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书评 周立洁 笔者最近读到张振涛.doc

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书评周立洁笔者最近读到张振涛先生著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此书是作者扎根于田野，历时几年时间对山西省北部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等地区鼓乐传统与变迁的研究。近几年来，晋北民间音乐引起民族音乐学家的关注，对此地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相关著述有：韩军的五台山佛教音乐（2004）、景蔚岗的中国传统笙管乐申论（2005）、吴凡的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2007）以及陈克秀的硕士学位论文雁北笙管乐的调查与研究（1993；1994；1999）等。张振涛先生的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以下简称吹）一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长期地深入田野调查和亲身体会，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晋北地区鼓乐的传统与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书分为十个部分，绪论、尾声和正文的八章。绪论<追寻唢呐晋北鼓乐的平叙与深描>。第一章<乐队新组合>，作者讲述了在晋北农村的乐队革命，一个难以命名的乐队组合。第二章<双面鼓鼓匠与阴阳>，又同样都是吹鼓手，同样的乐器，同样的乐曲，同样的演奏，一个是为了挣钱的鼓匠，一个是迷信的阴阳，在同一个仪式中，他们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第三章<吹破平静滑家乐班>，作者讲述了一个农民家庭乐班出国演出的故事。第四章<年节文化与社火精神>，秧歌队、吹鼓乐队的游行和传统的旺火在政府的干预下体现着晋北特有的年节文化传统。第五章<庙里庙外空间秩序>，音乐不仅是“时间艺术”，还是“空间艺术”，乡村庙会背景中，音乐以全息形态真正展示出本色的“空间艺术”。第六章<旋棺与旋律>，旋棺仪式既是一种音声环境，也是一种音乐行为，这个仪式不仅体现了道教的灵活机制，而且光大了儒家的孝道精神。第七章<乐器>，晋北农村鼓匠称它为家具，体现了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乐器不仅是件响器，也是农耕时代传统技艺的体现物。第八章<宫调与曲目>。这一章是作者对晋北鼓乐音乐本体的描述。尾声<一支唢呐，一种文化的象征>，一支唢呐、连同唢呐发出的声音、连同常年与之搭配的乐班、连同常年如藤绕树的乡村仪式，延续着一方区域的文化记忆，是一方区域文化的象征。总体而言，吹是一部从区域文化角度进入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著述。作者综合运用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研究方法，以全新的视野，从变迁这个音乐史上不断演化出各种变奏的主题延伸开去，观察中国音乐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普遍的现象吐故纳新。作者通过长期深入田野调查、亲身感受，对晋北地区鼓乐的传统与变迁，进行了有机整合性研究，阐述了来自社会底层个体的生存境遇，也记载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过程中鼓匠群体的精神变迁史。纵观全书，笔者认为，吹除了具有用词简练，条理清晰，文辞流畅，学术观点鲜明，文风严谨等特点之外，本书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始终贯通“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这是此书成就的最大特色。作者从“民族国家”这一观念中看到了“国家在场”、“政府干预”对晋北人民实实在在的影响，“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始终贯通全书，这是其“新”处之所在，也体现了此书彰显的人格魅力。“民族国家”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提出的在人文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概念。他把国家形态分为三个时期：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时代、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国家”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特征是：法律观念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手段，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等。中国有着与工业文明发源地欧洲很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但在国家形态方面同样可以划分为吉登斯所总结的三个发展阶段，只是中国“民族国家”时代的形成是随着兴起于欧洲的第二次工业文明浪潮的世界性波及，由外部（西方世界）强制影响的结果。“民族国家”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对晋北传统鼓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改变了中国一千多年鼓匠传统的演奏方式、传承方式甚至思想观念，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在场”对文化变迁的巨大作用。