力行的隐居，并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至美的境界，使诗歌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其中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就是自己躬耕生活的体验。因而陶渊明是切实的现实性的身隐。归田赋和归去来兮辞，一个是对理想中田园生活沉醉的迷梦，一个是摆脱了世俗的缠绕，用自己的双手描绘自己理想的行者。二、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动机之比较归田赋是古代文学中第一篇以归隐田园的主题的作品。他的写作时间，文选五臣注李周翰说在顺帝其间。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则进一步定于顺帝永和三年（公园138年，时张衡60岁）。自东汉安、顺帝以后，外戚宦官当权，朝政日非，顺帝时间曾经升迁张衡为侍中，讽议左右。然而阉竖终久害怕张衡揭露他们，屡尽谗言。永和初，张衡被罢为河间相。永和三年，张衡由河间相乞骸骨。归田赋就是这时所作的。然而后汉书本传不载张衡归田之事，所以这篇赋中所描写的田居游弋钓之乐，只是作者的想象之词，而并非实有其事。归去来兮辞是一篇逃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从序中我们得知陶渊明归隐的时间大概在十一月份，因而是不可能出现“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和“或植杖以耕籽”等物象。由此可见，文本写的是虚景，只是为了表情达意而已。文选李善注：“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此作此赋。” 2据后汉书可以得知，张衡在汉顺帝时，升迁为侍中，讽议左右。然而阉竖恐惧张衡揭露他们的恶行，进谗言，致使张衡于永和初年间，被外任为河间相。永和三年，张衡于河间相其间乞求告老还乡，归田赋就是这时所作。在面对有济世之心的抱负和无力扭转现状的局面时，作者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归隐之路。因而张衡的归隐是“仕而不志”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壮志难酬的境况下，选择“追渔夫以同嬉”的归隐之路。张衡的归隐是在现实碰壁之后本能的反应，是被迫的逃避。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十分复杂的环境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的官职大概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的幼年时期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虽无法与王、谢等的士族相比，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门，被人讥为“小人”，靠自己的勤奋和自强不息，在动荡的时局中脱颖而出，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藩篱，步步高升，位至荆州刺史，却又被人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因而他的后人在政治上也是相当的尴尬。陶渊明幼年时期，父亲过世的早，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自述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说“少而贫苦，居无仆妾”，这和“世为著姓”的张衡有着很大的区别，陶渊明不仅需要亲自躬耕，所获常常不能糊口，还时常需要邻里接济。由于客观上物质生活的贫困，使得他与田园紧密相连，也陶冶了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的志趣。纵观陶渊明一生，三仕三隐，他始终是怀着矛盾的心情，在仕和隐之间徘徊，最后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坚决得辞官归隐了。据宋书本传记载，陶渊明彭泽县辞官的直接原因为：“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他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世界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来适应世俗社会，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的辞官归隐了。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将作者的归隐迫切的心情刻画了出来，同时也透露出作者对田园的挚爱之情。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得知陶渊明比张衡的归隐动机更为主动，而张衡的归隐似乎是更为消极了一些。张衡并没有真正的归隐，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意隐，而陶渊明却是身体力行的回归田园，他实现的是现实性的身隐。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归隐境界的不同，张衡只能选择“纵心于物外”的心灵超然，而陶渊明却有了“聊以娱情”的自然洒脱。张衡“仕而不志，欲归于田”，而他真正的结局却是死于任上，因而他并没有任何归隐的真实举动，归于田也是他聊以慰藉的精神狂想，所以张衡仅仅是限于“体物写志”而已。而陶渊明的重要作品归园田居正是作者归隐之后身体力行的归隐的写照，因而陶渊明是切实地实践新的人生。无暇切实回归的事实，决定了张衡“纵心于物外”的回归境界，只能以心灵的逍遥超脱于现实之上。而陶渊明则是侧重于委运乘化，寻求心灵、自然与生活的和谐，而非以矫情物外等同荣辱的玄思代替本真的生命活动。三、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情感基调之比较归田赋表达了作者对归隐生活的渴求，归去来兮辞则侧重表达了对归隐生活的陶醉感情，相近的主题，两个作品却表达了不同的情感乐以载忧与乐以忘忧。归田赋中第一段，作者叙述了归隐的动机。作者在京城徘徊良久，看到的是“天道微昧” “无名略以佐时”“俟河清乎未期”的黑暗现状，因而选择“与世乎长辞”的归隐之路，紧接着作者陶醉在自己想象的田园美景中的百草滋荣，鸟儿高唱的早春图，欣喜着山泽间的渔猎生活，徜徉在晚间著书的高雅情趣中。归去来兮辞也是从归田的原因写到归田的乐趣，在序中讲了入仕的原因及归隐的缘由。正文中写了归途的欢欣，庭院生活，山中美景，书乐之趣，劳作之乐，最后以“乐夫天命”为结尾。张衡并没有真正的归隐，而陶渊明则在发表了归去来兮辞这篇与和官场决裂的宣言书之后，真正地实现了身体力行的归隐。对此而言，归田赋就有了难以如愿的沉重感，而归去来兮辞就有了“质性自然”的轻松感。张衡志在用仕，因为现实的残酷和政治的黑暗，使他受挫。“仕而不志，欲归于田”表明了他的归田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他的归隐渗透了他对世俗的牵挂。从归田赋中，作者一方面沉醉于自己想象的田园美景，一方面又会猛然惊醒。及惊惧着“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官场险恶，又难免会拾起孔孟的社会道义感。