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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研究 摘要本论文采用福柯对知识/权力的分析论述作为理论依据,探讨冷战后国家行为体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下,如何通过行使话语权力来主导国际交往行为。概括而言,研究的主题和意义是提供一个能解释后现代社会的话语权力观,以及话语权力在实践操作上的参考框架。论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工作:探讨话语权力中硬权力和约瑟夫?奈有关软权力的权力来源、权力的形态、结构及运行模式;分析话语权力如何通过国际机制、官方外交、国际条约、跨国传媒、民间文化等话语文本,建构符合行为体利益的社会现实和国家身份;并借鉴话语文本分析法的论述,强调在权力的操作过程中,着重隐蔽的手段、灵活的言说技巧和表达时机的话语权是一种隐权力,可以成为提升国家势力的杠杆,令国家间的交流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以达到实践国家利益的目的。与此同时,国家在行使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可以协助建构一个更加平等、公义的世界秩序。关键词:话语权力、软权力、话语文本、话语霸权The Study of Discursiv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bstract This thesis seek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discursive power understood as the ability to achieve desired outcomes through persuasion based on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capabilities. It sets out to examine the concept, nature,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 of discursive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ichel Foucaults knowledge/power theory will be re-appropriated to describe the way how truths are discursively produced and sustained in institutions, mainstream media, academia, and mass culture. Joseph Nyes soft power theory will also be drawn to further explore how state actors exercise domination and control over others by setting agenda, shaping other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through legitimate hegemony and employing invisible, non-violent and pervasive exercise of subtle power to advance a balanced multiplicity of force relations. In the end the thesis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more reflexivity in building a just and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 words: discursive power, discourse hegemony, soft power,knowledge/power theory目录导论 一研究的主题与意义2-14页 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4-18页第一章 话语权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 第一节 什么是话语权 25-29页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知识及权力作用 29-31页 第三节 话语霸权的理论回顾31-33页 第四节 话语权的特性、形态、实践及权力模式33-39页第二章 话语权的权力来源 第一节 国家行为体的硬权力48-59页 第二节 国家行为体的软权力59-66页第三章 话语权的权力结构 第一节 制度话语权 74-117页 第二节 媒体话语权 117-122页 第三节 学术话语权 122-128页 第四节 文化话语权 128-135页第四章 话语权力的践行-两次海湾战争个案分析 第一节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话语权力结构及运作 146-156页 第二节 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的话语权力结构及运作 156-177页第五章 中国的话语权力建构 第一节 中国话语权力的来源 186-193页 第二节 中国话语权力的结构 193-225页结论 233-238页 导论国际社会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全球化现象,国家内部事务与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界线日趋模糊,世界被压缩成为一个地球村。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加深,强化了彼此在经贸、文化、通讯、安全与财务等领域上的互动,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了沟通管道多元化的现象,构成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间权力重塑的后冷战格局。全球化也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政治、军事等议题不再垄断国家政策的核心议程,经济安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这个局面对于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重大机遇。