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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研究述评Study Commentary of Suqing摘要 对于194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苏青，批评界众说纷纭。本文分别从1940年代苏青研究的初步阶段以及“复出”后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做了概括和简单评价。1940年代的评论性文章，大多是随感。199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的传入，尤其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的经典作品第二性掀起的“女权言说”，使苏青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意识，二是民间意识，三是苏青与张爱玲的比较论。另外，在“张苏”热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评论者对她们的负面评价。关键词 苏青 研究述评 女性意识 民间意识 张爱玲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comments on Suqing, an active writer in Shanghai literary world in 1940s. This paper generalizes and apprises briefly from both the tentative study to Suqing in 1940s and the study to her reappearance. Most of the critic articles in 1940s are random thoughts. However, the study to Suqing has got to a new period since the transmission of various Western theories in 1990s, especially the “Feminism Speeches” brought by the classical work Le deuxième Sexe of the famous Feminism pioneer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tudy in this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emale consciousness, folk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mparative comment on Suqing and Zhangailing. Besides the Crazy study to Zhang and Su, there are also some negative criticism to them.Key words Suqing Study commentary Female consciousness Folk consciousness Zhangailing在1943年的上海沦陷区，苏青以其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而名声鹊起，后又创作了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蛾等小说，以及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在当时的上海文坛红极一时。1949年后，新的“政治环境”与“话语环境”使她隐匿文坛后“同沦陷区文学一起从文学史上消失了”1。直到1990年，随着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对苏青的研究突显出来，并形成“苏青热”。这一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女性边缘文学书写意义的相对永恒性和普遍性”2，另一方面是对“沦陷区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3苏青研究的初步阶段在1940年代就有一些对苏青的评论性文章，但大多是随感。张爱玲曾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4这句话对苏青的日后重新发现是有重要作用的。张爱玲认为“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5，“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6，独具慧眼地估定了苏青文章的价值所在。她还说“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7，有时甚至“象征了物质生活”8，“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9。而这种世俗其实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关照。