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措施和成效.doc

谈阎锡山“村治”改革的措施和成效 论文关键词山西;阎锡山;村治;改革 论文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提出“用民”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从政治､､文教､､司法､风俗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被时人视为乡村自治的典范｡本文就此作一阐述,论证山西村治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兴起了一股声势较大的村政试验浪潮,山西村治改革就是其中颇有声色,影响较大的一种｡其倡导者阎锡山提出“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从政治､经济､文教､行政､司法､风俗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被时人视为乡村自治的典范｡山西村治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阎锡山“村治”改革的基本措施 阎锡山生于山西,早年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给农村带来的种种痛苦和灾难｡留学日本后的所见所闻,促使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及农村治理问题有所思考｡他认为“家国省县皆人类之团体,家以情系,政性较微,国省县区,范围甚广,独村为人类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团体,以之为施政之本,既无过泛之病,又不虑其无由措施｡”因此,1917年阎锡山任督军兼山西省长后,就着手开始推行以村为施政基本单位的“村本政治”,对村进行整顿｡阎锡山自称“民国六年,锡山兼管民政｡讨论施治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间”的思路,核心是将基层政权下降到村一级,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构建,以“组成有机的活体”｡ 山西“村本政治”包括“整顿村治”和“改进村治”两个方面｡分两个阶段进行即:官办村政阶段和村民自办村政阶段｡官办村政阶段也就是“整顿村治”时期(1917年-1922年),在这一阶段中,山西省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村政改革的规章,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六政”和种棉花､造林､畜牧“三事”｡村民自办村政阶段也就是“改进村治”时期(1922年-1928年),这一阶段的主体由政府转向村民,村民参与村治建设,各项村治措施都相继完成｡阎锡山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配合“行政机构”将“村治”推进下去｡主要有: 1.搞试点,分批进行｡在实行“村政”初期,阎锡山在太原周边地区进行了对“村政”的试验｡1921年3月先由阳曲､榆次和太原三县及省城市区进行,6月推广到平定､寿阳､太谷､忻县､定襄再次实验｡9月-10月,阎锡山召集全省县知事举行“村政会议”,研究实验“村政” 的原则和方法,后才在全省广泛推广｡对“村政”的试验有利于改进“村政”改革中的不合理成分,使之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开展下去｡ 2.取消村长､村副的不动产资格限制｡在“村政”之初,阎锡山曾规定“村长,起初须有不动产三千元至一千元以上,村副要在五百元以上”｡随着“村治”的开展,到1927年公布的改进村制条例和修定乡村编村制简章中对村长､村副“规定凡年龄在25岁以上,现未充当教员及在外别有职业,参与村民会议的朴实公正粗通文义之村民,皆有资格参选”,取消了对选举村长､村副的不动产资格限制,调动了人们参加村政改革的积极性,有助于调节农村中各阶层的矛盾,团结大部分人来支持村政改革｡ 3.分等级｡阎锡山以村情好坏､村治成绩的优劣以及关注村情的程度为标准,将村治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即以村情好坏将村庄分三等:村闾邻长能够主动配合的,嫌疑人全部该好的,为好的村,可三月视察一次;村闾邻长的工作还有待提高,嫌疑人尚未完全改好,可二月整理一次;村闾邻长“自治”程度不高,嫌疑人多数未被改造,则须每月整理一次｡按村治的成绩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并每年公布一次｡阎锡山希望用上述方式来鼓励和发动各村努力推行“村治”政策｡ 4.规范村民会议的运作｡阎锡山规定凡“20岁以上的本村居民,均得参加村民会议(品行不端,营私舞弊及窝赌,窝盗,吸毒者,不得参加)｡”由村长召集,开会时到会村民需超过半数,方可开议,主要事项有:选举村长､村副,各委员;政府法令交议事项;议定及修改村禁约和村规事务;兴利除弊事项;由村20人以上提议事项｡通过对村民会议运作的规范对村庄内部“村政”开展和人员调动做出了规定,防止了村政向别的方向发展,始终掌握控制权｡ 5.息讼会会长改由公断员推举产生,村长不再兼任｡ 6.宣传､协助与考核监督｡阎锡山制定了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并广为印发,又派出工作队进入村里讲解“村治”的好处,召集村民进行讲演,宣传村政,以消除人民的顾虑和不安,并设立考核股进行考察｡ 此外,阎锡山认为,划定村界也很重要,“尤应注意者为村界｡村界不可轻视｡村界定而人民定,地土定而收入定,以后事事皆定”｡认为只有这样“村政之根基,才能巩固”｡ 二､村治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经过阎锡山多年的建设,山西村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的控制,也维护了阎锡山的政权统治,因而备受时人和政界的推崇｡1927年江苏省民政厅长钮永建在呈省政府文中说:“民权之训练,民生之培养,皆职厅应负之职责,今欲御繁以简,切实可行,似宜仿办晋省村制,用植根基,而资附丽｡”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中关于乡村自治的规定多借鉴于山西村制的内容,例如:“山西的村制有村民会议,所以县组织法有乡镇民大会;山西的村政有村公所,所以县组织法有乡镇公所｡”等｡ 1.稳定了山西秩序｡进行村治改革后,山西在20年代保持了相对的安定｡阎锡山的整理村范以及关于村禁约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村民的行为,息讼会成立之后,对民间矛盾的化解,也起到了稳定作用｡“山西盗匪素少,现在实为全国最安静最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很多,而得力于村政的亦不少｡”“试行以来人民利之,全省人民,各有相当生产,故盗匪绝踪,穷乞罕见,社会秩序为各省所不及,他如狱讼不繁,便利,亦为极卓著之成效,此皆人所共见者｡” 2.促使了山西崛起｡在推行村治之初,阎锡山曾说:“国民学校为行政的枢纽,学生明白了,可以对他的父兄劝导;教员明白了,一方面可与学生说明,一方面可与村人说明,效力非常之大｡”因此,在村治改革的过程中,阎锡山就大力推行教育机构的发展,认为“民国知识为之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从1918年开始,山西省署筹备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开始,到1925年山西省的国民教育已经普及,在乡村行政宣传和监督下,“几乎每县均建立了劝学所,若干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师范学校｡”1918年颁布的山西全省实行义务教育规程,“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期,不入学处以罚金,并为贫困但优秀的学生设贫民学校让其入学学习两年”,同时添设和扩充男女师范学校,县设师范讲习所,整顿教育会和劝学所,创办童子军讲习所｡由于阎锡山本人的重视,1920年以后山西省用于教育建设的经费也逐年增长,据查,“1921年全省国民学校合计为21536所,入学人数达294906人,居全国榜首｡”到1930年,据当时省教育当局报告“全省受义务教育儿童,男童平均在85%以上,女童40%不足,男女平均75%以上,有数县在80%以上｡”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成为阎锡山“村政”改革的执行者,成为“村政”改革的政治后盾｡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山西培养了大批现代化的知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