全球治理问题也促进了许多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唯一的行为体,各式各样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对国际事务的参与逐渐增加。科技的进步同时压缩了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增强了这些组织的沟通能力,使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升,形成了政府之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正式或非正式的多渠道联系。在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话语在建构国际关系上的作用日渐强大。各国通过话语来维持合作和解决分歧,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使得话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争夺权力的斗争亦成为争夺话语权力的斗争。权力是可以经由话语建构而成的虽然国家无法建构现实,但可以用话语来演绎现实。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视乎它们如何利用不同领域上的话语文本,对具有话语支配力量的国家作出配合与适应抑或抵御和反抗。在国际社会领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尤其关注利用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跨国传播的优势,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上,保持对国际体系的驾驭能力及领导能力。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占据了无可争议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传媒、区域主义、信息革命及公共外交等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国家如何通过话语在国际交往中主导发言权,藉着提升话语权力优势,以维护、争1 取以至提升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上的利益,在国际关系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一、 研究的主题与意义 (一)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领域上,昀早提出有关话语权力论述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把话语秩序的命题置于权力理论之中,对话语权力的研究被视为后现代权力观的思想圭臬。福柯认为“权力的机制和战略在历史上从未得到仔细、深入的研究,而被研究得更少的是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相互的影响”。1 福柯的词与物专注于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强调历史是由一系列的“认识”和“权力分布”所组成。换言之,权力是各种力量集结而成的关系场域,在这些动态而多样的场域当中,产生了范围广阔却不稳定的支配效应。“话语是言说者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对方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2 可见话语以及话语文本并未能构成任何意义,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系统如法规和秩序守则等规范了意义的建构,并体现在制度和组织的话语实践当中。因此,研究话语并不是要分析语言的要素或诠释符号的意义,而是要揭露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生产新的他者,“他者”是通过历史与权力支配下的论述所建构,“只有对历史脉络、社会情境与权力主体作出分析,才可以揭露文本中被界定为他者的角色如何被塑造成为共同知识,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3 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并非认同制度化的机制,而是要否定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力,他认为权力关系网络具有分散性和多元性,并非限定在由上而下的垂直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压制与反压制、支配与反支配的循环。社会是由不断发生变化的团体所组成,社会阶级因为不断变化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合。权力只有在局部、区域性的制度中,才能突破组织及规则的限制,并产生作用。所有不合法的权力都是一种压制,所以福柯要检阅所有支配话语权力的控制机制。4 路易?麦2 克内Lois McNay和詹姆斯?斯洛格莫顿James Throgmorton指出,福柯赞同学者在其话语权力研究上拓展至国际关系的层面,强调福柯是以一系列外在的社会力量来解释话语,包括了权力在控制、选择、组织及分配的过程;并且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把论述转化成为知识,而话语的表达技巧就是使用合适的言辞成功说服受众。5福柯离世的时候,冷战尚未结束,互联网的时代尚未降临,全球化的论述尚未成为主流,但他的话语权力观对于理解当前的国际社会现象,站在今天的时代坐标来看,仍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其中后现代主义者受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影响颇深,他们认为“权力造就了知识,所有知识依赖于并加强现存的权力关系。所谓的真理其实是具体话语中的一种陈述,是权力关系使某些话语和话语中产生的真理具有主导性质”。6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中任何一种权力运作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话语象征性交换活动,并提出符号资本和权力场域理论。