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官文化.ppt

春秋与史官文化,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因掌管天文术数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际，孔子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从而使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战国史官参与了战国士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士林价值观。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史官文化概念提出,由范文澜先生提出，他在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关于学分南北的观点影响下，分别以史和巫概括南北文化的特征。中国通史简编：“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又说：“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可见范先生所说的史官文化实际上指北方文化，这可以说是一种泛史官文化观。这种泛史官文化以崇尚实际，重视人事为其基本特征。本文所说的史官文化并非从北方文化特征角度来认识史官文化，而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阐释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从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阶层为主体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指借助于史学阐发的思想文化观念。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冯天瑜、周积明著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史官的起源,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又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刘知几认为史官初建于黄帝，虽于史无证，但从周代体制之发达、史官文化之丰富来看，史官起源甚早，而且周代以前必已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由于史料的缺乏，完整地描述史官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是不可能的。,“史”字构形,“史”字的构形问题，是研究史官起源的重要方面。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定说。许慎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将“史”字解释为“记事者”，这一点是符合汉代实际的。例如，司马迁所著史记，最早就被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后来简称为史记，也就是史官所记的意思。,但是，许慎解释“史”字构形中的那个“中”字，认为意指公正，则颇有问题。因为公正体现的是一种观念，不可能用手去握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中”为薄书,自清至现代，不断有学者对许慎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江永。他认为，这个“史”字所从之“中”，应是指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故诸言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薄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薄书也。”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秋官,“中”为简册,清末学者吴大徵则认为“中”是指史官记事时所用的简册：“史，记事者也，象手持简形。”（吴大徵说文古籀补）罗振玉根据甲骨文字形的特征进一步论证“中”是简册：“中象册形，史事等字从之，非中正字。”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423页。,此外，马叙伦、谢彦华等人则认为“史”字所从之“中”是笔的象形。参见胡厚宜殷代的史为武官说引，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沈刚伯说“史”认为，“史”字所从之“中”为笔与简册两物的合写：“以手持中之中乃象笔与简之形”，“史为载笔执简之人，换句话说就是写字的人”。载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一册。,“中”为器皿,清以来，除将“中”释为书写工具以来，还有学者将“中”释为用以盛装物品的器皿。如阮元，他认为，史所持之“中”应是在射礼中用来盛“算”（古代用以计算的一种条行筹策）的一种桶形器具：“中，射礼所用以实算者，以手执之，奉中之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5,射礼,射礼有四种。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王国维在阮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中”不仅盛装射礼中用以“舍获”的筹算，而且也盛装用语书写的“简册”及各种薄书，因此“中”也就成了简册与薄书的代名词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66267页。,以上释“史”，其出发点都是以“史”为说文所说的“记事者”。虽然不失为一种途径，但其中显然有较大的缺陷。因为使用简册或刀笔一类的书写工具进行记事的活动，是比较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一定就是初造“史”字时史职人员的主要职事。事实上，从先秦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等资料来看，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责十分广泛，远非只是记事一职。除记事以为，举其大者，则有观象授时、卜筮占梦，典礼作相、策命布令，甚至领兵作战、会盟合约等。因此，如果要从史官的执掌来探索“史”的造字本义，仅仅从记事一职出发，显然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史官的职责,史官职守，范围广泛，种类繁多。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在我国，最迟自商代开始，已有了“史官”的设置，甲骨文中所见之“贞人”，就是当时的史官。史官在王的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等。