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doc

近代诗歌意象与近代文人心态摘要近代诗歌意象出现了更新现象，诗坛新变记录了近代文人的心路历程。这种现象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转型。既是诗歌艺术的新发展，也是时代思想风貌的深刻反映。“箫”与“剑”的意象组合寄寓着近代文人的新型人格理想，“轮船”等科技新事被营造为诗歌意象表现了近代文人的求知热忱，“山”与“海”的意象组合体现着开放意识和文化守成，“破钵芒鞋”意象则流露着近代文人的迷惘和寻觅。关键词近代 意象 箫剑 沧海 轮船 破钵芒鞋 心态清中叶到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演变的转型期。我们以这时期诗歌意象的新变为切入点，探讨熔铸其中的文人心态，大略可以触摸到文化转型期的时代脉搏。近代诗歌在体式方面基本上沿袭旧体，而在诗歌意象营构方面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新变。究其原因，不可忽略的是文人心态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了变化，导致诗歌意象打破清代中叶的板滞局面。近代诗歌意象最动人之处，正在于诗人逐渐挣脱传统伦理的束缚，把孕育于时代巨变土壤中的自我感悟和困惑之“意”熔铸到富有近代特征之物“象”中，近代诗歌意象成为寻绎近代文人心态的一个个生动具体的实例。一、从“丹心汗青”到“箫心剑气”，近代文人的人格理想。“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是古代士人人格理想的诗化表述。不过，近代第一位大诗人龚自珍，却以“箫”与“剑”组成的意象和弦，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加以物化：“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少年击剑更吹箫，箫心剑气一例消”，“按剑因思谁，寻箫思不堪”，“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1。这样的“箫”“剑”意象组合在龚诗中可以找到多处。“箫”，令人联想到幽怨缠绵的柔情，而“剑”，令人联想到凌厉豪狂的勇气。龚自珍把这两个意象链接起来，以“箫”象征丰富细腻的内心感情，以及抒发感情的外在形式，如诗、词等；以“剑”代表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以及实现改革的具体行动，如针砭时弊的文章、改革朝政的方略等。“箫心剑气”巧妙地熔柔婉与豪狂为一炉。这样的意象链接，塑造了一个完整的“龚自珍”：他敢哭敢笑，敢爱敢恨，敢怒敢骂，他既有慷慨议论天下事的社会承当精神和直言无忌的社会批判姿态，也有真率、深沉、细腻的个人感情。近代诗人喜爱龚自珍的很多，袭用“箫”“剑”意象组合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尤其是南社诸人，在诗词中把“箫”“剑”组成意象和弦的例子不可胜数2。他们不仅用“箫剑”和弦来吟咏龚自珍，还用“箫剑”意象和弦来称颂同志，更用“箫剑”意象和弦来表述自我人格理想。“箫心剑气”意象获得近代文人的激赏，正因为它反映出近代文人的心态。“箫剑”合一表达了一体两面的自我人格设计。这种人格设计的近代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箫心”含有恣心纵欲、尊重个性的时代进步意识，“剑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志的传统人格追求。“箫”“剑”合一表明诗人不打算压抑自我感情使之纳入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因为尊重个人的情感而舍弃了社会的责任。这种双重的人生期许突破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克己复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范式，既是对传统人格精华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启蒙时期尊重自我的进步思想的体现。在清代末期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进步中国人正是以“剑态”表现了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承当勇气，主要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可以看到他们不再是匍匐山呼的臣子，而成为敢于挺身议政的国民，更成为铁血救国的革命者。同时，“箫心”则是近代文人人格模式的另一方面体现，近代文人追慕龚自珍宥情尊情、恣心纵欲的生活态度，显然少了许多封建士大夫式的自我束缚、自我禁锢。从出国留学者的逐渐增多，从翻译小说的大量流行，从“鸳鸯蝴蝶”等众多文学流派的出现，从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勃兴的报刊均设有消闲栏目等情况来看，近代文人追求着多元化的生活情趣，表现了逐步摆脱封建禁锢的倾向。“箫心剑气”的一体两面人格设计一定程度改变了“丹心汗青”的单一模式，体现着文化转型的时代特征。二、从“小楫轻舟”到“火轮汽船”，近代文人的求知与图强。