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期末复习题之名词解释.doc

古代文学史期末复习题之名词解释Done by 小可门阀士族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由于论者所持角度互异，史书对这种特殊阶级的称谓颇不一致。例如：指家门贵盛者，称谓“高门”、“门第”；强调世代做官者，称“士族”、“世族”、“世家”。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世居高位，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在陈朝，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诗人追求鲜明的个性，诗歌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而又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正始之音一是指：魏晋之际，尚玄学清谈，后人称当时的风尚言论为正始之音二是指：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其时政治斗争恐怖残酷，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反应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正始文学的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阮籍、嵇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太康体西晋太康年间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诗体/诗风。这一时期，诗歌一方面摹拟诗经、汉乐府以及古诗，一方面讲究形式，追求技巧，辞藻华丽、描写繁复详尽并大量运用排偶，从而形成太康诗风繁缛这一主要特征。但是诗歌表现内容狭窄，读到的感情体验不多，逞才成为创作目标。是以，刘勰评价曰：“彩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代表作品如陆机拟古诗、潘岳悼亡诗等。游仙诗诗歌题材之一。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其为题材则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魏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文人大量创作游仙诗成为一种风气。游仙诗在内容上有两种倾向：一是借游仙抒发愤世之情，如曹植游仙诗、阮籍咏怀等，二是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不老，如汉乐府长歌行等；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想象奇特，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而道家神仙典故的运用，则使游仙诗更具备浪漫的色调。代表诗人郭璞，其游仙诗文采富艳寄托高远，借游仙写坎壈之怀，继承诗、骚比兴传统。“隐逸诗人之宗”指陶渊明，是就其隐逸主题的作品做出的评价，语出钟嵘诗品。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其开创了田园诗并大量创作以隐逸为主题的诗文，如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等，并使这一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类作品，通过对黑暗官场的揭露、田园风光的描写，表达了对仕宦的厌倦和归隐田园的决心。诗歌情景事理浑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自然”被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大结论也是其人生的两大精神支柱。陶渊明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率真，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连同他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起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是以钟嵘评价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吴歌西曲南朝民歌的两种体裁。吴歌产生在长江下游，以当时首都建业为中心，以东晋和宋的作品居多，原为徒歌，采入乐府后才配乐演唱。吴歌内容比较狭窄，多是情歌，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清丽缠绵，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代表作品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西曲产生在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时代较晚，以齐梁居多。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突出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不同于吴歌闺阁气息，风格较为开朗明快。代表作品西洲曲等。吴歌西曲的共同点：商业发达的城市里的产物，主要反映了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感情，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及一般市民之口。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情歌，且多为女子口吻，基调哀怨缠绵；从形式上看，主要是五言四句，为绝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量运用双关隐语，语言活泼、委婉。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又有新道家之称。“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家之学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清谈之风始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正始之音”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二谢谢灵运与谢脁的并称。谢灵运为“大谢”，谢脁为“小谢”。谢灵运，晋宋间诗人。原籍陈郡阳夏人。谢玄之孙，袭爵封康乐公，后世称谢康乐。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他才学出众，政治抱负远大，但颇不得志。出任永嘉太守后，大量创作山水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人。他把自然美景引入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而且加强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其山水诗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经营画境。谢灵运的领略山水，不是陶渊明式的静观，而是移步换景式的游赏。从写意、启示性转向摹象、写实性。诗歌语言富丽精工的，诗风鲜丽清新。由于受东晋玄言诗的影响，谢灵运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不免哲理游离于景物之外，形成了叙事写景说理的写作模式，他的山水诗总是拖着一个“玄言的尾巴”。代表作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谢脁，字玄晖。