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课抗战与国战时期的教会.doc

第十课抗战与国战时期的教会一. 背景和概况由1927年至1949年之间，中国教会，也是中国人，经历漫长的抗战和内战时期。在这二十多年中，全国教会许多工作被迫停止下来，信徒增长率缓慢。1927年，教会信徒有四十余万人，但以后增长开始缓慢，并且遭到重重的拦阻，战祸连年，全国人民既深受苦难，教会也必然受苦，至1947年，预算中国的信徒只有一百七十万人(也有统计说是八十三万人)。有时候，教会所处的环境和教会事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圣经教导我们说要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必须时时为国家祷告。1927年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扫除军阀割据的局面。1927年3月“南京事件”，一次意外的“教难”，使西方传教士慌乱撤退，整个中国教会面对一个新形势，就是必须自立自传。这时中国的传道人和布道家兴起，代替了外国传教士，这是中国教会进入更独立阶段的适应期。 1949年是大陆解放的一年，因民党退到台湾，共产党接管大陆。这个转变给教会带来更巨大的影响。 由1927年至1949年间，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这二十多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 日本抗乱时期(1929至1937年)这是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情况比较安定，国民政府定都在南京，开始“训政”统治，社会比较安定。这段时期教会还可以布道，当时的布道家也不少。可是国家表面的稳定却包不住内里的“危机”。这时日本已经不断在中国的东北部挑哮，制造借口来吞吃中国。日本在1931，1932，1933年都有侵略中国的举动，教会在日本侵华时损失惨重，教堂被烧毁，被日本军队占领。二. 中日全面战争时期(1937年至1945年)中日全面战争，中国抗战了八年，是教会的停滞期。这时期民党和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敌。沦陷时的中国人民，惨受折磨，沦陷区的教会，受到敌人的注意和监视。教会的学校、医院大遭破坏，很多学生和工作人员被迫逃亡。当时中国政府被迫退到大后方，教会的文字和布道工作都停止了。三. 内战时期(1945年至1949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教会可重新建设，收拾残局。这时教会信徒和会堂数目均有增加，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也有增长。布道会和奋兴会也纷纷举行。可是，国内不久又发生内战，通货膨胀，国家经济面临崩溃，人心惶惶，很快国家便被共产党所领导了。 总言而之，1927年至1949年，是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经历内忧和外患，不是对外战争，就是自己内战，实在没有太平日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也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度日。二. 教会的概况 一. 福音工作教会在中日战争之前和后，都是不遗余力地传福音。在1934年，教会推动一次“五年计划”，目的是复兴教会和复兴信徒，这段时期教会也确实有进步，布道也有收获。二. 教会的组织(1) 本地化教会的组织，发展得极其兴旺。其中有基督徒聚会所和耶稣家庭。这种教会组织，不需倚靠一定的建筑建，所以能够适应战争的情况。(2) 西方传教士的撤退，使中国教会更加自立。虽然中国教会面临一段停滞时期，但是在“自立自养自传”方面，却是大大进步了。三. 教会的社会服务当时教会注重乡村的建设，中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出现了许多医疗工作方面的需要，有些传教士留下来工作。而有许多青年基督徒下乡，建立乡间教会。四. 政治的适应教会对政治环境的敏锐和参与。国民党统治中国时，就有人想取缔宣教的自由，期望藉此打击基督徒。日本侵略中国时，以政治手段来拢络教会。但感谢神!信徒却能应付种种压力。 总而言之，当时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是局势的变动和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但是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无论在任何处境中，都有圣灵的带领，心里满有平安，即使面对困境，仍旧往向前。三. 中国教会与政治压力 在1927至1937年这十年中，国民革命军曾努力地建设国家。他们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对工业和农业作出改进。为了使国家安定，于是通过一套“训政时期的约法”，在1928年定都南京后，制定了国家法律的纲要，并于十月通过，成为建国的训政纲要和训政时期的约法。 训政时期的教会与政治压力 当国家的政策对教会的活动和工作加以限制，甚至加以逼迫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都会感到痛苦、难受。但往往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能体验神的奇妙。 训政时期的政治压力可分为三个层面来看。一. 北伐成功以前的反教压力。