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合法化和犯罪率的关系.doc

齐奥塞斯库在堕胎问题上的教训.为什么20 世纪60 年代是犯罪分子的黄金时代.20 世纪90 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真能够遏制犯罪吗?再想想看.为什么死刑不会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警察真的能够控制犯罪吗?.监狱，到处都是监狱.纽约的巡警政策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枪支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早期的毒品贩子们能成为百万富翁，而后来的毒品贩子们却不会.青少年犯罪分子和老年人.堕胎合法化是如何降低犯罪率的。在列维特2001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堕胎问题的论文当中，他和合著者约翰唐诺修(John Donohue)宣称，他们的发现“不应当被错解为对当前政府堕胎政策的任何评价，他们既不想被看成是堕胎支持分子，也不想被认为是在鼓励政府干预女性们的堕胎决定。”他们提出，只要为那些最有可能成为罪犯的孩子们提供适当的生长环境，就完全可以控制整个社会的犯罪率。可即便如此，他们的论文还是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大为愤怒。保守主义者们觉得堕胎不应该被当成是一种遏制犯罪的工具。而自由主义者们则因为“黑人女性和穷人们被排除在外”而愤怒不已。经济学家们觉得列维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所以当媒体开始围绕堕胎问题展开讨论的时候，列维特成了最直接的攻击对象。他被当成是一个空想家、一个人种改良主义者、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邪恶的家伙”。事实上，列维特似乎跟这些角色没有任何关系。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于道德伦理也是外行。他是一个温和、低调、不善言谈、充满自信但又有些固执的人他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带着很重的鼻音。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相当松散的人：上身穿着一件带按扣的T 恤衫，下身是一条很平常的休闲裤，腰上系着一条线织的腰带，脚上是一双棕色的皮鞋。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印着“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标志。“我希望他一年能多理几次发，”他妻子珍纳特说道，“而且他最好不要再戴那副15 年前配的眼镜了，那眼镜l5 年前就已经过时了。”他在高中时代曾经在高尔夫球上有出色的表现，不过现在他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能活下来的最虚弱的家伙”，并虚弱到经常让珍纳特帮他打开罐子盖。换句话说，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举止上看，列维特都不像是一个能挑起争议的人。纽约时报杂志，2005 年8 月5 日1966 年，就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lcolaeCeausescu，罗马尼亚政治领袖，l 965 年执掌罗马尼亚大权，直至l 989 年被处决，他一共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 4#-。译者注)成为罗马尼亚独裁者一年之后，他宣布堕胎非法。“胎儿是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财产，”他宣称道，“任何非法堕胎的人都是在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性，都将遭到社会的遗弃。”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期间，这种华而不实的言论司空见惯，事实上，齐奥塞斯库的理想 建立一个“新社会主义者”的国度，本身就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游戏。他奴役臣民，有时甚至不顾他们的死活，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宫殿。他宣布“牺牲农业，为业让路”，他把那些原本居住在乡下的农民驱赶到城里，住进那些甚至没有暖气供应的房子。他任用40多名家族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埃琳娜(E1ena)，她在全国拥有40 多处住宅，数不清的皮毛大衣和珠宝首饰。不仅如此，被称为“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优秀的母亲”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好母亲。当她听说罗马尼亚人民抱怨食物短缺问题的时候，她曾经评论道，“这些小虫子永远都不知足，给它们多少食物都没用。”为了确保周围人对她的忠诚，她甚至让人在自己孩子的房间里安装窃听器。对于齐奥塞斯库来说，颁布禁止堕胎法令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增加人口数量迅速增强罗马尼亚的实力。直到1966 年之前，罗马尼亚一直都在实施这个世界上最开明的堕胎政策。事实上，在罗马尼亚，人们把堕胎当成控制人口的一种主要方式，出生人口数和堕胎数之间的比例高达1：4。可当齐奥塞斯库上台以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堕胎开始遭到禁止，只有当一位女性已经生了4 个孩子，或者她在党内身居高位的时候例外。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宣布在罗马尼亚禁止所有的避孕行为和性教育。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被戏称为“经痛警察”)会定期来到职业妇女们工作的地方，对她们进行怀孕测试。如果一位女性在多次测试之后均没有怀孕迹象，她很可能会被征收高额“独身税”。齐奥塞斯库的这些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禁止堕胎法令实施一年之内，罗马尼亚的出生率整整翻了一番，达到了原有水平的2 倍。对于这些新出生的孩子来说，除非他们属于齐奥塞斯库的家族成员或出生在党内高层家里，否则他们的生活是相当悲惨的。