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几次拆迁事件.doc

历史上的几次拆迁事件汉武帝搞拆迁 如果不考虑建国以后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话,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拆迁应该发生在汉武帝时期。 话说西汉建元二年,汉武帝为了扩建上林苑,在首都南边画了一个圈,“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下同)就是说,他把长安县城以南、秦岭山脉以北、县城以东、蓝田县城以西范围内的农田、民房、山岭、河流、森林、坟墓都划进了拆迁范围,然后让有关部门统计人口、评估地价,准备来一次大移民。 我手头有一套中国历史地图集,翻到西汉地图,发现汉武帝画的这个圈几乎覆盖了六个县,横跨京兆尹和扶风郡两个中央郡国,东西长达二百公里,南北长达一百五十公里。再查汉书地理志,当时京兆尹常住人口是六十八万人,扶风郡常住人口是八十三万人,汉武帝计划拆迁的人口占这两郡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将近四十万人。 让四十万居民给汉武帝一个人腾地方,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你得做好补偿安置工作,让被拆迁者有饭吃、有房住,跟拆迁之前比,生活水平只能更好,不能更差;其次,中国人一贯安土重迁,尤其老年人,总觉得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你给的补偿再高,他们也不愿搬家,所以还得做好劝解说服工作。 汉武帝要拆迁的六个县是当时土地最肥沃、人民最富裕的发达地区,汉书上说,“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一金相当于当时的主要货币三铢钱一万枚,是基层公务员好几年的工资。所以汉武帝要是制定补偿标准的话,每占用农民一亩耕地,至少得补偿一万枚三铢钱,六个县的农田不下三千万亩,一亩地一万钱,三千万亩就是三千亿,而把汉武帝在位时铸造的全部三铢钱拿出来,也凑不够二百亿。也就是说,他手里的钱远远不够给农民支付耕地补偿,更别提建房费、迁坟费、过渡费、搬家费了。补偿既然困难,劝说工作就更难做了,本来人家就不乐意搬家,你还不给人家钱,傻子才配合拆迁。 这事儿要是放到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让一个没有“魄力”的领导来办,估计就黄了。幸好汉朝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汉武帝更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领导,这厮号称雄才大略,再难处理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是怎么完成拆迁的呢?“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以偿、杜之民”,在其他地区划了若干荒地,让大伙自己开荒、自己盖房,一分补偿都没给,就把六个县的四十万百姓全给“安置”了。 汉书上说,被安置者很不高兴,“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年轻人郁闷得要死,老年人哭得要死。但是,没见一个人说不。 我觉得这个历史场景非常奇特:四十万被拆迁者受了汉武帝的欺负,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抗议,除了哭鼻子抹眼泪以及背地里骂娘之外毫无作为,这说明当时的汉朝人还是好欺负的。既然好欺负,那汉武帝就忍不住去欺负欺负他们看到手下有这么一帮好欺负的子民而强忍不欺负,这对领导的道德要求未免过高。 乾隆的阳光拆迁 当年满族人刚进北京,没地方住,于是顺治皇帝想搞一场大拆迁,让内城市民搬出去,给旗人腾房。内城市民当然不愿意搬,于是朝廷制定了三条政策:老房子还想再住的,可以连砖瓦带木料一块儿拆掉运走,自己换个地方重建;如果觉得运砖运瓦太麻烦,愿意空手出门,可以领到一些补偿款;要是既不想拆房又不愿领钱,赖着死活不走,那也没关系,等着挨刀。这三条政策等于给出了三条道儿:要么自己动手拆房子,要么让政府动手拆房子,要么让政府把你宰了然后再拆你房子。反正不管怎么说,最后都是要拆你的房子。 每回读史至此,我都忍不住想起圣经旧约里耶和华老师对大卫说的话:“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与你。”乍一听好像给了自由选择权,民主得很,其实哪条选择都是让你死。 