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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总第196期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赵欣计翔翔(1.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长春130023;2.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4)内容摘要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型的巨作.1588年该着的英译本在英国广泛流传,成为英国人获得真实且周详的中国文化资料库.该着对英国人中国观的形成,汉学知识的获得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是英国人认识和了解汉学之肇始.关键词】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英国汉学中图分类号6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0)02005606收稿Et期】20100307作者简介赵欣(1975一),女,吉林通榆人,历史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计翔翔(1950一),男,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588年7月,在荷兰军舰的协助下,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海上实力13益强大.这场因商业纠纷而引起的海上决战背后昭示着教权的斗争.英国的胜利意味着新教地位的确立,宗教改革成果得到了巩固,教皇对海上的垄断权宣告解体.追求现世的幸福和宗教自由成为英国等新教国家的主流思想.初步获得的海上航行权使英国觊觎已久的远东贸易权成为可能,英国人极力搜寻有关中国的信息,以期打通远东贸易航路.而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海上帝国与中国通商由来已久,择其有关中国的信息和资料为己所用无疑是英国了解中国的捷径.但由于此前出现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译着对中国的介绍太过笼统或太过传奇,英国人迫切想找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中国的专着,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出版正好迎合了这一现实需求.1585年,西班牙奥斯定修会传教士胡安?龚萨雷斯?德?门多萨(Fr.JuanGonztlezde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史(Hist6riadoGrandeReinaddaChina)问世.1588年,该着由罗伯特?帕克?56?(RobertParke?一16897)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发行.英译本全名为大中华帝国历史以及那里的形势:巨额财富,大城市,政治政府和珍稀的发明(TheHistorieofthegreatandmightieKingdomeofChina,andtheSituationtherefore:Togetherwiththegreatriches,hugecities,politikegovernment,andrateinventionsinsame.)这是第一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介绍的通史性质的着作,给英国人获得真实而详细的中国常识提供了最好的版本.有学者将此书视为欧洲汉学史上的开山之作,称其为"前汉学时期着作的集大成者,代表了汉学诞生前的最高成就"【】J,"欧洲Sinology发展史上第一部可以称为学术的着作."英国学者赫德森(G.F.Hudson)指出:"门多萨的着作触摸到了古老中国的生活实质,它的发表可以看做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丰富知识."美国学者拉赫(D.F.Lach)评价说:"门多萨的着作具有如此之高的权威性,可作为l8世纪前所有关于中国着作与之进行比较的起点和基础."胡安?龚萨雷斯?德?门多萨修士1545年生于西班牙,17岁时就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大陆.人奥斯定修会后在墨西哥城学习.1574年,门多萨被委派去陪一位同道赴马德里,而这位同道是从远东地区回来的,他打算向菲利浦国王请求允许他赴中国.可能就是这位远东回来的同道中人对东方的描述激起了门多萨对中国的兴趣,他亦极想随之去中国.1581年,门多萨奉国王之命率领一个西班牙使团前往北京,但因故未能成行.后来他通过走访客商,查阅资料等各种手段搜罗有关中国的信息,立志书写出一部关于中国的综合性着作.1584年,门多萨到了罗马,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并于翌年出版.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尽管作者缺少亲身经历,内容属于对中国间接信息的再加工,然而它却以真实而详细的介绍和论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出版后不到15年内就共有46个版本问世,在英,法,葡等国家一版再版.此书之所以风行,主要原因是门多萨有效地利用了有关中国的原始资料和他人的研究成果.该书所用的葡萄牙方面的文献有若昂?德?巴罗斯的十日记之三(IoamdeBaos,TerceiradecadadaAsia)加斯帕尔?达?克鲁斯(Fr.GaspardaCruz)的中国慨说(TratadoDasCoisasdaChina),而且也有许多是来源于作者与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人的交谈资料.