西周、东周亦皆置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代的史官制度已经较为完备。周代史官的职守包括文职、馆职、礼职、“天”职、史职。,文职包括：文秘：策命（书写、宣布册命文书）、会盟（将其过程及重要内容记录在案）、律法（登录狱辞文书、宣读刑书）、聘使（书写聘使文书、宣读聘使礼单、在出使过程中负责向使团宣布、申明誓命文书、记录朝聘过程和礼品交换）；参谋咨询：周代史官负有为周王、诸侯、群臣提供咨询服务的职责；文字管理：对文字进行统一。,馆职包括档案管理（档案分类、保存）、文献典藏（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户籍管理（保存原始户籍档案、保管国家户籍总簿的副本、选择族嗣、管理氏姓）。礼职：周代史官所掌礼仪，计有祭、丧、觐、射、军、燕、冠、籍等多种。“天”职：从事多种与早期宗教及巫术相关工作，包括巫术、占筮、祭祷、制历颁朔。,史职：包括监察和史记两个方面。所谓监察，即周代史官负有监察君王、群臣及百姓之职，其主要内容就是记事编史。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周代史官行使监察的手段与方式有秉笔记录、献古今善败（史官掌文献典藏，遂得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总结出各种教训，并得以监督、约束君王及大臣的行为）、叙百官职事监察群臣（监察百官的政绩、管理官员的编制）、以礼监察（史官既掌礼，遂也负担了根据礼制的规定监察普通人言行的职守）史官行使监察之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史官记事监察，甚至不受最高统治者的约束，而是“君举必书”。顺则书其顺，逆则书其逆。在他们秉笔记录，行使监察之权的时候，无论谁都不得不接受其如椽大笔的最终审判。因为“天子无戏言”，成王便不能不封叔虞于唐；因为“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身为正卿的赵盾便不能不以弑君之名存于春秋之中。在权臣肆虐、危机四伏的春秋时代，史官仍能以血肉之躯维护着其监察权力的独立与完整。,史记：周代史官行使监察之职，主要通过其记事编史来完成。史官们记录君臣的言行、王朝及诸侯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及教训。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为太子开列的各种教材中，有春秋、世、语及故志等。其中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戒其心”，又有“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史官记事编史的原则是秉笔直书，形式则包括记言与记事两种。至迟到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史官记事，已经形成了相互赴告的惯例。因此重大事件往往各国史官都有记录。但诸侯不告则不书。鲁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入主晋国，春秋经文不书此事，左传解释云：“不书，不告入也。”杨伯峻注：“晋文不告入，故鲁史不书。”,春秋与“春秋笔法”,上古三代时期文化与政治合而为一，帝王不仅是政治而且也是学术的领袖，由此而实现政治统一、道术统一、教化统一。早期史官文化即是这种王道政治的产物，它代表了当时官学的学术成就。西周以后王道文化传统衰微，春秋霸主相继执盟坛牛耳，他们的着眼点在政治而不在文化。孔子在春秋末年的出现是中国史官文化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按照战国秦汉人的说法，孔子在王道衰微的历史条件下作春秋明王道，划然与当时的霸主统治分道扬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从表面上看，孔子的春秋与晋国的乘以及楚国的梼杌没有什么区别，都讲的是齐桓、晋文一类的春秋历史事件，都是以史书形式出现。实际上，春秋与乘、梼杌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孔子所“窃取”的“义”。按照儒家后学的说法，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许多微言大义。由于害怕受到政治迫害，所以这些微言大义没有写出来，而是由孔子口头传授给弟子，再由弟子口口相传。后人将这些微言大义、寓褒贬于记事的写作手法概括为“春秋笔法”。,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最早言及“春秋笔法”的文字，也道出了“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微而显,“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凌之类是也。”疏曰：“辞微而义显”。春秋成公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氏是氏族名，因侨如奉君命出使，为了尊重君命，故侨如前冠以“叔孙”称谓，即叔孙侨如（奉君命）前往齐国迎亲。下文称侨如，而不称叔孙侨如，是因为侨如迎接夫人归来，为了尊重夫人，所以只称侨如。称谓不同，尊重的对象就不一样。,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以自亡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恶梁”。不说秦国灭掉梁国，而是指责梁君虐待百姓，民不堪命，四散而逃，实梁军自取灭亡。左传僖公十九年：“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宫沟，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春秋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杞国受到他国威胁，齐桓公不能救，率领诸侯在缘陵筑城，把杞国迁到缘陵。桓公不能率诸侯救杞，是缺点，所以不记修城之人。以上三例意在说明春秋“微而显”，即用词不多而含义明显的书例。,志而晦,“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疏曰：“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大意是说，桓公及戎在唐地相会，两人相会推让，不肯作盟主，会不成，故称公至自唐，即点明相会之地，而不说盟会成功。,倘若三国以上结会，则一人为盟主，其余二人听命，结会成功，就不称至自某地，而用“会”字表示盟会成功。春秋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就是说，在出兵问题上，同志之国事前参与谋划的称“及”；事前未参与谋划又不能不出兵的称“会”。所谓“志而晦”，即记载史事，用词简约而含义隐微是也。,婉而成章,“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婉，曲也。辟，亦作“避”。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这里主要讲的是避讳，通过委屈之辞以达避讳之意。