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 《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doc

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比较兼及唐传奇与唐诗的关系1.长恨歌传与史传的背离1.1”史”邪非邪?郑子成在唐传奇的研究当中,历来有这样一种看法:史传对唐传奇的影响相当深刻.一般来说,论者大都从唐传奇的命名,唐传奇里出现的某些真人真事,以及唐传奇结尾的评论等3个方面来证明.这种看法在长恨歌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而卞孝萱的看法又特别具有代表性.在唐传奇新探一书中,据卞孝萱考证,白居易作长恨歌除了受到李,杨的传说感染外,还把自身的感情经历并人诗中,从而使全诗具有了感伤的意味,因此,卞孝萱给长恨歌定调为“偏于感伤”.而对于长恨歌传,卞孝萱紧密结合唐朝历史,并根据中国的史学传统,唐朝重史的文化氛围,唐太宗提倡”以古(史)为镜”,宪宗不立皇后的史实以及陈鸿的知识背景等几个因素,得出一个结论:长恨歌传注重垂戒.两者比较的结果就是:两个文本最大的区别是由白居易的“文士之识”与陈鸿的”史识”所导致的.换句话来说,卞孝萱认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差别其实就是”诗”与“史”的差别引起的.不可否认,唐朝的思想氛围和陈鸿的知识背景中”史”的因素确实会影响到长恨歌传的特点,但是不是就像卞考萱认为的那样,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主要的区别就是”诗”与”史”的区别呢?那么我们现在不妨回归文本来看一下是否如此.卞孝萱认为出自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杂传记三的长恨歌传,即学界所说的”甲本”是陈鸿原文.卞孝萱在论证长恨歌传注重垂戒时,在文本方面最主要就是以传中一句话为论据:”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唐朝时,玄宗夺媳的事实是国史,实录都不敢言的,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也替玄宗掩饰,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来描述杨贵妃的出身.而陈鸿在创作长恨歌传的时候则揭露了玄宗的丑事,言当时国史,实录所不敢言.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国史,实录不敢言,或者说不能言”玄宗夺媳”这一事实,而长恨歌传却说出来了,正是因为长恨歌传是传奇,是在民间传播的,不具备史传的严肃性,也不像史书,实录的作者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所以,长恨歌传敢说出玄宗夺媳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它与史书,实录的不同.再者,在现今传世的版本中,还有出自明刊文苑英华所附引的丽情集中的长恨歌传,学界称为”乙本”.在乙本中,”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句作”得弘农杨氏女”.对于这两个版本孰为原文,学界意见也存在分歧,如果后者是原文的话,那么卞孝萱所说的”敢于剥掉玄宗脸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就不成立了.如果前者是原文,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得弘农杨氏女”一句当有所本,如果是后人改编,大可不必改得比原作隐晦,因为作品最终还是冠以陈鸿的名字,改编者不必负任何责任.何况从文风来说,后者的文风更加汪洋恣肆,描写更加淋漓尽致.因此,我有一个推测,丽情集中的长恨歌传是陈鸿的初稿,而卞孝萱所引的出自太平广记的长恨歌传,则是陈鸿在初稿流行一段时间后,觉得该文不足以”窒乱阶”而做出修改的.可是修改后的长恨歌传也还是没有达到”窒乱阶”的目的.因为即便是在卞孝萱所认同的”甲本”中,还有某些内容不可忽视,该文在描写受玄宗所托寻找贵妃的方士上天入地之后有这样的表述:”东极天海,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西厢下游洞户,东向,阖其门,署日玉妃太真院.”从”最高仙山”这样的字眼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陈鸿对杨贵妃的态度,而且”东向”就更能体现出杨贵妃地位的尊贵,陈鸿如果是真的抱着”窒乱阶,惩尤物”的心态,以批判,苛责的眼光去看待这段误国的爱情的话,他大可像后世一些文人一样,把杨贵妃上天后的情况写得凄苦不堪(后世甚至有人写杨贵妃死后是进了地狱的),来达到他讽喻的目的.但陈鸿不仅没有那样做,还超越了长恨歌中为杨贵妃所设的环境,加上了”最高”这样明显带有褒义的字眼;而且,陈鸿笔下的贵妃形象比白居易笔下的少了几分柔媚,多了几分庄重.试看以下的描写:”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风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如果站在一个史学家或者史传类作品的作者的立场,陈鸿会这样描写杨贵妃吗?所以,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陈鸿对杨贵妃以及他们爱情的态度是惋惜多于批判的.1.2原因分析那么,为什么长恨歌传的面貌会与陈鸿的意愿有那么大的出入呢?一方面是以爱情为内容的传奇所具有的”小小情事,凄婉欲绝”4的特色对陈鸿的影响,一如张若虚的千古绝唱春江花月夜,虽然有对人生以及宇宙的思考,可终究摆脱不了思妇荡子的套路.欧阳修的诗爽朗清健,可他的词也没能与当时的风气拉开距离,依旧是缠绵婉约.而且,唐代文学继承建安文学”悲歌慷慨”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有”以悲为美”的倾向,陈鸿亦会受此影响,因而文体本身就与其”窒乱阶”的主观意愿形成了冲突.