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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措施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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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措施研究.doc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措施研究历史与社会学院 历史学专业 2013级 秦文博 摘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企图以轰炸中国的抗战大后方基地重庆,达到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的目的。为粉碎日军的狂妄企图,重庆人民在国民政府和防空当局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且成效显著的防空斗争。本文对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建设防空工程、实施人口疏散和空袭后的救护工作三方面入手,阐述和分析了以上防空措施的实施、管理状况,从积极意义和主要缺陷两方面对其在抗战时期重庆防空中的作用作出评价。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防空;大轰炸;日机空袭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自1938年至1944年结束,在长达6年零10个月间,日机对重庆的军事目标、政府机关、居民区投放大量爆炸弹、燃烧弹,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重庆官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轰炸斗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积极防空(空军作战、地面高射炮部队作战)能力有限、制空权丧失殆尽,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更主要的是采取了构筑防空工程、实施人口疏散、开展空袭救护等消极防空措施,以躲避日机轰炸、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因此,笔者主要从消极防空措施角度对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状况作出研究分析,以此引起人们对抗战史上防空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一、 重庆防空工程的建设与管理重庆是易守难攻的山城,岩石坚硬、地形复杂成为了重庆人民抵抗日机狂轰滥炸的有力武器。挖地下防空洞是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的创造,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2。(一) 防空工程的建设为保障战时重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稳定战时首都正常的工作、生产与生活秩序,重庆人民充分利用重庆的地形地质特征,在坚硬的岩石上开挖、建造防空洞、沟、壕、室,它的建设分为发端和兴筑两个阶段。1. 防空避难设备的发端早在日机还未轰炸重庆的1937年9月1日,重庆市便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组织防空演习,呼吁重庆进行防空设备建设并宣传防空知识。由此分析,重庆社会各界还是较有预见的。10月上旬,防空司令部在中央公园构筑防空壕样板,供市民、机关、学校等团体参观,并发动其挖凿防空壕、洞,重庆市构筑防空工程自此开始。12月,重庆市政府等机关开始勘踏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并对干线经过地点进行测量选择。截止1937年年底,南岸区共建成简易防空壕260余个,可容纳3000余人,至1938年2月中旬,重庆市已建成的12处大型防空壕可容纳12000-13000余人3。在这一阶段,尽管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大多数市民仍处于观望、彷徨状态,以至防空经费筹措迟缓,计划迟迟不能实现。2. 防空避难的兴筑1938年2月,日机首次袭渝,催化了重庆防空避难设备的建设。8月,随着国府迁渝及重庆公共防空大隧道的破土动工,防空壕的建设工作全面启动4。大隧道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全长预计3722米,是全市最大的公共防空隧道,完工后可容纳4万。尤其,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两天内共炸死、炸伤市民6314人,毁灭房屋3686栋又1185间,市民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数5。重庆官民从惨痛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防空洞、壕的作用。一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经费,加快公共防空洞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发动市民自建或合建防空洞,除在工程设计、技术要求、质量检验等方面提供服务外,还在经费上予以补助。截止1941年底,全市各类防空工程容量达46.17万人,当时重庆市常住人口为68-79万,防空洞壕的最大总容量已基本满足市民需求,且之后的两年中还在逐年增加6。(二)防空工程的工程质量与管理在战争的背景下,修建防空避难设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伟大的工程,而怎样去管理、利用好这些防空避难设施,则是一件比修建更为复杂、困难的事。