在国民革命军控制大局前，已经发生了两次反基督教事件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5年的收回教育主权议案。“收回教育主权议案”是因为教会在中国办了一些学校，这些学校是现代教育的先驱，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与西方学术有所接触，有开放和创新的思想。可是一些“学会了西方学说”的人，竟然倒转方向，在1920年大举逼迫教会的教育事业。二. 教育政策的反教压力。1924年在全国省教育会召开第十届联会时，有人提出要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并且禁止在学校宣传宗教，及在学校教圣经和举行宗教仪式。教会学校如果接受这些条文的话，就等于完全失却了教会学校的特色了。事实上，在“全国省教交议案”会议上提出的四点理由和十一项规定中，有一些重要部份，是教会难以接纳的。于是教会方面便发表了一份中华基督教会教育宣言，来澄清各界人士对基督教学校的误会。宣言的要点是基督教学校与爱国教育没有冲突，学校教授宗教，与教育旨趣没有相违，对社会建设更是有益的。1928年，国民政府控制全国，实施新例，正式收回教育主权。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注册，许多担负教育任务的传教士便撤退离开了中国。三. 训政时期约法的反教压力。1931年，在国民政府通过“训政时期的约法”时，又掀起了一股对宗教施加压力的小风潮。在“约法”的全文中，第二章第十一条说“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开会时有人提出要修改。因为宗教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用来麻醉青年，应该加以限制。一时人们纷纷盲从附和，可幸有一位人士，用“人民信仰自由”为题，写了洋洋千言的文章，提交国会再度审查。终于决策人被提醒，维持原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张之江，他是一位基督徒，但辩护的文章，态度却十分客观。他所持理由(1) 信仰宗教的自由“不能限制”，原因是信仰是不能强逼的。法令的威信，只能限制外表的态度，人在心里去相信，是无法控制的。这是执行不通的。(2) 宗教信仰自由“不宜限制”，中国的宗教很多，有基督教、回教和道教等等，蒙古、新疆的少数民族是信奉回教。如果把宗教禁止和限制的话，这些民族必由于宗教习惯的不同而与内地汉族发生冲突，那就很不适宜了。同样，在基督徒中有不少对国家是很有贡献的，如果因信仰的缘故而歧视他们，更是不适宜。因此取消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狭窄而不高明的政策，只会造成彼此的猜忌和不和，不会对国家有利。(3) 信仰宗教的自由“不必限制”。宗教信仰的目的是劝人为善，使人精神上充实。另外也使人的良知更敏锐，补助法律之不足，所以是适宜提倡，而不必限制。在外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每逢政治干涉教信仰，一定造成流血的惨剧。因此现代化的国家，在法律中多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其实“宗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的说法是不够客观的。宗教以博爱、自由、平等为主旨，与帝国主义的强暴、霸道、适得其反、绝不能混为一谈四. 五年运动与布道工作 当时教会的领袖面对教会的难处，便聚在一起来恳切祈祷，商量应付的方法。当时的联合教会机构是“中华全国基督协进会”，它是在1922年成立，到1929年这机构已能代表全国二十万以上的信徒，可说是中国教会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联合机构。协进会首先在广州、上海、沈阳、北京和武昌分别召开教会领袖的退修会，讨论教会当前的形势。经过祷告，一致同意推行“五年奋进布道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改变教会的弱势，使信徒灵命进步，信徒人数在五年内增长一倍，这运动简称“五年运动”。4.1. 五年运动的预备期 时间为1929年5月12日，第七届全国性的年会，首先在杭州举行，把从退修会中产生出来的建议，提交出来，慎重考虑和研究，经过全体代表通过，才正式推行。另外又在宗教的刊物中，特别在中华归主月刊中，为五年运动作介绍、宣传和鼓励。使信徒一致行动，复兴教会。此外，在“五年运动”前调查各地教会会友的实际数目，以确定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五年运动的工作人员，必须从各地教会选拔出，然后组织起来，互相配搭。筹备的工作有四方面宣传、调查、选拔工作人员和让各地教会策划推行的细则。要将这些工作推行到全国，肯定是有困难。其中有两方面的困难是比较特殊一. 信徒人数调查的困难，各教会都没有准确的会友数目。有些信徒搬迁了，有些去了另一间教会聚会，名字可能会重复，而有些则可能在战乱中死亡了，或自然死亡了，因此实在没有详细统计的数字。二. 少数教会领袖抨击“五年运动”传统的传道人，不主张筹办大型的活动，对于调查工作和目标的拟定，更认为不属灵。4.2. 五年运动的内容 内容包括六样工作大纲，这六样都是各教会的实际需要，但次序先后可以不同。一. 布道事工的扩展福音的传播是整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一个正确的、健康的教会都会重视传福音的工作。如果只着重运动，不传福音，就不是正确的路线了。五年运动主张用多样化的方法去传福音，其中包括个人布道、布道团、巡回布道等，当时著名的有“伯特利环游布道团”、“乡村布道团”等。