谈到苏青作品的风格，张爱玲认为“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拥上前来，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从来没这么冷过！”10“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11而且“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12。这太基本的爱好大约总是“觉得要向上、向上”13这样早在1940年代，张爱玲对苏青在女性写作、描写日常生活方面的书写就有了初步探寻。另外，“伟大的单纯”14，“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15也成为1990年代人们研究苏青的艺术特色常常提及的。胡兰成则从苏青的直率与热情出发，认为“苏青是一位有活力的散文作家，但不是诗人”16。苏青的直率就在于她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17，“她只是在极现实的观点上去看待别人”18。而且这种直率同样表现在文章的形式上，“她的文章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她的文章也不是哪一篇特别好，而是所有文章合起来作成了她的整个风格”19。虽然“她的作风，是近于自然主义的，但不那么冷，因而也没有由于严冷而来的对于人生的无情的观照”20。这大约就是缘于她的“不甘寂寞”21，“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22，“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23而实斋先生对苏青的“爽直”也是颇以为然的,“苏青的文字正像她的谈吐一样,流利活泼,更多奇气。同时信笔写来，面面俱到,绝无挂漏或故意规避之处”24,而且她写得大多是“身边琐事”25,“平淡的日常生活,然而生趣盎然、回味无穷”26。这种“回味无穷”27实斋先生以为在于“真情的流露”28。另外,他也提出苏青“对于男女间事,尤能发一针见血之谈,为数千年来在男性社会中处于附庸地位的女子鸣不平”29。但这种不平不仅仅停留在争取政治平等上,而是“首先承认女子在生理与天性上的特点,其思想与行动自与男子不同”30。而且实斋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切情入理的具体分析。谭正璧把苏青与张爱玲进行比较，他以当时历史批评家的视角对她们的成名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她们“仅仅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31。但不容质疑的是，谭正璧虽对张爱玲与苏青的“新旧文学的揉和”32无限量的运用“表示担忧”33，甚至以为是“招致失败的绊脚石”34；他把苏青的直言谈相比作“辣火”35，认为“如果像四川菜那样每菜必用，那就是要辣得我们口舌麻木”36，但“就文艺来论文艺”37时，他不得不承认“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苏青吐出她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38，从而“在重视意识过于技巧的批评家的笔下，苏青却高于张爱玲”39。以上就是1940年代的文人对苏青的简单评价，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感性出发，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复出后苏青研究的新阶段1990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的传入，尤其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的经典作品第二性掀起的“女权言说”的热潮，使苏青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意识，二是民间意识，三是苏青与张爱玲的比较论。 一、女性意识如前所述，苏青的“浮出历史地表”与九十年代逐渐自成体系的女性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女性长期处于“菲勒斯文化”中被压迫、被质疑，被压抑，被言说的“他者”地位。到了现代，女性才开始觉醒，意识到女性也应该做独立的个体与男性同样享有人的权利。早在五四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萧红，还有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女性形象。但他们都承载了“启蒙”的重担，并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直到1940年代沦陷区张爱玲和苏青的创作，女性意识才真正觉醒了。正如孟悦所说“苏青解开了庐隐们至死无奈的历史与文化的新女性之结，苏青的结婚十年是对庐隐十年的历史延续。”40孟悦认为苏青的“出现既不可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也不可能解脱女性于历史的重轭之下。”41“她只是在一种素朴而大胆的女性自陈之中，完成了对男性实际与男性的女性虚构的重述。”42“这是历史地表之上的女性对其历史地表之下的生存的陈述”43孟悦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沦陷区的上海。