符号资本是指由个人威权及魅力组成的合法性权威,知识是拥有建构效力的符号权力的工具,必须依靠符号系统才得以运作,往往具有一个吸引力的故事和演绎故事的方式。权力场域理论就是指某种类型的资本的特定分布结构,拥有不同资本数量的人在场域中占居不同的位置,为了争夺对于合法的权力形式的定义而展开斗争与抵抗,例如“媒介场”。整个社会世界就是诸多场域集合而成的一个网络,场域之间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7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或称话语霸权理论,认为知识分子组织起制度和社会关系,将其世界观转化成具支配地位的思潮,通过政治社会的霸权使隐含的价值话语以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公民社会家庭、学校、工会、政党、报刊和文化团体来取得认同。8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权力颠覆思想质疑一切以中心话语权力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指出语言具有多义性,文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真理”只是人对世界的不同阐释,话语可以令到文本所反映的“现实”不断再现,从而达到控制、操纵、说服的目的。9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吸收了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提出3 了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思想,指弱势文化被迫屈从于更高一级的文化的安排,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关于东方形象的话语,即西方描述、想象和评论的东方。10 萨义德的论述具体说明了利用话语建构意义的实践过程,揭示了对话双方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国家行为体如何通过官方及媒体话语建构敌对他者形象,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此外,同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同样反对使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其中于?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传播信息的网络是一个不断衍生出一系列相互重迭的国际的、国家的、地区的、本土的和亚文化的公共领域”。11 他的话语民主理论,或称交往权力理论,主张以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约束人与人的关系,用相互理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国际关系中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虽然哈贝马斯的构想在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交往的乌托邦”,但是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福柯和哈贝马斯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此外,厄尼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蔷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融合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主张以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取代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概念,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系统,社会利益和社会身份都是由话语体系组合,是多元而不断变化的。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等社会解放力量是由激进民主的话语实践而构成,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边缘性。12 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对平等的话语权作出补充,提出以信息主导国际关系的“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论述,认为“权力关系帮助建构一种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社会秩序,权力的不平等使各行为体在交流的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不过是讨价还价,只要话语的参与者之间满足非等级的条件,就可以认为行为体之间具有平等的话语权”。13 布赖恩?玛比Bryan Mabee则把话语霸权放到国际系统中的等级制度进行研究,认为美国使用武力把价值观和制度强加于人;成为良性力量的关键在于使用抑或滥用霸权,也就是采用非正式的阶级统治来行使强制于人的霸权,抑或利用多边主义取得其它国家的共识来施行领导霸权。14 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则指出了话语权力的限制,美国通过推广多边主义、自由市场、民主、自治及人权等价值观,缔造4 一个符合自己及其它国家利益的霸权系统,先发制人的政策却引起盟国的怨恨和憎恶,是美国使用话语权力来合法化其霸权理念的一项失败之举。15 话语权力关系具有互动、多元、常变的特质,然而玛比和罗宾逊的论著并未有探讨霸权和反霸权互相抵制的动态过程,以至其它国家如何通过机制的权力抗衡美国霸权式的话语力量,至于共识霸权的论述对研究话语权力的运作模式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事实上,话语权力的研究可以从语用学和社会学的层面上进行探讨。国际关系学者较多采用语用学的批评话语分析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从语言角度探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外交政策,通过对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概括出权力在不同话语文本中的运作过程。