跟那些禁止堕胎法令颁布之前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遇到了挫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更差，他们在就业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成为罪犯的概率也要更大一些。禁止堕胎法令一直持续到齐奥塞斯库下台。1989 年l2 月16 日，成千上万名罗马尼亚人攻占米索亚拉市，向当局发出抗议。许多示威者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和在校大学生。警察开枪击毙了几十名示威者。其中一位示威领袖是一名41 岁的教授，后来他说道，他之所以参加这次示威，完全是因为他13岁的女儿坚持要他去。“我们是从我们的孩子们那里学会勇敢的，”他说道。“许多孩子的年龄都在1320 岁2i。”米索亚拉市大屠杀几天之后，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对着十万名群众发表的演讲，再次引发了群众骚乱。figffl 高喊“米索亚拉市!”和“打倒杀人犯!”齐奥塞斯库的末日到了。他和埃琳娜企图携带lo 亿美元潜逃，结果被捕。审判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于当年圣诞节被处决。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正是齐奥塞斯库当初禁止堕胎的法令加速了他的倒台，要不是禁止堕胎法令，最终推翻他的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罗马尼亚的堕胎法令似乎跟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犯罪问题并没有太大关联，可事实并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马尼亚的堕胎法令正是美国犯罪问题的翻版。即便是在1989 年的圣诞节，当齐奥塞斯库被处决的时候，他或许仍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初颁布的这项法令所产生的影响已大大超出他的想象。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重合。就是在同一年，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顶峰。在此之前的l5年当中，美国的暴力犯罪率上升T80。整个国家都在讨论暴力犯罪问题，媒体上关于暴力犯罪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当犯罪率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的时候，它的下降幅度和速度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对于许多专家来说，他们当初是如此坚信犯罪率将继续上升，以至于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们才意识到犯罪率下降这个事实。事实上，就在犯罪率达到顶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犯罪专家仍然继续作出“犯罪率将继续上升”的预言。可事实是无法辩驳的：美国的犯罪率正在下降，而且会一直下降到40 年前的水平。很快，专家们急忙转过头来，纷纷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预言。犯罪学家詹姆斯-埃伦?福克斯解释说自己当初关于血流成河”的预言实际上是在故意夸张。“我从来没说过大街上会到处流满鲜血，”他说道，“可我之所以使用这种说法，目的就在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事实上，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此道歉。”(如果福克斯看起来是在解释“血流成河”和“大街上到处流满鲜血”之间的差别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即便是在承认错误，专家们也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陈述问题。)当对于犯罪的恐惧结束之后，当人们开始不再为犯罪率上升的问题担忧的时候，人们自然会问：那些犯罪分子都去哪里r?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答案似乎有些让人迷惑。毕竟，如果犯罪学家、警察、经济学家、政治家或者是其他相关人士都没有预见到犯罪率可能会下降这一事实的话，那他们怎么能够发现犯罪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呢?当犯罪率下降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之后，各种领域的专家们又纷纷开始解释为什么犯罪率会下降。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下面我们列出了从1991年2001 年Lexis Nexis 数据库中发行量最大的l0份报纸当中关于该问题的报道，并按这些原因出现的频率进行了排序：对于犯罪率下降问题的解释 引用的次数1新型巡管政策 522更加发达的监狱系统 473毒品市场的变化 334.人口老龄化 325更加严格的枪支控制法令 326强劲的经济增长 287警力的增强 268.其它解释 34如果你喜欢猜谜游戏的话，你或许会抽，L 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哪些解释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提示：在前7 项解释当中，实际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只有3 条。其他几条充其量只不过是某些人想象臆造出来的而已。此外，在所有犯罪率下降的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并没有出现在以上列表当中，因为根本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过这条因素。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基本上不会引起争议的理由开始：强劲的经济增长。犯罪率下降开始于20世纪90 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失业率也一F 降了很多。所以很多人相信，高速发展的经济就像是一一把巨大的锤子，是它把犯罪问题砸了下去。