向门多萨直接或间接提供资料的人员当中,有一些是在马尼拉落脚后的西班牙人,因各种缘由在中国登陆的三批西班牙传教团的成员.此外,特别需要一提的是1575年访问过福建省的奥斯定修会会士马尔丁?德?拉达修士(Fr.MartindeLada),欧洲学者称其为汉学家,他曾从中国带回大量的印刷品,后来找人译出,其中包括一篇已散佚的中文的艺术与辞汇(因故未刊),这些资料都为门多萨所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最初是用西班牙语写成,1585年在教皇的授权下于罗马首版.意大利文版于次年出现.随后西班牙文与意大利文版本多次重版.接着又出现了拉丁文本和德文本l7_"H.英译本与法译本都是在1588年出版的,表明英国对东方中国的关注程度并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国家.帕克翻译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在英国着名的航海作家哈克路伊特(RichardHakluyt,15521616)的积极鼓励下完工的.他说"说实话,我是在我最尊崇的朋友里查德?哈克路伊特的强烈要求和鼓励下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的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荣誉满怀热诚.两年多以前,哈克路伊特就把两部该书的首版到带到了会里."中华大帝国史是由约翰?沃尔夫(JohnWolfe)出版社发行的,该出版社此前已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意大利文版本.帕克把译着献给了瓦特?雷利爵士的同僚,航海家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Cavendish,15601592).因为1588年卡文迪什恰好完成了英国人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回到了英国.据他说他曾经在中国南部沿海航行,且正准备通过西部航道再赴远东.所以帕克的题献显得正合时宜,他殷切希望卡文迪什能打通与中国的商路,以倾销英国过剩的纺织品,"你本人已经沿着中国海岸航行了,而且是距大陆不远的地方,已获得了一些当前中国的一些知识,据你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纺织品的大量倾销之地"j显示出了当时英国社会狂热的海外探险风气.帕克英译本的题献带有哈克路伊特手迹的特征,但明显不是由他题献的I1船.帕克在前言中坦承了哈克路伊特在促进该书的翻译和出版中的功劳.他声明该译着是为了给英国公众进行启蒙,特别是那些支持凯文帝斯寻找西北航路到达中国的人.帕克翻译的是1585年西班牙文原版的中华大帝国史,明显不是取自于1587年的意大利文版本.帕克当时是西班牙语专职翻译,译了多部西班牙语的着作.仔细想一下,又不免心生疑窦,中华大帝国史原着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出版地是在罗马.在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正酣之际,两国间文化交流肯定会受到阻碍甚至停滞,英国为何能迅速得到此书的原版,该书的扉页上有帕克的题献,落款日期却是1589年1月,因此该着应是1589年版的,而封面上却标明是1588年,或是为了显示出版的迅速而产生了谬误.据Rosenberg猜测,哈克路伊特带给帕克的两版应一为西班牙版,一为意大利版.Fr.JuanGonz61ezdeMendoza,TheHistorieofthegreatandmightieKingdomeofChina,TranslatedbyRobert.Parke,theEpistles,Dedicatorie.?57?并马上进行英译及出版的呢?考察一下当时英国的出版业背景,就不难明白此事的来龙去脉了.16世纪的伦敦出现了很多意大利人,当时英国的书籍中频频出现意大利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意大利人主要是受宗教法庭迫害的难民,他们在奉行新教的英格兰找到了一处相对安定的净土.尽管英格兰素有仇外的传统,但由于意大利人所具有的科技,法律及其他各种实用的才能带动了英国经济文化的进步,使其成为受欢迎的侨民.文艺复兴之风随着意大利侨民的增多逐渐在英国流行,成为英国进步人士的思想武器.意大利语也成为流行语,很多意大利人靠给英国富人的孩子教授意大利语及其他语言谋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出版业极为兴旺,大批的书籍随着侨民的迁徙流动而进入英国.侨民带入的书籍毕竟有限,这对科技文化知识充满渴望的英国进步人士来说远远不够,因此英国开始通过两种渠道获得意大利书籍.第一,为迎合读者在历史,哲学,科学,实用知识和纯文学等方面的需求,英格兰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进口了大量的书籍砼;其二,在英国本土再版意大利书籍.对于英国出版商和印刷商而言,再版意大利书籍既满足了英国读者的文化需要,又为自己赚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新兴事业,因此他们总能够适时地掌握着意大利书籍的出版动态,想方设法地获得畅销书后再版.当时英国读者的阅读语言为意大利语或拉丁语.大学教育和语言学家的协作使这些语言的使用人群不断扩大.意大利的出版物在英国当时的图书馆内比比皆是,英文图书也常常对其进行参考,注解或翻译"加.因为中华大帝国史的首版即在意大利的罗马,如此有影响的书籍自然成为英国出版商关注的目标,因此中华大帝国史首先在英国出版了意大利文版本,接着马上出版了英译本.1587年9月1313,沃尔夫在英文版的中华大帝国史的抄本上登记批示"书商公司"(Stationers'Company)用英语和意大利语进行印刷.印刷后,该书受到了英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对英国人形成初步正确的中国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英国早期汉学的启蒙性着作,"此书是非常流行,非常重要的,因为其?58?