在这些学者大量有关语篇体裁和文本的分析当中,亦有部份专著特别探讨了话语的实践场域,比如,托伊恩?A?梵?迪克Teun A.Van Dijk在话语结构和权力结构一文中,他把话语归纳为指令式控制话语Directive Control,如法律、规则及指引等、制度话语Institutional,即说服形式的话语,如广告、叙事性话语Narrative,亦即民间社会的文化话语,如电影,以及规定性的话语Prescriptive,如专家建议及学术话语,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话语权力结构的研究雏型。16 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在话语及全球化一书中结合了批评话语分析与文化政治经济理论,将建构全球化程序的话语分成五个范围,分别为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国内组织、非政府组织政党、跨国企业、慈善机构、国际媒体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学术分析理论解释及诠释及民间社会;可以见得,费尔克劳的看法与梵?迪克的观点有多处互相借鉴的地方。至于在个别领域上的话语权力研究上,例如制度话语方面,费尔克劳亦强调了社会机制对话语的影响,他在话语与权力中指出,所有话语都是由一套机制所规定,而机制本身则由权力的社会关系所界定。17 乔安娜?索恩博罗Joanna Thornborrow则借用福柯有关权力关系网的论述和尔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把权力置于社会交往的层面上来讨论机制话语,?就广播节目、新闻专访以至教育机制等话语文本作出了较详细的论述,18 但索恩博罗并未有把话语权力关系放置于国际范畴上作5 更深入的探讨。法兰克?史塔克Frank Stark则强调制度是建构在社会性话语之上,而修辞可以被视为权力的子类别,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对话中的说服力量改变社会的机制,重新建构国家的行为。19 费雯丽?史密特Vivien Schmidt亦是长期专注于研究国际制度的学者,他认为意义是话语的内容,而话语就是传递意义的互动过程,其研究的创新地方是在新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制度主义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探讨制度如何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而话语制度主义关注的是行为体如何利用文本在制度中建构政治行为和意义,同时着重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的过程。20 在媒体话语建构方面,亚历山大?布兰德Alexander Brand、罗杰?福勒Roger Fowler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分别提出了他们有关媒体话语对建构社会现实的主张。布兰德认为媒体的主要特征是其建构话语权的能力,塑造行为体的观念,以及巩固话语文本所传递的意义。他采用了话语建构方法Discursive Constructivist Approach,指出半岛电视台是一个话语斗争的场域,美国与中东利用媒体建构反恐话语,本身是南北对抗关系的一个缩影。他又以联合国世界信息社会高峰会为例,指出话语权力斗争在于界定峰会的决策权,通过确立规则来重塑南北国家之间的结构失衡。发展中国家主张互联网应该由政府间组织国际电信联盟来管理,美国、欧洲和日本则认为改革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影响了强国的话语权。21 福勒认为所有的意义和论述都是一种社会性建构,任何对世界的陈述都是从特定理念立场所塑造,所谓的真实事件都是一种再现的论述,根据不同社经背景的意识型态所建构出来,并非本质上具有新闻价值,因此,通过对新闻论述的分析,可以揭露隐藏在话语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建构,并从而挑战现存的政治支配力量。22 至于菲斯克则运用了符号学方法研究霸权如何利用电视话语文本建构意识形态,以及观众如何解读电视,并在解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和社会身份。23 布兰德、福勒和菲斯克的论述跟研究媒体话语权力的学者的基调相同,亦是研究话语权力中有关媒体话语文本的重要论著。此外,尚有大量学者关注到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治理决策上的角色和影响,以及在跨国互动沟通中的力量和所使用的策略,亦是研究民间文化话语的重要参考。246莱纳?汉森Lene Hansen参照福柯探?史的谱系学方法来研究外交政策,指出权威话语的作用是把外交政策合法化。美国霸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话语霸权,构成权威话语的文本可以分成三个部份,第一是政治领导人的权威话语,是通过承担用权的责任及行使或分配其权力来达成,领导人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社会责任的威权领袖。第二是探勘式的媒体话语,例如揭露重要的政治新闻材料,而这些材料必须被证实为真确的信息来源。第三是社会上小说类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历史和事实等个人亲身体验建构而成的主观叙事形式,能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国家身份。汉森探讨了美英两国如何利用官方制度、媒体、学术和民间文学等话语建构“人道责任”、“种族灭绝”及“文明冲突”,及波斯尼亚的国家身份。他特别强调旅游日志等民间话语可以挑战官方话语的权威,而话语的解释权还需要考虑到国家战略利益及军事实力等物质因素。25 后现代主义被指没有明确说明世界权力政治在打破了旧的权威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合法权威和共识,26 汉森对权力话语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合法权威是由权和责两者结合而成的一种权力,并且阐述了学术话语和民间文学话语的建构作用,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探讨话语权力结构的参考路径。汉森还特别关注到权威话语的建构不仅源于拥有知识,还有把权力意图隐藏在知识生产当中的技巧,例如知识娱乐化就能有效促进言说者和接收者更紧密的关系。