又如大陆和香港，相同的母体文化，相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却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巨大差异也无不体现着“国家在场”的强大作用。作者运用社会学中“国家与社会”、“民族国家”“国家在场”的分析理念，与民族音乐学充分结合，透析“国家在场”对区域音乐文化晋北鼓乐的变迁产生的作用。应该说，没有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没有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对民间文化的强大制约作用，乡土社会和在其文化中生存的民间文化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强烈干预了乡土社会的秩序（P14）。马克·斯洛宾曾在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一种有关音乐空间的基本描写方式及词汇组“主文化、亚文化、交互文化”，其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里，主文化中包括“国家及其制度化的规章和立场”。作者正是运用“国家在场”的研究方法，很好的解读了晋北主流音乐文化的变迁。“国家在场”概念贯穿着全文的始终，晋北鼓乐班的大鼓，在政府的干预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场合、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和打击的鼓，规格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亮，这无不体现“国家在场”的重要性。又者，在晋北一直是受人歧视的鼓乐班，同样是这拨人，同样是这拨乐器，同样是这些乐曲，同样的地区，在以个体行为为代表的丧葬仪式上和以国家行为为代表的年节仪式游行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区别，这又是“国家在场”的巨大作用。作者现实而客观的记录了在“国家在场”和“政府干预”的影响下，晋北鼓乐发生的种种变迁。不管这种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弊，我们都应该客观的分析，客观的记录，这是我们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工作品质。作者这种客观、诚实、严谨的工作作风，是我们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二、来源于乡土，实践于田野深入田野，既是本书成就的坚实基础，也是本书方法论实践显现的基本特色。亲历的“知”对于我们意义重大，这就提示我们在做研究时，必须要辩证的看待实践。我们不能仅仅以“局外人”的角度来做记录、访谈、观察，还要以“局内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与民同乐。在第二章第一节乐班生活录中，作者正是以局内人的身份身居其中，融合“主位客位”的研究方法，融入晋北鼓匠的生活方式，与乐班人员同吃同行，记录乐班生活的点点滴滴。作者详尽的记录了每个乐班的人员组成、等级归属和晋北地区庙会活动时间，附有图表31个，图片132幅，使读者一目了然的了解晋北鼓匠传统的学艺方式和生活状态。作者还与乐班鼓匠一起，演奏电子琴，这种“乐”与参与其中和“忘我”的精神是每个民族音乐学者应该学习的，适当的“忘我”，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升华我们的研究工作，完善我们的个人品格，适当的“排除”“预先”知识，有利于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不断去弊”，彰显无限的意义。作者在对晋北地区生活、文化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选择性的对个体乐班进行采访、调查。作者整合“微观+宏观”的研究方法，把滑家乐班作为微观个案来叙述，通过长时间艰苦的田野考察和深入的民居生活体验，与滑家乐班鼓匠相处，融合局内人的角度，亲身体会，不仅采录了宝贵的一手资料，而且追踪乐班鼓匠的生活，记载了当今社会鼓匠群体生活的精神面貌。作者通过对这一微观个案的研究，透视整个晋北音乐文化的变迁。这提醒我们，民族音乐学不仅要通过系统详尽的田野工作来阐释和展现某种音乐事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尽可能的在长期考察的求知过程中形成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适合的研究方法。作者通过观看仪式，访问、座谈和参与的方法，获得了双视角的体验，更深一层的看到问题的本质。又明确在文中提出，应该采用民俗学和人类学所提倡的“双窗口”、“双文本”、“双视角”的叙述方式来阐述音乐事项（P28）。作者仔细的透析了鼓匠们演奏时所用的各种“行话”和对乐器的不同命名，乃至“家具”的解析，他认为，这些看上去与音乐毫无关系的术语，这种包含传承方式、技术规范、收费均价、行业崇拜的“行话”，实际上就是晋北鼓匠的音乐观念。他们每个人都懂得专业音乐家所谓的乐器是什么，所谓的唢呐是什么，但他们以更朴实更贴切的术语，描述着他们手里的各种“家具”、各种局外人很难听懂的“行话”。他们的这种音乐观念，无不透漏着中国旧社会对鼓匠歧视遗留的传统风俗和鼓匠们的聪明智慧。作者正是由于长期的田野实践，以这种“局内人”的身份身居其中，以双视角的视野细致观察，才更清晰更透彻的解析了晋北鼓匠的音乐观念。三、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去研究作者不仅仅只是研究音乐的音声，研究所谓的“八大套”音乐，而是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去研究。