对远东奇迹的描绘简洁而吸引人,且基于最新的报告,强调了中国的富有和商品,对于当时占据欧洲人主流思想的开发和扩张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r这部着作的流行足以解释约翰?沃尔夫(JohnWolfe)出版该书的动因.1589年,沃尔夫因供不应求的市场份额而再版此书.中华大帝国史被称为是英国汉学的启蒙性着作,是因为该着第一次以学术专着的形式将一个相对真实的中国呈现在英国人的面前.首先,中华大帝国史使相对真实的中国信息在英国得到了普及,丰富了英国人的东方地理知识,使英国人形成了相对真实的中国观,同时为英国学者提供了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华大帝国史主要吸引了当时英国的两类读者,一类是意大利化的英国贵族;一类是支持英帝国主义的进步团体.这两类人正是启迪英国思想,推进英国海外扩张主力军.中华大帝国史使英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同时对西班牙传教士显示出一种由衷的钦佩之情.英国的出版事业在该书的带动下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约翰?沃尔夫出版公司生意愈加兴隆.沃尔夫的提示也显示出英国学者对于异域文明的怀疑态度,多多少少地引发了人们对门多萨作品的疑虑.英译者帕克对中国人的评论成为英国人中国观的真实反映:"他们(中国人)是伟大的发明者,他们有许多海船,完全能够驾驭造船工业:这是许多人亲眼目睹的事实.此外,印度,葡萄牙等有许多人也看到他们在布上,瓷器上作画后进行销售,所以那是他们的绘画有一定功底的表现."j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的政治,史地,宗教,文字,教育,科技,风俗,资源等方面都了详细的介绍;同时还记述了西班牙人出使或到达福建,广东等中国地区及其邻国进行考察,探险,贸易的见闻,经历和往来的书信等.这些报告为英国人提供了详尽的有关中国的最新信息.中华大帝国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分别于1587,1588,1589年再版,出版地均为伦敦.中华大帝国史在英国社会的风靡程度,反映了英国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中国常识,形成了相对真实的中国观,为英国早期汉学的形成打下了物质基础.中华大帝国史对英国社会传统的东方印象造成了强烈冲击,远远胜于以前出版的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和不规范的游记着述.英国学者博克舍评价说,"把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和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马丁?德?拉达的文字相比较,证明门多萨是一位认真的和诚实的编写者,充分地运用了他的材料."【101其次,中华大帝国史一着引发的地理学困惑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地理探险事业的发展,将契丹(Cathaia)与中国(China)是否为同一地点的争论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争论的过程中,英国人的地理知识和中国印象无形中得到了强化,对中国的兴趣迅速增加.尽管早在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之前就有着述阐明过中国与契丹本是一地的说法,但因其发行量和普及程度的不够未对英国人造成太多的影响.在门多萨以前,英国人寻找西北或东北航路只是为了独占与古国契丹贸易的利润,而门多萨带给英国人的是更大,更强烈的物质刺激富饶,辽阔的中国(China)远胜于契丹,契丹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门多萨的书中同时也自相矛盾地提到契丹(Cathay)是在中国的西北部,是鞑靼的邻国.因此有些英国人自以为是地得出结论:中国与马可?波罗的蛮子(Manzi),托勒密(Ptolemy)所说的秦尼(Sinae)是一国;而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托勒密的Serica是一地,中国与契丹同在东方太平洋的海岸线上_l.中华大帝国史的流行使英国人对中国和契丹是否为一地的两种别称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英国学者将卢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蒙古纪行等早期的游记文学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和外省中国报道,中华大帝国史等最近出版的学术性着述进行比较研究,对于"Cathaia"和"China"这两个地理学概念的问题,从中华大帝国史出版伊始到17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学者以表面的文化现象认定契丹与中国的相异之处多于相似之处:其一,居民,领地互不相同.例如,据卢布鲁克等人的报道称契丹的鞑靼人认为白色是吉祥色,因此过新年的时候会穿上白袍.但在汉文化圈内,白色多是吊唁哀祭的颜色;其二,契丹妇女可以出席有男人参加的宴会,但中国妇女却远离男人的视线,避免有任何亲密接触;其三,在契丹,豹,狼,甚至狮子都被训练出来帮人打猎,但在中国,人们却仅仅训练鸬鹚或渡鸦来助人捕鱼¨基于此,得出了两国确非一地之结论,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都接受了"契丹是中国近邻"的地理假想概念,所以才会有西北航路探险活动的延续.持此观点者有大文豪弥尔顿和地理学家皮埃尔?戴维帝(PierreDavity),蒙马丁(SieurdeMonmartin)等人.然而托马斯?