认为“占领区的平民，正是女性/新女性/解放了的女性的生存境况”44“占领区的平民在王道乐土上的遭遇正类似于女人作为永远的第二性”45，“在男权的民主社会，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表象下的历史遭遇。”46苏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获得了讲述女人故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女性文学是秩序内的反叛者，是社会内的反社会力量的隐晦力量。”47孟悦从女性：空间性的生存和女人、母亲、做母亲两个角度分析，从而让我们看到苏青的世界中呈现出的1940年代新女性的一部荒诞戏剧，看到“女人、即使是新女性，是永远的放逐者与异乡人，在男权社会关于女人的铭文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48。正是孟悦的这一论断，开启了1990年代苏青研究在女性意识方面的探索。“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内省意识，是女性文学独特的思想内容。”49一、女性的自我意识关于苏青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近年来的评论者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做了分析。（一）写作立场的女性化宋彦认为“写作立场的女性化是苏青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50。“她自始至终以一位女性的视点进行写作，描写女性生存的悲欢际遇。”51宋彦主要从“叙述者”都是女性和文章以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形式写成，两方面说明了苏青“多从女性的视点描写女性的生存体验，对于女性的心理，内在情感进行入木三分的剖析，从女性主体的地位看人生、看社会”52。（二）真诚的女性关注这一说法是张萍萍提出的，从苏青小说的自传体风格可以看出“其作便是其生活、其人便几乎是主人公的情况”53，其散文中也“都是她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和事件”54。这样“小说和散文一起完成了苏青女性关注的文学探索”55，而这种“女性关注”与“女性意识”是“苏青式”的，“她用笔为我们讲述了作为独立个体而生存的女性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喟。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位从旧时代和旧思想蜕变出来的女性的真实思想和她对生活的独特理解”56。而且“这些理解使她的作品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对女性生存的思考上”57。她虽然“只是从自己作为人，作为女人的一般角度出发描绘自己的女人生活，琐碎的生活小事”，但却“真实的记录着当时沦陷区内普通市民的生活”58。“这是一个小人物的主观感受和生活经历，却将某些宏观式的革命文学作品所没有触到的最底层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再现，她的作品也在集束时汇成了一道真实的女性生活流”59。这一观点徐岱也是认同的，只是换了一种表达：“对女性生命的体贴”60。他认为在苏青的结婚十年中，“怀青这个人物带有作者自己的身影，但苏青并没有作任何粉饰，而是让她真实的袒露自己身上存在的自我中心、任性的缺点”61，而且通过她“率真的个性化自由，一个普通而真实的生命全方位展开了”62。罗新何抓住一对矛盾即“一方面表现女性意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却又流露出对传统的眷顾”63。更加深刻地袒露出这种真诚的女性关注。正如文中所说：“这种种对于旧伦理道德一步三回头式的眷恋心态混同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和抗争，书写着现代知识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真实而痛苦的心灵本相。”64朱丽丽对这一矛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她分三种矛盾即：“女与人的对立双重角色的困扰”、“对男性世界的不信任及对婚姻渴望的交织”以及“全面认知女性自我：对女性本体进行正负面审视。”65认为苏青向我们“揭示了女性在个性觉醒之后要求独立人格尊严与传统惯性下的依附性惰力之间的矛盾，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于时代的夹缝里痛苦徘徊的灵魂。”66朱丽丽提出矛盾后给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两性协作方式”67。但我们看到至今文学作品当中并没有给这种“两性协作方式”以很好的阐释。所以这一问题还是发人深思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不得不提到的是程亚丽的凝视肉体：苏青女性写作的意义，这是由于当今研究女性文学总是要与“躯体写作”挂钩的。程亚丽认为“以五四为发端的中国现代女性并没有很好地反顾审视自己的肉体存在，只是力求在社会、文化与政治问题上，寻求与男性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68。