但是，只要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确实，当就业形势比较乐观的时候，人们就不大容易会选择犯罪。可这一因素只会影响到那些跟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比如说抢劫、诈骗，或者是偷窃等，而并不会对诸如杀人、强奸等犯罪产生任何影响。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当失业率下降l的时候，它只会对非暴力犯罪产生1的影响。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2 个百分点，而非暴力犯罪却下降了将近40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杀人犯罪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所下降的比例都要大得多。一些可靠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跟暴力犯罪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联系。而当我们回头看看经济发展更为迅速的20 世纪60 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在60 年代，美国的暴力犯罪实际上是最为猖獗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虽然90 年代的经济发展好像能够解释犯罪率下降的问题，可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对罪犯们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义的范围理解“经济”这个词的话，比如说人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修建了成百上千家监狱，或许经济确实会对犯罪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另外一个关于犯罪率下降现象的解释：更加发达的监狱系统。现在让我们先把犯罪问题放在一边。想想看：为什么当初犯罪率会上升得如此之快?在20 世纪的前50 年里，美国的暴力犯罪充其量只能说是“平稳”。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早期，犯罪率开始迅速上升。回想起来，导致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的司法系统。20 世纪60 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判刑率开始下降，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在监狱服刑的期限开始缩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官们开始考虑给予犯罪分子们更多的人权。(有人觉得这种做法显然过于仁慈了。)与此同时，政治家们开始在犯罪问题上采取越来越柔和的态度。正像经济学家盖里?贝克(Gary Becker)写道的那样，“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像是种族主义分子，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犯罪的概率要远远大干其他人。”所以当你打算进行某些犯罪活动时，你的顾虑会大大减少，因为你被判刑的概率很低，而且即便被判了刑，刑期也不会太长。结果非常明显：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经过很长时问的争论之后，这种趋势终于得到了遏止。犯罪行为开始重新受到重判，那些以前会被无罪释放的犯罪分子们，比如说一些跟毒品相关的犯罪，现在开始被送进监狱。在1980-2000 年间，美国因为毒品犯罪而被送进监狱的罪犯人数增加了15 倍。许多人的刑期，尤其是暴力犯罪行为，被大大延长。到了2000 年，美国监狱里的罪犯数量高达200 万人，几乎是1972 年时的4 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罪犯当中，几乎有一半人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的时候被送进监狱的。很多证据表明，犯罪率降低跟联邦政府推行的严刑重罚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关联。更长的刑期既可以起到强大的成慑作用(对于那些可能会犯罪的人来说)，又是一种预防(对于那些已经遭到关押，即将接受审判的人来说)。虽然这种推理听起来非常符合逻辑，可有些犯罪专家却认为该逻辑并不成立。1977 年，一些学者进行了一项关于监狱建设的研究，其中谈到，当入狱率比较高的时候，犯罪率反而有可能会更高，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能够减少被送进监狱的人数的话，美国的犯罪率也会因此降低。幸运的是，美国警方并没有突然放松警惕，坐等着罪犯们上钩。正像政治学家约翰迪鲁里奥(JohnJDilulio)后来说道的那样，“很明显，一个犯罪学博士是不会相信这种理论的。”该项研究的组织者们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举个例子，一位市长看到市民们在庆祝本国的球队赢得了世界杯。于是他立刻想到，或许是因为市民们在庆祝，所以球队才赢得了这场比赛。于是在第二年，市长颁布命令，全体市民必须在球赛开始之前进行庆祝，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球队取得胜利。可以肯定，没有人喜欢看到那么多人被关进监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到这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被关在铁门之内。而且我们知道，导致犯罪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监狱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外，修建和维护监狱的成本也很高：关押一名犯人每年的成本是2.5 万美元。可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那监狱系统的发展无疑是回答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在导致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监狱系统的发展起到了将近30的作用。