布朗(ThomasBrown),培根(FrancisBacon)等学者新派学者则很快接受了中华大帝国史及外省中国报道所宣称的中国与契丹本是一地的事实.客观地说,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找出的不同点来看,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风俗习惯相异的小事,并没有令人人信服的有力证据.西班牙传教士杰罗姆?沙勿略与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都已实地考证出契丹与中国本是一地,其相关着述亦传播到英国,但英国人却不为所动.契丹非中国之说之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成立,是因为英国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弥尔顿等人不愿放弃在中国之外找到通往一个神话般富饶的契丹的航路之梦.与1577年,里查德?威廉斯(RichardWilles)从意大利文译出葡萄牙人盖利奥特?柏来拉(GaleottoPerrera)的外省中国报道(CertainyeReportesoftheProvinceChina,LearnedthroughthePortugallesthereimprisoned,andbytherelationofGaleottonPererra.agentlemanofgoodcredit,thatlayprisonerinthatcountreymanyyears.)此书间接地证明中国与契丹本是地,并对中国的国名也做了解释.可见英国作家C.R.博客舍着,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185页.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资料很多是来源于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而拉达早在1575年的作品记大明的中国事情就清晰地指出契丹是中国的古时的别称.门多萨肯定阅读过拉达的这篇文章,但由于缺少亲身实地考察的证据,门多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未敢在其着作中直接引用,而把间接地把问题提出,留给欧洲人自己去考证和论争.弥尔顿显然还受到了1625年前出版的莫斯科简史的(BriefHistoryofMoscovia)影响.这部作品中称俄国士兵已经成功地在俄东部进行了考察,他们到达了"契丹"的边缘.(ColumbiaEditon,第346页)乔治?罗伯特?帕克(GeorgeB.Parks)在其弥尔顿的莫斯科事件(TheOccasionofMilton'SMoscovia)一文中推测,弥尔顿可能在1649年12月至1650年1月左右写了一部莫斯科简史(ABriefHistoryofMoscovia,1943年399404页).?59?其说是寻找契丹,不如说是支持海外扩张,因为英国在寻找西北航路的过程中已经收获了大量的领土和财富.此外,支持寻找西北航路,就是在维系整个英国的航海探险事业的灵魂,因此只有保留契丹的梦想,同时利用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的中国知识,才会在航海,地理探险上既维持了传统航海活动,又可以探索新的目标,才不至于在航海上输给其他国家.最后,中华大帝国史为英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最佳参考,成为英国学者研究中国的最早的资料库.中华大帝国史对中国印刷,火炮,文字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介绍引起了英国学者对中国的广泛兴趣,为后来的英国汉学者打下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诸如该着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介绍成为17世纪英国学者韦伯(JohnWebb),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等人研究汉语的基础¨引.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政策颇有影响的外交家瓦特?雷利爵士在其世界史(TheHistoryoftheWorld,1614年)中论及中国时有两处使用了门多萨着作中独有的资料:其一,在谈到印刷术时,雷利写道,德国人谷腾堡有关印刷术的"发明"是受东方世界的启发,而且中国人早已使用这种技艺;其二,当谈到东方人应当享有的荣誉时,他把中国人率先使用火炮和大炮列在其中,并说葡萄牙人曾证实过这点¨.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中华大帝国史显然给雷利提供了一幅最清晰的图画;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对中国的认识显然受到了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影响.培根在其自然史(syluarum:OrAnaturallhistorieIntencenturies,1627)一书中说,当整个世界都迷恋于点金术时,中国则对获取白银,黄金更感兴趣.培根还提到过中国火炮的使用及外国人未经朝廷特许不得随意入境等法律¨.在新大西洋(NewAtlantis,1627)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51个英国探险者从秘鲁去中国和日本,却因风漂流到南海中一个不知名的岛屿上的故事¨.在其学术的进展(ThePcienceandAdvancementofLearning,1605),新工具(NenumOrganum,1620)等论着中对中国文字,四大发明等科技文化知识的介绍和论述,明显借鉴了门多萨的着作.