在防空避难设施本身的内部设备方面,主要有建设中的通风防毒等技术性难题、建成后的保洁卫生问题;在对防空洞管理上又存在着市民入洞办法与洞内秩序等难题。1. 避难设施内部设备方面的难题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严重考验了重庆的消极防空状况,针对暴露的种种问题,重庆市成立联合检查组对公有防空洞壕进行检查,发现各防空洞壕普遍存在着工程和卫生两方面的问题。工程方面,在防空洞壕的建设中,洞口距离太近、洞顶石质不坚、部分洞壕的倒塌口封塞,及建筑中官商贪污经费,造成的修建速度缓慢、设施简陋等安全隐患。卫生方面,洞内存有石渣和积水,均无木栅坐凳、厕所,缺乏通风及防毒设备,洞外有粪便、死鼠,垃圾成堆,洞口洞内污秽不洁7。2. 市民入洞办法与洞内秩序问题防空洞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和国民党高官、财界人士,有个人专用的防空洞。第二类是政府机关、公司专用的防空设施。最后是普通市民公用的防空洞。当然,前两类防空洞条件要优越的多,于是出现了一种“空袭买卖”,个人和公司专用的防空洞向市民出售入洞证敛财等8。此外,还存在着民众向市民自建防空壕趋避时,有的被拒绝或被勒索避难费等现象,以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洞内秩序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公共防空大隧道由于拥挤、混乱及洞内照明不佳,可能会导致一些踩踏事件;由于防空洞设计不合理,洞内闷热,空气不畅,在警报未解除前,洞中一些市民会向洞口挤以通风换气,洞口的人为了安全又向里挤,而洞门是向里开得,会造成洞口堵塞、缺氧问题。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以致酿成了1941年6月5日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造成1008人窒息死亡,165人受伤9。(三)防空工程的改进与评价“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在查办失职人员的同时,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委员会”、“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就防空洞本身的设备未周及防空洞管理过程中的管理不完善等种种问题逐一反复商计,最终形成了陪都防空洞管理改进方案、陪都私有防空洞管理规则等一系列法规法令,改变了过去管理机构重叠互相推诿的状况。1.防空工程的设备及管理改进在防空洞内部设施的改进方面,明确要求凡是大隧道及千人以上的防空洞,要配有电灯(同时备有油灯),有线电、无线电通讯及军用电话等设施。其他小型防空洞壕也要有人力通风设备、油灯和通讯设施。在防空洞的管理方面,专门成立“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在管理处之下设有电力、通风、照明、排水设备管理队及清洁队负责相应事务,对防空洞设洞长、副洞长管理全洞人员的出入,处理洞内一切事务,同时还禁止私有防空壕勒索避难费,视各防空洞之容量多少,严格凭证入洞制度10。2.防空工程在反轰炸中的作用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但是“大后方”,也是战争的最前沿;重庆不但是灾难深重的城市,也是高举民族复兴伟大旗帜的英雄城市,曾受到各国广泛赞誉的“都市防空工程”,是重庆人民在反轰炸斗争中创造的一大奇观11。总体而言,这张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是数以万计的重庆人民,以最原始的工具、最笨拙的方法,一锤一撬地打挖出来的,防空设施虽然较为简陋,却为躲避轰炸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在重庆大轰炸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2。防空工程建设构筑了坚实的防空基石,相当一部分工业生产都是在防空洞内进行的,保障了后方拥有持续抗战的物资、力量,有效的支援了前方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战略、政略企图,它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功绩是主要的。但不容否认,防空工程也存在着一些弊端,由于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自身的原因,防空洞的设计不够合理、完善,官商贪污腐败、偷工减料,在通风、防毒、照明等方面缺乏应有设备,加之防空洞管理的混乱,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二、 空袭期间人口疏散的实施及其效果重庆市民当时躲避轰炸有“岩洞派”和“乡下派”两类群体。岩洞派就是人们在空袭前准备好贵重物品,一旦警报响起,连人带东西立即钻洞;另一种是当雾季过后,老百姓直接疏散到附近的乡下,这种方式被称作乡下派13。重庆有“雾都”之称,冬春季节是重庆的雾季,日机看不到轰炸目标,雾便起到了天然防空作用,但雾季过后,城区便暴露在日机的空袭目标下,过度集中的人口、政府机关、商业区,无疑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于是人口疏散应运而生。(一) 未雨绸缪提出疏散人口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市区主要是指渝中半岛中区(旧城区,今渝中区),还不包括南岸、江北县等近郊,沙磁、北碚、大渡口,则是乡下,当时的郊外疏散目的地。1936年,重庆市区人口只有33万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东部工厂、学校等团体迁至重庆后,1938年重庆实际人口便达到六七十万。重庆战时首都的重要地位,加之有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前车之鉴,所以无论是防空专家还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早在1938年初即有将重庆市区人口及重要物资、设备移设四郊的构想。