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论文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清教徒》.doc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清教徒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清教徒苏晖王珊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考察马华作家温祥英的小说集清教徒中的女性和男性形象及其蕴涵的性别、阶级、种族和自我观念。温祥英的小说关注下层女性的不幸命运,其笔下的吧女、妓女、女佣乃至于情人和妻子形象都是受到阶级、种族和男性压迫的一群;这些女性是被遮蔽的人物,在作品中没有话语权,同时,她们又是华人男性知识分子主人公藉以审视自己的工具;这些华人男性主人公相对于殖民者及马来统治者处于弱势,是被主导者,但是相对于更弱势的华人女性,他们又处于优势,成为支配者和主宰者。正是对于女性的主导和支配,使男主人公获得了某种自我确信和优越感的满足。温祥英本人的特殊文化身份及其文学创作主张是形成其作品上述特点的原因。 关键词:马华作家清教徒·温祥英小说集后殖民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苏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王珊,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 在马华文学史上,温祥英是一位不可被忽略的作家。他祖籍广东台山, 1940年生于霹雳州太平,出生于马来西亚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时代,与马来西亚国家同步成长;他于1961-1965于马大英文系攻读文学学士及教育学位,是同辈中少数受到高等教育的作家,“接触外国文学有其他人没有的优势,受现代文学洗礼,他该洗得最透彻”;他是70年代最早尝试现代主义和新小说技巧的作家之一;同时,他的两段文学生命从50年代末到1992年,以及从2005年后至今,也是马华文坛上十分特殊的现象。 已有一些学者对温祥英的小说做了深入且精辟的分析和研究,其解读视角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温祥英小说创作中自传性材料的反复运用,其创作中的下半身主题及人性探讨,其创作美学理念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等。事实上,关于温祥英小说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温祥英小说的现代主义特征,其创作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前后期创作比较分析、其创作语言的混杂性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为生长于马来西亚的男性华裔作家,一个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由殖民到后殖民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他的情感和思想如何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笔下的一系列自画像及女性形象如何折射出变化中的社会对于个体造成的心理影响?本文即试图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考察温祥英作品中众多的女性和男性形象及其蕴涵的性别、阶级、种族和自我观念。 所谓“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Feminism)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结合体,由于“在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者”(罗钢,“前言”6-7),这种相似性促成了此两种理论的交融,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再认识和再发现。 就温祥英而言,无论是其第一阶段创作还是其复出后的第二阶段创作,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题材集中。他的小说按内容可以分为两类:成长回忆以及外遇寻欢。以小说集清教徒为例,“昨日·今天”“唔知羞”(2006)、“清教徒”(2006)等属于第一类,“闪入那扉窗”(1990)“玛格烈”“NooDuitGang”(1992)“卖”等属于第二类。无论是哪种题材,女性形象都使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也在文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资深的马华本土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其作品中以何种状态和方式存在,与男性形象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一向值得关注,如对马来西亚另一位著名作家潘雨桐的研究便是如此。