中华大帝国史提升了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是英国人以学者的眼光注视中国的一个起点,英国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着作或者译着都以最快速度在英国出版.1588年,英国人自己写的介绍性书籍(佚名)从托玛斯?卡文迪什带回的中国地图中所作的记录或参考(TheCertainNotesorthe尺rencestakenoutofthelargemapofChinabroughthome6yMr.ThomasCandish,1588),虽然文章的内容不过是中国各省份名称的罗列¨引,其省份的划分明显参考了中华大帝国史,但这也表明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细化到了各省的行政区划分上.1589年,英国人乔治?普登汉姆(GeorgePuttenham,15291591)出版了英国的诗歌艺术(TheArteofEnglishPoesie),首次提到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书中讲述了他在意大利期间,与一个从鞑靼和中国等地旅行回来的朋友谈话时了解到有关中国诗歌形式的事情:我对这些国家的详细情况很是好奇,特别是各种学识和通俗诗歌,朋友告诉我中国人完全生活在极聪明的创造之中,运用诗韵律,但是不像我们那样写冗长而又沉闷,因此他们要表达奇思妙想,就将其节略到以简洁的韵脚表达的方块诗,菱形诗或其他类似的图形.他们还依原样刻在金银,象牙之上,有时则用蓝,红,绿宝石及乐钻石巧黏成字,制成链子,手镯,衣领或腰带,赠送情人,以示念想.这位绅士送给我几首这样的诗,我逐字逐句地把这些东方语言翻译过来,尽量效仿原句的形状.这多少有点难做,因为要受原来图案的限制,不能走样.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分析,普登汉姆翻译的应该不是中文原文,但从他写的"逐字逐句地观察东方语言"(OberservingthephraseoftheOrientalspeechwordforword)说明他肯定看到了中国诗歌的原形,还附有作者翻译的菱形,三角形,梯形及塔形的等中国诗歌.书中还提到了中国的皇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英译本第367页提到过,在中国金价如同在意大利一样是经常浮动的,而银价一般比较稳定.?6o?帝,介绍了中国官员朝服的样式和喻义,并批评英国王公贵胄服装的呆板,表达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倾慕.中华大帝国史可以称作是英国有关中国书籍的催化剂,该着提升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带动了相关着作的接续出版.这些书籍虽然多数未脱离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的框架和内容,但系列的同类出版物起到了强化和巩固英国人的中国观之作用,多种信息的反馈和传递有助于英国人形成相对真实的中国观,运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为早期汉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英国对中国的印象由单一的财富象征转化为具有文明的历史,先进的文化及科技知识等多元化的形象定位,中国成为英国人远东航海和探险的目的地,引领着越来越多的海盗,商人,探险家,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参考文献1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欧洲汉学着作研究一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2严绍望.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197198.3G.F.Hudson.EuropeandChinaM.London.4D.F.Lach.AsiaintheMakingofEuropeM.ChicagoandLondon,1965:744.5张铠.十六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A.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坛.第1辑C.1997.6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30.7EleanorRosenberg.GiacopoCastelvetro:ItalianPublisherinElizabethanLondonandHisPatronsJ1.TheHuntingtonLibraryQuarterly,1943(2).8Fr.JuanGonz61ezdeMendoza.TranslatedbyRobeParke.TheHistoricofthegreatandmightieKingdomeofChinaM.London:theEpistles,Dedicatorie.1588.9FrankL.Huntley.Milton,Mendoza,andtheChineseLandShipJ.ModernLanguageNotes,1954(6):404407.1O英C.R.博克舍着.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M.北京:中华书局,1990:51.11AccordingtoY.Z.Zhang."WhyDidMiltonErronTwoChinas?"J.TheModernLanguageReview,1970(3).12QianZhongshu.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CenturyA.WilliamBray.DiaryandCor-respondenceofJohnEvelynC.London:HenryColb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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