而“苏青将女性的肉体权利置于社会政治权利之上，标志着女性解放由五四的女儿世界进入了纯粹的女人世界”69而且“给当下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凝视肉体的写作参照”70。正如张萍萍所提到的“汇成一道真实的女性生活流”71，徐晓梅把这种“女性生活流”再现了出来，她将苏青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为三类，即：“旧式家庭妇女”、 “新旧合壁的女性”、“职业女性”72。并且精辟的概括了这三类女性的悲剧命运：“绣在屏风上的鸟”、“长在墙阴里的小草”和“天空是低的”73。“这三代女性的人生不尽相同，但却源于同一起点，站于同一终点。男性中心、封建礼教的传统观念已深深的扎根于她们的潜意识之中，消融于她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吞噬着她们的生命。”74正是苏青“把眼光投向日常生活向文坛贡献的一批默默无闻却在现实广泛存在的女性形象”，“才使新文学的女性形象群雕更富有现实的穿透性，成为一幅更完整的艺术画卷”75。笔者认为，正是苏青形式与内容上真诚的女性关注，才使我们重新关注“女人苏青”，关注“女人的苏青”，关注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关注的。无论是从女性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其“身体写作”的文化意义来看，这种关注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正如胡兰成所说：“在一个时代里看来是否定的东西，在一切时代之中却有它的肯定。”76二、女性的内省意识女性的内省意识即对女性的自身批判，女性对自我的认识必定经历这一阶段，由此脱离女性异化，建立起与男性价值体系并立的真正的女性价值体系。吴成年认为苏青侧重于女性自身批判，分别从“女性自我价值的失落”、“男权制约”、“女性男性化”77三个方面批判了女性异化，以后的关于苏青的女性自身批判基本上是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的，另外再加上直面女性自身缺陷。（一）自我价值的失落吴成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从苏青作品中的几类女性形象论述的：“生活在大家庭的少奶奶,整天在一大堆人面前敷衍，不敢得罪人，只得干着不愿干的事，一天天就这样在苦于应付中无形地消耗着生命，丝毫不能体现自我价值”78；“生活在小家庭的主妇,虽比大家庭里的女性要自由些，但成天为生计考虑，一日三餐、柴米油盐诸多琐屑之事的周旋中，丝毫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与时间”79；职业女性要么“只是让职业装点着自己平淡空虚的生活，或完全为了生计勉强为之，丝毫不是把工作当作事业来追求，不能以之为自己生活的支撑点，使自己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从而使自我价值实现”80，要么“在事业上成功了，在行动上实现了自我价值，但她们在精神上还不敢承认自己的成功，甚至享受不到成功的喜悦”81。“这些新女性虽没有男性的社会压迫，但由于自我价值的失落，不能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发现自己、壮大自己，就容易回归到传统女性的依附心理上去，被异化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82方贤绪提出了与之相关的是“女性在性爱中主体意识的失落”83。他认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广大妇女的思想深受毒害”84，“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相关的贞操节烈等封建礼教持续数千的捆绑束缚使女性的性心理遭受了严重摧残而变为畸形。他把“畸形性心理”分为两类：一为“奴仆型”，二为“娼妓型”。认为“奴仆型心理使女性在性爱中变成男性的奴隶；娼妓型性心理使女性在性爱中变成金钱的奴隶”85。二者共同的特点是“女性在性爱中主体意识的失落，把男权制度强加在女性头上的种种桎梏视为当然而加以认同。这是女性的悲剧”86。然而苏青却赤裸裸的直言谈相，无遮拦地坦然说性，而且“将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重新标点，得出了一句具有苏青风格的女性主义经典名言饮食男，女之所大欲存焉，完全叛离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以女性独特的经验颠覆地解构男性经验和理论，强调了女性作为独特生命的存在意义，体现了极强的女性意识”87。（二）女性男性化“女性男性化是女性极力提倡，推崇男女平等而走向极端，进入新误区而衍生的”88在此基础上吴成年认为“苏青坚持着女性与非女性的对立，固守着女性领地，强调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征，不仅注意到社会、男性强加给女性的非女性因素（从女子教育与现实生活两方面评说），而且敏锐地看到女性自造自设的非女性因素”89即：“以为男人的所有的”都是“好的”，“凡男人所享有的，女人”也要“享用”90。要避免女性男性化，就要看到男女之间的差异。