谢灵运的族侄。年少有文名，世称“谢宣城”。谢朓擅长山水之作。他吸收了大谢山水刻画精美的优点，但语言圆美流转，更为洗练流畅，基本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谢灵运以游赏的方式，移步换景，模山范水，谢脁则大多登临远眺，捕捉山水中最富有情趣的部分，经过精心的剪裁和安排，情景更为浑融，诗风清新、俊逸、流丽，使山水诗艺术达到了一个更为高妙的境界。代表作品如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四声八病“四声八病”，是齐梁时期发现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声律要求。四声：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沈约、谢脁、王融等“竟陵八友”日相联句赠答，探讨诗艺。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四声是声律论提出的前提和基础。八病：沈约四声谱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五言诗应该避免的弊病，称为“八病”。周顒、沈约等人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四声八病”这一声律要求是永明体产生的基础。它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同时，四声八病的要求过于精密繁琐，给诗歌创作带来不少困难。 永明体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等人。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严格避忌八病。（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1）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2）新体诗篇幅有限，不容肆意铺排、使才逞词，故而明净、凝练之作渐多，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宫体诗以萧纲、徐摛、庾肩吾提倡宫体诗风。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要求更为精致；风格，由永明体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对宫体诗的评价：在创作倾向上，宫体诗舍意问辞，因辞觅态；在风格上，风格单调，如出一手；在形式和技巧上，宫体诗巩固了永明以来格律、声韵的探索成果并有所发展，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五言诗趋向短制，离五七绝定型不远；在内容上，贫乏肤浅是其致命弱点。骈文·古文骈文：魏晋南北朝产生的，讲究对偶、声律、辞藻的一种文体。骈体文是受汉代辞赋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文体，魏晋时期开始形成，南北朝时期成了文章的正宗。唐代一般称之为“时文”，与“古文”相对。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到清代才叫做骈体文。“用词”、“用事”、“对偶”、“声律”是骈文四要素。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代表人物有庾信、“元嘉三大家”等。古文：唐以前无所谓“古文”，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与“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魏晋以後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北朝后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掀起“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代表作家有郦道元、杨衒之、韩愈、柳宗元等。骈文与古文的分立，体现了齐梁时期文笔之辩。志怪小说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怪小说按内容又可分为三类：一、地理博物，如张华博物志。二、鬼神怪异，如干宝搜神记。三、佛法灵异，如颜之推冤魂志。其中今存最为完整和最具文学价值者，当属干宝的搜神记。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很大关系。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秦汉以来关于神仙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此外，道教、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至于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得以流传。志人小说志人小说以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为主，其产生与汉末以来清议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谈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其在当时社会受到重视反映了其编纂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志人小说按内容亦可分为三类：笑话，如邯郸淳的笑林；野史，如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逸闻轶事，如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刘义庆世说新语是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想象和细节描写。虽有人物刻画，但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出具小说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史上，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他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四唐说唐代文学史的一种分期法，源自明代高棅。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将唐诗的发展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近百年。这一时期，宫廷诗歌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四杰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这一时期，王孟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有千秋，李白、杜甫双峰并峙，王昌龄、李颀、崔颢等人众星拱月，诗歌创作“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多种风格熔铸“盛唐气象”。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元年（836）约七十年。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相继登场，或浅近，或险绝，于唐诗盛极难继之尴尬境地开拓出另一风月天地。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哀帝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晚唐没落，诗歌风格沾染上你浓郁的感伤衰亡气息。“小李杜”咏怀、无题浅吟低唱，花间词、南唐五代词，于诗之余开新体裁，有启宋词。