“小楫轻舟”意象在古代诗歌中时常可见，它体现着交通不大发达的农业社会中文人的闲雅情趣。而在近代诗歌中，同是写船，文人使用“火轮汽船”却逐渐多起来。十九世纪后期，“火轮”“汽船”作为科技新事的指代物而出现在诗歌里。张维屏、袁昶、陈宝琛、秋瑾、刘光第等都有以轮船意象赞叹科技新事的诗歌3。以“轮船”等科技新事营造诗歌意象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九世纪末叶倡导“诗界革命”的新派诗人。被誉为“诗界革命一面旗帜”的黄遵宪笔下，“轮船”成为惯用意象。写自己远赴国外的经历时，诗人用上了轮船意象：“船与天汉同西流”，“双轮徐碾海波平”，“飙轮来往如电过”，“忽想尻轮到五洲”。叙述日本开国历史时，也常用上“轮船”意象：“隔海飞艨艟”，“一朝轮舶炮声来”4，“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又飞车”，“鲤鱼风紧舶来初”，“海西争购舶来时”5。诗人还有今别离组诗，借思妇口吻赞科技新事，第一首就是以轮船为对象，描写了“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望影倏不见”6的远洋巨轮。二十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成为近代文人接受海外新事物的代表人物。他们诗中也大量出现“轮船”意象，往往成为先进科技的代名词。例如，康有为发出“巍巍睹巨舰”的赞叹，以“飞轮浩浩”描写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极之所见，以“艨艟”“巨舰”表达流亡海外眼界始开的经历和感受。还运用“轮船”意象描述国外的先进科技：用“汽船铁轨自飞驰”描写瓦特推进科技发展的功绩，用“汽船翻浪穿湖边，铁轨穴隧上山颠”描写瑞士交通发达，用“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形容英国近百年的富强，用“巨浪走大艘”烘托耶稣诞生标志着文明新兴7。又如丘菽园用“飙轮蹴浪稗瀛澥”8寄怀海外朋友，梁启超用“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9形容时代变化。这些例子都可见“轮船”成为新派诗人常用意象。除了最常见的“轮船”意象外，近代文人还营构了不少赞叹先进科学的新意象，例如地球、地图、气球、电报、北极、南极等等。近代诗歌“吟到中华以外天”10的取材倾向让我们看到19世纪后期先进中国人努力追求认知世界的心态。长期闭关自锁，夜郎自大，压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热情。一旦国门被打开，“中华以外天”原来是这样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热情重新被唤起。正如黄遵宪所说，“足遍五洲多异想”11。新事物的刺激和吸引可以说从来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文人逐步摆脱古代士子过于重视人格修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虚倾向，转而追求积极务实的人生。认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国良方，完善知识结构，实践改革方略，逐步取代着以封建伦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诗人们常以放眼世界、认识世界而自诩和自期，这是戊戌变法前后进步文人的典型心态。近代人礼赞科技的内在驱动力是图强御侮。19世纪中叶，被迫向西方睁开眼睛以后，中国人才感到天朝大国的优势已去，古老的东方已经落后。而先进的西方却欺负落后的东方。师夷长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使认知世界成为近代中国人的独特心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向西方的学习已经突破了“器惟求新，道惟求旧”的初期文化抉择，从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到探讨各国的社会形态，进而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武器来改造东方文化，言必称“进化”，言必称“文明”，进而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诗歌意象角度考察，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成为近代后期诗人的常用意象，如严复译天演论有“物竞天择”之语，此后常见于近代诗人笔下。蒋智由卢骚有“自由苗”之语，醒狮歌诗有“醒狮”之语12，可见近代进步文人不但对科技新事产生兴趣，而且对西方社会科学新理念勇于接受。他们开始以平等、民主观念来思考社会发展趋势，冲破了千百年来以整顿社会等级秩序为目标的改革模式。三、从“高山流水”到“群山沧海”，近代文人的开放与执着。中国古典诗歌中，“山”的意象远比“海”的意象出现得多而且内涵丰富。与海的宽阔无垠、动荡多变的象征相比，山的稳固沉实、坚定执着的喻意更能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相契合。寄寓在“山”意象上的内涵有君王社稷至高无上的尊崇，有伦理支柱不可动摇的牢固，有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意志，也有文人雅士闲适隐逸的情趣。