这一方面,在温祥英以往的评论中没有得到专门的探讨,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而考虑到温祥英的出生及成长背景,结合马来西亚历史,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进行论述,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一 温祥英的小说关注下层女性的不幸命运,其笔下的吧女、妓女、女佣乃至于情人和妻子形象都是受到阶级、种族和男性压迫的一群。 清教徒这部小说集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几乎每篇作品中都有作者精心塑造的两至三个女性人物。从作者呼唤了一辈子的初恋情人“梅”(“昨日·今天”、“清教徒”、“新宁阿伯”),到青春逝去、消瘦胆黄,或者沉默“贱格”,将自己操劳进家庭的妻子(“昨日·今天”、“玛格烈”、“卖”、“新宁阿伯”);从一面之缘致沉溺其肉体的欢场女子玛格烈、中国娃娃(“玛格烈”、“卖”),到寻欢、动情、以致成为其情人的梦纳或伊雯(“闪入那扉窗”、“NooDuitGang”);还有其它诸多小说中的吧女、舞女、女佣、理发女郎、“母亲”他的很多小说都可以看作主人公与一个或几个女性的纠葛故事。作者或是化身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将视定在男性人物身上,以限知式第三人称叙事;抑或在数篇小说中,直接化身女性主人公,进行全知叙事。 温祥英对其作品中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同情,体现在如下方面:一、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和叙述其不幸遭遇。如在“闪入那扉窗”中侧面叙述了吧女梦纳与爱人不能在一起而不得以成为其情人,又遭到其母的憎恨,外出谋生作陪舞及出卖色相的低贱行业,以及随着人老珠黄辗转勉强维持生计的一生;“冷藏着的世界”里描述的理发女郎忍受着贫穷和辛劳,唯一的愿望是替有恩于自己的亚姨买一间收租的房屋;即使是文中一闪而过的吧女们,作者也以关怀的笔触摹写了其心理,她们“总之是为了消磨时间,发泄发泄内心的苦恼,相互同情安慰”。二、在文中直接发声或采取行动替受羞辱的女性出头。最直接的体现是在“玛格烈”中,当吧女玛格烈遭受酒客“是人就不会当吧女”的羞辱后,主人公“温先生”以武力替她出头,拥她入怀,并发表了关于人之尊严的人性的议论:“人根本就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还保留着原始的兽性,人就是如此残忍的,不把别人当人,别人只是商品”(91)。“卖”中的“中国妹妹”也引发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她使他想起老爸,十一、二岁,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就出来南洋闯世界,结果成为大多国家的少数民族,动则被强势民族排挤;或如眼前这女人,被人勒索和欺负。”三、以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叙事,揣摩女性的心理,体现着对女性的书写与关怀。如在“天亮前的早餐”和“目标”中,一个成为玩物和商品的女子,以及一名艰难度日的弃妇舞女形象呼之欲出。温祥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以下层或酒吧等欢情场所的女子居多,对于这些世俗观念中的堕落女子,作家并没抱有任何偏见或戏谑,而是对其境遇给予合理解释,甚至从有些人物身上汲取着精神力量,如“Noo DuitGang”中对于伊雯有所不为(不肯当众跳脱衣舞)的欣赏,以及“面对着她,他(万全无)奇怪地觉得自己是弱者”。在作品中对于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寄寓这样的文学关怀,不能不说与温祥英的小说观有关。温在“附:关于卖”中指出:“身为作者,应该慈悲为怀。作者不应该比自己的人物更清高或更神圣。”作者的杂文论集半闲文艺中更有提到:“欲写小说,就必须面对着人,无畏地面对着人,不存任何偏见,不存任何幻想,只携着一股怜悯,一怀恻隐。”11这种文学上的道德关怀使得温祥英的小说蒙上了一层人性的光辉。 二 尽管温祥英对女性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和关注,但细读其作品,不难发现,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被遮蔽的人物,在作品中没有话语权。同时,她们多多少少是在男性的注视下以他者的面貌出现,这些“他者”作为女人,没有得到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真正关爱;作为小说角色,没有被给予主体性来展开各自可能的自我;她们仍只是温作品男性知识分子主人公借以审视自己的工具一个在阶级、种族、性别压迫下的永恒的“他者”。3 温祥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集中于妻子和情人两个角色。