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在吸取隋亡教训上，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兴盛，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上官体初唐贞观诗坛上由上官仪首创并受到追捧而流行宫廷的一种诗风。上官仪所作应制诗为多，属对工切，写景清丽婉转，观察细致，铸新词以状物色，从而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将五言诗的体物写景技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成为人们模仿取法的一种新诗体。旧唐书本传说：上官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期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他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的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上官仪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主要在体物图貌的细腻、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纯属的技巧，冲淡了齐梁诗风的浮艳雕琢；但诗的题材内容还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缺乏慷慨激情和雄杰之气。初唐四杰唐代初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文人。四杰之号最早见于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一文：“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人也不幸而则亡，名兮可大而不死。”这个排名既非完全以诗文优劣而论，也不是序齿，后人虽有异说，但大多沿用不改。四人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为唐诗带来新的风貌。其中尤以王勃的成就最高。王、杨长于五律，卢、骆长于歌行，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登上文坛后，他们怀着革新诗文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审美追求，旗帜鲜明地反对“上官体”的纤巧绮靡，希望用“高情壮思”、“刚健骨气”，来“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由于长期蹭蹬下僚，他们的诗多写羁旅的苦辛，道路的艰阻，向往边塞立功，思索人生哲理，伤怀赠别，托物言志，这就使得诗歌从了无生气、无病呻吟的宫廷诗风中挣脱出来，转向广阔的社会，由纤弱变为壮大。代表作品有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杨炯从军行、王勃滕王阁序等。四杰所代表的新的诗歌潮流，成为唐音的肇始。文章四友武后朝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出自新唐书杜审言传。四人与四杰、沈宋、陈子昂约同时而对于诗风转变起过积极影响。四人所作皆以近体诗为多，风格也较接近，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故时人称之“文章四友”，又并称“崔李苏杜”。四人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杜审言长于五律，五律成就超杨炯，使五律创造首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五律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最为出名。李峤诗歌创作因重技巧而乏情思，藻丽有余而雄浑不足，不及杜审言。工五律，讲求修辞技巧，对五律发展有推动作用。代表作暖风辞苏味道，世号“苏模棱”，以文与李峤齐名，号“苏李”。代表诗作正月十五夜。崔融为文华美，当时无出其上者。凡朝廷大手笔，多由皇帝手敕，付其完成。其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尤见工力。诗作代表从军行。沈宋体所谓“沈宋体”，在当时是指经沈宋诗为规范的、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侍从游宴而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七言律诗。代表作如沈佺期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七律），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等等。沈宋二人不仅将元兢的“换头术”肯定下来，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具体做法是，除了一联之中轻重悉异外，还要求上一联的对句与下一联的出局平仄相黏，并把这种黏对规律贯穿全篇，从而使一首诗的联与联之间平仄相关，通篇声律和谐。沈宋二人通过自己在诗坛上的号召力，影响朝野，使当时文士纷纷仿效，遵守此“律”，乃至于在中宗神龙、景龙中蔚然成风，形成了“沈宋体”或“律体”。五律、七律的定型均完成于沈宋之手。兴象“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特有的美学境界，是汉魏与齐梁两个艺术传统辩证统一后所产生的新的艺术质素，也是唐诗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兴象”之说，始见于殷璠河岳英灵集。他在序文中批评南朝以来诗作“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陈伯海认为，“象”就是物象，“兴”应该是从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品序）。兴象要求诗歌形象除了外形的鲜明生动，还需具备内在的兴味神韵，要能透过外表事象的描绘，导引和展示出内部蕴含丰富、包孕宏深的艺术境界，也即“兴在象外”。所以，兴象不光要求抒情与写景的高度融合，还要求一个“形象的二重世界”，这就和一般的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有了区别。盛唐诗人追求情景交融、兴在象外的诗歌意境，并且在意境的创造中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而这又是和初唐中后期众多诗人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分不开的。盛唐之音盛唐时期不同流派、诗人诗歌共汇而成的风格、特质。盛唐之音的总体特点是：“神来”、“情来”、“气来”，理想而浪漫，热烈而奔放，充满活力，声律风骨兼备，兴象玲珑。盛唐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杜甫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中唐诗歌新变的开启者。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综合了陶渊明、庾信、王绩等人咏写田园，和谢灵运、谢脁等人摹形山水的传统，出以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较多表现了诗人隐逸恬退的思想和闲适自足的情怀，色彩清淡，意境深幽；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受到鲍照、薛道衡、骆宾王等人描写边塞战争题材的影响而予以扩大，把军旅生活的各个侧面、边地奇丽瑰奇的民情风光尽收笔底，并结合诗人建功立业的怀抱和慷慨不平的意气，气象开阔，情调悲壮。前者常用五言古诗和五言律绝，后者多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形式、感情和风格均有差异，显示了盛唐诗人“兼济”与“独善”的矛盾统一，共同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的“盛唐之音”交响曲。