90年代最早提到苏青作品反映男女差异的是宋彦，他指出，“苏青在创作中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社会给予男女某种程度的平等，但由于男女两性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完全同一，毫无差异的男女平等无法最终解放女性。”91而且提出真正的平等在于：“各取所需”“这种由注重表面的平等深化到了存在着差异的真正的平等，实现了与世界女权主义的契合与回应”92。到了方贤绪，苏青的这种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尤其是她的我国的女子教育中的观点与潘光旦的“我们到现在没有女子教育的东西，现在所讲的女子教育，几乎全都是抄袭而来的男子教育，与女子所以为女子之道，根本没有注意。”相近，从而将其提到了社会学的层面。 （三）“直面”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弱点方贤绪认为苏青“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弱点，痛下针砭而不留情面”93她对女性在父权既定的现实下“卖身与婚床”的心理以及行为，女性“身上存在着的虚伪矫情、缺乏真诚、心胸狭窄，多疑好妒”94等弱点进行讽刺。“当然，苏青对女性弱点的讽刺绝对不是恶意的歧视，批评其性格上的缺点无非是希望女性能更加完美一些，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良苦用心”95。朱丽丽则不仅提出“苏青的作品中，一个比较有突出意义的方面，则是她对于女性负面的审丑视角的关注”96，而且初步探讨其原因“外在环境的欺压”，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苏青在对女性自我的负面认识中，表明了女性文学从对抗和附属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新的自我意识的阶段”97三、母性书写“在女性主义领域里，重新研究的母性也作为苏青作品研究的一个角度而突显出来，这种“重新研究的母性区别于以往的普遍的母性概念，女性主义首先解剖母性实体，而后重构新的母性概念”98。卢升淑以孤独无力的母性实体为中心研究四位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杨绛、林徽因探讨母性的文本。在谈到苏青的结婚十年时卢升淑认为苏怀青的小便和喂奶象征着“发泄”和“隐秘”，这些“在现代女作家文本中比较罕见的关于性躯体的书写，是把一切隔开来的孤独母性自我审视的过程”99，并“通过身体的写作，显出女性的身体就是父权社会的象征和父权的符号意义”100，“由此颠覆男性社会中女性身体话语系统，试图冲击那男性文化的结构。”101卢升淑还在探讨其中的原因时认为是“窗子”给“母性”带来这“窗里窗外的分隔”。所谓“窗子”，他认为“苏青的窗子是一种隔离外部世界而在里面也剥离孤独的母性象征。”102而窗子给母性带来的象征意义他认为有两点：“第一使她们懂得自己从社会隔开来的事实，带给她们剥离感或是孤独感、无力感，第二是勇敢的面对现实，在可能的范畴之内调整自我，重新作一个人。”103但“实际情况则是，较多的母性通过窗子接触外世以后，更感到自己的无能而要尽量回避外界，更执着于家庭生活或是感到彻底的失望而丧失了家庭对她的意义，堕落到剥离、孤独无力感。”104最终母性躲在“无线电”“孩子”那里“安慰孤独”。而毛海莹则探究出即使躲在“孩子”那里，这种“母性本体”也“失落”了。他认为“所谓母亲，不是孩子的母亲，而是儿子的母亲，生女儿的母亲根本算不得母亲”105就连与孩子亲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无疑是女性在男权传统下的扭曲的心态与无奈的反应，终于做了“真正的母亲”“却在离婚的阴影中也退色了”106。“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女人的也是女人这似乎又为苏青进一步寻找母性本体的回归和母性意识的觉醒指明了道路。”107毛海莹认为苏青的作品中已经有了“母性情结的回归”，他从苏青的“深深的忏悔”和“养育的重要性”“说明苏青真切的母性情结得到了很好的回归与升华”108。另外，他还认为苏青作品中的“现代母性的期待”体现在“教学方法”与“渴望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强烈愿望”109，“这种以现代母性的重塑为母题的写作破除了男性的母性叙事神话，彰显了男性叙述所遮蔽的女性生存景观，在叙事的层面上展现出现代母性这一女性作者的多重文化意蕴。”110二、民间意识“民间”是90年代以来批评界经常使用的词语，而“民间”被系统地提出是在陈思和的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在他看来，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描述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具备了以下几种特点：一、它是在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11我们可以把民间区分为乡村民间、市井民间、城市民间和知识分子自身的民间等几种类型。苏青是站在市井民间的立场上写作的。一、“日常生活”的书写“描写日常生活的琐事”是常用来评价苏青的一句话。“日常生活”是指相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言的，大致是指“那些平凡的，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很多时候也包含着缺乏典型性，不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涵义在内”112。