小说中的妻子,或者是丑陋、而缄默的,与丈夫没有共同语言:“麻面和几粒黄色白点的暗疮,隐藏在白粉层后。圆眼镜片只是两片死光”,12“贱格到连车都不会坐”,“她这沉默的抗议,只给我一份窒息”(20);或者在岁月磨砺中失去了青春与激情,像“卖”中主人公所感叹:“wheres the girl Imarried?”(152),在家务的辛劳中变得专制而粗暴:“头发乱乱的”,“脸色显得更胆黄,双颊因深陷下去,露出一大片污黑”(“玛格烈”87)。随着岁月的流逝使男主人公倍感麻木疲劳和窒息,爱情不再,只有无力的责任感支撑着家庭。温祥英小说中的情人,身份多为舞女或吧女,147苏晖王珊: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清教徒静的”“身材高挑,裹在旗袍中,尤显曲线玲珑。脸孔尖削、嘴唇软软,厚实”(“Noo DuitGang”108)。温祥英关于女性形象的二元塑造很容易使人想起吉尔伯特和格巴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对于天使和妖妇的划分。这些情人角色以肉体或青春的激情吸引着男主人公,但是得到的只是短暂的留恋,而不是长久的情感。“玛格烈”中的吧女玛格烈是主人公(或者作者)倾注感情较多的一个角色,甚至在“闪入那扉窗”中亦有文本互涉和联结:“在老虎吧,他认识了玛格烈,在她身上花费了许多幻想,最后发现她原来染了满身毒”(36)。她是有妇之夫温喝酒寻欢解闷时遇到的欢场女子,温先生遇之而动情,因其受辱而与酒客动武,玛格烈要求“我”“温先生”爱她,而“我”将玛格烈拥入怀中却一再念及家妻容。最后,“我”半醉之间对“玛格烈”吐露:“不,不,我不能爱你”;而耐人寻味的是,“我”又呢喃:“容,原谅我”(92)。温先生就是这样徘徊于妻子与欢场女子之间,无力给予任何一方爱。 温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圆满的女性形象。除了黄脸婆妻子和在出卖肉体中艰难度日的吧女,只有一名叫做“梅”的女子闪烁着虚幻的身影。她是作者呼唤了一辈子的初恋情人,所有小说中最为美好的一位女性,她在多篇作品中重复出现,从“昨日·今天”到“清教徒”、“自画像”、“新宁阿伯”在主人公的记忆中,她有一张白皙的圆脸,闪光的镜片,苗条的身影,然而,仅此而已。在小说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梅”的任何性格、语言、动作、身世的描写,她是不说话的,或者说,作者剥夺了她的话语权。她与其说是主人公的初恋情人,更不如说是活在作者记忆中或心中的一个女性身影,作者依据自己的心理印象虚构的,一个具有他认为的美好气质的幻象。 即使是以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叙事,或者揣摩女性心理的作品,女性也同样没有话语权。如“天亮前的早餐”和“目标”,一些评论者认为是“彰显女性意识”13的作品,但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目标”写出了女性的欲望以及无奈,“天亮前的早餐”写一个女性被自觉当成任人观赏的戏子和交易对象的婚礼前后的故事,女主人公失身怀孕,父母首先关注的不是抚慰女儿的心灵创伤,而是及早让其风光出嫁,以挽回一点面子。作者写道:“她是经合法的仪式被卖过去的”14,以及在小说最后,女主人公发出了如此感慨:“只有制度,没有人性,我的幸福呢?我的意见呢?我难道不是人?”(53)在父权制下,女性是被物化的,“她本身就被看作某个男人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最初是她父亲所有,后来是她丈夫所有”(波伏娃41)。温祥英小说注意并描写了这种物化,实属可贵。 在这两篇小说中,女性形象都是借由男性的眼睛关照出来的,“天亮前的早餐”的婚礼场景、床第细节,“目标”里的吧女私生活、镜台前的私密自视,在这种私人化的场面中,读者成为叙事者的同谋,参与到窥视的场景中来,作者为小说中女性安排的无论哪种生活空间,都难逃男性视线的俯瞰。 更为有意思且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这两个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没有名字的,这让笔者想起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学者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对于印度寡妇殉夫习俗所做的分析。斯皮瓦克指出,寡妇殉夫习俗是被早期英国殖民者废除的,这被认为是“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的一个例子。与此相对的是印度本土父权制捍卫者的论点,他们认为“妇女实际想要死”(罗钢140)。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属于妇女的声音都是无法听到的。当在东印度公司警方档案里看到这些妇女、这些殉身的寡妇的被误写的名字时,人们开始思考前两种声音的来源。同样的,我们也开始思考,作者发出的声音是不是真148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性的声音?