吴中四士指来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人均是江浙一带人氏，古时属吴郡。以吴中四士为代表，反映出吴越文人群体的崛起。时丹阳人殷璠曾经汇次其诗为荆扬挺秀集（已佚）和丹阳集（有今人陈尚君辑佚本）。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中官位最高的，但他并不看重功名富贵。他性格放旷，善谈笑，晚年更加放诞，不拘礼度，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此外，他又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其诗歌写景、咏物、赠别、抒情之作，感情真率，笔致洒脱，风格明快，趣味盎然，颇能见其独特个性。如题袁氏别业、回乡偶书等。包融，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历官集贤殿直学士、大理司直，与于休烈、贺朝、万齐融为“文词之友”。包融诗存世仅八首，擅长五古。殷璠丹阳集评包融诗“情幽语奇，颇多剪刻”。代表作品有登翅头山题俨公石壁、武陵桃源送人等。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世称“张长史”。“吴中四士”中，他性格最为狂放。他是唐代草书大家，嗜酒，时号“草圣”、“张颠”。唐文宗把张旭草书和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其诗歌显示出一种清新俊逸、洒脱飞动的独特美感。如清溪泛舟。张若虚，扬州（今属江苏）人。存诗两首，但一篇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兴象，诗情与画意相结合，浓烈的情思氛围，空明纯美的诗境，为兴象玲珑，不可凑泊的盛唐诗歌在艺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山水田园诗派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代表作品有王维山居秋暝、孟浩然过故人庄等。边塞诗派唐代诗歌流派。以描写反应边塞自然风光、军民生活为主要内容。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等。边塞诗源远流长，但繁荣是在唐代，而又以盛唐为最。初唐已有边塞诗做，但并没有形成风格和流派。盛唐国力强盛，解除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威胁，立功边塞也成为一般文士追求的目标，再加上唐代文人入幕府风气的盛行，文士大量创作边塞诗，并形成一个创作人数较多的群体，即盛唐边塞诗派，包括王昌龄，王之涣等人。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有较长的入幕从军的边疆生活经历，喜欢采用七言歌行和绝句的体裁，反映边疆战争及其军中生活，表达盛唐时代特有的进取精神和社会心理，将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与哀怨秾丽的齐梁韵调熔铸于诗中，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代表作品有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出塞等。大历十才子大历年间，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活跃于诗坛的十位才子型诗人。“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他们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社会相对安定的一段时期，以参加当时长安权贵等组织的唱和活动而著称。创作以抒写冷漠寂寥情怀为主。由于他们生活面较狭窄及自身思想的局限，他们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大多是唱和应酬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艺术方面，他们以谢眺为宗，步武盛唐，追求清雅闲淡，注重声律和对仗，体裁以五言律为主。尽管他们刻意模仿盛唐，但由于艺术创新不足，同时也缺乏盛唐诗歌的风骨与生气，故而显得虽有风味却气骨顿衰，总体成就远不及盛唐王、孟等人。虽善于运用细微清幽的自然意象，以一两联诗句勾勒出“诗中有画”的优美境界，但往往构不成通篇浑融一气的意境，过于讲求描写技巧而显雕琢，常常是有佳句而无佳篇。其中钱起、卢纶等人艺术上成就较高。代表作品有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韩翃的寒食诗等。新乐府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是白居易、元稹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的创作实践。指导思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的特征有三：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开始的，但还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现)事”（元稹乐府古题序），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诗”。三是并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尽管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它真正体现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艺术精神。代表作品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理论主张是“不平则鸣”说和“笔补造化”说。韩孟诗派更注重诗歌艺术上的创新，在诗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貌上独树一帜，使唐诗艺术在盛唐之后另辟新境。他们创作上更重主观，尚奇怪。其艺术特点有三：一是把怪怪奇奇的审美情趣带到诗歌创作中来，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甚至以丑为美；二是重主观，诗歌中意象以主观情思的流动为转移；三是诗歌结构与语言上的散文化倾向，打破了诗歌旋律的回环往复及对称之美。韩孟诗派的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这种创新与变化，对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起了积极的作用。韩孟诗派及其诗风，有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这一派诗人中，韩愈是当然的领袖，但从年龄看，则以孟郊为长，而且尚奇求怪的趋向，最早也是先出现在孟郊诗歌中，并进而影响到韩愈及其他诗人。通过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元以及元年至六年两次聚会，韩孟诗派群体风格逐渐形成，诗歌创作群体基本形成。他们在相聚会合中，通过赠答唱和，彼此切磋与奖掖，逐渐形成了大致相近的艺术追求与艺术趣味，也使这一流派成为当时诗坛上具有独具特色的诗歌创作群体。代表作品韩愈南山、孟郊苦寒吟等。以文为诗韩愈诗歌艺术风格之一。所谓“以文为诗”，也就是把散文创作中的一些手法，如散文的章法、句法、议论等运用到诗歌创作中来，形成诗歌艺术上的一些新特点。前人曾称“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即是就韩愈“以文为诗”而言的。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散文章法运用诗歌创作中，如山石；二是将散文的句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打破句式的和谐整齐之美、打乱诗句的音节，而形成与散文句式相近的句式特点，如嗟哉董生行；三是在诗中发议论，直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如荐士等。 