城市教会也把握节日的机会，举行布道会，使得救的人数增加。此外，还有电台布道、演讲布道等。二. 改进宗教教育鼓励教会办主日学，以圣经知识来教导信徒和儿童。信主的人数增加是不够，更要教导信徒在灵命上进深，故必须有圣经的教育。“五年运动”选派了十二个委员，组织一个宗教教育委员会，专职探讨教会在教育方面的设施和改进。三. 基督化家庭的提倡基督化家庭是栽培信徒灵性的重要地方，要把基督的教训实行在家庭中，带领子女学习圣经是很重要的。教会开始举办与家庭生活有关的活动，例如子女教育、家庭卫生讲座，或娱乐等。以此帮助信徒在家庭中实行基督的教训。四. 识字运动当时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因文盲者不能自己读圣经，故在知识方面比较落后，要正确深入的去理解神的话语也比较困难。因此他们召开全国性的“识字运动研究会”参加的有十一个省的九十几个代表，一同商讨推动识字运动的种种问题。五. 受托主义指信徒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以致今生所有一切都属于神，这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也是灵命进深的人生观。信徒把金钱、时间、家庭、婴儿等等都奉献给神。中国的教会因而更能自立、自养，教会的信徒也更加成熟。六. 青年事业的倡导主要是教育青年信徒。事实上，教会是青年人“灵性的家庭”，而青年人乃是教会的生力军，彼此关系密切。教会把年青人的需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五年运动对青年人提出了四方面的培养(1)青年布道(2)青年修养(3)青年事业(4)学生事业。 五年运动的口号是“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这也是五年运动中教会的祷告。在1935年的5月，五年运动顺利结束。结果教会复兴，信徒得到培养和造就，信主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五年运动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五. 抗日时期的教会5.1. 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人对教会的态度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一直很大，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教会是坚决反对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教会联合抗议，并且把九月廿七日定为“国难祈祷日”。此外，还通过布道家，“艾迪”的联络，致电给各国政府和新闻机构“揭露事实，要求主持公道。1933年3月4日又致电“世界基督教协会”为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主持公义。这一切行动和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因此日本对中国教会并没有好感。加上教会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很有发挥言论的作用和组织反抗的力量，所以战争期间，日本对教会一方面加以逼迫和残杀；另一方面也利用和控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非常警觉、不肯放过。5.2. 沦陷时期(1937-1945年)教会的遭遇这可从三方面来看一. 教会与中国同受苦难，同样被轰炸，残杀，没有区别。二. 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很快便被日本军兵占领和使用了。三. 日本为了监视和控制教会，为教会设立了“教团”。“教团”是日本用来监视利用和控制中国教会的组织，“教团”的总干事是“石川四郎”。他在上海、山东、汉口、南京、北京、苏州，招募教会参加教团，不参加的一律解散。有些教会为了维持工作和聚会就参加了“教团”。四. 中国人对教会的态度。这时大敌当前，国民党和共产党再度合作，进入“共赴国难”的时期。对基督教的态度都改善了，大家对基督教的医疗工作大加赞赏。许多传教士也留下来为中国人民抗日而服务，当中在战争中牺牲的也不少。但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动后，西方教士成为日本人捉拿对象，当时有二千人抓入集中营，其他被迫离开中国。总而言之，由于教会和传教士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服务。所以这时期的国家政府和国内人士，都对基督教相当尊敬。5.3. 教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教会的事工一. 参加世界性的教会会议其实基督教会自从建立以来，一直与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都有联系。在抗日时期所举行的世界性重要会议，中国都有派代表参加。例如1937年7月的“牛津会议”，同年八月在爱丁堡的“信礼大会”，十二月在马德拉斯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中国都有代表参加，并且都是由中国信徒来作代表。二. 抗日战争时期，布道和教育事工仍继续维持。当时首都已迁往重庆，教会的重要事工也同样迁移，例如贾玉铭的灵修学院，从南京搬到四川。其他教会的中学、大学、孤儿院都由沦陷区搬到大后方，以便维持教会的慈善、布道和教育工作。