“山”意象熔铸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辉煌。而古代中国人对于“海”的态度是复杂的。从上古神话和上古典籍中“海”的象征意义，以及后人不断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象内涵：虽然具有宽广恣肆、涵茹极广的伟大，却同时充满了变幻无常、不可捉摸的神秘，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大海怀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时还寄寓着畏惧甚至怨恨的心态。然而，到了近代，“山”、“海”意象的内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出现了“海患”“海氛”等意象，传达出近代人因祖国领土受侵犯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类“海”意象的内涵基本上与自古以来以山河为摇篮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海”的感受相一致，却把古代人对海的潜在畏惧变为对海外侵略者的实实在在的忧愤，毕竟传导出中国人开始打破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积习，被迫面对海门以外世界的心态，响起了必须变法图强的时代前奏。十九世纪后期，人们用“海”意象呼唤认识海外新世界。把古代中国人寄托在海洋上的虚渺遐想变成了明确迫切的认知世界的要求，如金和题李小池环游地球图：“所惜华之人，视海为畏途。安得真勇士，环球从步趋。”14流露了走出国门的开放意识。黄遵宪晚年以“饱看环瀛跨海归”15诗句总结自己遍游海外的一生。不仅足迹跨越瀛海，更难得的是诗人的眼界和思维也跨越了瀛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文人的笔下出现了“太平洋”意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16，诗歌营构的“太平洋”意象，气势恢弘磅礴，既象征了世界各国交流的迅速和竞争的激烈，也象征了新世纪人们所必需的开阔眼界和进取精神，梁启超通过“太平洋”意象表达了步入新世纪的深沉思考，以“太平洋”为旗帜呼唤“国魂”。此外，汪荣宝写了浩浩太平洋诗，蒋智由也写了两首浩浩太平洋和之17。“太平洋”意象一时涌现诗坛，如康有为诗中有“汤汤太平洋，横海谁拿攫。我手携地球，问天天惊愕”之句18，豪气逼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山”“海”意象和弦在近代诗歌中大量出现。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山”与“水”的意象组合，如“高山流水”意象和弦往往表达对传统美德的景仰。“山海”意象和弦流露的是近代文人的开放意识和守成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丘逢甲，其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海”与“山”组成的意象和弦不下170处。如“山光仍故国，海气满征篷”，“昆仑山脉走南戒，万水趋海朝祝融”，“剧怜沧海阔，独傍故山飞”，“山中泉石千秋在，海上风云一梦过”，“泰山在望吾终仰，沧海横流孰与安”19。在台湾诗人丘逢甲的笔下，寄寓在“山”意象中的是诗人的中原情结，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血缘继承，而寄寓在“海”意象中的则是近代海洋意识，也就是体现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突破封闭自锁、夜郎自大的藩篱，一步步走向世界的思想觉醒。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并未减弱，反而更为强烈，振兴中华始终是近代的时代最强音。近代先进中国人以海般宽阔的心胸接受着时代的新思想，又以山般坚定的意念执着于祖国的振兴。近代诗人笔下的“山”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山”的意象内涵：消减了其中的尊卑等级的封建意识，而浓化了对祖国、民族的挚爱；淡化了闲适悠然的隐逸情怀，而强化了坚定不挠的意志和信念。“大海从新开世界，群山依旧拱中华”20，丘逢甲这诗句正体现了“山海”意象和弦的思想内核。四、从“古寺禅钟”到“芒鞋破钵”，近代文人的迷惘与蜕变民国初年，一股迷惘意绪弥漫在文人之中，苏曼殊营构的“芒鞋破钵”诗歌意象正是这种意绪的反映。近代诗歌掺入佛语、佛典、佛理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能把佛境领悟与诗境营造出色结合的诗人并不多见21。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部分文人在寻求精神解脱时，把佛学作为压抑心性、寂灭感情的工具，其中流露的不是古代诗歌“古寺”“禅钟”那种幽静的境界和出世的感悟，反而是压抑不住的骚动不安。近代前期的早醒者龚自珍有“美人经卷葬年华”22之句，把“美人”与“经卷”作了碰撞式不协调组合，诗人多情放浪的性格与社会规范产生矛盾，无法解脱，于是自我压抑，他劝告自己：“红是他生禅此生”23。其实龚自珍想借学佛压抑的已不仅是男女情爱，还包括深沉的人生困惑，他警戒自己：“我欲收狂渐向禅”24。