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利亚姆于1966年在其文民族音乐学讨论和范畴的界定中提出：民族音乐学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后于1977年，进一步提出：“把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作者正是运用梅氏这种“把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方法，才展示给读者信息量丰富、视野宽广的作品。作者在第四章中用一章的篇幅描述晋北地区的年节文化与社火精神，这是一种伴随音乐成长的文化，它与晋北鼓乐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可以说没有这种年节文化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晋北鼓乐，相反，没有晋北鼓乐，也就不可能产生这种如火如荼的年节文化，也就不会有晋北地区特有的社火精神，这是一方人民的信仰，是他们的传统，更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作者通过唢呐的旋律，解读了旋棺仪式的文化内涵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晋北人观念中的遗留；通过乡村寺庙中的仪式音乐，透析了庙里庙外三种音乐组织的空间秩序；作者运用申克提出的音乐分析法，通过对历史潮流中乐器的前景到背景的分析，明确的解析晋北鼓匠传统观念中“梅”和“笛”的关系，这是对晋北音乐文化很有价值的解读。作者把唢呐看做一种文化的象征，它就像天安门一样，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日复一日的渗透到中国人的意识底层。唢呐也是一样，连同唢呐发出的声音，连同常年与之搭配的乐班，连同常年如藤绕树的乡村仪式，也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延续着晋北人的记忆。唢呐一响，这种文化记忆就被激活，传统情味就缭绕耳边。它一次又一次提醒观赏者和聆听者，一套“家具”连同发出的动静如同每天吃到肚子里当地产的五谷杂粮一样，滋养着当地人的文化体质。（P455）正是作者这种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把唢呐看作一种文化象征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吹的成书品格。让读者耳熟目染的了解晋北地区的鼓乐传统以及其文化内涵，正是作者这种全面的视野，才不至于让读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方音乐就是一方文化的代表。用作者的话说：“一套乐器、一套音色、一套景观、一套文化。”（P456）纵观全书，不难发现，正是作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工作作风、及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充分体现和有机结合，造就了这部著作。另外作者以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作学问一定要认真、扎实，而且切勿不能以音乐家的身份理解、命名调查者的音乐。比如我们我叫了几十年的“晋中管乐”实际上当地人称之为“音乐会”，“西安鼓乐”的原名实际上是“水会”、“铜器社”，这些名字都是颇有意义和研究价值的，我们给它起的那种温文尔雅、学术性很强的名字会误导局外人对它的理解。作者运用平叙与深描的写作方法，将晋北的传统音乐和文化内涵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叙述方式上，作者除了采用梅里亚姆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和雷斯的“分析程序形成过程音乐学目的人文科学目的”四级归属模式之外，更多的借鉴了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文化变迁”、“西方冲击”、“道德经济”、“仪式音乐”等概念。当然，这部优秀的作品也存在遗憾和不足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班门弄斧，对此书提一两点建议。以笔者拙见，此书是一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著作，在第八章中也阐述了乐器的宫调理论和曲目，这样很有说服力，但如果作者可以在书后附部分谱例或音乐光盘，以便让读者更清楚的了解晋北鼓乐，用心感受它的“音声”，则会更完美。另外，笔者发现，书中尚存在印刷错误之处，如书中“不用规格的唢呐”应该是“不同规格的唢呐”（P433）。当然，瑕不掩瑜，这些并不妨碍此书在晋北民间音乐研究方面的重大价值，它将在不同程度上给读者带来新的视野和体验。在以后的研究中，这部从历史民族音乐学角度出发描写晋北音乐文化变迁的著作将会彰显它更大的价值和无限的魅力。参考文献：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版。2 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色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版。3 艾伦·帕·梅里亚姆著,穆谦译,陈铭道校,音乐人类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版。4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版。5 王铭铭：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