其次,长恨歌传中所展现出的陈鸿的创作冲动也是与其”窒乱阶”的意愿冲突的.在唐诗与传奇的生成一书中,吴怀东在论述传奇的抒情性时也认为”陈鸿创作长恨歌传首先还是由于感其事,这种感受性,抒发性以及生命关怀正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吴怀东这一观点不仅指出了陈鸿的创作冲动是受李,杨爱情的感动而产生的,还指明了长恨歌传在本质上与诗歌的抒情性是有所联系的,同时也体现了长恨歌传与史传的悖离.在褚人获所编的隋唐演义中,其最后一回说杨贵妃在”北阴别宅”里受罪,并对前去找寻她的方士道:“我有宿愆,又多近孽,当受恶报.只等这些冤对到齐,证结公案,便要定罪.”见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着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32传奇与史传的背离不仅仅在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中有所体现,在诸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等有志怪色彩的传奇集中的体现更是相当鲜明.它们与史传相去甚远,其甚者还有侈谈神怪,堆砌藻饰的弊病,就更谈不上与史传有多深的渊源了.即便在其他许多具有史传形式的传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抒情才是作者的最终旨归.例如霍小玉传,吸引人的不是李益负心的轶事,而是霍小玉的用情至深,特别典型的就是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李霍最后一次相会时霍小玉悲痛莫名的心情,而史传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差异2.1情节的差异长恨歌传是根据长恨歌而作的,而传中却有许多情节是诗中所没有的.现整理如下:在写杨贵妃到华清池沐浴之后,长恨歌传加入了这样的情节:”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的情节是为了照应诗中”惊破霓裳羽衣曲”句.自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默认读者知道霓裳羽衣曲的来由,所以在描述安史之乱发生时直接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而没有在前文加以解释.陈鸿则是基于读者不了解情况的预设上来创作的,因此就对霓裳羽衣曲的来由加以阐释,这既是叙事文学本身的需要,也是对长恨歌的补充.在写到杨贵妃与唐玄宗在七夕之定情之夜时加入了如下的情节:”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这个情节的设置相当巧妙.诗提到”金钗钿合”是在最后的部分:”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而诗前面完全没有提及,读者读到这里就不免产生疑惑了:这钿合金钗哪里来的?有什么特殊含义吗?陈鸿针对诗中这个情节的缺失,就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钿合金钗是定情之物.同时,”定情之夕,授钿合金钗”还照应了长恨歌传后半部分的”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日: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像这种在故事前半部分埋伏线索,后半部分点明的叙事手法叫”草蛇灰线”法,在其他传奇中,也多有出现,如传奇中的郑德磷,以菱芡和松醪春为线索,在故事最后点出老叟即洞庭水神.在写到玄宗出奔蜀中,道经马嵬坡时,长恨歌传中加入了军士要求诛杀杨国忠,玄宗赐死杨国忠的情节.现引如下:”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牦缨盘水,死于道周.”长恨歌诗主要是为了突出李,杨的爱情悲剧,所以就撇开了杨国忠不谈,而长恨歌传在虚构的基础上还保留了对事实的尊重,详尽地描述了马嵬坡事件的始末,同时也起到进一步加强悲剧气氛的渲染.因为杨国忠之死只是一个铺垫,长恨歌传写杨国忠被赐死时,并没有写到玄宗的反应,而描述贵妃之死时,则有如下的描述:”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竞就死于尺组之下.”处死杨国忠时,玄宗还能保留帝王的脸面,尚能以”盘水加剑”赐死杨国忠.而贵妃之死,仅是因为”左右之意未快”,贵为九五之尊的玄宗就只能”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牺牲自己所爱,这样的处境实在让人为之感到可怜之极.因此,杨国忠之死与杨贵妃之死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对情感的抒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这样细密的铺垫,在诗歌中是很少出现的.在写到方士找到贵妃,拿到钿合金钗之后,长恨歌传加入了方士请以一事作验证的情节.这个情节设计得很巧妙,与诗中所述丝丝入扣,保证了情节的连贯性,仍是围绕方士这条线索来展开,而且写出了方士的小心谨慎,还引出了杨贵妃与唐玄宗七夕之夜的盟誓.现引如下:”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日: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新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问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陈鸿为玉妃构筑的回答不仅有情致,还相当细密.”休侍卫”就解释了诗中”夜半无人私语时”.