如春秋僖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又春秋僖公十七年：“夏，灭项。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会。”表面上看，记鲁僖公于淮会盟诸侯，次年灭项国，自九月而归。其实，个中委曲都避而不谈。,左传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原来鲁僖公于十六年十二月于淮上会诸侯，次年出兵灭掉项国，齐桓公因此将僖公扣留。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女，因僖公被扣，同年秋，遂与齐桓公相会于卞城。这样，鲁僖公才于九月被放还鲁国。声姜上演的这场“美人救英雄”的剧目，孔子避而不谈就属于“为尊者讳”。,又春秋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据孔颖达正义可知，鲁国之许田与郑国之枋田乃周天子所赐，按周礼是不能互换的。所以从维护周礼的角度出发，不能说是交换，只能说用璧来借用许田，假者，借也。谷梁传则云：“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这种隐晦的笔法就叫“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所谓“尽而不污”就是尽其事实而不纡曲。“污”同“纡”。春秋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即用朱漆漆桓公宫内的柱子。按谷梁传，天子诸侯之屋柱用微青黑色，大夫用青色，士用黄色，用赤色者为非礼。故而春秋加以实录。,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即在桓公宫内椽子上雕刻花纹。据谷梁传，按礼制天子宫内的木桷要经过砍削和打磨；诸侯宫内的木桷也要经过砍削和打磨；大夫屋内木桷只须砍削光滑就可以了；士的屋内木桷只砍掉木棍的根须就行了。因此，在木桷上雕刻花纹是不符正规礼制的。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按礼制，车与戎服，乃在上者所以赐与在下者，故诸侯不用以贡于天子。而“天王使家父来求车”，当属非礼的行动。,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杨伯峻先生引周礼天官玉府郑注云：“古者致物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春秋曰：齐侯来献戎捷。尊鲁也。”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曰献捷，亦曰献功。据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可见，齐侯把戎虏献给鲁国是违礼的。所有这些都是直书其事，不加隐晦。,惩恶劝善,“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此例是说善名必书，恶名不灭，以期达到惩劝之作用。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来奔。”春秋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春秋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判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正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判人，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彰，所以惩罚恶人，劝奖善人。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具论此事，其意甚明。盗与三判人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春秋五例”作为“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修辞原则与方法。前者为目的为功用，后者为手段为方法。就修辞原则而言，又可分为二类：一为直书其事，“尽而不污”者是也；一为微婉隐晦，“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者是也。微婉隐晦又可分为二类：出于避讳者，“婉而成章”是也；非出于避讳者，“微而显”、“志而晦”是也。“微而显”与“志而晦”同中有异，所同者，措辞之简约也；所异者，褒贬之显隐也。,春秋三传释旨,孔子作春秋明王道的说法被人们认同之后，在战国秦汉之际出现春秋三传，其中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今文学派，而春秋左氏传为古文经学。另据汉书艺文志，尚有邹氏传和夹氏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两家遂成绝学。,公羊传,公羊传作者据说是子夏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子孙口头相传，至西汉景帝时其后代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之于竹帛。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习公羊传。董仲舒著书推扬公羊传，影响很大。公羊传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解说春秋，着重阐发“微言大义”，特别强调王道“大一统”思想。公羊传的重要注释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唐许彦公羊传疏、清陈立公羊义疏。,谷梁传,谷梁传，作者谷梁赤，也是子夏的弟子。谷梁传也是西汉才著于竹帛，属今文经典，汉初有瑕丘江公传于鲁申公。谷梁传的重要注释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清钟文丞谷梁补注。,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按照春秋编年顺序记叙春秋时代的历史。左传的重要注释有：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释，是现存最早的、流传最广的左传注本，唐孔颖达为其作疏；晋杜预、宋林尧叟合注，唐陆德明音义春秋左传杜林合注，晋杜预注、清姚培谦补辑春秋左传杜注补辑，清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都是杜预注本的补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最新、最详备的注本。另有沈玉成左传译文，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与之相配，给阅读、研究左传提供了极大方便。,公羊传与谷梁传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而以公羊传对汉代社会影响最为深刻。公羊传接受了孟子的说法，认为孔子著述春秋是为了整顿紊乱的王纲，使乱臣贼子惧。他们揭示的春秋之“义”也是以孟子论春秋为基础，主要体现在褒贬正名分方面，其大旨为 尊王和攘夷二端。