像这样把人往死路上逼的强制拆迁,清政府搞过很多次,不仅在北京搞过,在四川和宁夏也都搞过,每次都是将原住居民迁走,腾出地方给旗人盖房子,建成一座又一座的“满城”。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常讲清朝初年的圈地运动,其实清政府的罪行除了圈地运动还有拆房运动,其暴力程度比今天你在新闻中见到的那些强拆事件犹有过之,不信您去翻翻顺治实录或者康熙实录,一股血腥味儿便弥漫于纸上。 进入乾隆朝以后,满族人大概住安稳了,圈地运动和拆房运动渐渐少了,这时候的清政府虽然仍在继续搞拆迁,但是跟清初相比实在文明得多。举个例子,永定河您知道吧?这条河经常改道,曾被称作是“黄河第二”。乾隆十六年,兼管永定河治理工作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向乾隆汇报说:“河北省永清县(今属廊坊市)有十几个村的村民在永定河故道上盖房子,哪天河流泛滥,这些村民是会被淹死的,地方政府多次劝他们搬走,他们就是不听。”乾隆批示道:“查实愿迁,即给与房价;其不愿者俱令出具甘结。”(乾隆实录卷389)愿意搬的话就给他们补偿款,如果不愿意搬,让他们在协议书上签字,将来被水淹了责任自负。方观承按乾隆的批示去做工作,多数村民都表示接受拆迁,只剩董家务(今属永清县韩村镇)和惠元庄(今属永清县澜城镇)两个村子的村民不想搬。三年之后永定河果然泛滥,“董家务、惠元庄居民瓦土草房悉被淹淤。”(乾隆实录卷466)乾隆倒不幸灾乐祸,他说这两个村子的百姓以前想不通,现在遭这场大水,应该想通了吧?“宜乘此时给予搬移之资,务令迁徙堤外。”(同上)于是趁这个机会发给他们补偿款,让他们搬迁到安全地带。 愿意搬就搬,不愿搬就等到你想搬的那一天,决不强逼任何一个“钉子户”,这乾隆的拆迁政策真是人性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算得上是“阳光拆迁”了。 也许您会把这次“阳光拆迁”归结于乾隆的人品,夸他是仁德之君。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拆迁的动机不一样,以前顺治拆迁是为了给满族人腾地方,对他们满族人有利,所以拆迁工作做起来特别有激情,宁可逼死钉子户也要将拆迁工作进行到底;而乾隆这回拆迁是为了不让老百姓淹死,是纯粹从公益角度出发的,所以拆迁起来就显得不那么有激情。 我的意思是说,真正为了公益的拆迁是不会沾血的为了公益而已,组织拆迁的官员又拿不到好处,没必要让自己手上沾血。 民国拆迁 旧上海邢家桥路一带有片小区,叫作“宜乐里”。宜乐里有两排房子,房子里只住房客,不住房东。那么房东是谁呢?是一家涉足房地产开发的华资企业,叫作六合公司。六合公司开发了宜乐里这个小区,把小区里二百多幢房子分割出租给了几千户房客,每年靠租金吃饭。你知道,以前开发商开发住宅往往不为出售,只为出租,这种情形滥觞于隋唐五代,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主流。 本来呢,几千户房客按时且足额地交着房租,跟六合公司这个大房东相处得并不赖。可是后来房租大涨,六合公司就想把宜乐里拆掉重盖,改成高层公寓的形式,以便容纳更多的房客,收取更多的房租,但房客们不干了。为啥?他们知道六合公司把宜乐里改成公寓后,房租必定上涨。 按说这种矛盾不难解决:六合公司赶走房客,拆房重建,等于是中途毁约,需要给租期未到的房客们一些补偿。可是这六合公司太抠门儿,一分补偿不给,还硬赶房客搬家,双方就僵那儿了。 民国十三年5月1日,六合公司重金请出租界工部局的骑警和巡捕出面逼迁。租界工部局出动了十六个骑警和三十七个巡捕,六合公司雇佣了一百五十多个流氓,这群人真枪实弹向宜乐里进发了。 事后据华文报纸调查,拆迁那天共有五名房客伤亡,其中一名房客被打折双腿,一名房客被流弹击中头部,还有一户房客的小孩被活活打死针对上述暴行,华文报刊一致声讨,租界内发行量很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却说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暴动”,而且是“无知煽惑者之不负责任的宣传运动所造成的”,另外拆迁当中“并没有一个租户受伤或被粗暴对待”。看来无耻是不分国籍的。 归纳起来,民国时这场拆迁跟现代拆迁有四点不同: 一、现代拆迁都是开发商拆别人的房子,而民国这次拆迁却是开发商拆自己的房子。 二、现代的钉子户都是业主,而民国这次拆迁的钉子户却是房客。 三、现代发生暴力拆迁事件,往往是业主在网上自己发布新闻,而民国这次拆迁却有大批华文媒体竞相报道。 还有一点不同我没讲:就是在民国这场暴力拆迁中,公务人员直接出面充当打手;而现在的暴力拆迁场面里,冲在最前面挥舞大砍刀的都是黑社会打手或者临时工。 【选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