教会当时成了受难人民的避难处，在战火的危险中，神还是为中国打开了福音的门。三. 教会在战争时为国家提供了救援和医疗的服务，后方的教会由于没有日本政府的破坏，所以更加活泼和有生气。教会除维持原来的工作外，更增加了救援工作，救济难民和救护伤兵。此外，又收容难民，服务伤兵，发挥爱心和互助的精神。四. 乡村的建设，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村人口占了全国的大多数。事实上，农村有很多实际的需要，不能单单传福音。因此在1928年后，教会开始对农村全面的关怀，招募和训练乡村教会的信徒，希望在乡村教会中树立基督教的服务中心。其实早在1930年，教会已发动知识分子到乡村服务，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时才正式成功，这可说是时势造成的结果。五. 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徒学生运动是世界性的运动，其中包括大学生归信耶稣，和大学生献身传道等等。在中日战争时期，中国教会的学生运动开始迈向成熟，这与学生积极参加救济工作和下乡服务有关。在战祸之中，他们确实成长了，患难和挑战，使人趋向成熟。六. 战后重建的教会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后四、五年的时间，教会与国家一同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动。1945年至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6.1. 战后背景 抗战胜利了，但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太平。国家的当权人，争权夺利，形成一片内战的局面，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社会生活动荡不安，没有保障。国家经济亦面临崩溃，国家前途，好像黑暗一片。抗战胜利的光荣过去，和平快乐的景象却幻灭，外患方息，内战又起。人民其实都对战争厌倦了，党军却仍好战。总括来说，当时的危机可归纳为四大方面。一. 内战危机国、共两党，一边在和平谈判；一边又武装冲突。人民对此厌恶极了，但国、共两党始终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二. 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战争一旦爆发，便不免征收兵粮，老百姓负担自然加重，苦不堪言。而政府当局又因战事牵连，无法顾及国家的生产建设。经济面临崩溃，以致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三. 人民的失望反饥饿和反内战的“示威”兴起，学生集体活动，掀起好几次示威和暴乱的场面。国民政府以高压手段镇压学生，漠视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人民更加不满。四. 政府失去民心当时人民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人民与政府既不能一心，行动便不能一致，国家就更加混乱了。6.2. 教会重建 虽然局势不安，国家混乱，但教会在这四、五年内还是得到重建，有一番蓬勃的发展。当时教会的布道会和奋兴会纷纷举行，得救人数再度增加。战后的教会在1946年推行一次“三年计划”，希望三年后教会不但可重建，并且能有所发展。“三年奋进运动”的时间由1946年冬至1949年冬。“三年运动”的目标是(一) 增加热心信徒的人数。(二) 加强教会的力量，使教会富有生命和能力。(三) 再度促使教会合一与合作。(四) 提高社区和国家的精神生活。这四个目标是很基本和合乎圣经，而且相当全面。不但注重布道和栽培，也注意对国家和社区的影响；不但注重个别教会的成长，也注重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作。 这次奋进运动，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却非常有效。1949年，信徒人数已是八十三万五千人，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有统计说当时中国信徒人数有一百七十万人)。这是很大的成功。要不是教会有这几年的增长和进步，相信教会面对以后的风波，就更难站立得稳了。在这三年中，堂会从五千八百间，增加到六千五百多间，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这三年教会事工发展非常蓬勃，教会的精神很积极，信徒的表现很努力，也深受同胞们的欢迎。6.4. 教会在三年奋进运动中的困难 由于通货膨胀，使许多事工因经济问题而在发展中受到挫折。乡村服务和文字工作方面最受经济环境的打击，物价上涨，印刷出版方面亦大受限止，战后这几年，基督教的新书出版量是比较少。 当时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已经不多了，中日战争初期留在中国的传教士，有三分之一被捉进集中营；三分之一被迫回国，剩下的只有千余人。有关当时西方传教士的情况(1) 大批从西方国家回到中国来。(2) 重视移交的工夫，外国传教士自己退到辅助的地位。(3) 更加改善和中国人士的关系。(4) 传教士知道留在中国的日子已经不多，1949年后，在新制度下，都全部离开了。在动荡的局势下，信徒认为教会是“时代的先知”，必须伸张正义，作社会的明灯。许多基督徒发表了他们对时局的主张和宣言，呼吁同胞停止内战；停止彼此残杀；停止以武力和暴力来谋求统一等等。这时的教会已经觉醒到，教会是有社会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