（一）“市民作家”笔下的“市民人生”张全之、程亚丽认为战争危机唤起了人民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而苏青也正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关注着日常生活。他们从苏青作品的“价值取向”与“题材的选取”两方面出发认为“她以饮食男女、婚姻家庭来规定自己的写作领域，而在其作品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念，也正代表着典型的商业都市的市民意识。”113并且点出其“海派风格”：“苏青笔下总是不离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把目光全力投注于女性，以主妇或市民的见解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在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中导引出对意义的探寻”114；并且由于“常常是用上海人的眼光观察上海社会，但又习惯用自我的方式予以表现，因此，她的海派作品也就独具特色了”115。何莲芳在她的女性气韵：素手绘凡俗苏青散文品格初论中初步从苏青的生活经历出发认为“苏青的审美是纪实性的和世俗化的；她既漠视个人同时髦阶层趣味见解的差异，以世俗人的视角来观察生活，又在个人禀性与世俗社会文化大异其趣的同时以反讽、调侃的态度表现对所属阶级、世俗社会的批判。”116后来又在她的市民人生的女性言说再论苏青散文品格论中从市民的物质理想、情感理想、人格理想方面做了详尽地论述，并且认为由对世俗形象的塑造，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特殊位置。方贤绪认为“苏青的创作心理，文学观具有市民作家的特征。她在文学创作中的商业运作使其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作品具有鲜明的民间话语特色和市民情趣”117。“在追求世俗、通俗的同时，不觉之中也适合了市民趣味中的恶俗的一面”118。孙丹也提出了这一点，称其为“世俗化的审美情结”119。她认为苏青“对人生的热爱”，“对生活淡定而从容的细致描写构成她的世俗化审美情结”120。“用平实的笔墨展现都市女性的世俗生活，显示世俗之人、世俗之情、世俗之事、世俗之趣中蕴涵的世俗之美。”121而这种“世俗化的审美情结”的“思维根源”是“俗人哲学”，“她的女权主义也打上了很深的世俗情结的烙印”122。其“精神底蕴是追求平凡实在，安于平凡实在”123，苏青“强烈的世俗情怀和平民意识，使其创作体现出世俗化的审美品格，给读者一种伟大的单纯”124感觉。（二）伟大的单纯“伟大的单纯”是张爱玲给苏青作品的评语，这种直率与热情反映在作品当中就是“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吴毓鸣从苏青的性格出发（率真、大胆）看到了“风格在笔外”125的艺术特色。关于这种“风格在笔外”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说：“苏青即便在文章里，也不讲艺术的。这是她好的一面，就是真实，苏青写的文章，凭借的不是想象力，而是见解。她的见解不是有个性，而是有脾气。这脾气很爽快，不扭捏，不罗嗦，还能自嘲，单刀直入的，很有风格。”126徐岱则在发现苏青“心直口快”“乐于平凡”“没有掩饰，没有夸张”形成了她的叙事艺术的特色：“以平实的手法写出针头线脑般的琐碎，平淡的世俗人生的健康的丰富与热闹”127后，认为“苏青以其鲜明的个性背景，在小说实践里开辟了一种新现实主义途径”128，将其提到了理论层面。他也说；“朴实无华中极具审美穿透力”129，正如王安忆所说，“在无聊中发现有聊，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130。孙丹则认为这“爽直、坦白、朴实、大方快乐而热情”131，这“单纯”是苏青对人性的独特追求，所以才会在文中揭露人的利己心、虚伪。而这种追求，“正如她所追求的世俗人生一样具有审美品格”132。二、民俗与苏青创作苏青的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中都记载了大量的江南民风民俗。它的意义何在，对苏青作品的价值又有何作用？方贤绪从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苏青作品中的世相人情和民风民俗。他认为“苏青笔下的江南民俗没有经过任何主观理念的改造，从而保留了了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真实，是江南民俗跨越时空的高清晰度的传真”133，把苏青的作品提高到了“具有非凡的民俗学意义”的高度，他着重从民俗的内容中的社会生活文化作了分析，而对苏青作品中的社会生活文化，他又从婚俗和生孩子的风俗出发，让我们感受到了“江南民间物品符号所代表的语言符号和心理符号，看到了江南人的繁复与精细”134，而且方贤绪看到作品中的“中西合璧的婚礼为上海的文化特征表面上的西方化，内里的中国精神作了形象生动的诠释，同时也说明了上海都市文化对江南民俗的巨大影响。”135当然，苏青作品中“既有江南人的生活艺术又有消极恶俗的一面”136。