另外一个经常被媒体引用的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因素，就是法官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死刑。20 世纪8090 年代的1 0 年里，美国的死刑执行次数是原来的4 倍，所以许多人得出结论：是死刑推动了犯罪率的下降。可问题是，在这场辩论当中，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由于在美国被判死刑的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被宣判死刑之后，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缓刑才会执行，所以死刑宣判对罪犯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威慑作用。即使死刑执行的次数在1 0 年之间达到了原来的4 倍，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全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还是只有478 例。相信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吓唬自己的孩子，“好了，我数l0 下，再不听话，我可真要揍你了。”可即便是对于这样的父母来说，他们也知道威胁并不等于实施。比如说，自从1 995年恢复死刑以来，纽约州从来没有执行过任何一例死刑。即便是对于已经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实际的执行率也只有2，相比之下，芝加哥黑人帮成员每年的死亡率为7。如果说那些被宣判死刑的人反而比街头的黑帮成员更加安全的话，我们很难相信死刑能够对罪犯们产生任何威慑作用。就好像以色列海法的日托中心曾经实施的3 美元罚款制度一样，死刑本身并不足以让犯罪分子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死刑导致犯罪率降低”这一观点的第二个缺陷，就是即便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经济学家以萨卡?恩里希(Isaac Ehrlich)在他1975 年发表的?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当中提出，执行一次死刑可以减少七次杀人案件。我们可以算一下。1991 年，美国一共执行了14 例死刑；2001 年，执行死刑的次数上升到了66 例。根据恩里希的计算，增加了52 例死刑之后，美国的杀人案至少应该减少364 起，这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可问题是，在这10 年当中，美国的犯罪率实际下降了4，高出了恩里希的预计。所以即便我们承认死刑确实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而且因为死刑宣判通常只适用于那些杀人犯，所以它的威慑作用并不能完全回答“其他暴力犯罪为什么也跟着下降”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死刑本身并不大可能对当代美国的犯罪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即便是很多一度支持死刑的人士也曾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逻辑上，死刑实验是一个失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哈里?布莱克曼(HarryABlackmun)曾经在1994 年(在他表示应当恢复死刑20 年之后)这样说道，“我已经对死刑失去信心了。”所以推动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死刑，也不是蓬勃发展的经济。不过入狱率的提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罪犯们不会自己走进监狱。所以政府必须安排人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逮捕罪犯，对他进行审判，然后把他投进监狱。这很自然地就会引出另外两种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新型巡管政策第二种解释：警力的增强我们先谈第二种解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警察数量大约上升了l4。可问题是，难道增强警力真的就可以减少犯罪吗?答案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可要想证明这个答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当犯罪率上升的时候，警方就会叫嚷着要增加配备，并以此为由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所以如果只是参照警力和犯罪现象之间的关联的话，你就会发现，当警察数量增加的时候，美国的犯罪现象也会相应增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把罪犯们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美国的案发率就会降低。要想证明警力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证明政府并不是因为犯罪率上升才配备更多警察的。比如说，如果当一些城市的警力增强而另外一些城市并没有增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两座城市的情况，分析那些警力增强的城市的犯罪率是否降低。一些政治家为我ffl$1 造了这样一个条件。在大选之前的几个月当中，那些准备参加竞选连任的市长们通常会宣布配备更多的警察，即便犯罪率并没有任何上升。所以通过将一些城市(那些刚刚举行过选举，所以通常会配备更多警察的城市)的犯罪率跟那些没有进行大选(所以也没有增强警力)城市的犯罪率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警力的增强到底会对犯罪率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结果：警力的增强确实能够降低犯罪率。我们可以再次回头分析一下，为什么当初美国的犯罪率会有如此大的上升。从1960 年1985 年，跟犯罪案件的数量相比，美国警察的数量下降了50多。对于有些人来说，配备更多警察被认为是一种违反时代潮流的行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增强警力的做法显然是代价高昂。