如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这本来只是记载时间，但公羊传对此大加发挥：,元年者何？（凡诸侯不得称元年，今隐公爵犹自称侯，而反称元年，故执不知问。）君之始年也。（以常录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鲁侯隐公也。年者，十二月之总号，春秋书十二月称年是也。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春者何？（春夏秋冬皆是四时之名，而夏秋冬三时，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问之。）,岁之始也。（以上系“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岁之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王者孰谓？（孰，谁也。欲言时王则无事，欲言先王又无谥，故问谁谓。时王，即当时平王也。若是当时平王，应如下文“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是其事也。今无此事，直言王，故疑非谓当时之王矣。）谓文王也。（以上系王於春，知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曷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王正月也。（以上系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何言乎王正月？（据定公有王无正月）大一统也。（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公羊传认为：春秋赞美一统的目的是尊王，而尊王则从遵奉王者历法开始。先秦时期历法是作为王者受命于天的象征，尊崇王者历法，即表示对这个王权的承认。春秋时期由于天子衰微，以前盛行的天子告朔制度无法施行，诸侯各有自己的历法。春秋尊崇周王的正朔，也就是尊崇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又如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云：“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明明是晋人打败了王师，但春秋却要给王师挽回一点面子。,臣弑君，子弑父是王纲混乱的表现，公羊传对此深恶痛绝。如春秋隐公元年：“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传：“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翚与弑公也。”为什么不称公子，而直呼其名？因为翚弑隐公。,由于王室无力作为天下共主，一统天下被打破，昔日按五服或九服入朝进贡无法施行，蛮夷民族对中原诸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攘夷成为正名分的一大内容。春秋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公羊传：“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喜服 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判，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公羊传恪守孟子关于春秋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观点，而对王道的德治原则很少论及。,与公羊传、谷梁传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同，左传则主要以史解经。左传对君臣纲常名分的看法颇为矛盾。一方面，它强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认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但另一方面，左传对春秋时代霸主政治取代王室政治以及卿大夫取代宫室给予充分肯定。他礼赞齐桓公“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对齐桓公“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左传赞扬晋文公“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亡十九年，守志弥笃。”肯定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鲁国季氏赶走昏庸的鲁昭公，作者借史墨之口认为是历史的必然。齐国政归陈氏，左传也予以充分肯定。从这些事实看，左传一方面接受了孔子的纲常名分思想，另一方面又以极其现实的态度肯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左传阐发仁民爱物的德治思想最为充分，它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和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左传深谙这一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诸侯遭到亡国杀身之祸呢？左传襄公四年引晋国大臣魏绛的话说：“失人故也。”,左传注意解释民心向背在历史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它以史事表明，陈氏代齐，三家分晋，都与齐晋统治者失去民心有关。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当时齐晋两大政治家晏婴和叔向的对话：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从以上春秋三传的思想倾向来看，公羊传和谷梁传基本上是以孟子论春秋为指导思想，重在阐发春秋使“乱臣贼子惧”的内容，确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左传虽然不大注重发挥微言大义，但他所热烈礼赞的民本思想恰恰最接近于孔子的仁学主张，继承了以仁民爱物的德治精神为核心的王道文化传统。,公羊学派、榖粱学派从“经”的角度来阐释，而左传学派则更多地从“史”的角度来阐释。而春秋三传的差异，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对孔子所作的春秋经，其祖述的态度和解经的目的也大不相同。西汉时期的论战者主要是公羊学和榖粱学，西汉末年、新莽以及东汉的论战则集中在公羊学和左传学。学术史一般把公羊传和榖粱传称为“经今文学”，而把后起的左传称为“经古文学”。,唐代刘知几撰史通，他认为，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左传根本的长处是“博总群书，每事皆详”；而公、谷致命的短处则在“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刘知几的这个“三长五短”论，是对“春秋重义不重事”的治学方法论的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