“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规模”使得他对社稷的忧心溢于言表，因而张衡的归隐只是在郁闷中找到了暂时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必须选择归隐。张衡的归隐是外因的促成的，而陶渊明的归隐是内在的需求。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在程度上比张衡要主动地多，坚决的多。曲折的三隐三仕，使他最终走上了回归本真自我的道路。因此，作者在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回归太迟的自责和终于得以回归的安慰之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而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作者既表达了对以前官场生活的否定，认为以前的仕宦生活是“迷途”，并对以后的回归生活充满了希望。陶渊明浓墨重彩的描绘了归去田园后的生活场景，写了归隐之后一家人的欢乐、春游的美景和村人交往的琐事，充满了诗情画意。全篇起笔于对“田园将芜”的责任感，止笔于逍遥田园的自在感。就连“有事于西畴”的劳作也有着随心所欲得到自在形态。因此陶渊明是回归到心之所属，心情畅快，而张衡却身在此而意在彼，无法完全忘情于山水，因此两人的情感归宿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张衡是乐以载忧，而陶渊明是乐以忘忧。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都主张归隐，并以大量的笔墨酣畅淋漓地刻画了田园美景。然而由于抒情主体的情感差异，使得作品中的抒情主体有了差别。归田赋中的抒情主体是孤独的抒情主体，而归去来兮辞中的抒情主体则是融入人伦关系中的抒情主体。归田赋描写的重心是渔父中忽略的隐逸生活，且承袭了招隐士的写景之笔，将情景进一步交融和人间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所描写的既有归田赋中的“原隰”“方泽”“山丘”这样本然的自然环境，也有人间化的自然环境，而后者成为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描写的重心，归去来兮辞中所描写的主要是人活动于其中的人化的自然：田园、“三径”、“庭柯”等这都是庭院的自然，“西畴”、“孤舟”、“清泉”这时田野的自然，人化的痕迹和生活的气息很明显。张衡归田赋中有“仰飞纤灼，俯钓长流”的狩猎生活，而归去来兮辞则主要写了农耕生活，对动物也表现出少有的亲和态度，所以说“鸟倦飞而知还”，表现了人与鸟同心，就不忍心射杀的和谐场景。这一细节的描写显示了陶渊明比张衡更加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更能融入到大自然当中，与自然和谐化一。在归去来兮辞中，不但自然景物的人化痕迹较为浓郁，而且出现了张衡归田赋中所没有的“稚子”、“亲戚”等人文因素。总而言之，张衡归田赋中的抒情主体是孤独的抒情主体，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抒情主体则是融入人伦关系中的抒情个体。在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中，张衡和陶渊明都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刻画田园景物，两者的构思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结构上来看，归田赋主要写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归隐的原因，第二部分是作者构建的田园生活。作者构建的田园生活有三个画面组成：一是对田园美景的欣赏这是一幅百草滋荣、鸟儿高唱的早春图；二是山泽间的渔猎生活；三是晚间的著书生活。归去来兮辞写了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由此可见，归田赋侧重于对纯粹自然刻画，并且作品中的人文意象与自然意象之间的距离较远，是孤立的各个物象，侧重于刻画作者沉湎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的自然与人文是互相融合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田园生活的详细雕琢。因而归田赋是归隐于自然中的山水，归去来兮辞是归隐于山水中的自然。 结 语张衡的归田赋是第一篇以隐逸为题材的作品，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深受前者的影响，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并使得文章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纵观文学的长河，隐士在相当长的历史里，一直在缓慢的发展着。史记中的张良、商山四皓、“日者”司马季主、浪迹江湖的范蠡等，他们的行为都是不同形式的隐，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把他们划分到一类。隐逸行为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时尚，并出现了大量的隐逸作品。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有了强烈的体现。而隐逸主题则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以及潘岳的闲居赋等就是以隐逸为主题的作品。陶渊明的大量的描写隐逸生活和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沈约在写宋书·隐逸转时说道：“身隐故称隐者，道隐故曰贤人”，从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用自己的一生来阐述自己道不尽的隐逸之情及独具魅力的隐逸风格。参考文献1 范晔撰.后汉书.张衡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87.2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3856.3 孙文青.张衡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4 张衡.张衡诗文集校注M.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 沈约撰.宋书.隐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 陈洪.诗话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8 吴云.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9 陈玉林.传统诗词的文化解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8.10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 许结.张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高光复.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13 王渭清.张衡诗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