1938年7月,政府各机关的代表举行“疏散本市人口”为主题的专门会议,决定:统一规划入川难民,将城区市民移驻近郊、各乡镇或附近各县。1938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颁布了重庆市疏散人口办法,规定将应疏散之人口,限期迁出本市14,各有关负责机关纷纷行动起来:市政府集中各方交通力量,如私人汽车、沿江各县的大小木船等以备随时疏散市民,并规定力夫搬运不准抬价敲诈;市警察局则一周内完成户口调查,以作好各户何种职业应否疏散等准备,巴县县政府决定开辟歌乐山、磁器口等乡镇为市民疏散地并负责集资建房,供疏散市民居住;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则制定出市民防空须知广泛张贴在全市的大街小巷,告知市民。在大规模的空袭轰炸到来之前,重庆地方当局便已未雨绸缪,作了疏散城区人口的准备。(二)人口疏散的实施如前所述,重庆市的人口疏散始于1938年10月,但在日机大规模空袭重庆之前,执行的范围也是较小的,整个1938年,共疏散市民仅12211人15。人口疏散政策和其他消极防空措施一样,是在残酷的大轰炸中不断完善的,根据其执行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1.前期人口疏散随着1939年1月,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尤其是1月15日因轰炸而死亡的市民多达119人、受伤166人,重庆市“一般民众,鉴于被难者之惨状,为避免无谓牺牲起见,均纷纷自动疏散,迁徙下乡,连日不下数万人”,经过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到1939年3月15日止,重庆市历次劝导疏散的人口已多达16万余人16,4月10日,重庆市疏建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制定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疏建方案,在疏的方面,将80%的人口向近郊、川黔公路两侧及各县较大乡镇,限于5月31日前陆续实行疏散,号召学校、工厂、金融业及其他各机关团体迁往乡间;建的方面,由政府负责建造新村,征集乡镇房屋,同时对疏建地的治安维护、教育设施卫生设备、人民借贷所的组设等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正当疏建工作分步实施推进之际,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打乱了疏散的方针和计划,但同时也迅速加快了市民自动疏散的步伐,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开会决定集中一切交通力量负责疏散。从5月5日到7日的三天之内,重庆城内统计可查的疏散市民就多达25万余人17,这次轰炸不仅使广大市民向城外大规模自动疏散,还是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向外疏散的开始,中央各机关有的在城市设立一个简易的办事处,有的全部迁往乡下,疏散的十分顺畅和彻底,既保证了自身安全与其职能的有效运转,同时也为地方各机关的疏散树立了榜样。2. 后期人口疏散1940年以后,随着日机轰炸的加剧,重庆卫戍司令部在加强人口疏散和限制已疏散人口再返回城市的同时,加大了重庆市各地方机关、团体的疏散力度,颁布了驻在重庆市各地方机关疏散实施办法,内容详细、具体。 然而,从研究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驻重庆各地方机关远不如中央机关疏散得彻底,而且各机关团体还凭借手中的特权,在居住证、防空证的发放方面,对普通百姓限制严格,而对自己及其员工眷属则放的很松,不仅造成各地方机关团体的疏散收效甚微,而且还影响了普通市民的疏散积极性。(三)人口疏散的评价抗战时期的人口疏散是随着日机轰炸重庆的频度、剧烈程度而周而复始地进行的。就具体执行效果而言,在前期疏散中,成效明显。1939年年底,重庆市区人口由疏散前的超过70万人,降为疏散后的396445人,疏散人口超过30万,国民党中央和重庆市政府为之付出了相当的心血和努力,最大程度的保存了重庆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大后方的社会秩序稳定与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转意义重大。而后期疏散执行过程则困难重重,人口疏散效果较不理想。1940年以后,市警察局统计的经政府组织的疏散人口数量,1940年是39158人,1941年则是11431人18,与当时政府每年计划疏散人口十余万要求相差甚远,当然这些统计数据不包括更多数量的自动疏散,但仍然可以看出疏散执行中的一些不足。自1940年以后,人口疏散效果较不理想,笔者通过查阅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总结出了以下原因:首先,后期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逐渐减少,防空避难设施容量较大,能够满足市民避难需要。其次,重庆旧城区是当时的商业码头,各行业市民对城市生活依赖性较大。再次,作为迁建区的乡村,治安秩序、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基本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向市区回流现象履禁不止。最后,在疏散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和走样,难按原定法规、计划和目标执行,使疏散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19。 三、轰炸后重庆的空袭救护工作空袭救护工作是一个涵盖着消防救护、医疗工作、抚慰救济、防毒防疫、避难管制、市政工务恢复等方面的一个庞大体系。那么任务繁杂的空袭救护工作是如何组织和实施的呢?(一)空袭救护的组织1937年9月1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后,便于重庆范围内筹款100万元,专作防空设备之用,并由官商合组“防空设备委员会”,消防、救护、防毒、工务、避难、警报等相关器材开始添置并渐有基础,空袭救护工作也由此渐上轨道。1.