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初文字狱.doc

浅析清初文字狱摘要：文字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文化专制而采取的强硬手段之一，历代王朝均有所发生，而尤以清朝最为严重。特别是康乾时期，杀戮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为历史所罕见。本文拟从清初文字狱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和社会影响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希冀可以找出些须规律。关键词：清初；文字狱；原因；过程；影响所谓文字狱， 是指旧时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子的作品中寻章摘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其核心是从文字中罗织而成的冤狱；其特点有三：一是统治者为巩固地位而发起；二是手段上以文字为突破口；三是性质一般为冤狱，至少也是罪不当罚”。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1)：73因文字成狱的案件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只不过称谓不同而已。秦时称为“焚书坑儒”，两宋时期称为“诗狱”或“诗案”，明时称为“表笺祸”，清初称为“史案”或“书案”，乾隆末期著名史学家赵翼对此类有关案件进行整理和研究，定义为“文字之狱”，嘉庆时官方正式命名为“文字狱”。罗素英.中国文字狱叙论J.求是学刊，2000（6）：111由此可见，文字狱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屡兴文字狱。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处于盛世时期，政权稳固，经济宽裕，文字狱却一兴再兴，而且密度不断增大，这是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也颇多，如郭成康的清初文字狱详细的介绍了清初各个时期的文字狱；李岩在清初文字狱初探中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和成因；喻大华在清初文字狱新论中指出要客观的定义文字狱，不可扩大其内涵，夸大其影响。本文试从清初文字狱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和社会影响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到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一 、清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清初大兴文字狱有着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根源，不同时期呈现鲜明的特点，绝非偶然。（一）清初社会环境的副产品顺康时期：满清贵族初入中原，建立王朝，统治中国，这完全不符合孔老夫子的“华夷”观，许多汉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3.2可见民族敌忾情绪之强烈。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并与恢复明朝为目的反清起事结合在一起，使满清统治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文字狱作为一种镇压思想的工具就这样诞生了，矛头主要指向汉人的反满情绪。雍正时期：经历顺治、康熙二帝的励精图治，宽慰安抚，民族间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部分汉人已经开始接受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高涨的民族抵触情绪开始有所跌落，社会环境相对安宁，而此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逐渐突现出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由于皇储竞争激烈和继位问题的扑朔迷离，朋党林立，矛盾重重，因此雍正把文字狱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政治异己，加强中央集权。乾隆时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也较为宽裕，追求完美的他就把文字狱目标定位在加强思想专制，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任务目标空前，因此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业绩”也相当惊人，在位六十余年竟出现一百余起，数量超过历朝历代的总和。总之，清初的文字狱是适应统治需要诞生的，是社会环境的副产品。（二）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的需要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的历代君王无不重视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治，都会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推行一种文化统治政策。发展到清朝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央集权制已相当成熟完备,思想专制的手段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 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2入关建国后，清朝统治者就大力提倡儒学，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礼”学说。康熙曾御笔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孔府大成殿正中；雍正曾下令避孔丘之讳；乾隆帝也多次举行祭孔活动，可见对儒学的重视程度之高。后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明令指出“一切文化学术活动必须以儒学和理学为标准，不能稍有违背”。王安东、刘莲.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J.东方论坛,2003（4）：47最具代表性的案件就是雍正时期的谢济世案。