27 汉森承认他的个案没有分析到流行文化的作用是其不足之处,但他对不同领域话语文本的研究,以及对话语权力运作过程的探讨,确实是未来进一步研究话语权力结构的重要参考。塔恩?夏佩德Taryn Shepperd参照汉森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冷战后中美外交事件中的话语文本,研究两国如何在意识形态重大分歧下,建构彼此的身份和利益,并维持相对和谐的关系。 28 贾尼丝?马特恩Janice Mattern分析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个案,指美国利用国际机制来巩固盟国的支持,通过话语权力建构和英国的共同身份,让双方对事件产生共同的期望、预测和行为。29 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从话语生产角度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观察两者是如何通过话语而确立并再次定位、诠释及改写。30 托马斯?迪亚兹Thomas Diez则提出了一个话语建构方法来探讨欧洲治理,认为欧洲形象是由发展、知识、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构成。31 轩历?拉尔森7 Henrik Larsen就英国和法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作出比较,引证欧洲、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性质等概念足以解释两国当时的政策取向。32 夏佩德、马特恩、迪亚兹和拉尔森等人的个案研究,对于建构他者身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参考苏姗?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探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时提到的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一种具有隐蔽性及难捉摸的权力,是通过生产知识、获取知识或制止对方得到知识,并控制传输知识的渠道而实行,并不容易驾驭,而高科技信息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知识。信息有助促进经贸发展、企业商机、公共服务的水平,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各国政府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均要求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他亦提出了“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是“使他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决定游戏规则、构造行为体之间政治经济关系框架的权力,而联系性权力则是“使他人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斯特兰奇的论述较早关注到“知识”的建构作用,和多边贸易体制中“界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可以说是提供了一种分析非物质性的权力因素的重要思路,以及探讨话语权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趋型。33 其后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 1990 年于定能领导:美国权势的变化性质中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进一步为话语权的权力来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他认为权力是指“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和奖励来使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如运用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的“硬性命令式权力”;而软权力是指一种使对方受共同价值、责任感所吸引而决定其偏好的“软性同化式力量”,如利用文化的普世性、意识形态、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决定政治议题等抽象资源及无形的好感来引导他人,或使他人无法表达喜好和选择,从而达到自己的预期结果的能力。简单来说,硬权力是使用武力逼迫别人屈从,软权力则以个人的诱惑力让别人自愿跟从。软权力与硬权力是两者之间彼此增强,而运用软权力可以降低推行硬权力的成本而使硬权力变得更易为人所接受。34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软权力的基础上提倡宁静权力8 Tranquil Power,是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干涉为手段,以倾听和劝说为原则的改革力量。 35 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则提出弱权力Power of Weakness,主张用与人为善,而非自以为是的威吓态度来促成改革,是一种无权力的权力。36 两者均主张互相尊重彼此的不同,并接受较好的标准,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37 从两位欧洲学者的言论可以见得,硬权力被置于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美国滥用军事力量损害了其霸权地位,越追求军事力量就越快失去其作用,依靠利诱和恫吓的霸权力量是浅而窄的,而欧盟依赖条约和法规的力量则是深而且阔,后者属于一种廉价、持久、有效、越来越吸引的无形力量。他们的论述固然是为了欧盟能够主导国际事务而提供理论依据,但同时亦丰富了对权力内涵的诠释,特别是把权力视为具有防御、抵抗侵略的性质,更加着重权力的隐蔽性,即使没有明确使用,但已经发挥了实质的作用。诚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言,“你要手拿一根大棍子,又懂得轻声说话,这才算是聪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没有涵括国家形象、政治稳定性、领导能力及信息表达能力,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继续探索权力内容的空间。