钟军红则从民俗文化描写与作品的艺术魅力关系的角度作了探讨，他认为“结婚十年的主要成就在于贯穿整部作品的民俗文化，小说是以民俗的角度来写婚姻生活的，而且分几方面做了详尽的阐释”137：一、“在婚姻生活与民俗文化的交融中，来表现女性的自身价值的寻求与失落”，二、“大量的民俗描写完全出自整体艺术的构思的需要”138，其又分两点，即；“在情节的安排设计上，都用民俗事象或心意民俗充当铺垫，起到了激化矛盾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139，“在真实地表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上为人物的个性表现提供了足够的依据”140，另外“在创造环境氛围的同时注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典型环境的内在联系”141。作品通过民俗的摄入，还大大加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三、苏青与张爱玲的比较论“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巍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142张爱玲的这一论断在日后果然被人们付诸于实践。“张苏”这一并称就是最好的典型。张爱玲与苏青同时活跃于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她们虽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是亲密的朋友，但两人之间也是互相欣赏的。张爱玲曾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到“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文化水准。”“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143而苏青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的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便是片段也会感动起来。它的鲜明色彩有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144那么，这两颗四十年代上海文体的星宿究竟有哪些共同与不同之处，近代的评论家的见解各异，但大致是从以下几方面比较的。一、女性意识吕志、李萍萍认为由于她们各自的个人经历与体验，“她们完全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角色从事创作的。写女人，写女人眼中的男人，写女人感受的种种日常生活”145，有了明确的女性意识，她们认为“苏青几乎把都市女性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写到了，写绝了”146。其女性意识“在自觉地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力的同时，更注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147；张爱玲则是表达“在男权中心意识统治下的社会中，女人生存处境是艰难而卑下的，女性的独立生存价值是全然被男权意识遮蔽，她们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力和自觉”148。关于女性异化，他们认为“张爱玲写的是变态女性，透出了对人生的苍凉和绝望”149，苏青“写的是平常女性透出人生的无奈和热爱”150。并说“显然前者不如后者深刻，但前者却得到后者所不能得到的一种来自单纯的快乐，这单纯的快乐在成人的世界里是可贵的，也许还关涉到了人的精神家园之所在”151。刘艳也提到张爱玲与苏青的女性意识。她们认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依然要寻求婚姻的保障”152而苏青“更关注于女性出路探微”153。两人都“以关注女性爱与欲的统一为基点，既为女性呼唤真正的爱情，也为女性的原始冲动正名”154。“苏青作品中则更多呈现直露显明的外观”155。同是向夫权社会抗议，张爱玲“以其奇绝的才情和孤胆独心刻写新旧交替时代。对男权中心制社会中生命的畸变予以冷面谛视和深刻剖析”156。“苏青卖文为生的遭际常提醒她以更直接所思表达所想的散文形式热切关注女性境遇，对男权社会无奈认同之余又愤而挞伐”157。“张爱玲并无意于女性主义的术语表达，却能架轻就熟地洞悉女人天性，试图探索女性角色本质”158；苏青“能全面审视挑战男权成规，从女性本体出发正视女性的性别构造和生命历程，真正做到了妇女来言说妇女”159。张家平通过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体现的“女性悲剧”来阐释女性意识。认为同是“哀其不幸”，张爱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苏青是“哀其不幸，悲其无奈”。张家平还探讨了两位作家分析女性悲剧的原因。“张爱玲看到的是金钱对灵魂的腐化作用”160，苏青则认为是“两性之间平等的关系造成的”161；“张爱玲的作品重在揭示”162，苏青“还希望在作品中为女性寻求一种出路”163。二、“市民文学”观吴中杰认为上海由于时代、地域赋予它的特殊境遇，产生了高雅的市民文学。这种市民文学“谈论的是市民社会常见的问题，表现的是复杂微妙的市民心理”164张爱玲与苏青也正是以写市民生活而走红的。吴中杰从“理想主义的失落”与“市民心态的写照”165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因为沦陷国土上的市民文艺本身就是缺乏理想的，而苏青写的正是这样一种文艺，平常的事情，实际的道理。