韩愈的“以文为诗”，后来称为“散文化”，开拓了诗体，丰富了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以文为诗”为宋初欧阳修等人所继承，成为诗文革新运动扫除西昆派浮艳诗风的有力武器。 长吉体中唐时期的一种诗歌体式，其基本特征是“瑰诡”，由李贺首创。“长吉体”，在意象选择上，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偏爱冷艳凄迷的意象组成极具悲剧色彩甚至病态美的意象群；修辞手法上，巧妙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尤喜拟人、比喻、夸张、通感等，使诗歌意象带有很大的“虚幻荒诞”的怪异色彩；在构思上，不拘常法，意想之间的跳跃性很大，常常超越时间和空间；语言上，极力避免平淡而追求峭奇，常在事物色彩和情态上着力。风格上，弥散着幽峭奇崛、秾丽凄清的鬼气和浪漫主义风格。“长吉体”固然得力于李贺在写作中的勇于创新、戛戛独造，还和他广泛借鉴艺术遗产有关。他汲取了楚辞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峭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古乐府的绮丽清新，并把它们冶于一炉，构成了“长吉体”瑰奇的新面目。“长吉体”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开拓了唐诗新的艺术境界，丰富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影响深远。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也都有学习借鉴。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古文运动中唐时期的一场散文文体风格革新运动，发起人是韩愈、柳宗元。唐以前无所谓“古文”， 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三代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与“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而李翱、皇甫湜等则都是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有着鲜明的目的：复兴古文，中兴政治；有着明确理论主张：一是“文以明道”，二是，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三是，为文贵在创新，四是，重视作家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不平则鸣”韩孟诗派的明确理论主张，出自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谓“不平”，主要是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不平则鸣”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韩愈本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是“余事作诗人”，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舒忧娱悲”而已。正是如此，恰恰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得以保持其“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是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本质。“不平则鸣”说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视角传统，由重诗的社会功能专向重诗的抒情特质，专向创作主体的内心展露，这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以明道中国古代文论观念之一，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理论。文以明道在荀子中便已初见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志道”、“明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也是号召作者的一面大旗。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注：韩愈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其门人李汉“文者，贯道之器也”可以反映韩愈思想，柳宗元确确实实提出过“文以明道”）。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与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明道”说的内涵看，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便会成为一种束缚，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这常常使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充满道学气。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在大和五年（831），曾用宋申锡之谋，欲除去宦官，由于宋用人不当，为同谋者京兆尹王璠所出卖，结果以失败告终，宋也贬死开州。大和九年（835），用李训、郑注，谋去宦官，结果反为所败，宦官仇士良等率兵大杀朝官，宰相王涯以下朝官六百余人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恐慌，朝官人人不能自保，至有不得不入朝时，与家人辞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给唐王朝带来深重灾祸。“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牛李党争”从中唐开始，一直延续至唐亡。牛李两党在一些问题上，互有是非。牛党在初期，敢于直言朝政过失，并因此而在初登仕途时历尽坎坷，有其可取处。李党在武宗朝平泽路、抑宦官、反佛教等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是，两党在党争过程中均排斥异己，在不少地方，带有互相倾轧的性质，实于朝政有害，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无题诗无题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写的一组诗歌，或标为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并非李商隐独创，中唐卢纶、李德裕各有一两首传世，但是李商隐大量创作无题诗，并将无题诗发展到了一个极致。无题诗多半与爱情有关，大都以爱情生活中的悲剧性相思作为主题，着重表现处于重重压抑之下难以舒展而又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爱情的歌唱与人生的感怀融成一片，从相思之苦中嚼出时代苦闷的心声。李商隐无题诗境界与情思朦胧，内涵上具有多义性。这与李商隐把自己复杂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有关，此外比兴、暗示等手法的运用，非现实色彩的意象选择与组合，巧妙用典等也促成了无题诗的朦胧和多义性。然而朦胧、多义恰恰是无题诗生命和魅力所在。雅乐·清乐·燕乐所谓雅乐，即先秦的古乐，诗经中的雅、颂，即是雅乐的诗歌。诗经中提到的乐器有二十九种，钟、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