约书亚?科兰兹奇Joshua Kurlantzick为软权力的定义作出补充,认为软权力是泛指军事力量以外的其它一切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以及在国际机构的参与度等非物质性的权力,而经济力量还应包括经济援助和市场开发等诱因。38 沃尔特?米德Walter Mead在软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锐权力和黏权力的概念,他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一种锐权力Sharp Power,其它国家意图抵抗就会感到被尖锐力量针剌一样,被迫跟从美国指定的方向行走。美国的经济政策及制度则是一种黏权力Sticky Power,以经济诱因吸引其它国家向美国趋附,并被美国主导的制度所围困,一旦美国经济衰退,其它国家的经济亦会遭受波及和影响。以价值、观念、习惯等为内容的软权力,结合了锐权力和黏权力就构成了美国维持霸权的三种力量。39 马特恩则认为软权力是由经济及军事力量而取得的道德优越性,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质性的优势能力。一方通过剥夺、压制另一方的身份,使其失去自我选择的偏好的所谓软权力,并不是一种令人自愿接受的文化吸引9 力,应被改称为“再现性权力”,所谓“自我”其实是通过特定的话语文本再现出来,是对“他者”的“自我”表达的一种强制性改造能力。40 综观而言,几位学者提出经济援助和市场诱因等因素,反映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现实,探讨权力的类别、再现性及物质性,都是对软权力作出有力的延伸,提供了一个探讨权力的新视角。然而,他们并没有再进一步分析如何运用物质性的硬权力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话语权力,又或深入探讨如何利用非物质性的软权力来实行再现性权力,这一不足为探讨话语权力的结构和运行模式提供了研究空间。在 1999 年之后的几年,约瑟夫?奈陆续补充他对软权力的解说,表示软权力是着重于信息的说服力、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41 他在 2007 年提出聪明权力Smart Power,一种由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而成的力量,需要巧妙地通过吸引力、说服力,结盟力的运用来平衡硬权力。他特别提到政治领导人需要具备情景智商,即“个人对环境的适应、选择与塑造的能力”和“说故事的能力”;42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来看,其实就是“利用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说服的力量实际上是话语权力的具体表现。约瑟夫?奈还强调个人的魅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软权力的重要元素,并提到要引入中国思想家老子的学说作进一步探讨,但他在多篇论述中都未有就话语权力作出过任何相关的解释,或深入探讨过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如何结合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力量,以取得在国际事务上对其它行为体施行具指导力量的话语权。根据福柯的话语权力概念,权力运作具有隐蔽性特征,行为体通过精巧、微细的技术建构一个令对方认为符合彼此共同利益的现实。国家提升话语权的相对优势,关键在于通过了解对方的意图,藉着熟练的言说技巧,和掌握话语的表达时机,将“信息”重新诠释成为所谓的“真理”,使对方不自觉地受到思想观念的控制,并按照本国的意愿和利益行事。由于这种力量是由硬权力和软权力等物质和非物质基础转化而成,并藉着隐蔽的手段和阴柔的表达方式发挥刚强的领导力,以取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更确切来说,应该是一种隐权力Subtle Power。(二)中国大陆及港台相关研究状况10 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话语权对国际秩序的建构作用,自从1999年开始有了第一份与“话语权”相关的文献,便呈现每年不断递增的现象,在2003年新增了100篇,2005年新增了241篇,2007年有439篇,而2008年则新增了540篇;截止2009年初,有关话语权的期刊论文共有1967篇,但当中少于10%是与国际关系的命题相关,而这些文献主要是探讨媒体话语权、网络话语权和国际产业市场的定价权,另外亦有一些学位论文关注到双边关系中在特定领域的话语权。43 概括而言,中国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是争夺话语含义的场所,话语和物质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有相互建构的关系。话语权是以话语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意愿的权利,又是影响他人乃至政策决策的权力与手段。掌握话语权的根本力量依然是国家,平等的话语交流有助建构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研究话语权力必须把所有文本联系起来,并放在生产、传播和消费所处的社会环境,才能探讨符号含义对国际关系研究所产生的意义。44 吴一敏认为话语权是指权势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它话语的表达,以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民间社会,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权势集团的言论。他特别关注到西方国家通过学术术语包装的价值预设、研究范式来形成精英共识,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来影响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及社会大众。45 李希光认为,软实力是对国家所占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的转化能力,转化的过程就是话语权的运用过程。他建议中国政府要学会运用政府、学界、媒体和民间的资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其价值观。他们有关权力的渗透和转化形式,可以说是进一步探讨话语权力结构的基本模式。