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新文学批评的几个特点.doc

试析鲁迅新文学批评的几个特点 论文摘要：鲁迅的新批评是建立在他的批评与批评的基础之上的，充满着一种严谨而深刻的理念，并由此而建构起一套富于自我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主要表现为讲求常识、视野广阔与关怀现实等多个方面。鲁迅的新文学批评文本也是开放的，包括了多层面解读的含混性与复杂性，对以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文关键词：鲁迅；新文学；批评如果与他的同时代人如茅盾、周扬、成仿吾甚至乃弟周作人等人相比，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一则是因为鲁迅本人在主观上从来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者，或把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一项专门的事业去做。再者，鲁迅也没有像后来的胡风、沈从文、李健吾等人那样出版过一部纯粹的批评作品集。相反，他对于新文学的批评经常是任意而零碎的。除了为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如萧红、萧军、柔石、白莽等人的作品所写的序言外，发挥稍多的大概就属那篇写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了。此外，几乎再没有什么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而只是一些、谈话或者随兴所至的小品文章，这些后来都被笼而统之地收入到各种集子里面，冠之以“杂文”的总名目。但所有这些，并不影响鲁迅的新文学批评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一种严谨而深刻的批评理念，并建构起一套富于自我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正是通过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们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鲁迅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以及所取得成就的认识与评判。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主要是以一个“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家兼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出场的，所以在考察其新文学批评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他的所有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一向反对那类“为而艺术”的看法，而主张“文学是战斗的”，是“觉醒、反叛、抗争、要出面参与世界的事业”，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早在1907年，他就于摩罗诗力说一文里，热情地赞扬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能够“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并说它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为此，他大声疾呼，在现代中国也迫切需要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努力砸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黑暗封闭的“铁屋子”，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于此可见，鲁迅的新文学批评立场与他一贯就持有的文学社会功用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体说来，鲁迅的新文学批评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鲁迅坚持文学批评家一定要具备最基本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批评家于批评之先要尊重一些基本的事实，而不是漫无边际的信口开河：“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地做到客观与理性，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的优势与缺陷，既不无限拔高，也不有意贬低。这就要求批评家在进行具体批评时，能够设身处地，“于解剖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而绝不是事先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对着作品与作者进行俯瞰式的。鲁迅认为，批评家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利害关系的考量，永远保持着一颗公正之心。“批评家若不就事论事，而说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语，是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所以，他反对那种无原则的吹捧，更反对不顾基本事实的一昧抹煞。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是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家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至于那些不肯明确自己的批评态度，没有一个根本原则和是非立场的所谓批评家，对着文坛上的种种不良现象，“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则更是等而下之了。在提倡合理的、善意的批评的同时，鲁迅也反对那种恶意的批评，尤其反感批评家们相互之间仅仅出于个人意气之争而毫无原则地内讧。在他看来，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促进、有利于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而绝不是以互相谩骂、彼此拆台为能事。那种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对于文学创作自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可救的事!”鲁迅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还应该具备温和宽厚的胸怀，对于刚刚走上文坛的新人，要及时地给予热情的鼓励，为他们提供一个生长的机会与逐步走向成熟的空间。也就是说，批评家应甘当培养天才的泥土，而不是一味地以戕害为务。所以，在1922年青年诗人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出版后，因为其中的真情告白而一度引来了新旧道学家的“堕落轻薄”的指责时，鲁迅就坚决地加以抨击。他指称那些所谓的“含泪的批评家”，其实是打着道学幌子的伪君子，在“可怜的阴险”背后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出于同样的原因，鲁迅积极地肯定了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和叶绍钧等早期“问题小说家”的略嫌稚嫩的创作，指出他们虽然“往往留存着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