当警察人数减少50的时候，犯罪分子们在作案之后被抓住的概率也会相应减少50。另外再加上法官们在宣判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仁慈，所以犯罪分子们作案时的顾虑自然也会大大降低。到T20 世纪90 年代，主流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强警力。这些警察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还可以抓住更多的罪犯，并把他们投进监狱。统计数据表明，在导致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警力的增强至少可以发挥l0的作用。但20 世纪90 年代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是警察的数量，就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警方同时采取了新的巡管政策。聪明的巡管政策能够制止犯罪，这种理论无疑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该理论之所以能够迅速为公众接受，是因为根据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观点，“它具备了很多成为传统智慧的要素：容易理解，而且不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该理论在纽约市尤为盛行，该市新上任的市长鲁道夫?朱丽安(Rudolph Giuliani)和他亲自任命的警长威廉姆?布拉顿(WilliamBratton)发誓要彻底改变纽约市的犯罪状况。布拉顿宣布实行一种新的巡管方式。他引入了NYPD 方案，根据该方案，任何人提出的新方案都会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布拉顿强烈要求下属们切实承担起责任。他们不再依靠老套的巡逻技巧，而是引进了很多高科技解决方案，比如说Comp Stat(一种可以帮助警方判断案件多发地点的计算程序)。布拉顿引入的最具吸引力的方案起源于著名的“破窗理论”。该理论的创始人是犯罪学家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Kelling)。“破窗理论”认为，即便是一些很小的盲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弥补的话，也会演变成大问题，比如说有人打破了一扇窗子，如果过了几天之后发现窗子仍然没被修好的话，他就会觉得打破窗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可能会打破所有的窗户进而烧掉整栋大楼。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布拉顿手下的警察们开始严管那些以前并没有得到重视的行为：比如说扒火车，随地小便，在红绿灯前强迫别人接受擦车服务(否则就抹脏别人的车窗)等等。大多数纽约人都对这些行为表示赞赏。他们尤其喜欢布拉顿和朱丽安的观点，“只有制止住这些小错误，才能有效地切断犯罪分子们生存的土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今天扒火车的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杀人犯。而那些在街上随地小便的人也很可能正准备进行一场抢劫。随着暴力犯罪急剧下降，纽约人开始对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纽约著名的黑人居住区，长久以来以治安不良闻名。译者注)的新任市长和他任命的长着一张斧子脸，满嘴波士顿口音的警长大加赞赏。可不幸的是，新任市长和他的警长并没有学会如何分享荣誉。就在纽约市的犯罪问题刚刚得到遏制之后，布拉顿而不是朱丽安登上了时代)封面，这下惹得朱丽安大怒，不久布拉顿被迫辞职。此时距离他荣任警长一职只有27 个月。新型巡管政策无疑对于纽约城的犯罪率下降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在实施了新型巡管政策之后不久，纽约成为美国所有大城市当中犯罪率下降最为明显的城市。杀人案件从1990 年的307人(以10 万人为单位)下降N2000 年的84 人，下降率高达736。可如果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新型的巡管政策实际上对于遏制犯罪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首先，纽约市犯罪率的下降开始于1990 年。到1993 年底的时候，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包括杀人案)几乎下降了20 个百分点。而直到1994 年的时候，鲁道夫?朱丽安才成为纽约市长。也就是说，早在朱丽安和布拉顿上任之前，纽约市的犯罪率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而所谓朱丽安和布拉顿的政绩，只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罢了。其次，在颁布新型巡管政策的同时，纽约警方的警力配备也大大增强，从1991 年一2001 年，纽约警察的数量增加了45 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整整3 倍。正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无论是否采用新型巡管政策，只要增加警察数量，犯罪率就会大大降低。据保守估计，单单是增加警察人数这一项，就可以使纽约市的犯罪现象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降低l8 个百分点。而如果我们把这l8 个百分点减去，从而计算出新型巡管政策对纽约治安的影响的话，你就会发现，纽约的犯罪率只下降了736 个百分点，只能达到全国的中等水平。(所以新型巡管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帮助降低纽约市的犯罪率。)不仅如此，在增加的新警察当中，许多人事实上都是在竞选中被朱丽安打败的前任市长戴维?丁金斯聘请的。而当初戴维?丁金斯之所以会增强警力，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将是朱丽安(前联邦检察官)。所以那些想把犯罪率下降的功劳归于朱丽安的人并没有错，因为正是朱丽安的政策主张促使戴维?丁金斯去聘请更多的警察。当然，最后所有的人都从这项政策中有所收益，而收益最大的，无疑是朱丽安本人。