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文化冲突中的移民犯罪.doc

初级文化冲突中的移民犯罪透视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移民迅速上升。我国跨国移民以及国际移民向我国涌动的现象伴随着各种冲突,双向移民中的移民犯罪显著增加。在犯罪情况日益明显的今天，研究犯罪的原因对于防止和矫正犯罪，有了很强的需求性。在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犯罪的防止和矫正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从初级文化冲突的视角来分析移民犯罪的根源以及试探提出解决由于初级文化冲突引起的犯罪的方案，以期对我国的移民犯罪问题有所帮助。关键词：移民 初级文化冲突 犯罪 原因犯罪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系统，犯罪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有多种分类方法。犯罪原因是指引起和影响犯罪发生的各种事物或现象。犯罪原因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犯罪原因：犯罪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广义犯罪原因：狭义犯罪原因 + 犯罪条件 + 犯罪的相关因素。 在狭义的犯罪原因中，所谓的社会原因是指引起和影响犯罪发生的各种社会因素。所谓个体原因是指引起和影响犯罪行为发生的个人方面的原因。它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而文化冲突理论正是属于犯罪的社会原因。文化与犯罪的内在关系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文化，包括建筑、艺术、工具、思想、行为、制度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包括物质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制度。文化具有社会性、持续性、群落性、传播性和传递性等特征。文化冲突，是指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异质文化接触、碰撞而产生对抗的现象。任何种类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文化传递常常使特定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得以延续下去。在传递过程中，文化中的规范意识会逐渐演化为具体的社会行为规范，渗透到每个人的个性行为中，所以它影响人的观念、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当不同的文化在传播中相遇，便会因冲突与对抗而引发犯罪现象。文明时代的人是高度社会化的人，“文化是人赖以社会化的前提条件，人们创造了文化也受制于文化” 陶连生：文化误读与行为失范，载于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3 期，第16 页。，其行为受到各种文化形式的限制。“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影响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取向” 张连举：文化解读与经济犯罪的二律背反，载于政法学刊2000 年第3 期，第31 页。一种需求的满足往往要以抑制和牺牲另一种甚至数种需求为代价，当有人不愿付出此种代价时，就会冲破某种文化的限制，实施破坏对该文化形式并且达到该文化形式下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程度的行为，也即引发了犯罪。 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 Sellin）是规范文化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1938 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Culture Conflict and Crime）一书奠定了他在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研究中的鼻祖地位。文化冲突与犯罪是研究文化适应与犯罪行为关系的理论著作，其核心观点是刑法是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 ) 行为规范的表现，社会主流文化的主体是传统的中产阶级文化。中产阶级文化有其特定的内涵，下层阶级和其他特殊种族群体也有其特定文化内涵，上述两种文化内涵的差异是冲突产生的基础。刑法是中产阶级规范的体现，用以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而犯罪则成为下层阶级的文化。文化冲突的核心是规范文化的冲突塞林认为，“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法律的定义，把它们作为犯罪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或成分，违反了科学的。一项基本标准。科学家必须有界定自己术语的自由。” 索尔斯坦. 塞林著：文化冲突与犯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3 页。犯罪学家不仅应当研究非法行为法律规定的犯罪，而且也应当研究违反群体规范或行为准则的所有行为。应当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文化，或行为规范(conduct norms) 的概念来取代法律对犯罪的定义。规范文化是在一定状态下，某一类型的人们所遵从的特定的行为方式和规则 索尔斯坦. 塞林著：文化冲突与犯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 页。是某一社会团体对其成员行为的指导和限制原则。违反了这些原则便会对其所属团体造成危害。在多元的社会中，一个人隶属于许多团体，如家庭、学校、工作单位、俱乐部、交友团体等，因此，规范文化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遵从了某一团体的规范文化（如交友团体）就可能造成违反另一个团体的规范文化（如社会）的结果，遵从了下层阶级的规范文化就可能违反中产阶级的规范文化。在许多情况下，下层阶级的行为者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即体现中产阶级的利益的法律），他实际上遵从的是下层阶级的规范文化而已。文化冲突的前提：文化冲突的前提,塞林认为在单一同质社会里，这些行为规范中的许多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社会合意。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在各种集团行为规范之间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明确简单的社会合意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文化冲突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文明发展的副产品。文化冲突有三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是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社会团体或群体，不存在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的个体；第二，绝大多数团体都具有自己的文化规范(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法律意识)，不存在着不属于任何社会集团的文化规范。第三，任何个体的行为准则都是他所处的社会集团文化规范的体现。犯罪则是不同社会团体的不同文化规范之间冲突的结果。在具备文化冲突的前提下文化冲突产生后可以分为两大类，这种分发也是塞林最具特色的成果。塞林的“初级文化冲突”(primary cultural conflict) 和“次级文化冲突”(secondary cultural conflict) 是他的犯罪学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地方，并为犯罪学的原因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所谓“初级文化冲突”是指二个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初级文化冲突通常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发生:(1) 在不同文化区域，或文化圈相互接壤的中间区域发生。