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doc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摘 要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关键词 文心雕龙; 韩非; 批评 韩非是战国末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早期法家的思想精华，重法治而轻文艺，好质而恶饰，反对虚华。 韩非子五十五篇，说理精密，文笔犀利，善用寓言，不仅充分展现了韩非子的法学思想，亦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对于韩非子的文学成就与不足，文心雕龙之铭箴、诸子、情采等至少十四篇予以了较为深入的评判和剖析，其中涉及到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文心雕龙的相关评述，对于后人全面解读韩非子的文章风貌、正确评判其成就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一) 对于韩非及其著述，刘勰总体上评价不高。 在诸子中，刘勰以“弃孝废仁”评“五蠹”说，而情采篇则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 1“弃孝废仁” 诸子曰: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 轘药之祸，非虚至也。 1229 “六虱”之说出自商鞅，商君书·靳令:“六虱: 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五蠹”之说出自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 谈) 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诗、书、礼、乐、孝、悌等，是儒家伦理思想和仁政观念的核心要素，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神圣的，但商君书却将其目为害国虱子; 韩非子更将学者( 即儒生) 视为“五蠹”之一。对于这些言论，刘勰以“弃孝废仁”论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刘勰论诸子，以“纯粹”和“踳驳”为标准予以评判，“其纯粹者入矩，其踳驳者出规”。像庄子与淮南子等，属“踳驳”之类，刘勰对其多有微词; 至于韩非子，已不仅仅是“踳驳”，而是“弃孝废仁”了。 刘勰对商、韩等法家人物的批判和抨击，并非仅仅因为其著述中对儒学和儒生使用了污蔑性的言辞。以商、韩为代表的法家，提倡刑赏、农战，主张用严酷的刑法来实施统治，反对儒家的德教，这些思想和主张同样是刘勰所不能接受的，而这也正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等法家的关键所在。诸子称“申商刀锯以制理”，刘勰对商韩等法家重宪令、轻仁德之举持否定态度。 史记·商君列传以“刻薄”、“少恩”论商鞅，汉书·艺文志以“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论法家，正与刘勰持有相同的立场。其后，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下抨击韩非之说是“有见于国，无见于人; 有见于群，无见于孑”，可谓一语中的。 不过，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对于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和确立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时，韩非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思想显然也具有积极意义。对此，刘勰并没有论及。可见，刘勰对韩非的认识和评判是不够全面的。 在刘勰看来，“五蠹”说实为暴秦苛令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刘勰不满于韩非的又一重要原因。时序讲: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 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 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战国时期儒学衰微而诸子勃兴，秦国据“五蠹”、“六虱”之说，制定法令，推行暴政。因此，在刘勰看来，韩非的“五蠹”说是具有极端危害性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刘勰对有秦一代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禁锢文明，扼杀文化，实行愚民政策的行径多有批判。如，明诗“秦皇灭典”; 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 练字“秦灭旧章”等等。证之以史实，刘勰所论是符合事实的。史记·秦始皇本记载: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坑儒，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这是不争的事实。暴秦燔书，独尊法家，这虽然并非韩非等人所为，但法家的有关思想和认识显然是苛政的理论基础。 上引诸子中，刘勰以“轘药之祸，非虚至也”这样激烈的言辞表达对韩非子“弃孝废仁”行径的愤慨。从文字表面上来看，似乎刘勰认为韩非之死是“最有应得”;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刘勰对韩非本人的遭际还是同情的。知音曰: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 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刘勰此论本于葛洪。抱朴子·广譬曰:“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见其为人; 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时。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3“韩非囚秦”事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刘勰以韩非等人为例，以证其“贱同而思古”之论，进而说明“知音其难”的道理。寻绎刘勰之言，他对韩非的遭遇有“愤愤不平”之慨，却无“幸灾乐祸”之意。 才略篇以张华之鹪鹩比况韩非之说难，也可以作为佐证: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 鹪鹩赋是西晋作家张华的一篇托物言志的作品。鹪鹩是一种“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的小鸟，“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文章取义于庄周“鹪鹩巢林，不过一枝”的论点，旨在阐释“位尊而险，无用安处”的道理。文章大量运用了对比反衬手法，以鹫、鹗、鹍、鸿、孔雀、翡翠之“负矰婴缴，羽毛入贡”，比衬鹪鹩之“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其立意及结构均表现出了轻灵俊脱、“奕奕清畅”的特点。韩非的说难论述了对人君的谏说之难，“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 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引旧注曰: “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制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4254显然，说难具有强烈的愤激情绪，鲜明地体现了韩非愤世嫉俗的思想。刘勰以鹪鹩比说难，肯定了二文讥斥时弊、发抒感慨的意义，显示出对韩非子内在情感的深刻体察。 2“华实过乎淫侈” 由上文可知，刘勰对韩非子的不满和批判，首先是基于其政治思想上的“弃孝废仁”。 就文学角度而言，刘勰又评韩非子是“华实过乎淫侈”。情采曰: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 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 采，当作“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在这里，韩非子所讨论的是“帝王之术”。他认为，君主应该谋求能够使国家安定强盛的实际功效，而不应该听信那些巧妙动听而又善于文饰的空洞不实之辞。韩非论文艺以功用为基本原则， 提倡“尚质”、“尚用”，推崇自然美，本质美，反对文饰。其解老云: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 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他将文与质从根本上对立了起来，体现出了重质轻文的倾向。刘勰以为，韩非的“艳采辩说”是就文采绮丽而言的。刘勰也强调质，但他同时并不反对文采，他主张“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崇尚文质彬彬的文章风格。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识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显然远胜于韩非。 刘勰以“华实过乎淫侈”评韩非子，其实并不符合文学史实际。从创作理论来看，韩非重法制轻文艺，重功用轻虚华，重朴质轻文饰，但却并无“淫侈”之论。如，外储说左上曰:“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再如亡征: “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从创作实践来看，韩非子虽多用寓言说理，广譬博喻，但总的说来直言畅论、细密透辟，并不刻意追求文饰之美。总此两端，可知韩非子并无“华实过乎淫侈”之实。 刘勰“淫侈”的立论基础是时文之绮丽雕缛、“繁采寡情”，是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 故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曰: “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褥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 情采) 恉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599情采篇在列述孝经、老庄及韩非的文章趋尚及创作特点时，突出强调了“文质附乎性情”的文章风格，而“华实过乎淫侈”自然在摒斥之列。若以齐梁文坛的实际来考察，刘勰之论显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