学者谢济世私注大学，不以二程的方致传为标准，又不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而以礼记为本,结果被人告发,惨遭杀戮。强烈的民族敌忾情绪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维护满清政权,必须加强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而文字狱成为其首选工具。（三）汉族知识分子的不合作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严峻的社会环境,如何才能使大清基业得以世代相传, 清初历代帝王都在不断的寻找良方。缓和民族矛盾，以宽柔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削弱他们的反满情绪,进一步消除民族隔阂，在这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的政策惊人的相似。康熙时命荐举山林隐逸，特开博学鸿儒科；雍正时开明史馆编修明史；乾隆帝时编修丛书巨著四库全书，这都能吸收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间的紧张气氛。清初萧山毛奇龄曾参加反清斗争，兵败后为躲避朝廷缉捕，亡命于山谷乡间，作“续哀江南赋”以寄托对明朝的思念之情，康熙念其才华，不计前嫌，特许他参加科举考试，并名列一等，授翰林检讨。其开明和宽容古今帝王能有几人？然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断然拒绝清朝统治者的“美意”。如清朝初年著名学者顾炎武，不仅拒绝参加科举考试，还多次拜祭明陵，参与抗清斗争，并且发出如此的号召：“士而不先之耻，则为无本之人”。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3.41这是他对清初满清贵族的无情鞭挞，社会影响甚大,许多文人学子争先效仿,公然反抗,使反清思想一度愈演愈烈。汉族知识分子的“倔强”使他失去了“感化”的耐心，于是举起了带血的屠刀，开始执行红色恐怖政策。清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为文字狱的萌发提供了必然的社会氛围。历史的客观规律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必须加强思想专制,是文字狱兴起的内部原因，清朝统治者在社会斗争中掌握了这门“艺术”。汉族知识分子的敌对情绪是其屡兴的外部条件,促使其认识到培育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清初文网不断扩大,文字狱数量不断增加。二、清初文字狱的发展过程清初的文字狱诞生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疯于乾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的程度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桎梏。（一）顺康时期文字狱的雏形阶段顺治、康熙二帝在位79年，面对风起云涌的反清情绪，在安抚宽慰的同时，也开始使用历代帝王惯用的武器文字狱，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顺治时期的毛重倬案和康熙时期的明史案。但两帝豁达大度，性格宽柔，文字狱的数量不多，文网宽松，对于触犯文网者的处罚也较轻。1、顺治朝：先声阶段1644年顺治帝携八旗劲旅，取代朱姓而统治天下，这一事实在汉人的脑子里是根本无法接受的，特别是士族知识分子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民族反抗情绪。在他们眼中，这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社会将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李岩.清初文字狱初探J.扬州大职业学报，2002（9）：10。清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是“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他看来，“夷狄”乃是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14-15这分明是说满族人是异类，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反。很多文人深受影响，在作品中或沿袭明朝年号，或直接辱骂满人恶行。在这一背景下，文字狱作为统治思想的武器诞生了，直指反满思想和反抗意识，例如毛重倬案。顺治五年，大学士刚林举发毛重倬为坊刻制艺中所写的坊文中沿用南明年号，这在当时是关于正统的严重问题，结果毛重倬被判以极刑。此案虽影响有限，但已表明清王朝统治者已开始注意汉族知识分子文章中的隐含之意，对醉心入清为官的知识分子加强了思想的控制，突出强调了清朝统治的正统地位，但对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平民百姓仍抱着放任的态度。2、康熙朝：成型阶段1669年，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康熙在智擒鳌拜，果断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亲政。面对严重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康熙帝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康熙十二年下诏命荐举山林隐逸。“隐逸之士，有经明行修德业充备者，朝廷优礼延聘，加以褒崇，以为士习人心之劝，则匡术以正，学术以明，政化大行，人才日盛，期补于国家也，宁浅鲜哉。”朱家伟.康熙政要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康熙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争取海内外敌视清朝的文人名士与清廷合作。宽文网之禁，以怀柔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但对其作品中反映明清的正统和年号问题一直严加控制，例如庄廷龙的明史案。庄廷龙，浙江乌程县人，一心想学左丘明编写一部传世的史学著作，花千斤购买明朝大学士朱同祯的明史遗稿，再加以整编修补，又遍访江浙一带名士“列名参阅”，以壮声色，为之刊起。在叙述历史时仍旧沿用南明的隆武、永历的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多次指责满清先祖的前事，这是清代帝王极为忌讳的。