“她从不唱高调，不发空论”166而她的中庸思想是这种“理想主义失落”的真实写照。而张爱玲“也并无什么贵族气，倒是有浓重的市民意识，人物的活动都环绕着一个中心点：实利”167。谈到市民心态的写照吴中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写的是“市民的平实生活和世俗，没有强力，没有飞扬，没有英雄，没有悲壮，没有过分的夸张，没有彻底的强调，写的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芸芸众生”168。而苏青的作品本身坦率的风格，道出了市民尤其是女性的心理。刘艳认为这种市民文学观与海派文化有着特定的关系。正是海派文化造就了她们的市民精神气质。“张爱玲便是雅俗合流，互渗开出的智慧之花，而繁杂紧张的世俗生活和茶余饭后的细碎话题，也为聪明绝顶而又伶俐皆皆的苏青找到了看取社会、表现人生的最好形式与素材。但同是市民文化的缩影，张爱玲是不动声色地用审视的目光来编织自己的故事，苏青在自己的故事中扮演着自己所写所思都走不出自己的生活经历”169。三、艺术特色如果说以上两点张爱玲与苏青也有共同之处的话，而关于艺术特色，两者却是迥然有别的。早在四十年代的文人就有过不少评价。对苏青的评价有张爱玲的“伟大的单纯”，胡兰成的“平实而热闹”，“少有警句，但全篇都是充实的”。而对张爱玲的评价也不胜枚举：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170实斋先生说：“横看成岭侧成峰，看她的小说，通篇看固可，一句句看亦可，横看成岭好，侧成峰更好。”171 王安忆说：“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172吕志，李萍萍认为一方面苏青的语言是生活化的，“把职业妇女的艰辛和苦涩，用最明白易懂的大白话写出来，没有精雕细刻的修饰”173。而张爱玲则“把现代画派对色彩的技巧运用到写作中”174，而且“她喜欢从很小的地方展示人心的丰富与叵测”175。另一方面，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她的散文之间，仿佛总隔着一段距离，将自己裹得颇为严实”176。苏青“却跃然于眼前，即使是她的小说，在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见她活跃的身影。”177。张家平也对张爱玲与苏青的艺术特色有精到的评价。苏青是“平实”、“坦率”的。而“张爱玲作品所追求的是精致，情节的精致、语言的精致，以及作品所流露出的精神上对世俗的批判与超越”178而且较多讽刺。同样他认为“苏青将自己的生活融入现实社会中”179，而张爱玲“却在现实生活中划出了一块自己的天地”180。宋彦则从张爱玲与苏青同具的雅俗共融单方面切入，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首先分析了二者作品中的俗的一面。其中又分两方面即注重故事性与运用传统意象。二者的小说中都有完整的故事。但张爱玲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更讲究传奇与曲折性”181。而苏青“借用章回小说的体例划分章节并冠以小标题”182。张爱玲的作品中“有明晰的情节线索”183而苏青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主线”184。两人都在作品中运用了传统意象。苏青“常化用诗词的意境，营造出一个感伤、凄凉的文本世界”185而张爱玲“对意象的经营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随心所欲、游刃有余”186。谈到“雅”的一面，宋彦认为他们都以现代人的现代目光审视、观照市民生活，并“将其升华到了形而上的人生关注的层面”187，苏青是描写“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知识女性进退两难境遇。”188张爱玲则重在“对被压抑的人生的病态揭示”189。另外，都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揭示，张爱玲熟练地运用了心理分析、意识流等西方现代技法，而苏青则从第一人称角度进行心理刻画。陈亚丽则从二者的“创作思路、表达方式以及社会观点三个方面进行对比”190，他认为在创作思路方面，张爱玲是重“艺术氛围营造”191，而苏青是“人物素描精到”192；在表达方式方面，张爱玲“议论中带讽刺幽默”193，而苏青则“在议论中重逻辑推理”194；在关注社会热点方面，张爱玲的特点是“文艺评论的形象性”195，而苏青的风格是“社会评论的尖锐性”196。四、质疑苏青在“张苏”热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评论者对她们的负面评价，刘晓虹的非常时期的“平常”取向张爱玲与苏青的生存观与文学观剖析就是代表。他以张爱玲与苏青两位沦陷区代表作家为个案，通过文本及史实分析，着力探讨她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刻意采取人生与文学上的“平常”姿态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评价这种取向，从而就沦陷区“中间作家”的评价问题提出探讨，他认为张爱玲与苏青是“以弱自处”、“因弱卸责”的生存态度与文学姿态。而且评价其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现实主义和利己主义”。 张曦也“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