诗人一生都陷入“美人”与“经卷”，也即追求理想与强敛心愿的内心矛盾中。而20世纪初叶，苏曼殊营构的“芒鞋破钵”意象所反映的不仅是迷惘，而且是近代后期文人心态的蜕变。“芒鞋破钵”见于七绝本事诗25：“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诗中意象大幅度跳跃，营造了辽阔而迷蒙的意境。身为行僧，何须人识？似求避世，实期知音。诗人以出世的外表流露入世的内心，交织着牵挂故土的执着和飘泊异域的失落。而这一切再加上“情僧”的身世经历，令人感到诗人心灵的多重矛盾，缠绵难解。这重重心灵矛盾，既源于近代革命者社会蓝图的模糊，也源于近代文人人生价值尺度的困惑。驱逐鞑虏曾是许多近代革命者的首要目标，可是清廷退位了，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近代革命者陷入困惑。而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动荡令人失望，加深了困惑。更深的迷惘在于人生价值尺度的定位。根深蒂固的君臣伦理已经失去了社会土壤，而古代士子置群体利益于个体存亡之上的价值取向依然占据支配地位，近代文人无法离弃强烈的忧患感和使命感。然而，个体生存价值的焦虑叩问和执着追寻的现代意识已经隐现。这也就是苏曼殊把“浙江潮”和“樱花桥”两个意象远距组合的内在心态。“芒鞋破钵”的迷惘跋涉，“箫声”“潮声”的无法寂灭，与郁达夫小说中的“我”、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何其相似！“芒鞋破钵”式的苦苦追寻在近代后期文人心态中颇具代表性。王国维、易顺鼎、黄节等各类不同政治态度的人都可见这种迷惘困惑，尽管他们未必全以佛语或情语表露出来。他们往往有济世之伟愿却无奈路途多舛，有改革之雄心而缺乏明确目标，既激愤而又迷惘，迷惘中却包含着蜕变，最根本的蜕变是个体意识逐渐取代了“臣子”意识。近代文人终于摆脱了因“知遇”而感恩戴德，因“不遇”而悲戚郁愤，精神上寻求依附的奴性，从而突破了封建时代人与人关系上的等级规范，体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个性意识的潜兴，以及自我压抑的徒劳。总结：以上通过近代诗歌意象分析了近代文人心态。作为一个群体，中国文人从古代进入近代，变化是巨大的。在“轮船”“太平洋”等诗歌意象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从严辨“华夷”的卫道士到主张“变从西法”的改革者，从只懂得“子曰诗云”的迂腐儒者到言必称“进化”的新型学者，他们是引进西方进步文化，促使中国专制体制解体而向民主体制转化的文化精英。同时，在“箫心剑气”“芒鞋破钵”等意象中，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寻找人生价值定位时的困惑，外观世界时的进步与自范其身时的迷惘是近代文人心态的矛盾之处，但与古代文人相比，他们毕竟从匍匐山呼的臣子变为挺身议政的国民，从严守礼教的士大夫到苦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启蒙者。他们在东西文化撞击中曾寻找过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和支撑点，他们的摸索可使今天人们在探索同一课题时获得启示。参考文献1222324龚自珍全集M，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4、445、467、518、498、569、449、470、444页。2杨天石南社史长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312钱仲联近代诗钞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6101115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574、602、824、256、238、516、340、599、832页。5黄遵宪日本杂事诗A.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4、1137、1155页。7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289、297页。8见清议报全编·诗界潮音集，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1页。916汪松涛编注梁启超诗词全注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13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41718钱仲联近代诗钞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1880、1363、1187页。1920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78、21、17、388、152页21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25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M,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