出版发行后，被罢官知县吴之荣在穷极无聊之际，“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发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36告发明史之五禁：一为不加尊称，直呼清皇先世名字；二为贬低和歪曲清太祖努尔哈赤对明起兵的“七大恨”；三为称清先祖和清兵为“贼”、“夷”；四以明朝立场看待明清之战；五沿用“南明年号”。康熙也痛下杀手，将庄廷龙掘墓戮尸，家庭成员中16岁以上的男子皆斩，女子发配边疆，牵连者数百人，告发者吴之荣偿，升官发财，此案开了清代官员利用文字狱陷害他人的先河。后来的南山集案也株连甚广，对一批知识分子迫害甚重，康熙自己写诗承认“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胭脂半辽东”。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辩录 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9概言之，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时间，文字狱刚刚是个雏形阶段，还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政策意识。但也偶有轰动全国的大案，使清朝官吏逐渐熟悉文字狱，掌握文字狱这门罪恶的“技术”，为以后文字狱的发展打下基础。（二）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发展阶段雍正在位十三年，经历了近乎惨烈的皇储之争才登上帝位，而且宫闱传闻甚多，因此前期他把文字狱的目标指向政治异己，以加强中央集权，如查嗣庭试题案。后期随着统治的深入，逐渐转向镇压汉人的反清意识，如吕留良案。雍正为人猜忌，刻薄自负,终其一朝文字狱竟有二十余起，密度仅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张玉敏.大清王朝十二帝M.北京：戏剧出版社，2005.166这是雍正即位之初写的一副对联，充分体现出他君权至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亲政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政治异己进行报复的首选手段。康熙帝在垂暮之际没有确定皇储，导致雍正即位的许多说法。有遗诏继位说，即雍正深受康熙器重，合法继承皇位；也有改诏篡位说，即隆科多将遗诏中“皇位传十四子”的“十”改为“于”，扶雍正登基。后者流传甚广，越传越神，但真相到底如何，无从查证，但康熙末年，皇储之争相当激烈朋党林立，是铁一样的事实。因此在雍正即位之后，就大肆利用文字狱整治朋党，例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浙江海宁人，为康熙晚年的进士，后官拜翰林学士。一次他主持江西省的科举考试，所出考题为“维民所止”，源于诗经·商颂·殷武中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意思是说武丁时期势力范围广大，实为歌功颂德，迎合雍正，不料却被人利用汉字结构的特点，把“维止”解释为“雍正”去掉上半部分，即“雍正斩首”。结果被雍正赐死于狱中，家中成员均发配边疆。这是望风扑影，蓄意构陷之罪，而雍正也正是另有目的加以利用，目的是要铲除日益骄横的隆科多党。前期汪景祺的西征随笔集案，是雍正要整治年羹尧党，两者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雍正前期的文字狱具有明显内部斗争的性质，是为加强中央集权服务的。“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专以文字狱蛊惑人心的匪奸，如不留心观察，尽于置之不问，而权衡两者匪奸之为害国家，蛊惑人心，甚于盗贼远矣！”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23这是雍正大搞文字狱的指导思想。皇帝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作用，地方官自然对知识分子的作品倍加关注。自雍正中期以后，文字狱从庙堂之上蔓延到闾巷细民之间，政治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思想领域中潜伏的汉人的民族意识，例吕留良狱。吕留良，浙江人，曾拒绝康熙时博学鸿儒科的推荐，地方官又以“山林隐逸”相荐举，他又出家作了和尚，以示他无心仕清。他是一位民族气节浓重的学者，名声很大，有 “东海夫子”之称。他强调“夷夏之防”，影射清朝统治的不合理性，鼓动臣民反清复明，许多文人慕名投拜。湖南人曾静、张熙受其影响，听说总督岳钟琪经常自称为岳飞之后，就策动他反清，匡扶明朝，不料却被他设计逮捕。雍正高度重视，出于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辩护，亲自著书大义觉迷录，批判社会上风行“华夷之分论”。同时严惩吕氏一族，将吕留良掘墓戮尸，并将吕氏子孙门生及藏书之人全部治罪，将曾静、张熙师徒释放回乡，原因是曾静改口颂扬雍正，并著文驳斥吕留良的“华夷”学说，以表其挽救知识分子的气度和耐心。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精妙至极。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令”。张玉敏.大清王朝十二帝M.北京：戏剧出版社，2005.166雍正帝虽也提到“宽”，但归根结底是在强调“猛”。他奖励举告，把文字狱作为压制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武器。但雍正也并不太热衷制造文字狱，例如雍正七年，四川成都知府王符密密参学政宋在石所出试题“子欲居九夷”，显有讽刺之意。被雍正帝斥为“此乃王符密系多事苛求也”。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22可见他无意让地方官吏、学政去挑剔文字之祸。 （三）乾隆时期文字狱登峰造极的阶段乾隆在位六十余年，“刚柔并济”，思想缜密，大胆自信，是文字狱集大成者。他要求彻底泯灭汉人的反满意识，具有强烈思想控制的性质，打击的对象空前广泛，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村民草夫，甚至包括思想不健全的精神病患者。文网甚密，数量众多，真可谓是登峰造极。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王锡侯的子贯案和经过深谋远虑的编著四库全书。经历三代帝王近百年的探索，文字狱作为思想专制的手段，到乾隆时期，应用更加得心应手。这一时期的“文字狱与禁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文字狱中近乎苛刻的手法也扩展到禁书当中，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一些书因未避讳也被查禁”，李岩.清初文字狱初探J.扬州大学学报，2002（3）：12其中尤以王锡侯的子贯案影响最大。