(2) 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某一文化圈的规范文化以强权为背景，向宗主国文化圈扩张时，文化冲突易发生。(3) 在移民的过程中，某一文化圈的成员移居到另一文化圈之后，会与当地的规范文化发生冲突。所谓“次级文化冲突”是指在同一地域，或同一文化圈内部，由于文化的发展分化出若干种不同的亚文化，它们各自形成其独特的文化规范时，文化冲突易产生。分化出来的亚文化既包含有主流文化( 中产阶级文化) 的成分，也包含有与主流文化不同甚至冲突的成分，而法律只保护符合主流文化的行为。当人们按照亚文化行动时，就会发生次级文化冲突。甚至构成犯罪 张荆. 关于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的研究与评价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6）.。这两种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与个体犯罪的关系上则共同表现为文化冲突被内化，规范文化冲突加剧，使行为者的自我同一性解体，进而诱发犯罪行为。中国移民现状-伴随中国国内外移民与外国常驻中国人均稳步增加移民犯罪数量上升。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向海外移民数量可能达450万人以上;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这两个数字出自15日上午在北京发布的首部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蓝皮书。 由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华侨华人蓝皮书引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的数据:自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49.74万人。加上因配偶、子女探亲或移民等事由出境,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留在当地的30多万,通过留学途径出国并转为移民的人员总数在60万以上。在对外移民中，日本是很热门的目的国。东京人口首次突破1300万。这是日本从2010年10月开始实施的国情调查得出的结果。此次调查结果显示：与2005年上次国情调查的结果相比，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和单身家庭大幅增加特别“显眼”。在东京居住外国人中，中国人数量最多，达到96208人。本文就以日本为代表浅显分析初级文化冲突的表现。 本土规范文化的变形与移民犯罪的关系研究发现，移民文化圈有着不同于本土文化、也不同于移居国文化、独特的规范文化，移民文化圈不可能有像国家那样的强制执行力，但它似乎通过文化圈的舆论，即对属于该文化圈的人们的行为的评价，来影响移民的行为。在日中国人文化圈中，某些规范文化与中国本土的规范文化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  （一）对特定犯罪的价值标准判断     在分析在日中国人关于对赌场犯罪合理化中，笔者谈到，伪造老虎机磁卡在中国人中使用非常普遍，仅1996年一年就使日本的两家磁卡公司损失了630亿日元 。众多的来日中国人大量购买各种盗品，大量使用伪造磁卡，无疑成为了一种无声的社会舆论支持了这些犯罪行为，并使这类犯罪大胆妄为，并走向集团化。 这些现象在中国本土发生似乎是不可能的，最起码高学历的人们会顾及自己的名誉，不会主动光顾这些“盗品店”，不会大量购买那些伪造磁卡，而且，这类犯罪行为会很快被人们检举揭发。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在日本的中国群体中出现，并且持续较长的时间，说明群体的价值判断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文化圈中的某些规范文化发生了变形。(二)对特定犯罪行为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的法文化以及其他的规范文化中，似乎找不到“应该窃盗”和“同情窃盗”的内容。中国的传统的伦理规范甚至极端化地强调：“马瘦毛长，人穷志不短”，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盗窃也是可耻的，最起码是一种失“志”的行为，而“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可以说，窃盗是犯罪，偷东西是可耻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价值判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连少年儿童都懂得的最基本的是非观念，而在日本的中国人文化圈中“应该不应该盗窃”，“应该不应该同情同胞盗窃行为”，却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它说明中国传统的规范文化，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在移民移居日本的过程中，在日本的中国人文化圈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形。这种变形使与移民联系最紧密的中国人文化圈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对在日中国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舆论抑制机能大大降低，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偷渡犯罪的判断更加复杂，偷渡者本人，偷渡者故乡、移民文化圈、两国政府等不同层次的评价判断，评价判断得差异主要原因是偷渡不同于盗窃、抢劫、强奸等犯罪有直接的被害者，偷渡在程度可以视为无被害者的犯罪。当然也可以说偷渡的被害者是被偷渡的国家，该行为侵犯了其国家主权，蔑视该国的出入境管理的法制度，扰乱入国管理秩序，破坏了该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但是，实际上许多偷渡者是怀着“靠双手、靠劳动创造新生活。”的信念飘洋过海，他们辛勤打工，并没有侵害他人利益。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打击偷渡行为。如前所述，1997年5月日本再度修改入管法，新设“集团偷渡助长罪”，加大对打击偷渡、非法滞留和非法就劳的打击力度。朝野上下一致抨击偷渡行为。     在中国，偷渡到国外被遣送回国,如果不是组织者，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符合刑法第322条，即“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罚金。另外，依照刑法318、319、320、321条的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的；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死亡的；剥夺或者限制被组织人人身自由的；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检查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1999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就共同协助预防金融经济犯罪、偷渡犯罪等达成协议。2000年8月中国政府在上海、福建、大连、江苏等省市展开大规模打击偷渡犯罪的活动。初级文化视角下解决犯罪的方案试想。中日在初级文化冲突下对犯罪的入罪、构成、情节、量刑方面均有突出反差。这只是移民犯罪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国际化情形下研究初级文化冲突以防止和矫治犯罪有重要价值。本人从初级文化冲突方面考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来解决移民犯罪的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具有人才选择和识别机制的出入国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保护外国人的平等权利包括相关法律的修改；利用文化圈的中介组织，缓解不同文化的冲突；保障各国非法移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建立相关的司法协助制度；探索宗教现代社会的有机结合，立法行政各方面给予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