三一些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男性作家是不能为女性而写作的,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称:“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190)。法国的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为上述主张指出了原因:“我永远代替不了一个男人,男人也永远代替不了我。无论他们可以变换什么样的身份,一方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另一方,他们不具有互换性”(379)。此种观点不免偏颇,却揭示出男女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性。 温祥英的小说也对男女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进行了细微的展示,正如作者反复所言:“我们似乎隔得很远,正如看到她的蹲式时所意识到的,隔了整个文化,隔了整个世界”(“NooDuitGang”116)。这种对于两性之间的巨大鸿沟的揭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亦具有了某种种族和文化的象征含义。 仔细考察温祥英的小说我们发现,在多部作品中,男主人公由于渴望显示男性的力量和权威,而对女性产生了恶心与欲望交织的复杂的潜意识心理。笔者认为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来西亚华人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一种影射。 “闪入那扉窗”与“NooDuitGang”都是温祥英最为杰出的作品。它们有着相同的题材和若干重复的细节。引人关注的是两部作品皆有大段篇幅描写女主人公的蹲姿,那令男主人公产生了一种无来由的反感和恶心。在“闪入那扉窗”中,“注视着她(梦纳)蹲在溪流中,套在纱龙中,就像番婆的姿势,他心里不由生起一股反感,仿佛两人间隔了整个文化的距离”(36)。“NooDuitGang”里作者更是甚至在开篇提到:“他有一阵恶心,看见她(伊雯)蹲在岩石上的姿势。这阵恶心,不知从何而来,毫无迹象的、无可理喻的,只是一眼看到她蹲在那里,这阵恶心就无头无脑的袭上心头”,“她蹲着的姿势,却给他一个错觉,以为她一生下来就这样蹲着。蹲到现在、蹲到未来,一生一世都没有站起来或是坐下来的机会”(101)。 要考察作者为何如此着力描写女性的蹲姿,以及这种恶心的源起,文中的两处细节值得玩味:一是作者在两部作品中一再强调,这种反感,“仿佛两人间隔了整个文化的距离”(“闪入那扉窗”36)。“他有种恶心,觉得她不配;他更有股强烈的感觉,觉得他俩之间,隔了整个文化,甚至隔了整个世界”(“Noo DuitGang”102)。二是主人公在产生厌恶之感的几乎同时,竟勃发了并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但在这同时,他的性欲却勃起了,在冰冷的溪水中,热炭似的不熄”(“闪入那扉窗”36)。这种夹杂着鄙视的欲望经常会引发读者的疑问。同一个外遇题材,经过两次或多次改写,人物情节设置也进行一再改动,而这种“恶心”,文化或世界的隔离,以及欲望等细节却持续得到保留,足见它在作者心中的分量和在文中的地位。 对于这种夹杂着鄙视的欲望,历来研究者多是从“华裔小知识分子的种族及阶级傲慢”15出发,认为“他其实沉湎伊雯的肉体之余,却又时时以鄙视的眼光瞧不起其他周遭(包括情妇伊雯),那是唯求保住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16,如果仅仅如此,为何作者一再强调隔绝的是整个文化、世界,又为何正在厌恶的同时欲望又勃发?如果仅仅从阶级和教育的角度解释,恐怕难以成立。黄锦树也注意到了这点,他提到“执行同样的仪式(沐浴祈福)表示,梦纳李和伊雯李即使不是同一个角色,也是同一种人(娘惹、底层阶级)。而“闪”中的主人公唐是个峇峇,即使有着受教育与没受教育的差别,说是隔了整个文化,隔了整个世界岂149苏晖王珊: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下的清教徒言重了?”17在“NooDuitGang”中,作者对男主人公的身份做了改写,并花大段篇幅追述女主人公可能具有的福建番婆背景,试图把这种恶心的源发引向身份和背景差异,但却更似借口抑或辩解。笔者认为,这两个文本中所描绘的引发主人公们恶心和欲望的场景,实际上接近一个神秘的祈福仪式。这个仪式都是由女主人公引导男主人公完成:在瀑布溪流中沐浴后,裸身,“把内衣内裤向肩后抛弃。不要回头看”,“否则不灵。希望一切衰运真的随流水而去”(“闪入那扉窗”36)。这个仪式在“闪入那扉窗”中是一个关键情节,在“Noo DuitGang”里更是出现在文章开头,占有数页文字。河流、裸身、命运这个仪式很恰如其分地将自然、原始欲望与神秘力量相结合,它是一个“爱的仪式,赤裸裸回到初生状态”18,结合发生地点山洞,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归母体(子宫)的仪式,在文中别有象征意义的由女性引导男性完成。它是母性的、原始的,因而也是一个阴性的仪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