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doc

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 内容摘要：本文从“编撰元小说”的角度解读法国中尉的女人，认为其既具有元小说自我指涉的特征，又悖谬地指向了外在的历史现实，而其“自指性”不仅没有削弱、反倒增强了文本对社会历史的“它指”功能。小说通过自揭虚构等元小说技巧，在将历史作为故事来讲的过程中凸出了历史的虚构性和叙述性，进而揭露了“客观”、“真实”的历史文本中隐藏的叙事逻辑和意识形态，揭露了历史甚至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怎样按照话语霸权被虚构的。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不再是激进元小说式的自我指涉、自我沉醉、脱离历史、无关现实，而是在自我意识的掩盖下强烈地指向了社会权力话语的运作和意识形态对话。  关键词：历史编撰元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琳达·哈琴意识形态虚构     一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当代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名著，从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了普通读者和学院派批评家两方面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将后文本之实验性、创新性与通俗小说之趣味性、可读性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它的成功有力地回击了约翰·巴思在“枯竭的文学”一文中认为当今小说已经黔驴技穷的那种悲观论调。从表面看，法国中尉的女人讲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故事，但小说远远超出了传统爱情故事的范畴。福尔斯在小说中实践了纯熟的后现代写作技巧，使作品呈现出典型的“元小说”特征。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叙述者通过“侵入式叙述”、“时空错位”、“矛盾开放”等手段自我暴露文本的虚构性。小说的前12章，叙述者模仿传统的全知叙述方式向读者讲述故事。他从容自信地介绍人物、安排他们经历悲欢离合，他上帝般地透视人物的心灵、展示他们最细微复杂的内心情感。在此，叙述者的可靠性和故事的真实性是传统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阅读契约。但到了13章，一个声音突然站出来，对这种叙述方式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开诚布公地宣布故事的虚构性，甚至邀请读者一起商讨写作技巧。12章结尾：“萨拉是谁?她是从什么样的阴影里冒出来的?”13章开头叙述者答道：“我不知道。我正在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想象的。我所创造的这个人物在我脑子之外从未存在过”(67)。叙述者的“侵入式叙述”自我揭露了文本的虚构性，提醒读者：你沉醉其中的并非真实世界，而不过是虚构小说。  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叙述者把读者引A-个仿佛天衣无缝的过去世界，很少或几乎不使用自己因处后来时代所获得的那种优越的视角。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不停地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对过去的人物和事件发表评论，对自己的视角不仅毫不隐讳，反而津津乐道。于是我们看到叙述者在讲述一个100年前的故事时，镜头又突然拉回到20世纪，喷气式飞机、雷达、原子弹等当代事物在故事中唐突地露面，罗伯一格里耶、萨特、弗洛伊德等20世纪的人物及其思想在行文中不断地出现，并与主人公的行为思想互为关照。这种“时空错位”的手法强烈地暴露出文本展示的并非浑然天成的“真实”的过去，而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虚构的一个世界。最为明显暴露虚构性的是小说的矛盾开放式的结尾。叙述者为故事的安排了三个可能的结局。第一个结局出现在第44章，查尔斯离开萨拉，与欧内斯蒂娜结婚，平静地度过余生。第二个结局出现在第60章，查尔斯勇敢反叛社会的礼教和陈规，历经磨难之后找到萨拉，有情人终成眷属。第三个结局出现在第61章，查尔斯找到萨拉，但萨拉拒绝了他，查尔斯真正开始体会生活、体会“自由选择”。三个结局的并行出现明确暴露了文本的虚构性。因为真实的现实是一次既定、无法选择的，而小说虚构则有无数的可能。  很明显，这不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洛奇238)，即“元小说”。它对自身作为人工制品之本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通过各种手段自揭虚构。它是“自我指涉”的，指向了作为人工制品的小说自身。这一点福尔斯本人也不否认，他说：“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个骗局”(Fowles and Vipond 19)。他还在1973年出版的诗集中深刻地阐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游戏性：“小说与谎言是最亲密的表亲”(Fowles 12)。但另一方面，法国中尉的女人这样的元小说与巴塞尔姆、库弗等作家创作的一些元小说又有明显的不同：巴塞尔姆的印第安反叛、库弗的保姆等元小说文本由于太过新奇、太过激进、太过散乱而几乎抗拒阅读。它们似乎只是一堆语言碎片的狂欢，其唯一的意义就是自揭虚构以凸显小说作为人工制品的自我意识。除了“自我指涉”之外，很难发现其有什么对现实、历史的指涉。而法国中尉的女人这样的元小说在“自我指涉”的同时，却又悖谬地指向了文本以外的真实世界。  以从同一组历史事件中找出不同的事实，“一个叙述性陈述可能将一组事件再现为具有史诗或悲剧的形式和意义，而另一个叙述则可能将同一组事件以相同的合理性，也不违反任何事实记载地再现为闹剧”(怀特326)。因此在怀特看来，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多少种阐释和编码方式，就有多少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