但最能够帮助推翻“新型巡管政策促使犯罪率下降”这一观点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20 世纪90 年代，几乎全美各地的犯罪率都在下降，虽然其他城市很少采用纽约新推行的巡管政策，更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如此大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可即便是在以犯罪闻名的洛杉矶，在20 世纪90 年代，犯罪率也开始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势头，而且其下降的势头丝毫不弱于纽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新型巡管政策不是一件好事。布拉顿的措施为纽约的警察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无疑应该受到表扬。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政策能够有效地遏制犯罪。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析其政策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比如说，这种政策在洛杉矶的影响(布拉顿在2002 年的时候被任命为该市警长)。虽然他在洛杉矶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呵布拉顿仍然公开宣称，他最主要的任务是：筹集资金来雇用更多的警察。接卜来让我们分析人们对犯罪率下降的另外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更加严格的枪支法令第二种解释：毒品交易市场的变化首先，枪支问题。每次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总是很难保持冷静。那些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士认为，美国对于枪支的控制过于严格了；而反对者们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人们会在枪支问题上如此观点迥异呢?所有的矛盾都起源于一个因素：枪支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们或许应该退后一步，先讨论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什么是枪?当然，它是一种可以用来杀人的工具，可从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层面上来说，枪支是一种破坏自然秩序的力量。一把枪可以彻底改变一场争论的结果。比如说一个强硬的家伙跟一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在酒吧里聊天，结果一言不合打了起来。显然，那个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很可能会被打倒，结果似乎已经注定了。可要是那位不是那么强硬的家伙手里有把枪的话，他就很可能会取胜。在这种情况下，枪支只会导致更多的暴力。我们再想象另外一种情况，想象有一个女高中生，一天晚上，她出去散步，突然碰到一个劫匪。如果劫匪手里有把枪怎么办?那些反对枪支自由的人可能会说根本不应该让枪支流落到劫匪手里；而支持枪支自由的人则会说女高中生身上也应该带把枪。(如果这位女生身上带把枪，并用枪把坏蛋吓跑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是枪支减少了暴力事件。)几乎所有准备抢劫的劫匪都会带把枪，因为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枪支黑市是如此繁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买到枪。事实上，美国民间流通的枪支数量要多于美国成年人的数量。几乎23 的凶杀案中都涉及到了枪支，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比例都要高。我们的凶杀率相应也要高出很多。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的凶杀案之所以这么多，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太容易买到枪了。研究表明，事实确实如此。可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枪支。在瑞士，政府会向所有的成年人发放一支来福枪，并允许他们自行保留。如果按人均计算的话，瑞士的人均枪支装备几乎高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可它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换句话说，枪支本身并不会引起犯罪。既然如此，用减少枪支流通的办法来减少犯罪显然并不可行。而且枪支跟可卡因、汽车或裤子不同，它是非消耗品，所以即便是取消新枪支的流通也并不具有太大意义(因为以前流通的枪支完全可以被继续使用)。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所有近期关于枪支的法令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对于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问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近期最著名的枪支法令是1993 年通过的布雷迪法案(BradyAct)，该法令规定，任何人在购买枪支之前，必须接受必要的犯罪记录调查，并要经过一定的考查期。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法令，可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一条法令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黑市交易足够发达的话，合法市场上的任何规范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枪支价格低廉，而且非常容易获取，所以那些想犯罪的人根本不会去合法的枪支商店里填写复杂的申请表格，然后再耐心地等上一个星期。所以布雷迪法案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遏制枪支犯罪。(一项针对在押重犯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之前，也只有大约l/5的罪犯会通过拥有执照的合法经销商购买枪支。)