王锡侯，江西举人，乾隆四十二年私自删改康熙字典，指责字典中收字太多，学者查此漏彼，贯穿甚难，而且直书康熙、雍正二帝庙讳。乾隆认为“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孙文良.乾隆帝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87。将王锡侯解案处死，其所有著作及版片，通令各省官吏查禁销毁。随后乾隆又制造了一柱楼诗案，株连甚广。此后，使全国特别是江浙地区的文人陷入极度恐慌的状态，携仇诬告之风更为严重，地方官吏面对收藏逆书的检举，大多都是立案严办。而乾隆帝又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其目的是迫使人民迅速呈缴禁书。由此可见，文字狱已成为查办禁书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乾隆眼里，大兴文字狱只是权宜之计，天下之大，文人之多，数之不尽，光靠镇压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即把民间收藏的不利朝廷统治内容的书籍收归上缴朝廷，然后加以整理，大开博学鸿儒科，招收汉人学者，缓和矛盾，为此开始编写历史上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公元1773年乾隆帝令载震，纪韵等担任编撰官，并下令各省官员收集、收购各种图书资料，明示奖励方法，越来越多的图书源源不断的送到四库全书馆。朝廷对于影射、叛逆之类的书籍一概烧毁，其他有价值的书籍中有少数“违碍”的加以涂抹。其后经过筛选纠正。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功夫，到了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分列储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奉天、杭州、扬州。俱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三千多卷，使许多历史文化成了永久的遗憾，但乾隆帝编写四库全书对以后的文学、文字研究保存了大量可贵的材料，贡献是巨大的，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1779年，这位年近九旬的老翁撒手人世。终其一朝，文网之密，文祸之多空前绝后。但乾隆对文字狱的处理大多比较谨慎，而且特别重视申实，严禁挟仇报复。“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语言文字反过于推求”，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32 乾隆曾多次如此训诫官吏。三 、清初文字狱的社会影响清初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目的是要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它造成大量历史典籍的破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扭曲了学术学风，导致官场吏治日趋黑暗，影响了科技的进步发展，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一）毁灭书籍文字狱的兴起，对于历史文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造成大量历史典籍的破坏。人们在分析文字狱时，往往是更多的关心因文字祸及的人，而对于被查禁、销毁的书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在文字狱的发展过程中，人与书是一个整体，自始至终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字狱祸及到了人，那么所涉及到的书也难以幸免秦始皇。“冲冠一怒”，不仅仅使数百儒生的生命走向终点，更使许多先秦文化典籍遭受严重的破坏，影响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术史。文字狱发展到清初，特别是康乾时期文网日趋严密,与禁书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这一时期的文字狱很多就是因为编纂、收藏他人或自己的著作而引起的，而一旦成狱，这些无辜的书籍也会立即遭受灭顶之灾。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场文化书籍的灾难。随着文字狱的一兴再兴，大量书籍遭到禁毁，不少珍贵文献从此失传。文字狱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文人学者的恶梦，更是历史典籍的悲哀。（二）禁锢思想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打击思想异端，压制反抗思想。清初的文字狱大都针对反满的民族意识及各种反抗意识而制造的。例庄廷龙的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龙补写明末学者朱国祯的明史，书中多有不满清朝统治之意而触发；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是因为著作中语涉南明之事，沿袭明朝皇帝的年号，触犯时忌。“严密的文网，近乎残酷的血洗，使知识分子不但要在肉体上承受各种大刑的折磨，而且在精神上留下深深的伤疤。为了躲避迫害，他们不得不消极避世，不敢直言社会问题，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思想领域僵化沉寂。清初原有的“经世致用”精神消失殆尽怀疑之风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禁锢文化呆板的可悲之象读书人非痴迷于科举功名，即醉心于考核故旧”。罗素英.中国文字狱叙论J.求是学刊，2000（6）：115社会文化缺乏生机和活力，变的死气沉沉，致使龚自珍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李岩.清初文字狱初探J.扬州大学学报，2002（3）：13的悲叹。（三）吏治腐化文字狱的发明者的本意应该是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文化上的专制，但随着文字狱的的内涵和手段不断丰富，却逐渐被居心不良的官吏所利用。他们往往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或自己所在的小集团利益，进行敲诈勒索，挟嫌报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些地方官吏甚至把文字狱作为求功名谋仕途的工具，动不动就出现耸人听闻的文字逆案，心狠手辣，卑劣至极。明史案就是最鲜明的例子，吴之荣这种近乎无赖的小人仅凭巧妙的举报，就可功成名就。