重庆市防护团防护团由重庆市防空司令部直接领导,是官民合组的地方自卫组织,平时协助当地治安机关办理水火灾变等防护事宜,战时则负责执行全部消极防空业务。市防护团之下又按照行政区划,划分区团,区团之下,再按警察派出所之多少,设立防护分团,分团内部则按防护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消防、救护、警备、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工务、配给等班,每班20-30人,分别办理相关事宜。重庆市防护团是重庆反轰炸的主力军,这支由两万人组成的防护队伍是大轰炸期间存在时间最长、最大的防护救护组织20。2. 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1939年初,随着日机轰炸规模和范围的增大,造成众多市民的死伤,负责防空事宜的重庆防空司令部深感医院不敷应用、灾民紧急救济安置力不从心,随即召集由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市政府、防护团、市警察局、红十字会等机关团体代表联合组织成立“重庆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先后在江北、南岸设立分处,并充实该处的内部组织,将救护、医疗两组合并为医护委员会,另增设药品采购委员会、收容运配组、国际服务组,由此可见,它在成立之初就将重点放在了调查、救护、医疗、抚济这些方面,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经过此番调整充实,空袭救护机构进一步健全完善。1940年初春,联合办事处决定在本处内成立服务总队部,各机关团体组织服务队,如此以来服务总队及下属各服务队就成了与重庆市防护团并肩战斗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跃于反轰炸的战场。1941年,陪都当局为集中中央地方一切力量,使陪都空袭之防护与救济工作统一事权,以利行动起见,改组联合办事处成立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统领陪都重庆的一切空袭救护事宜,指挥重庆市各有关防护救济之机关、部队、团体,主要工作基本不变,但它的组织规格与指挥权限大大提升21。(二) 空袭救护的开展实施1939年1月“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成立后,颁布了有关空袭难民救护的重庆难民调查登记及安置办法、空袭紧急救济办法、发放恤金办法等规定,1941年,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制定了空袭被难尸身就地掩埋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法规,对于空袭救护工作的执行与进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抗战时期的空袭救护工作,按照工作流程,主要有抚慰伤亡、收容安置、医疗救治、消防救护。1.抚慰伤亡与收容安置抚慰伤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发放恤金。根据1939年的空袭紧急救济办法,给死伤者及其家属的抚恤标准为死亡者每人30元,重伤者每人20元、轻伤者每人10元,后来随着物价上涨,抚恤金额也有所提高,据统计58月的3个月间,给2859名死者发放了85610元的恤金,给784名重伤者发放15860元,给925名轻伤者发放5240元。22第二项工作则是掩埋死难同胞的尸体,将其掩埋至义地、官山等公共墓地,并对埋藏点用漂白粉、石灰消毒,以免疾病传染。收容安置是由收容运配组安排难民到收容所,之后再将其分送各县安置,对其进行食品供应、生活补贴和生产辅助。对于老弱者及孤幼进行特别安顿抚养,将老者送往安老所,将孤幼送往难童教养院教养23。据1939年的统计,城区及郊外各收容所共办理了4512名难民的收容安置,其中登记2739名,疏散1132名,住所641名24。2. 医疗救治医疗救治主要是指对炸伤市民的医治和对广大市民的防疫工作。在防疫救护条件极端落后的背景下,大后方开展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培养急需的医护人才,兴建了大批医院和治疗所等医疗机构,逐步完善了医疗体系。后方的医疗救护体系,主要包含重伤医院、治疗所、救护队与救护车、担架队、防疫队等医疗机构与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各有分工:救护队主要是诊治轻伤市民,为受伤市民敷药换药,协助防疫队工作,预备药料等。救护车则弥补了救护队在力量和速度上的不足,用公共救护车辆将伤者直接送往医院;重伤医院是救治重伤同胞最为重要的场所。1939年,随着人口疏散到南岸、江北、沙磁等郊区,市重伤医院也进行了平衡分布,到1944年全市共有16家重伤医院、1390张病床,对难民采取免费的原则,只收取挂号费;治疗所则遍布全市各地,工作是急救被炸市民和诊治轻伤市民,换药治疗等一律免费。据统计,1939年5-8月,受伤市民有6015人经治疗所裹伤处理的有3853人,送入医院治疗的有1780人,占受伤总数的93%。防疫工作则是由于战时市内军民遗体得不到及时掩埋消毒、垃圾粪便堆积、鼠患严重,极易引起温疫和疾病传染。因此防疫、清理卫生工作极其重要,防疫队负责对市民注射疫苗,发动民众清洁大扫除、消毒疫区25。3.消防救护消防救护工作主要包括开辟太平巷和扑救大火两个方面。开辟太平巷是轰炸前的预防,拆卸房屋以防大火蔓延和便利市民出行,在1939年6月,就共开辟了10米宽的太平巷人行道69条14831米,15米宽的太平巷马路14条6262米,拆卸楼房9600余户,之后又进行了加辟。扑灭大火是轰炸后的救护,由于日军大量使用燃烧弹,消防队便使用消防车、升降梯及沙包、水桶等消防物资设备,实行火灾救护,消防队员工作十分奋勇,如在1940年,全市因空袭起火多达199处,消防队员因救亡牺牲23人,受伤98人,消防队员施救的时间为80.5小时每人26,功绩卓越。(三) 空袭救护的评价对于抗战时期重庆的空袭救护工作,我们既应充分肯定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及社会各界实施救护付出的努力及所取得“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的积极效果,又要看到救护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一方面,大轰炸期间的空袭救护工作是重庆现代卫生事业建设的开始,为使空袭救护体系逐步完善,重庆市成立了专门的现代卫生管理机构,兴建了大批医院、诊疗所等医疗机构,并加强了医疗卫生监督和执法,以有效救治被炸受伤同胞;设立了分布广泛的难民收容所,安置和救济难民;组建了拆卸队、消防队负责预防和扑救火灾。