同样，其他各种地方性的枪支控制法令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说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都在犯罪率开始下降之前就实行r 枪支禁令，可这两个城市的犯罪率下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大多数城市。实践证明，在遏制犯罪方面，一个被证明确实有效的方式就是：对那些非法拥有枪支的罪犯延长刑期。可即便是这样一条法令，仍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被判非法携带枪支的人被判死刑，并能够得到实际的实施，枪支犯罪肯定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20 世纪90 年代的另外一项遏制犯罪的措施就是枪支回购。我们都记得这样一副画面：中间是熊熊的大火，一-群警察在焚烧枪支，周围是市长、警长，还有社区的活跃分子。这幅画面的效果非常不错，也可以形成一篇不错的社论，可事实上，枪支回购在遏制犯罪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那些被上交的枪支实际上都是次品或垃圾。对于那些准备使用枪支进行犯罪的人来说，政府用于回购枪支的经费(通常是50 或100 美元，或者加利福尼亚州为上交枪支的人提供的3 个小时免费心理治疗)并不能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事实上，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被交上来的枪支数量甚至达不到同期流通到市场上的新枪的数量。考虑到美国的手枪数量以及每年凶杀案的数量，一把枪被用来杀人的概率大约只有万分之一。通常情况F，每次收回的枪支数量都不到1 000 支，所以说，枪支回购对于犯罪率降低的影响微乎其微。还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枪支，但是要把它们发放到适当的人手上 (比如说上文中谈到的那位女高中生，而不是那个劫匪)。经济学家小约翰?洛特(John RLottJ r)是这一个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主要作品是一本名为枪越多，犯罪就越少(More Guns，Less Crime)的S，其中他谈到，当个地区中守法的公民可以秘密携带武器的时候，该地区的暴力犯罪现象就会降低。他的理论或许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如果一名罪犯相信对方可能会携带枪支的时候，他或许就不会去实施抢劫，而反对者们则认为洛特的理论过于理想化了。洛特已使自己成为枪支法令争议的焦点。他以“玛丽?罗什(Mary Rosh)”为笔名发表文章，在互联网上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罗什自称曾经是洛特教授的学生，并在网上对洛特教授的智慧、他的公正以及个人魅力大加赞赏。“他是我见到过的最优秀的教授，”“她”写道。“在课堂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名右翼理想主义者.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批学生，他们会参加所有他讲授的课程。洛特最后必须劝告我们去选修其他教授的课程，尽量多接触不同的学术研究风格。”可另一方面，没过多久，就有人揭发说，洛特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实际卜虚构了一些研究资料。无论这些资料是否是虚构的，洛特的假设似乎根本无法成立。因为当其他学者试图复制他的成果时，他们发现“允许携带枪支”的法令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犯罪。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条对于犯罪率下降的解释：毒品泡沫的破裂。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强效纯可卡因是一种非常强大，而且极易上瘾的毒品，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利润惊人的毒品市场。当然，我们也谈到过，在所有的毒品贩子当中，只有黑帮的领袖人物才能够真正发大财，但这只会让那些街头的小毒贩们更加努力的扩大自己的销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帮人不惜杀害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同帮派的人。为了争夺毒品销量较大的地盘，毒贩们甚至会发动枪战，暴力犯罪自然就会大大增加。一项研究表明，仅在1988 年，就有25的凶杀案跟毒品有关。跟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行为大约在l991 年开始消退，这会让很多人相信毒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毒品仍然非常流行。在美国，大约有5的犯罪行为跟可卡因有关(而在毒品最为盛行的时候，这一数字也只有6)；那些凶为毒品而光顾急救室的吸毒者的数量也丝毫没有减少。真正减少的，是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利润。许多年来，可卡因的价格n 一直在不断下降，而且随着毒品的普及，可卡因的价格也越来越低。毒品贩子们开始相互压低价格；利润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后，毒品泡沫就像纳斯达克泡沫一样，全面迸裂。(我们可以把第一代毒品交易商们想象成类似于微软的那些百万富翁们；而第二代毒品贩子则可以被看成是那些破产的网络公司。)随着老一代的毒品贩子们被杀死或被送进监狱，年轻的毒品贩子们纷纷意识到自己不值得为了如此低的利润去冒险。很快，毒品交易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毒品贩子们也不会再为了抢夺地盘而相互厮杀，更不会冒生命危险去买卖毒品。因此暴力犯罪现象自然也会减少。从1991 年2001 年，年轻黑人(他们在毒品贩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的凶杀案发生率下降了48 个百分点，年龄比较大的黑人和白人当中的凶杀率也下降了30 个百分点。(导致凶杀案发生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有些毒品贩子开始选择打伤对手，而不是杀害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甚至比杀人更能侮辱对方，而且杀人的量刑显然要更重。)