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的进步——论死刑的取消.doc

刑法修正案八的进步论死刑的取消刑法修正案八从提出到制定和通过，一直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酒驾入罪和死刑的取消的反响尤为巨大。我国在97年全面修改了刑法以后，由于司法实践和惩罚犯罪的需要，先后通过了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和补充。当社会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对刑法的修改符合与时俱进的观点，不断的将危害较大的行为纳入刑法中进行调整，能够很好的保障人民的利益，也因此树立了刑法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刑法制度是宪政制度的组成部分，但其是通过国家刑罚权介入犯罪人的权利的与义务中，是不同于其他法律的，刑法对人权的的保障直接体现在对被告人权利的干预，刑法中规定的死刑对被告人权利的对抗尤为严重。一直以来，对死刑制度的讨论都没有停止过。纵观世界各国规定和执行死刑的力度逐渐变弱，严刑峻法已经不再是各国所采取的主要形事政策。作为世界潮流我国对死刑一直坚持“少杀，慎杀”的政策。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自79年刑法颁布后第一次削减死刑，凸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改变了以往死刑罪名上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情况，这13个取消死刑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少使用的，在整个刑法罪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修改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国际上废除或减少死刑的趋势。修正案八这样的修改完全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对死刑的逐步废除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犯罪人的生命权得到保障刑罚的本质是对犯罪的惩罚，而死刑的法律本质是对犯罪的最严厉的惩罚，是对犯罪人生命权的剥夺。修正案八在死刑上最大贡献是第一次作出了取消部分罪名死刑的决定，在经济类非暴力犯罪中，修正案八规定的13种犯罪具体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犯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这些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人处以死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在涉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死刑已经不能阻止犯罪人前赴后继了。死刑在中国立即废除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是由于中国一直以来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民众对与犯罪都保持着憎恨的态度，对犯罪人一般都是抱着给予重罚的态度。早在中国古代对重型一直是统治者所热衷的，认为给予被统治者以重罚甚至是让其丧失生命才是对犯罪人的最好惩罚，“去奸之本，莫深如严刑”就是最好的表现。报应主义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理论，在现实中，司法往往会对民意妥协，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由于民众情绪较大，法官通常会给犯罪人以重型甚至是死刑，在经济犯罪中，民愤较大的案件犯罪人被判处死刑的比比皆是。这对犯罪人而言是否会造成权利的的侵犯？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人并不加以考虑，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的民意对司法的干涉，但我国的刑法条文规定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取消部分经济类犯罪的死刑是必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死刑的滥用，尤其在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取消死刑从正义和功利的角度上看都是对生命权的尊重，也不会影响刑法的权威性和公众的情绪，同时避免了法官判案的尴尬处境。可以说取消的死刑在根本上保障了犯罪人的生命权。二、 刑事政策的不断完善随着对我国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刑法手段效用及局限的认识也在深化，同时因国外刑事政策研究成果的不断引入，广义的刑事政策观形成，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以组织犯罪斗争或抵制犯罪的综合艺术或战略，集中体现反犯罪策略，系统集成反犯罪机制，全面整合反犯罪主体为本质内容。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除了基本的刑事政策，还针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作出了具体的刑事政策。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就是一种具体的刑事政策，所有的针对经济犯罪的作出的策略和对策都称之为经济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罪名多数以严厉为主，在经济犯罪中处以死刑也较普遍，刑事政策的制定通常主要是严厉政策，尤其我国的严打政策，出现这样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现实所决定的：（一）、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致力与发展经济，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这就要求刑法对经济犯罪的严厉打击，死刑的适用无形中被扩大化了。（二）、经济犯罪的趋势决定了具体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在一定时期主要是由犯罪总量的增减，犯罪形式的变化，犯罪的产生于消亡所决定的。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各方的利益不能都得到满足，社会出现贫富差距，经济犯罪的发生率提高，在这之前经济犯罪少，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就少，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制假售假，走私骗税，金融诈骗等犯罪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为此出台的相关法律相应的增加了经济犯罪的死刑，在刑事政策上出现了多次“严打”，在“从重从快”原则的作用下，死刑的实用大幅度增加。我国的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用于应对犯罪，指导刑罚适用的方针和手段，“严打”整治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严打”是具有中国特色司法实践的策略。针对经济犯罪我国一向采取的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的严厉打击，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面对不断出现的经济违法行为，及时调整刑事政策，打击犯罪保护合法的权益是必要的。从整个刑事政策的发展来看，严厉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也具有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刑事政策过于严厉，处罚手段上重刑罚手段而轻非刑罚手段。由于受重刑主义的影响，在制定刑事政策时过于追求对犯罪人的惩罚，认为对犯罪人处以重罚甚至是死刑就可以达到刑法的震慑作用，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效果，在决定刑罚时，司法实践往往考虑刑罚方式，对犯罪所得依法没收等非刑罚方式会忽视，造成整个经济犯罪刑事处罚的不适当。另一方面，刑事政策过于注重对犯罪的事后惩罚，轻犯罪的预防性。刑事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应对日益严重的犯罪的形势，由于较强的针对性，刑事政策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具有广泛性和示范性，而严刑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