这些工作为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解决部分苦难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保存国家人力资源,增强抗战后备力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体而言,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空袭救济方面还是努了力的。同时,还应看到的是受国家经济力量的制约,财政主要用于军务开销,以致卫生资源较为有限,无法满足重庆的大量内迁难民及轰炸造成的巨大救护工作需要。由于经费有限、救护机构重叠、管理混乱及救护力量薄弱,致使不少被炸伤同胞得不到及时救治,救护范围较为有限27。四、 结语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工作中,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主要采取了构筑防空洞壕,实施人口疏散,开展空袭救护工作三方面的防空措施。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上防空措施的实施概况,探讨和分析了实施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持大后方的社会稳定和陪都职能的有效运转及支援前线抗战等重要战略成果28。同时也指出了防空洞设施简陋及管理不善,人口疏散执行效果不够理想及空袭救护能力、范围有限等不足之处。因此,研究重庆大轰炸时期的防空措施,对于当代中国的防空建设、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总结和反思防空洞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对我国现代防空工程建设和加强防空力量提供有益的借鉴;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医疗救护体制的得失成败,对今天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典、禽流感等)应急管理也有一定的帮助,以史为鉴,我们应完善医疗指挥管理系统、加强疾病预防和控制,扶持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到有备无患。关于重庆防空斗争的有关成果较为分散,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客观的研究和总结了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状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相关人员指正。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有关内容、专题,笔者将会作进一步探讨、研究,希望提出的一些见解,能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重庆人民防空斗争的有关历史,总结相关经验、教训,更好地促进当前我国防空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簪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那些在重庆反轰炸斗争中罹难的革命先烈与人民!参考文献:1李忠杰.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9220王川平.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1:189,20439潘洵,周勇.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1:17-43,298-299411李金荣,杨筱.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2,12357101516181921222426潘洵等.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7-118,269-278,280-281,285,285-286,294,282-297,298-302,311-312,326,321-324623徐朝鉴,王孝询.重庆大轰炸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16,380-3888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M.北京:中华书局,2007:23412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0913樊建川.兵火由日军影像资料看中国抗日战争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20914四川省档案馆.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2717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7525潘洵.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1:168-19327彭红碧.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救济J.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73-8228周勇.重庆抗战史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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