46 阮建平同样指出话语权与物质权力相连属,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上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取决于主要大国参与对话的意愿。发展中国家要先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推进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为促进与西方的平等对话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47 刘永涛和纪玉华对话语权力作进一步的概括,前者把语言定义为一种影响人类感知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言通过表达和制造含义而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形式。他以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为例,说明不适当地使用语言与制造冲突紧张之间的因果关系,看似客观的安全政治问题往往是国家之间话语诠释和建构的产物,亦是制造彼此之间深刻敌意和冲突的来源。48 后者则指出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再现或更新的直接关系就是话语权力。49张羿指出后现代企业知识与文化成为真正的“权力话语”,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社11 会中的产权模式、组织结构、经营模式、企业哲学,认为当品牌一旦形成传播文化内涵的权力,就会同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对公众和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跨国公司的文化扩张过程中,跨国品牌将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50 田海龙和张迈曾对比了语用学和社会学在话语权力不平等关系上的研究,总结出话语权力是具有社会现实的创造力量的本质特征。他们指语用学以话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视话语权力为个体行为,关注到直接社会情景中的话语交流,只是涉及到话语权力研究的表层;而社会学视话语权力为机构行为,强调话语权力的隐蔽性和变化性,语言具有权力是因为言说者身份的合法性。51 事实上,语用学的研究亦具备了揭露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隐蔽手段,以及精细、微妙的说服力量。例如,晏小萍针对机制话语而提出了话语权力中的隐性特质,强调谈话参与方非对等的话语交流是通过机构角色的定位和话语角色予以实施,此种操控行为通常不被人们察觉而是想当然地接受和认可。52 郑华亦借鉴了福柯和德里达的理论,以批判性话语分析法透视中美领导人在冷战期间对双方权力、利益、威胁、意识形态、国际地位等认知,指出话语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与利益密切相关,但这些论述亦非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话语权力的机构行为。53 综观中国学者有关话语权的研究,鲜有对言说者的合法性身份作出较详细的讨论,以及对机构行为作出过大量深入的分析,这亦令到探讨制度话语权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空间。中国尚有大量研究集中分析在政治过程中的语言现象,以及在不同领域上的话语权力的论述,探讨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政策的体现,例如,潘丽萍和张剑荆等的外交话语权、陈敏直、陈堂发和宗庆后等的传媒话语权、毛?铮与李海涛、宁荣生及王耀龙的网络、博客话语权及广告话语权、王涛和刘利、张路光 的文化话语权,王廉等人的经济话语权、张羿的后现代企业权力话语、赵立新探讨国际知识产权的规则制定话语权,以至陈丽江的新闻发布会的话语研究等等。总括来说,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话语权力的论述颇多,涵盖的层面亦相当丰富,但是大多数由于篇幅所限,以至未能就话语权力作出更深入的探讨。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大量文献当中,出现了较多分析话语霸权的文章,例如甘均先、朱明权、邱斌和胡凤飞和刘涛的论文,马敏有关话语霸权基础的结构功能,马丽蓉对西12 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和王子昌对美国建构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分析。54 甘均先以福柯的话语权力论作为基础,对18、19世纪的法国、英国和20世纪时期制造的东方主义话语,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话语霸权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讨霸权话语的权力逻辑和非霸权话语的抵抗策略。他指出霸权话语需要全球性霸权作为支撑,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话语都是以对方作为镜像来认识自我,并以打压对方来确立自我的优越性。霸权话语必须主动退让并与非霸权话语进行对话,双方才可能摆脱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55 朱明权从理论、历史和政策三个视角解读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背后根源,强国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能否克服权力的傲慢而谦卑内敛,在实现战略目标时能否抵制诱惑而不滥用权力。56 马丽蓉沿着从霸权到话语霸权再到认同的逻辑思路,对西方霸权语境下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霸权必然发展为对话语权的争夺以获得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强势设置传播框架、引导全球议题及营制舆论环境,令到受众对国际事件的观感多掺杂了西方霸权政治及其学术的立场和观点,“恐伊症”蔓延全球是文化霸权的产物。57 刘涛认为国际权力结构不仅没有平等化,更没有实现真正的文明化,反而是权力的支配关系更加隐蔽,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