所以说，毒品市场的崩溃对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犯罪率的下降有15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相比之下，在导致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暴力犯罪上升的所有因素当中，毒品交易所占的比例超过了l5。换句话说，抛开毒品本身所带来的危害不谈，由毒品引发的暴力犯罪现象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犯罪率下降的最后两条原因这两条原因都跟人口统计数据有关。第一条原因曾经被很多媒体引用，即：人口的老龄化。在犯罪率下降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理论。事实上，那些预言大街上将“血流成河”的犯罪学家们一直在鼓吹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而年轻人的增加又会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最终会将整个美国带入低谷。“就在不远的地方，潜伏着团乌云，等着吧，大风很快就会把它带过来，”詹姆士?威尔逊说道。“美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做好准备吧。”但从总体来说，青少年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太多，是威尔逊和詹姆士阿兰-福克斯这样的犯罪学家错误地解读了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人口发展反而呈现出了老龄化的趋势。如果我们从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可对于美国人来说，社会老龄化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毫无疑问，老年人成为罪犯的可能性通常都比较低；一个65 岁的老年人因犯罪被捕的概率通常只有年轻人的1/5。这也正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犯罪率降低”理论之所以能够被一部分人接受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性格会变得越来越温和，所以当老年人比例增加的时候，犯罪率自然也会降低。可经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对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下降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缓慢而微妙的过程，你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从一个青少年变成一个老年人，所以我们显然不能用人口老龄化来解释犯罪率的降低。但还有另外一个人口统计数据上的变化确实有效地降低了20 世纪90 年代的犯罪率。让我们暂时回想一下20 世纪60 年代的罗马尼亚。突然之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宣布堕胎为非法。在该法令颁布之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高于此前出生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表明，东欧和斯堪第纳维亚地区在20 世纪3060 年代的时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趋势。在大多数地区，政府并没有直接明确地禁止堕胎，只是规定打算堕胎的女性必须首先从法官那里取得许可。研究者们发现，当某位女性没有得到堕胎许可的时候，她通常会对出生后的孩子充满仇恨，根本不会为它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即便是在对收入、年龄、教育水平、母亲的健康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之后，研究者们还是发现这些孩子成为罪犯的概率要大于其他孩子。相比之下，美国的堕胎历史跟欧洲有所不同。建国初期，美国曾经宣布，允许那些还没有产生胎动(也就是在胎盘开始蠕动之前，通常是在怀孕l618 个月的时候)的母亲进行堕胎。l828 年，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宣布禁止堕胎的州；到了1900年，美国政府在全美范围内禁止堕胎。在20 世纪，堕胎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危险，而且通常非常昂贵的手术。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会有女性选择实施堕胎手术。而且她们也很少采取任何节育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自然也很高。到T20 世纪60 年代后半期，有些州开始允许那些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遭受强奸、性骚扰或对女性造成生命威胁的时候)怀孕的女性实施堕胎手术。到了1970 年的时候，美国有5 个州宣布堕胎合法化，并且在全州推行堕胎手术，这5 个州分别是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1973 年1 月22 日，美国最高法院颁布罗伊威德法令，并在一夜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根据最高法院法官哈里?布莱克曼的说法，那些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通常会遇到一些不利的情况：如果政府不允许女性实施堕胎的话，那给女性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照顾孩子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它将会影响到这位女性一生的幸福和前途，心理上的伤害也是同样巨大的。除此之外，那些因不幸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因为通常情况下，它们出生的环境都不会很好。最高法院说出了罗马尼亚和斯堪第纳维亚的母亲们长久以来。直想表达的观点：当一位女性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她可能还没有结婚，或者她的婚姻很不幸福。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