诗中没有交代“夜半无人”的原因,传中三个字就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诗注重的是气氛的渲染,而传则更关注情节的合理和逻辑的严密.在长恨歌传叙事最后的部分还写到了玄宗的驾崩.现引如下:”(玉妃)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使者还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宫晏驾.”长恨歌则是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连绵不绝的悲戚气氛中结束,取得了很好的抒情效果.而陈鸿为了使长恨歌传的叙事更加完整,写到了主人公生命的结束.这种手法在传奇中也较为常见,例如李娃传中还写到了李娃的后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传奇追求情节的神完气足和逻辑上的严密合理,在这一点上,与诗歌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作为叙事文学的传奇与作为抒情文学的诗歌有天然的文体分野,同时体现了传奇作为”自觉”的小说的应有特性.2.2人物塑造的差异长恨歌传与长恨歌在氛围上是相似的,但在风格上却是有所不同的.长恨歌传严谨有度,长恨歌则淋漓尽致.这点除了在情节安排上有所体现外,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人物描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杨贵妃形象的塑造.现分引如下:“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长恨歌)“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日: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体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而.因自悲日: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长恨歌传)在长恨歌中,杨贵妃的形象很有人间昧:杨贵妃衣带生风,明眸含情,多情妩媚而且楚楚可怜;听闻天子使者到来,梦魂中都惊醒,连花冠都来不及整理好就去接待使者,就更显出了杨贵妃对唐玄宗的痴心一片.而在长恨歌传中,杨贵妃的形象则端庄稳重,丝毫没有慌乱,只是平静地问皇帝安否,还问及天宝以后之事,感觉更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关怀;或者说,是一位不染烟火气的仙子形象.在故事后面,杨贵妃虽然流露出眷恋和”好合如旧”的坚决,但是终究没有感情的爆发.二者差异的产生,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一)陈鸿的史学知识背景和崇尚正统的观念.据卞孝萱先生的考证,陈鸿编有大统记,一心想接续春秋的史学传统,故为文崇尚雅正.自居易则感情丰富,故长恨歌就显出哀思缠绵的风格.(二)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中唐距六朝未远,犹尚绮丽.文在中唐则经过古文运动的改造,崇雅尚正,传奇虽有征奇话异的特性,但也未堕恶趣,因此长恨歌传亦严谨有度.这一点在同时期的传奇亦有所体现,如同为元稹所作的莺莺传和会真诗三十韵,莺莺传就远没有会真诗三十韵写得香艳露骨.综上所述,长恨歌传与长恨歌最大的差异并不是”史”与”诗”的特性所造成的.长恨歌传受诗歌的影响形成了以抒情为旨归的特点,在感情抒写方面显得淋漓而尽致,史传类文学是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的.同时,长恨歌传又显出了与诗歌不同的地方,其在情节方面讲究逻辑紧密,注重铺垫,是唐传奇文体独立的重要体现.再者,受中唐古文运动影响,长恨歌传还有崇雅尚正的倾向,长恨歌则颇有风情,两者大异其趣.参考文献1卞孝萱.唐传奇新探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8.2卞孝萱.唐传奇新探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71.3陈奇猷.中国文化史三百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68.4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卜海古籍出版社,1978.5吴怀东.唐诗与传奇的生成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88.(郑子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2007级汉语言专业学生510610)(本栏目责任编辑刘文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被评为全国侨办系统先进单位2010年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下发侨人发2009241号文件关于表彰全国侨办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被评为全国侨办系统先进单位.本次表彰面向全国侨务系统,是对近年来在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等方面取得显着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肯定.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学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体师生员工团结奋进,开创出侨务工作新局面,取得了优异的工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