文字狱已成为清初不良之徒陷害无辜，损人肥己的一种重要手段，弄得知识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官场乌烟瘴气，道德沦丧；社会风俗极度恶化。“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60这是老臣梁诗正总结出的处世经验。文字狱造成了明哲保身，不敢直言的社会风气，造就了一批卑鄙无耻的小人，而忠言进谏的死节之臣几乎绝迹，官场的腐朽黑暗可见一斑。（四）闭塞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出现了闭关锁国的现象，尤其在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实行闭关政策后，更强化了社会的封闭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此时文字狱也一步步走向顶峰，其内部的联系不言而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更加封闭，思想文化更加保守，而反过来社会的封闭也会助长封建专制思想的恶性膨胀，为文字狱的兴起提供良好的土壤和丰富的肥料。政治专政、社会闭塞以及因文字狱而导致的文化扭曲，构成了阻滞中国文化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史革新.文字狱危害之浅谈J.寻根，2002（2）：26使中国逐渐放慢了发展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为中国近代不断遭受其凌辱打下了伏笔。纵观清初文字狱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时代背景、主要矛盾、帝王个性的差异，文字狱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打击重心，特点鲜明。它是专制主义发展的副产品，是封建文化的毒瘤。它钳制了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摧残了中国的文化，导致大量历史文献书籍丢失，学术学风极度扭曲，社会进一步走向封闭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文字狱不是封建社会所特有的衍生物，也不是满洲人建立大清王朝的专利产品，只要具备其生存的条件和环境，它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包括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包括西方的欧洲世界。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也是其没落的终点，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思想专制都在此达到顶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顺治和康熙的“宽仁”；雍正和乾隆也一再强调“不为己甚”；看到清朝历代帝王都在大开鸿儒学科。“如今，历史的波澜已经消逝，这为我们客观、冷静地观察历史提供了条件。应该承认，文字狱不过是专制时代千万种专制政策中的一种，不过是无数个败政中的一项，既不宜扩大其定性的范围，也不宜高估其影响。”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1)：75 我们必须回归到历史的大背景中，辩证的、理智的看待清初的文字狱，因为它仅仅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短小的一页。参考文献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32.王安东.刘莲.试论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特点及影响J.东方论坛:2003（4）3.张玉敏.大清王朝十二帝M.北京:戏剧出版社，20054.史革新.文字狱危害之浅谈J.寻根，2002（2）5.郭成康.清朝文字狱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6.朱家伟.康熙政要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8.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1)9.孙文良.乾隆帝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罗素英.中国文字狱述论J.求实学刊，2000（6）11.陈祖武.清初学术思变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李岩.清初文字狱初探J.扬州大职业学报，2002（9）On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early qing Dynasty in briefAbstract: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wa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of culture. It was one of the flinty means that the feudalism ruler adopts for sharpening culture was autocratic. It happened to some extent without exception, but was the most grave, especially with the Qing Dynasty in past dynasties . Especially, the Kang Qian period , more of massacre number, related to broad of range , were that the history institute was rare.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was drawn up from Qhing Dynasty literary inquisition creation cause .It developed process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three angles going and analysing . It hoped that the wing can find out a little law. Key word: early period QingDynasty; literary inquisition; reason; process; 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